2014年11月26日星期三

《論語別裁》南懷瑾 - 泰伯第八(下)




【愚民政策】

  講了孔子教育的方法、目標與內容以後,下面所說的一節,是另一個問題了。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五四運動」的時候,他們打倒孔家店,這句話也是孔子的「罪狀」之一。照字面上講,「民」就是一般人,老百姓。「可使由之」,叫他做就是了。等於軍隊下命令,目標正前方,距離若干,限幾分鐘到達。只下命令叫他去。「不可使知之」,不可以叫他知道理由,絕對的服從。

  到了民國以來,「五四運動」前後,有好幾個人改這兩句話。康有為、梁啟超他們說,孔子絕對民主,古人對這兩句書,圈點句讀錯了,應該是「民可使,由之。」老百姓各個知識都高了,可以公開選擇投票,給他們政治自由。「不可使,知之。」老百姓還沒有到達水準,「知之」,教育他,訓練他,先使他知。改得好像是非常好。

  但又有人不同意,說康、梁的句讀也錯了,應該是「民可,使由之。」看看這個社會、老百姓可以民主了,給他民主。「不可,使知之。」看看老百姓還不可以民主的時候,「使知之」,要教育他。但不管他們怎樣圈點,反正都是好心幫我們孔夫子的忙,都是主張孔子是絕對民主,不要打倒孔家店,不必要亂批評。但在我個人,早年也認為他們這樣圈來圈去有道理。現在老了,有時腦子很頑固,認為不必要另外圈點,就是原來那個樣子。

  事實上對於一般人,有時候只可以要他去做,無法教他知道所以這麼做的原因,這是我根據幾十年的經驗來的。到今天為止,我是這樣的看法,也許明天更聰明一點,再改變也說不定。不過到今天為止,據我所瞭解,有些人如果要他去做事,先把一切計劃理由告訴他,他去做起來一定很糟糕。好像帶部隊,下命令,三百公尺,限五十秒跑到,跑得到有獎,跑不到處罰。結果跑到了,獎賞他就是了,他一定非常高興。假如先告訴他理由,什麼政治學,什麼心理學、什麼學什麼學的,結果他跑到半路上研究起心理學、政治學來了,目標達不到了。據此回轉來一想,孔子的話絕對的對,並不是一般人所說的愚民政策。

  事實上有些人的頭腦、程度、才具只能夠聽命於人,當然有些人是天生的領導人才。曾有兩位同盟會的老先生告訴我,國父孫總理很會說笑話,有一次在上海,大家坐下來談天,他問大家能夠做些什麼?大家說了後,回過來問他。總理說,我想了半天,除了當領導以外,一無所能。這個話聽來蠻妙的,實際上是老實話。大家仔細一想,總理這句話絕對是對的,他就是天生的領袖人才,這是誰也無法否認的事實。相反的,有些人就是天生聽命於人的,能成為非常好的幹部。這種人如果去做領導人,下命令,一定做不好。碰到這樣的人只有「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另外,我還有一個體會,天下的事業,都是渾小子闖出來的。到年紀大懂得多了,經驗豐富,別說去創業,趕公共汽車都怕被汽車碾了。懂是懂得多,可什麼都做不成。所以「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這也是一句名言,不必去另外圈點了。

【社會動亂之源】

  《子曰:好勇疾貧,亂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

  孔子說「好勇」,動不動愛打架,衝動。以國家而言,如過去有許多軍閥好戰,那是好勇。「疾貧」,討厭貧窮,受不了貧窮的苦。這兩點就是社會動亂的根源。也可以連起來說,一個社會到了貧窮的時候,人就不要命,好勇了,是亂源。

  以社會的觀點來看歷史,一個時代好動亂,一定是在社會貧窮、經濟衰落的時候,這就是所謂的「饑寒起盜心」。「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社會教育沒落,道德衰微,所有的人,心中沒有愛人的心,大家自私,對失敗、失足的人沒有同情心,不能包容,這是社會的大病態,時積日久,時代就亂了。如果研究社會、政治演變的歷史,都逃不出孔子這兩句話的範圍。

  一個普通人,要叫他只顧精神的修養,不受物質上貧困的影響,發揮出堅強崇高的人格,這是做不到的。可以如此要求少數人,不能要求一般的人。所以一到了整個社會貧窮,再加上教育的堤防崩潰,動輒好勇,這樣的社會,非變亂不可。到了「人而不仁」,以殺人、以消滅別人為樂,這就是社會很深的病態了。

  有時以政治、宗教、社會、哲學的觀點來看,好殺人的人,是一種心理變態。如研究軍事思想史時,同時也要研究許多人性。如在現代史料中,有許多人研究希特勒,他就有性心理變態,這些都是亂源。

【知人於微】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

  上面講了許多孔門教育的大原則。這裡提出來,孔子對於個人教育的觀點。也是銜接上文之「疾之已甚」的註解。

  已好幾次提過才、德、學三者都周全具備的人並不多。以前政治上有個大秘密,歷史上聰明的帝王,喜歡用貪而能者。即使明知其品德不大好而才高的,派出來做官,有時還睜隻眼閉只眼,上面不大管,但這種人真能替國家社會做好事。有的人非常廉潔,品格非常好,學問也好,可是笨得要死,不能做事。那就派到翰林院去,地位高高的,可是搞了半天,在那裡喝西北風。再舉一個例子:宋太祖趙匡胤平定天下,當了皇帝以後,有一個年輕時的同學趙普,他自己說沒有讀過多少書,後來當了宰相,自稱以半部《論語》治天下。他抽屜裡放的也是《論語》,有政治問題解決不了,就翻翻《論語》,好像現在信宗教的人查經一樣。

  宋太祖喜歡晚上穿了便衣到大臣的家中走走,因為以前與趙普的家人都認識,所以尤其喜歡到他家中。有一個冬天下大雪的晚上,趙普夫妻倆以為這樣冷的天氣,大概皇帝不會來,不料後來有人敲門,皇帝還是來了。這一下可把趙普夫婦嚇壞了,因為當時南方還沒有平定,當天下午進貢送來一批東西,他還沒有向上報,趕快跪下來接駕,奏明原因。宋太祖安慰他說沒有關係,公事明天早上再說。他仍在客廳轉來轉去。突然看見貢品中有一個大瓶子,上面寫好送趙普的,宋太祖大感希奇,打開來看看,連趙普在內誰也沒料到裡面都是瓜子金。趙普夫婦嚇死了,立刻又跪下來奏明實在還沒有仔細看過,並不知道是黃金。宋太祖說:「你身為一個宰相,別人不知道,以為天下事決定在你書生之手。外邦既要送你這麼一點東西,算得了什麼?你收了,照收不誤!」不論宋太祖的動機是什麼,都是了不起的。

  但另外一個人曹彬,原來與趙匡胤是同僚,也是好朋友,他是五代時周朝的外戚。趙匡胤常常約他去喝酒,他卻堅持不肯,始終中立不倚,守住崗位。後來趙匡胤當了皇帝,認為他人品好,和趙普一樣重用。有人在趙匡胤面前打這人的小報告都打不進去,這就是趙匡胤識人於微的地方。

  這些故事,就是說才德俱全的人,就是國家的大臣,是社會上了不起的人物。現在孔子也是說到才與德不能相配合的問題。中國文化經過周公整理集中起來,孔子不過繼承他的道統。

  周公從事政治,做國家的首相,有名的「一沐三握發,一飯三吐哺。」就是他的典故。洗一次頭,三次握起頭發來;吃一餐飯,三次把飯吐出來,去接見客人,處理公事。一國的首相,內政、外交都要他辦,所有來見他的人,又從不拒絕,是如此的忙。不只是忙,他對於下面的人,所有的事務,如此盡心,如此好的態度,這就是周公的才能與美德。

  如果真具有周公的才能與美德,但驕傲看不起人,慳吝得連同情包容都不肯付出,又捨不得花錢,捨不得幫忙別人,勉勵別人,捨不得給人家一紙獎狀的話,那也免談了,他做出來的成績,一定沒有什麼可看的了。這也就是說,一個人有了才能而且很努力,還要修養弘毅的胸襟,深厚的美德,要不驕不吝。不驕傲就是謙虛,不慳吝就是同情、包容和氣魄。

【求學的目的為什麼】

  下面開始是第二篇的呼應,也就是為政之道的發揮,與學問修養達到外用的一個重點。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谷,不易得也。》

  這是當時孔子的感嘆。一般人跟他求學的目的,不是為了本身學問,而是為了職業。跟著他求學三年,所為的只是「穀」,也就是「俸祿」。俸和祿是兩回事,前面「子張學干祿」中也曾講過,「俸,是薪俸,就是現在的薪水,以官位的高低,發給相當的代價,「祿」,則等於現在的實物配給,不過制度不同。如前清,一個學生「十年窗下無人問」,為什麼要苦苦急於考取功名?中秀才是第一步最起碼的功名,考中了就有祿,得到實物配給,可以維持生活。這是功名的方面,不問官位。假使有功名再去做官,「俸」與「祿」加起來,數字就相當可觀了。

  孔子當時這個「穀」字就代表了功名和利祿。他說來我這裡求學的學生,目的都在找職業,假使求學三年而目的不在找職業,為學問而學問的人,實在是太難得了。孔子距現在兩千多年,可見古今中外,求學的目的,都為了待遇,講好聽一點,為了前程。

  提到教育問題,感慨很多,很多人說現在的教育成了問題。我說中國的教育,三千年來都是問題,也可以說世界上人類的教育問題,本來就存在。為什麼呢?三千年來的觀念都是重男輕女,為什麼重男輕女?男孩將來長大可以光耀門楣,光宗耀祖,因此就望子成龍。而古代望子成龍最好的出路是讀書,古人於是說:「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這是我們幾千年來的傳統。當然現在不同了,這副對聯要改作:「萬般皆上品,唯有讀書低。」這是我個人觀察現代化社會的感受。

  過去「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因為所有職業,以做官這個職業最好。「十年窗下無人問,一旦成名天下知。」讀書可以做官,做官可以發財,一連串來的,幾千年都是這個觀念。包括我們大家在內,當年在家開始讀書,有沒有這種觀念作祟?在我個人反省,不能說沒有。如果嚴格講學問的道理,有了這種觀念的成分,就很不純潔了。

  到現在,因為西方文化一來,教育制度變了,教育的精神、方法都在變,變了以後如何?看了幾十年的情形,據我瞭解,與以前並沒有兩樣,不過換了一個名稱。「生活即教育」,教育就是為了生活,這和我們所講過去的觀念,沒有兩樣。

  所以現在大專聯考選科系,最好考上醫科,將來當醫生,不求人。因此教育的目的一直是為了生活,由生活的觀念一變,就是為了賺錢。除此以外,說是自己真正為了學問而學問,為了求真理而求學問的,實在很少。並不是每個時代絕對沒有這種人,而是太少,這種人往往能影響整個時代的,東西方都是如此。

  試看每個時代的動亂,他真正的原動力是思想。而改變時代思想的人,往往當時默默無聞,乃至窮死、餓死,可是後來他的思想卻影響了整個時代。例如因滿清入關而引發的民族觀念,是受顧亭林、黃梨洲、王船山、李二曲幾個人的思想所影響。一直發展下來,也就形成了現代的民族思想。在西方文化中,影響本世紀最大的馬克思,還不是窮死餓死的。當時他也沒想到自己的思想,竟會影響了整個世界。我們現在就可以看出思想問題的嚴重性了。

  像孔子也是一個例子,在生那麼可憐,死後影響千秋萬代,沒有空間的範圍,也沒有時間的界限,這就是真正的學問。可是一個讀書人開始唸書時,說是立志為這種學問而學問的,那就太少了。孔子當年已有這個感嘆,更何況現在?我們要瞭解思想的道理,就要從這個角度去體會、去研究。

【入山唯恐不深的隱士】

  下一節孔子接著講學問的道理與個人的修養。

  《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

  這個觀念要配合《禮記》的《學記》和《儒行》兩篇書來研究。《學記》就是講學問的目的是什麼,這是中國文化傳統精神。《儒行》是說一個知識分子應該怎樣訓練自己,成為自己的人格。人有很多種型態,形成各種不同的「人格」,並不要求各個一律。可是哪一種個性,適合哪一種學問,要怎樣培養自己,都有一個標準。

  現在孔子所講的這一節,也等於《禮記》中《學記》和《儒行》兩篇所講的個人問題。「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就是一個思想、一個信仰的問題。服從真理,要絕對篤信,還要好學。真理是不變的,不受時代環境的影響,不受區域環境的影響,也不受物質環境的影響。所謂「守死善道」就是守住這個信仰、這個主義,「善道」就是最好的道路,最好的思想原則。下面說到個人有了守死善道的抱負,就「危邦不入,亂邦不居。」這並不是滑頭,而是保持文化的精神。

  危亂的時候,要有出世的修養,危險的地方不要去,因為這個地方的思想一定有問題,最好不去。動亂中的社會,不可以停留。「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這兩句話是中國人的隱士思想。說到這裡,有個值得討論的大問題。

  中國的歷史文化,素來認為儒家、道家是分途的,絕對不能合流。道家多半趨向於當隱士。說到隱士,問題就大得很。假使研究中國歷史文化,就會感覺到一件事很古怪:學問越高,道德越高的人,多半是退隱了,不願出名,乃至於最後隱姓埋名,連自己的真姓名都不要了。我們都知道張良的老師是黃石公,而黃石公只是一個代號,究竟是誰?沒有人知道。因為他連姓名都不要了,對名利更看得毫無道理。可是這一類隱士思想,在中國古代,自上古以來,一直存在。這是道家走的路子。

  孔孟以後的儒家,則絕對反對隱士思想,而講究用世之道,所謂學以致用。學問那麼好,對社會國家要有貢獻,認為退下來做隱士是不對的,這是後世的儒家思想。而後世儒家這種思想的依據,多半是提出孔孟的思想來反對隱士。事實上最能影響歷代政治的,是隱士的思想。

  如果以西洋文化的政治思想來說,中國的隱士思想有點像所謂「不同意」的主張,但並不是「不合作」,「不合作」又是另外一個觀念。西方文化現在還保留這一思想形態,如民主社會的投票,不投同意票,也沒有投反對票,可就是不同意的意思,先保持自己的立場,這還只是勉強的比喻,可是中國歷代政治受隱士思想影響非常巨大。

  歷史上有名的故事,如漢高祖時代的商山四皓。所謂皓是頭髮都白了的老頭子。從秦始皇時候就當隱士不出來的四個老頭子,學問很好,名氣很大,道德很高,可是不出來。到了漢高祖的時候,年紀很大,鬚髮都白了,被尊為四老。漢高祖當了皇帝,請他們出來,他們認為漢高祖不會禮賢下士。因為漢高祖好謾罵,喜歡開口說粗話,他還沒有得天下以前,對跟著他的那些知識分子,看見他們就討厭,把人家的博士帽子拿來當便器。陸賈勸他要尊重讀書人,他說:「乃翁天下馬上得之。」照現代的白話:「老子的天下是打來的,你們嚕囌什麼?」後來天下太平了,知識分子出來替他擺佈了一下,他才尊重讀書人。這也是陸賈告訴他:「乃翁天下馬上得之,不可馬上治之」的善意結果。漢高祖是絕頂聰明的,他問該怎麼辦?告訴他要建立制度等。制度建立以後,第一次上朝,他坐在上面當皇帝,這個味道很好,這時才認為讀書人有道理。於是禮請商山四皓出山,他們不答應。後來他要立太子傳位時,宮廷中發生了一個大問題,漢高祖幾乎要把呂後所生的孝惠帝──當時的太子──廢掉,改立他所喜歡的戚姬所生的兒子──如意為太子。

  呂后問計於張良。張良就告訴呂後,只要孝惠帝──當時的太子把商山四皓請來,漢高祖就不敢廢太子了。呂後果然教孝惠帝以卑辭厚禮把商山四皓請來為上賓。漢高祖見到這情形,就告訴戚姬,太子黨羽已成,連自己請不到的商山四皓都請來了,改立如意為太子的事免談了。這就看到政體問題、社會的思想問題,為什麼學說思想對政治發生如此的影響,同時也說明了隱士的重要。

  隱士們後來到魏晉被稱為高士。有一本書名《高士傳》。高士即高尚之士,學問很好,才幹也高,也許出來可為治國的大才,可是一輩子絕不出來做事。當然,不出來也有好處,否則出來萬一做不好,這一輩子英名也沒有了。越不出來越高,有人一輩子做「高士」。到了宋朝則稱「處士」。

  當然,有的處士是怕考試考不取,故意當處士不做官,不要功名富貴,因此名氣越來越大。有時候皇帝特別起用,不經考試還可以做做官。當然真的處士還是有,宋代有這樣一位處士名叫楊璞,宋真宗請他,他不出來,後來硬是下命令給地方官,用各種方法,軟硬兼施逼他出來了。到了京師,真宗對他很客氣。問他說,先生一路來,一定有很多人送行,其中有好的詩吧!他說只有我的老伴送了我一首詩。真宗說,夫人的詩一定很好。於是要他念出那首詩:「更勿落魄耽杯酒,切莫猖狂愛作詩。今日捉將官裡去,這回斷送老頭皮。」真宗聽了哈哈大笑,留他在京裡玩了幾天,就送他回去。他和同時的種放一樣,都是真正的處士,硬不想出來。

  另外像唐朝武則天時的盧藏用,因終南山地近京師,倡言隱居,結果被徵召入朝為官,這又是處士的另一種手段了。所以後來成語所說的「終南捷徑」就是指這麼回事。陸放翁曾有一首是批評也是稱揚隱士的詩:「志士棲山恨不深,人知已是負初心。不須更說嚴光輩,直自巢由錯到今。」

  後世儒家認為這些「不同意」主義的隱士、高士、處士們,很可惡,不應該。而認為有學問的人們應該對社會國家有所貢獻,為什麼一輩子作學問不肯出來?他們就說孔子是罵隱士的。在後面的《論語》中,我們可以看到,孔子碰到好幾個當時的隱士,都挨了罵。那麼孔子挨了罵後怎麼講呢?下論中就講了很多。孔子說「鳥獸不可與同群」,後世的儒家就引用這句話,解釋為孔子不同意這些人,罵他們是鳥獸。這個話解釋錯了。實際上孔子的思想,對隱士非常崇敬。所不同的是孔子的聖人胸懷,對於社會國家,是「明知其不可為而為之」,雖然知道挽救不了,可是他硬要挽救,做了多少算多少。孔子所以為聖,就在這裡。明知道這個人救不起來,我盡我的心力去救他,救得了多少算多少,這是孔子之聖。

  隱士們的道家思想,則救不起來就不救。這時中國思想的兩大主流。道家對時代思想的潮流,視之如山洪的暴發,擋是擋不住的,一定要去擋就是傻子,必定被沖走。如要挽救的話,就估計山洪的力量到什麼時候,什麼地方衰微下去,先到那衰微處的下游,稍稍一引導,就引進了河川渠圳。儒家的思想則不然,對於時代的趨勢,也視如山洪暴發,擋是擋不住,但是要跟著這股山洪旁邊跑,在沿途看到洪流中的人,救一個算一個,一直到某一有利的形勢,將洪水導入河川渠圳。這兩種思想都對。

  孔子認為道家走隱士路線,站到下游去等待也沒錯。所以他講「鳥獸不可與同群」,這句話仔細一研究,孔子是贊成的,並不是反對。鳥類是高飛的,要高飛的就高飛去吧!野獸是生活在山林裡的,自然就在山林過他們的生活。而我是人,既不能高飛,也不想入山林,我就做點人世間的事情吧!

【秀才未必知天下事】

  說了半天,就是解釋「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可見孔子還是贊成隱士思想。他說如果真有救人救世的本事,而當前的機會不屬於我的,你也沒辦法去救,那麼先要保護自己,充實自己。所以「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

  但在下面「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是進一步告訴我們,如果社會漸漸上了軌道,有才能的應該對國家社會有所貢獻,倘仍無法貢獻,還處在貧賤中,那就是身為知識分子讀書人的恥辱。

  如果在一個動亂,不上軌道的社會中,安享富貴,或是用各種手段,各種方法,不正當的途逕取來的,這也是不對的,可恥的。

  跟著這幾句,便又說出真當「隱士」的客觀態度。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這句話問題又來了。

  一個知識分子,如果不是身居官職,最好不要隨便談論批評政事。真當隱士的更須要有如此的胸襟。這幾句話,我們要常注意。現在順便告訴大家一些有趣的經驗。我不是學者文人,但常與學者文人接觸。學者文人最喜歡談政治,而且他們對現實的政治,幾乎沒有滿意過的,尤其學自然科學的學者,更喜歡談政治。我的結論是越外行的越喜歡談內行話。不知大家的經驗如何?

  據我所知,文人更喜歡談戰爭,開口就是應該打。他們可不知道打仗的難處,自己又沒有打過仗,也不知道怎麼打。等於有人在街上看到別人打架,自己在旁邊吆喝著大聲喊打,可是叫他自己來,只要一揚拳頭,他就先跑了。這就是歷代文人的談戰爭。知識分子喜歡談軍事、談政治,大多數絕對外行。所以我常引用孔子這句話對他們說:「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他們答道:「這有什麼難?」

  我說:「你我知不知道基辛格此時此刻看的什麼公文?說的什麼話?你我所知道的情報、資料,都是從報上看來的,並不是第一手資料,可靠性大有問題。就算是可靠的,在報紙上發表出來的,還是有限,不知道還有多少不能發表的,而且和此刻的現況,又相隔很遙遠了。像這樣如何可以去談政治?而且政治絕對要靠經驗,不是光憑理論的。你說某某不行,你自己來試試看,毫無經驗的話,不到三個月就完了。所以孔子說的這句話非常有道理──『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不在那個位置上,不能真知道它的內容。以很具體的事實來說,榮民總醫院某手術室,此時在為某一病人的某一病開刀,你我能知道嗎?即使自己親人進手術室接受治療,而我們被關在門外,他在裡面危險到什麼程度,我們不知道,只隔薄薄的一扇門就不知道。所以『謀其政』不是想像中的簡單,要在那個位置上才能執其政、謀其政。」

  很不幸的,孔子的這句話常常被人用來做滑頭話,作推托詞。甚至,有些人看見別人用這句話作擋箭牌,都誤認為是跟孔子學滑頭。所以打倒孔家店的人,也把這句話列為「罪狀」之一,把罪過弄到孔子身上了。事實上這句話是告訴我們,學以致用,真正的學問,要和作人做事配合。他也是告誡學生們,對一件事,有一點還不瞭解,還無法判斷時,不要隨便下斷語,不要隨便批評,因為真正瞭解內情,太不容易了。

【文化復興運動】

  《子曰:師摯之始,關雄之亂,洋洋乎,盈耳哉!》

  這裡講到文化的重整,等於我們現在講文化的復興。孔子周遊列國以後,回到魯國,開始整理文化。因為時代的盛衰演變中,文化永遠是走在最前面,周代王朝的衰亂已經很嚴重了,所以孔子急於從事文化的復興來力挽狂瀾。他先從禮樂入手,《詩經》也可以說是樂的一種。《關雎》為詩經的第一篇,「關雎之亂」的「亂」字,古代和現代的意義有所不同,千萬注意。古代這個「亂」字含有「亂」的反面意義在內,就是「治」的意思──秦漢以上的書,會這樣用,唐以後大多都不會這樣用。比如「毒」字,在秦漢以前,有治療、痊癒的意思,譬如有人砍了我們一刀,是傷害;而我們手上或腳上生了瘡,醫生鋸下我們一條手臂或一條腿,就不算傷害,反要感謝他的治療,就是這個道理。因為古代文字少的時候,就有許多字義是借用的。

  「師摯之始」,師摯是當時管理魯國文化的大樂師──不是樂隊的大樂師,勉強說,相當於文化局長,但不只是一個做官的,他本身是個專才。孔子這裡說,魯國文化經過整理,新舊文化交流以後,非常悠美。可是跟著而來的,下面孔子又講到文化思想,又提出他的感嘆了。

  《子曰: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悾悾而不信,吾不知之矣!】

  孔子感嘆當時的社會,一般人的思想與個人的修養,犯了三個大毛病。這三個大毛病,不止是孔子當時的社會如此,在我們看來,每個時代,每個社會都有,尤其現在看來,格外同意孔子的這三句話。許多人「狂而不直」,「狂」本來不是壞事,孔子也欣賞狂狷之士,雖然還不夠標準,但是不可能要求每一個人都成為君子,都成為聖人。因此退而求其次,至少是狂、是狷,還有可取之處。「狂」就是豪邁慷慨,心地坦然,交朋友,不對就是不對,說了他,他並不恨你,這類的典型為狂。「狷」,毫不苟取,不義之財一點都不要,不合理的事情絕不做,很保守,個性獨立而很有道德修養為狷。孔子認為假使沒有君子之人,那麼狂與狷這兩種也不錯。

  有一個朋友,在大陸曾當過省府委員、廳長一類的職務,他狷介得使人有點怕他。就如我和他坐公共汽車,我替他付了一張公車票,他一定要想辦法下一次替我付回一張。這種人非常可愛,一毫不苟取,一毫不苟與。還有一個朋友,抗戰時在某單位工作的廖先生,學問好,道德也好,我非常敬重他。一九四九、五○年,我到了台北,有一次和他約會,他坐汽車到衡陽街和我見了面以後,就下車,和我坐一輛三輪車走。照他的習慣是走路的,坐三輪車還是依我的習慣。所以換車,是因為他到衡陽街是公事,和我見面後的活動是私事,就把公家的汽車放回去。他這種不苟取不苟與的精神,我非常佩服。勝利以後,他奉命到上海接觸金融界,很多金融界的巨頭都在座,而他穿一套舊中山裝,像個鄉巴佬一樣到場,大家都不認識他。他晚年信佛,住在觀音山的戴公祠。

  廖先生臨死的時候,好像預先知道,早幾天就約一些好朋友當天去吃飯。飯後洗好澡,穿好衣服,邀朋友們一起和他念佛。念著念著他不念了,不動了,就這樣去了。這是很妙的。這位朋友,的確做到了狷介,做官幾十年,就如此清白。像廖先生臨死時的從容自在,真可算「仰不愧於天,俯不作於人。」一點沒有牽掛,很坦然,而且早一個星期就知道。所以道德修養與生死來去,都有關係,「狂而不直」,有許多人狂,豪邁得很。但是假狂的人很多,內心不正直,歪曲心腸,這是一個大毛病。

  「侗而不愿」,看起來笨笨的,好像是很厚道的樣子,但一個人貌似忠厚,而心裡鬼主意蠻多,並不是真正的厚道。「倥倥而不信」,有許多人自己是空空洞洞的,卻不相信人家,也不相信自己,只是空空洞洞,莫名其妙的作一輩子人。「吾不知之矣」,孔子說有這三種人,我不知道這個社會將變成什麼樣子。這三句話,也就是孔子當時看時代在變亂中,多半是這一類的人:狂而不能直,老實相而內心並不厚道;再加上非常淺薄,淺薄到沒有內容,還不相信別人,也不相信自己,又不好好求學。因此孔子很感嘆。事實上一個亂離的社會,這都是必然的現象。我們今天處於這個時代,看到一些人物,也有孔子同樣的感嘆:「吾不知之矣!」這句話很幽默,意思是說實在不知道這部歷史將變成什麼樣子。

  《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這是以正面言論結束上面的話。孔子說真正為學問而學問,永遠覺得自己還不充實,還要改進。這句話後來演變成曾國藩他們經常引用的:「學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學問有個很簡單的原則,停留下來,就是在時代潮流中退下去了。所以不是進步,就是退步,沒有停留在中間的。這個觀念就是從孔子這句話來的。「學如不及」,求學問要隨時感覺到不充實。以這樣努力的精神,還怕原有的學問修養會退失。如果沒有這樣的心情,懂了一點就心滿意足,結果就是退步。大家要特別注意。尤其中年以上的朋友,對這句話更須要反省。有時我們看到許多中年以上的朋友,學問事業成就了,往往自認為什麼都對了。事實上如不再加努力,就要落伍被淘汰了。思想也好,學識也好,一切都要被時代所淘汰。假如有所成就,而始終好學不倦,這才叫學問,才不會被淘汰。我看到幾位中年朋友,的確是值得佩服。家裡藏書非常多。他們的年齡,都快到六十歲了,每天公事非常忙,夜間讀書每每到兩三點鐘才睡。因此他們的學識、能力,不斷在進步。所以這一點習慣一定要養成。依我個人的經驗來說,讀書的習慣養成了,要無書不讀,甚至壞的一面也要懂,懂了不跟他走,那才是真本事。

【三代之治】

  孔子說了孔門學問中個人的修養,和作人做事的大原則以後,接著是評論中國歷史哲學的一個標準。儒家在歷史上特別推崇堯、舜、禹三代。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

  「巍巍乎」三個字,大家都知道是崇高、偉大的意思,用白話可以寫到幾十個字的句子,古人三個字就形容出來了,甚而可以只用一個「巍」字,就表達出來了。這不去管他。孔子說堯傳位給舜、舜傳位給禹,這三代是著名的「公天下」。這種帝王位置的傳替叫做「禪讓」,禹以後變為「家天下」,但並不是禹的本意,因為禹所傳的人,沒有找對,後來才又找到禹的兒子繼承下來,這才變成家天下。大家要研究「公天下」的道理,千萬要注意前面提到的《伯夷列傳》。這篇書很難讀的,這篇書懂了,對於中國的歷史哲學大概也就懂了。這樣才能瞭解司馬遷對於歷史哲學和人生哲學的觀點。

  說到司馬遷的文章,也可以說有一點壞道。何謂「壞道」?世界上罵人文章寫得最好的,是司馬遷;批評文章寫得最好的,也是司馬遷。好在字面上看不出來在罵人,也看不出來在批評人。他寫了《史記》以後,在一封給朋友的回信《報任少卿書》中,就說寫了這部《史記》「藏之名山,傳之其人。」我們幼年讀書,只知道司馬遷的文章寫得很美。把整篇文章一讀,覺得司馬遷牢騷大了,都在罵人,牛也吹大了。他說周公彙集了中國文化,到孔子是五百年。孔子整理、發揮了中國文化以後,到他司馬遷時,中間又是五百年。於是由他來寫《史記》。他的意思就是說,這一千多年以來,除了周公、孔子和他司馬遷以外,其他的人都沒有思想。他認為自己寫了《史記》,沒有人看得懂,只好「藏之名山」,等到將來有人看得懂的時候,再「傳之其人」。

  他在《伯夷列傳》中,對於「公天下」的歷史哲學道理,在第一節中就說得很有條理。他的意思說,不要以為古代「公天下」的「禪讓」是那麼簡單的。他說堯年紀大了,要找一個繼承人,找到了舜。舜是一個大孝子,堯才把他找來,並沒有立即讓舜當皇帝,要他從基層工作做起,各方面的事情都做,給他經歷,訓練他,一直經歷了幾十年,然後才把國家政權交給他。所以司馬遷在《伯夷列傳》上說「傳天下若斯之難也!」這句話表面上看,只是普通的感慨,毫不相干的字眼。但透過這些字眼,才會知道思想的背景。他就是告訴我們,一個替國家做事的人,要有豐富的行政經驗,加上道德才能,經過考察又考察,認為可以傳位才把帝位交給他。這表示傳天下並不簡單,而是非常困難的。

  舜找禹更慎重了,當時禹的父親鯀負責治水,沒有辦好,犯罪被殺掉了。舜再用他的兒子禹來治水,大禹治水是歷史上有名的故事,胼手胝足,自己下去做工,九年在外治水,三過其門而不入──九年中在外工作,三次經過自己家門口,都沒有時間回去,(也有人唱反調,寫反面文章,說這是故意假裝給人看,目的想當皇帝。事實上也可以說作此批評的,沒有行政經驗,一個真有責任心的人,實在會忙得沒有時間回家。)然後也是做了幾十年,舜才把帝位交給禹。這是《伯夷列傳》講到歷史哲學,然後講到人生,敘述伯夷、叔齊放著國君不當,當隱士去,兩個人逃了。

  為什麼從堯舜禹三代的禪讓,說到伯夷叔齊的不當皇帝?為什麼有人皇帝不當,有人想當皇帝當不到?他沒有點明,這篇文章很難懂吧!這就是人生觀點,等於所謂「有人辭官歸故里,有人漏夜趕科場。」所以這篇《伯夷列傳》,上面是說傳位之難,下面則說有人可當皇帝還推掉不想當,可是他沒有說明,要讀者自己去體會。現在我們不講這篇文章,到此打住。

  司馬遷是非常推崇孔子的。在孔子的觀念中,堯舜禹三代,統治天下,為全國的皇帝,「而不與焉」。心裡沒有覺得當皇帝可貴,而看得很平淡,真正做到只是服務,並不覺得權勢可貴,因此這是真正的偉大,真正的崇高。

  他接下來便說到帝堯。

  《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

  堯以前的歷史,因為沒有文獻,沒有資料的記載。所以孔子講歷史,姑且把他切斷,從堯開始。我們現在研究歷史,堯以前為遠古史,只好從甲骨文及古物的發掘來研究。孔子敘述歷史,自堯開始。他說偉大的堯,他的道德成就有如天一樣崇高偉大,天的偉大不是說天的空間大,這個天不是物理世界的天,上古「天」字是一個抽象的代名詞。天的偉大在於天生萬物於人,而自己既不表功,也不要求回報,更沒有要求大家感謝,自然的,生就生了。道家的思想,教我們人類的胸襟,要效法天地,只有付出,沒有收回。儒家也有這種思想,所以說堯與天一樣偉大。

  講到這裡,又涉及人生哲學及思想背景的問題了。中國儒道兩家,都曉得天的偉大,教我們傚法天地,這是正面的看法。但有人從反面看,最著名的是張獻忠的七殺碑:「天生萬物以養人,人無一德以報天,殺殺殺殺殺殺殺!」一連七個殺字。這也是他的人生哲學,我們可稱它為張獻忠的哲學。有些人的哲學思想很難解說,張獻忠的哲學,從反面來看也有他的道理,但研究以後,最後正面的道理還是會顯示出來,這是說到「天」字的引伸。

  孔子說天的偉大,唯有堯傚法。古文中的「則」字,觀念上就是法則,單用這個字作動詞,解釋起來就是傚法的意思。孔子說堯的政治胸襟、政治氣度,是傚法天一樣的偉大,只有付出,佈施於大眾,不期望收回一點。「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像海水一樣波瀾壯闊,浩瀚無邊。他的偉大是無法以言辭形容的。「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孔子說堯最偉大的成就,最偉大的光輝,是替中華民族開啟了文化的傳統。這一節是孔子評論上古歷史哲學的觀念,非常推崇這三代。

【民主乎?專制乎?】

  從這一點研究孔子思想,以現代觀念來說,孔子非常主張民主。為什麼呢?我們知道《中庸》是他的孫子子思著的,《大學》是曾子著的。孔子的學問傳給曾子,曾子著《大學》,我已經說過。現在再次提醒大家注意,許多人以為《大學》、《中庸》就是孔子思想。在學術的立場,嚴格地說,這觀念是不對的。只能說《大學》、《中庸》是承襲孔子的傳統思想。

  子思的《中庸》與《大學》的觀念有差別,《大學》的觀念與《論語》中的孔子思想又有差別,這是要注意的。

  為什麼談到《中庸》?《中庸》是孔子的孫子子思著的。子思是跟著曾子學的,曾子是跟孔子學的,前後三代。子思在《中庸》裡說到孔子文化思想的根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推崇的是堯舜,所以我們現在研究孔子,可以從他的孫子子思來取得旁征。近代有些人批評孔子是為後世帝王幫腔的,這是不對的,其實孔子處處在推崇堯舜的「公天下」。而「公天下」以現在的觀念而言,絕對是民主的,但是這個話也有問題。有些美國學者來討論中國文化,我常常告訴他們要注意,一個政治學、一個軍事學都是無法作結論的。古今中外的政治無論帝王政治、民主政治、專制政治、各種各樣的政治,都被人類在這個世界上玩過。究竟是哪一個政治體制好?哪一個政治體制絕對的對?誰敢下這個結論?當然有人下,那就是書生──書獃子。在理論上亂下結論可以,在事實上無法下結論。

  我說,你們現代西方文化的民主,都以美國式民主作代表,與法國式、德國式的又不同。依我的看法,你們現在美國式的民主,是真正的專制,是資本家在專制,是假民主,真專制。但如果真懂了中國過去的帝王制度──先不必談秦漢以前,就說秦漢以後的帝王,真正好的皇帝是很難當的,如唐太宗、宋太祖這些好的皇帝真難當,常常在御前開會時,遇到一些公正的宰相,把皇帝的命令擋回去,或是「留中不發」,還有些大臣「面折廷諍」,當面跟皇帝頂起來,因為他希望自己對歷史有交代。我們在歷史記載上常常看到這樣的大臣或御史,明日準備上朝廷諍,先一夜在家思安排好後事,棺材都買好,告訴家人屆時如不回來,就去收屍,寧可犧牲生命,也要對歷史負責。皇帝碰到這樣的大臣,也只好依他們的意見。所以我說真正研究中國過去的專制政治,是假專制,真民主。

  這裡孔子更表達出這個道理來了。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為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

  這是孔子就歷史哲學,對人事的評論,這中間我們要特別注意。

  前幾段提到孔子對於三代的推崇、讚歎。這裡提出來,舜為什麼為中國文化奠定了良好的基礎?因為他有優秀的幹部。領袖固然重要,幹部更重要。換言之,幹部難得,領袖也難當。舜當時期定天下,留萬古美名,靠他有禹、稷、契、皋陶、伯益五個好幹部,天下就大治了。我們要特別注意,僅僅五個人就可以把天下治好。我們研究歷史,可以發現無論古今中外,任何一代,真正平定天下的,不過是幾個人而已。漢高祖靠手裡的三傑,張良、蕭何、陳平而已。韓信還只是戰將,不算在內。當然漢高祖也能幹,很懂得採納意見。漢光武中興所謂雲台二十八將,還不是中心人物,真正中心人物也不過幾個人。外國歷史,義大利復興三傑,也只三個人。每一個時代的治亂,最高思想的決策,幾個人而已。

  豈止是國家大事,據我個人的經驗所見,所體會的,不說大的,說小的,大公司的老闆,我認識的也蠻多,曾看到他窮的時候,也看到他現在的發達,如舊小說上所說的「眼看他起高樓」的,也不過兩三個人替他動腦筋,鬼搞鬼搞就搞起來了,不到十幾年,擁有千萬財產的都有;個人事業也是如此。所以人生難得是知己。個人事業也好,國家大事也好,連一兩個知己好友都沒有,就免談了。如果兩夫婦意見還不和的更困難了。所以孔子這個話是有深意的。《易經》上說:「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兩個人志同道合,心性完全一致,真正的同志,這股精神力量可以無堅不摧。周武王也說,他起來革命,打垮了紂王,平定天下,當時真正的好幹部只有十個人,而這十個人當中,一個是好太太,男的只有九個。孔子說「才難」,真是人才難得。

  這裡孔子對學生說,你們注意啊!人才是這樣難得,從歷史上舜與武王的事例看,可不就是嗎?「唐虞之際」,堯舜禹三代以下一直到周朝,這千把年的歷史,「於斯為盛」,到周朝開國的時候,是人才鼎盛的時期,也只有八九個人而已。周朝連續八百年的治權,文化優秀,一切文化建設鼎盛。但是也只有十個人把這個文化的根基打下來,而這十個人當中,還有一個女人,男人只有九人。但在周武王的前期,整個的天下,三分有其二,佔了一半以上,還不輕易談革命,仍然執諸侯之禮,這是真正的政治道德。

  這個歷史哲學,孔子講的是「才難」。我們知道清代乾隆以後,嘉慶年間有個怪人龔定盦。今天我們講中國思想,近一百多年來,受他的影響很大,康有為、梁啟超等等,都受了他的影響。他才氣非常高,文章也非常好,而且那個時候他留意了國防。外蒙古、滿洲邊疆,他都去了,而且他認為中國問題的發生,都是邊疆問題。事實上邊疆有漏洞,西北陸上有俄國,東面隔海有日本,將來一定出大問題,他也狂得很,作了一篇文章,也講「才難」。當時他說天下將要大亂,因為沒有人才,他在文章中罵得很厲害,他說「朝無才相、巷無才偷、澤無才盜。」連有才的小人都沒有了,所以他感嘆這個時代人才完了,過不了多少年,天下要大亂了,果然不出半個世紀,洪秀全出來造反,緊接著,內憂外患接連而來,被他說中了。這就是說興衰治亂之機,社會安寧的重心在人才。

  不過龔定盦是怪人,不足以提倡。他怪,出個兒子更怪,他兒子後來別號叫龔半倫,在五倫裡不認父親。他更狂,讀父親的文章時,把他父親龔定盦的神主牌放在一邊,手裡拿一支棒子,讀到他認為不對的地方,就敲打一下神主牌,斥道:「你又錯了!」這就是龔半倫,人倫逆子中的怪物。

  前面一節我們提過,孔子的文化思想是「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所謂祖述的祖,就是自古相承的一慣傳統,孔子是承繼堯、舜、禹這個一貫的思想。憲章的內涵包括禮法、政治制度、社會禮儀、文化精神等等。中國文化中的這些憲章精神都由文王、武王時代確立了牢固的基礎。老實說,我們現在留下來的中國文化的真精神,都是周代文化的精神,也就是孔子所弘揚的儒家思想。前面從堯、舜而講到周代,現在最後的結論講到禹。

【大禹和墨子】

  《子曰:禹,吾無閒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閒然矣!》

  我們研究孔子全部思想,他一直是推崇大禹的。這裡「無閒」的「閒」,就是現代文字的「間」字。「無閒」就是沒有辦法可以挑剔,挑不出禹的缺點,「菲」是薄的意思,就是說禹自己的生活,非常清苦,自奉甚儉。關於「致孝乎鬼神」這一點,牽涉到中國文化裡的一個大問題。這裡的鬼神不是我們後世所講的鬼神。夏禹以後,中國文化裡的宗教氣氛非常濃厚,孔子、孟子也不例外。春秋戰國時候,諸子百家中,墨子對文化思想影響很大。他不但「尚賢」、「尚同」且「尚鬼」、「尚天」。

  說到這裡,必須引伸說明一下墨子的思想,因為他和這一節大禹的文化有連帶關係。墨子在孔子之後,他的思想對當時的影響非常大。中華民族幾千年來,固然受了孔、孟思想很大的薰陶,但在無形中影響最大的,還有墨子的思想。因為墨子的思想,經過演變,後來和中國的俠義精神合流,又另開一個局面。就以我們中國文字中的仁義兩字來說,仁字在外文中有同義字。而俠義的義字,從墨子開始,特別強調,所謂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的精神,在外文中,還沒有同義的字。為了朋友,守信重諾,可以把自己的生命付出。曾子所謂的「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的思想,就與墨子思想相同。我們中國文化精神,受墨子這種思想的影響很大,普及於社會各階層。這是一個專題,在此只是提起大家注意而已。

  想研究中國思想史,更要特別注意墨子的思想。他思想中的「尚賢」,就是講賢人政治。「尚同」與「兼愛」,就是提倡和平、博愛的精神。墨子一生就這樣實行他的主義,「摩頂放踵以利天下」地專門為別人效勞,乃至國際間的紛爭,由他出來,也就可以調停了。說句笑話,現代的基辛格還沒有資格跟他提皮包呢!

  歷史上記載,宋楚相爭,他一個人去調解,勸兩個國家不要打仗。楚國見他來了,知道辯不過他,於是請第一流的工程師,好比現在的原子專家──公輸班和他談判。墨子問他,你認為可以征服宋國,有什麼憑恃呢?公輸班搬出最新式的武器,墨子一一封死他,告訴公輸班,你所有的武器,我都有制服的方法,你如打別人,我就攻擊你。最後公輸班說,武器上我都不及你,但我最後一樣武器,你就沒有辦法。墨子說,我知道你現在想把我殺死,但是我告訴你,這沒有用。因為我的全部學問,在我的弟子中,已有很多人都會了,你殺了我一個墨子,還有千千萬萬墨子出來,最後你還是要失敗的。因此這場國際戰爭沒有打起來。墨子是不是這樣做呢?是這樣做的。他的弟子門人,在戰國時代,無形中形成一股力量,在很多國家裡,都有墨子的學生,他們的中堅領導分子稱為「鉅子」。所以中國特殊社會的組織,在那個時代就已經有了。

  有一個當時在秦國的「鉅子」,也就是墨家這個組織在秦國分支機構的負責人,在社會上很有聲望和地位,他只有一個獨子,犯了罪,依法一定要判死。但秦王一問,知道是位聞人的獨生子,所以下令特赦。這位鉅子就去看秦王,他除了致謝以外,表示國法可以特赦,但是「墨家」的家法不能容。後來這「鉅子」還是把自己的獨子處死,對秦王作國法的交代。可見墨子當時組織自己的學生是如此嚴密,而且為了社會上的公正,國法能赦,而墨家的家法卻不能容,真正做到了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由這段歷史,就可見墨子的思想、組織、作法對後世影響的巨大。

  《墨子》這本書是比較難讀的,他的理論,非但「尚天」,崇拜天,而且也尚鬼。這個「鬼」字,我們也曾就文字的構造上解說過,中國人所說的鬼,究竟是什麼東西,很難界說。所以畫家最好畫的對象是鬼,誰也沒有見過。所以怎麼畫都對,越難看就越對。殷商時尚鬼,宗教氣氛最濃厚。如研究中國信奉什麼宗教,沒有一定,樣樣都信。尤其現在還新興了「五教同源」,如紅字會等類團體,把孔子、老子、釋迦牟尼、耶穌、穆罕默德五位教主,都請在上面排排坐。中華民族是喜歡平等的,認為每個教主都好,所以五位一起供奉。

  殷商的時候就「尚鬼」──重視鬼神。墨子是宋人的後裔,宋就是殷商的後裔,所以墨子的思想,繼承了宋國的傳統。孔子本來也是宋的後代,但孔子的祖先一直住在魯國,而魯是周人文化的後裔。我們要注意,春秋戰國時代,各國的文字沒有統一,交通沒有統一,各地方的思想不同,有如現在的世界形態,美國與法國,各有不同的文化。墨子的思想又尚天、又尚鬼。前些時,一位學生要以墨子思想作論文,他說墨子思想非常崇敬天,與天主教的教義有相同地方,但是我告訴他要注意,墨子思想也尚鬼,而天主教、基督教就不同了。翻開《墨子》來看,他把鬼的權力說得很大,也就是過去中國民族思想的共同信仰。人如做了壞事,鬼都來找的。好的鬼則可以保護人。所以我們講了幾千年中國文化,民間所流傳鬼會找壞人的觀念,並非孔子思想,乃是墨子思想的傳承。墨子這套思想的源流,是遠溯自夏禹的文化,我們真正研究起上古史的中國文化來,便很費事了。

  中國近代六七十年文化思想是最亂的時代。民國初年到五四運動期間,用西方人的方法來研究中國文化,再加上日本人的觀念,把我們老祖宗的文化,貶得一塌糊塗,說什麼堯是香爐、舜是燭台、禹是大爬蟲,這是日本人誣蔑我們文化的鬼話。但過去我們有許多學者,居然相信這套鬼話,搬回來罵自己的文化,直到現在還在流傳,我們現代的學術界就這樣可憐!所以嚴格研究起來,中國歷史還有許多資料,為外國人所不承認。外國人不承認有他的道理,如果他把中國文化推崇得太高了,又把他自己的民族文化擺到什麼地方呢?可是我們中國的學者和留學生,跟著外國人拋棄自己的民族文化,乃至接受西方的觀念,這是非常令人悲痛的事情。也就是先把自己的文化思想破壞了,才會走上這條路。仔細研究起來,這種現代文化的演變,是構成一個專論的重要課題,可以寫成一本大書。

  我們現在說到禹,以我們中國文化自己的講法,在道家的觀念裡就多了。道家說禹的本事大得很,當時他畫符唸咒,役使鬼神,把黃河長江水利治好,把土地開發出來。究竟事實如何,便不得而知。這方面的傳說太過虛玄,太過神話了,所以一般人難以相信。不過我們現在不管這兩方面──禹是爬蟲或是能役使鬼神的神人,有一點要認識:中華民族奠定了農業社會的基礎,發展成就了後來幾千年以農立國的民族精神,是禹開始的。所以儘管是推崇堯舜,在堯舜時代,政治好到什麼樣子,我們暫不去管他。但那時的地理環境,還在洪水時代,沒有多少人口,這麼大的國家氾濫了洪水,只是一些高山露出了山峰。到了禹治水以後,農業基礎奠定了,文化才開始成長。所以孔子對禹是「吾無閒然矣」,沒有一點辦法可以挑他的毛病。可見孔子對他的推崇是多麼的偉大。他說禹自奉這樣節儉,又非常崇敬鬼神。當然由孔子這句話,可知禹王當時對於神秘的學問是如何的重視。

  「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我們知道大禹治水時候,沒有穿上禮服,完全和普通人一樣,穿得破破爛爛,一年到頭都在外面跑。但是他對政治的制度,國家的禮服,制定得美輪美奐。換句話說,我們的祖先,由穴居巢處,發明了衣服以後,還沒有規定什麼格式,到了禹王才制定格式。「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歷史上記載,禹雖為皇帝,他住的宮殿,還只是一個茅草棚,所謂「茅次土階」,上面蓋的沒有瓦,只是一些草;前面的台階,當然沒有水泥,連石塊也沒有,只是用泥巴堆起來,「而盡力乎溝洫」,盡心盡力辦好水利。孔子對禹有這三個觀點,所以他說禹對於中國文化有這樣大的貢獻,實在無話可講,沒有一點可以批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