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1月4日星期二

王俊杰: 百年港大,為誰而立?

筆者按:文章原載於二零一三年學苑八月號《百年港大,為誰而立?》。日前適逢 香港大學學生會評議會舉行周年辯論,辯題為「香港大學應在必修的中文增補課程教授簡體字」。出乎筆者意料,正反兩方竟爭持不下,會上更三番四次出現「我們 都是中國人」之論調,並以此作為支持必修簡體字之理由,亦有評議員重提港大乃為中國而立,實在令人咋舌。茲事體大, 故特此重投舊文,以正視聽。






香港大學,成立於一九一一年。當時,中國正處水深火熱之際,在內飽受封建統治之苦,對外則面臨列強瓜分;南方的香港則已淪為殖民地逾半世紀。一九零 五年清朝政府廢除科舉制,大學教育成為社會關注問題,各國列強都希望透過教育在中國現代化過程中瓜分利益。因此,中國境內之西式大學數目劇增,當中大部份 位於商埠,由基督教會成立。科舉廢除前,中國學生來港讀書興趣不大,因其讀書主要為入仕,即做官,而在港讀書卻無官可做。

港大創校契機──列強遠東之爭

自二十世紀初,列強改以文化霸權形式侵略中國,而商業與文化關係則互相依賴。日本自明治維新後,吸引大量中國學生到當地讀書。列強正逐鹿東亞,遠東 地區包括中國,極可能出現英國與日本之角逐。大量中國學生留日讀書,日本對英國在東方的勢力構成威脅。除日本外,英國亦要與德國爭長短。德國於一九八九年 在膠洲灣建立殖民地,影響力遍及整個山東。德國又於中國積極建設中學、科技學院,意圖獲得與香港等同的經濟利益,與英國展開殖民競賽。一九零五年十二月十 五日,香港《德臣西報》(China Mail)澳洲藉編輯唐納(Donald)撰文,建議港英政府應於本地創立一所大學,以吸引中國學生來港讀書,藉此擴大英國於中國大陸及在港之影響力,包 括商業及文化優勢。唐納在文中,更以「帝國資產」來形容該所大學。然而,當時香港人口不足四十萬人,且大部份為流動人口,故唐納之建議並未獲得太大迴響, 甚至遭人質疑此舉的成效。時任港督的彌敦更直言,在港辦大學乃不可能之事。
及至一九零七年,盧押(Frederick Lugard)出任港督,局勢急轉。盧押就職後,對《德臣西報》提出之建校呼籲大表贊同,決志於香港創立大學。翌年,盧押於聖士提反書院之畢業典禮上致 辭,提出成立大學計劃,藉此在遠東宣揚英國文化及擴張影響力。盧押指,掠奪領土的時代已經過去,應以教育及文化進行統戰。盧押不單將自己形容為「帝國使 者」,更坦言希望港大畢業生成為「帝國使者」,意圖可謂非常赤裸。盧押又稱,香港大學應將列斯大學及伯明翰大學作藍本,即以醫工等應用科學為尊,而非模仿 牛津劍橋一類博雅學府。由於正值晚清改革、清廷需要技術人材之際,盧押此舉乃希望取得中國政府支持。另外,由於社會秩序穩定為商業活動之先決條件,殖民地 動盪將損害大英帝國的條約利益,而當時南華地區乃革命溫床,故盧押希望大學課程盡量避開西方哲學、政治、經濟及歷史一類啟蒙教育,以免鼓吹及培養出革命思 潮。此後,盧押積極籌集資金,創校一事始有成果。然而,如果仔細分析一下當時捐款名單,可以發覺英國政府對盧押之帝國計劃並不熱衷。若將資金來源分為華人 及非華人,兩者比例相近。華人當中,尤以海外華僑及兩廣總督最為熱心。非華人當中,英國商行對捐款表現消極,大部份資金來自少數族裔。盧押提議斥費鉅額在 異地推行高等教育,令不少英國人感到震驚,包括時任皇仁書院校長胡禮博士(Dr. Bateson Wright)。事實上,最大力支持建校者並非英政府,而是民族尊嚴受創,希望大學教育革故鼎新的中國人。亦有言論指,英國人拒捐的原因,是擔心於港成立 大學會導致中國人超越己國,不想自身崇高地位受到挑戰。相反,少數族裔於港做生意,時有畏懼得不到保障,故鼎力支持港督盧押之計劃,藉以鞏固自身地位。縱 觀當時社會形勢,盧押可謂憑一己之力創造出建校有利條件。

一九一一年三月,由「香港西醫書院」及「香港官立技術專科學校」合併而成的香港大學正式註冊成立,並於翌年三月揭幕。盧押重申港大辦學宗旨是為中國 而立,幫助新的中國從地平線上升起來,並帶來互惠利益。港大初次開課時,只有四十四名學生及一位教授,可謂寂寂無名。而且,香港大學以英語授課,難以吸引 中國學生,亦是盧押的主意。當時何啟(第一位獲封爵士的華人、曾任立法局非官守議員)曾倡議中文教學,惟盧押表示,只有西方語言方能發揮西方教育之精髓。 若明瞭盧押創辦香港大學的用心,不難理解何以他堅持英語教學。只是此一決定代價非淺,窒礙了港大日後的發展,特別是港大於二次大戰前收生不足,與此不無關 係。


殖民主義之捆縛

雖說最初港大成立之宗旨乃為中國而立,但最終卻淪為偏安一隅的學府。辛亥革命推翻滿清政權後,林林總總的高等學府在中國境內紛紛成立,聞名者有北京 大學、清華大學及嶺南大學等,赴港求學者為數甚寡,為中國而立的初衷淪為空談。港大未能完成為中國培訓人材的使命,究其原因,皆因殖民主義而起。港大乃英 式大學,盧押極力反對用中文授課,創校時亦不設中文系。及至一九二五年,港督金文泰上任履職。金文泰對中國文學情有獨鍾,又與避居香港的一眾晚清翰林(賴 際熙、區大典等)相處甚歡,故積極向港大建議成立中文學系。幾經周折,中文學院方始於一九二七年成立。中文學院由晚清進士掌管,學習模式自然承襲前清,用 文言文教學,以八股為宗、讀書尊孔,偏於記誦。一九三五年,胡適到港考察。由於中國當時已經歷五四運動及新文化運動,胡適對中文系之教學模式頗有微言,於 是推薦許地山教授擔任系主任。許地山成為當時唯一的華人教授,黃麗松還只是一名普通的港大學生。許氏甫一上位,立刻將教學制度改革,以中國文學、歷史及哲 學為課程核心,配合翻譯課程,令學風為之一變。五四運動及新文化運於動一九一九年爆發,由北京蔓延至全國學府,掀起翻天覆地的思潮變革,港大的中文學院卻 於十多年後始有所成,對中國文化發展自然影響甚微。受殖民主義此一枷鎖捆縛,港大為中國訓練人材的使命未能達成。為中國而立,說穿了只是鏗鏘悅耳的口號。


親歷血火洗禮 書下輝煌史詩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蘆溝橋事變,八年抗日戰爭就此展開。由於軍備落後、物資不足,中國國民政府唯有採取拖延戰術,利用遼闊彊土換取時間準備戰爭,即 所謂以空間換取時間。中國軍民以血肉之軀殊死抵抗,雖國土最終幸保不失,但抗戰期間傷亡極為鉅大。一九三七年末國民政府首都陷落,日軍血洗南京城,手刃數 十萬手無寸鐵的平民。冷血屠城,不但舉國震驚,亦撼懾了港大學子之心。當時,有醫科畢業生發起加入抗戰醫療服務行列,港大學生會隨即籌款捐助救傷車及戰地 外科手術裝備。

一九三八年冬,廣州痛遭日軍佔領,廣州嶺南大學亦被迫遷到香港。港大成為嶺南師生的避難所,並借出校舍,讓嶺南師生得以復課。據歷史記載,當時復課 生加上其他院校之轉讀生,嶺南大學在港學生人數竟達廣州時期的九成之多。由於港大本身已財力匱竭,再加上嶺南師生的額外開支,可謂雪上加霜。縱難關重重, 當時港大依然拒絕縮減規模。港督暨港大校監羅富國曾言:「我們要竭盡所能維持港大創辦人高尚的目標……除了教育香港市民……我們還有為中國訓練人材的使 命。」此前,港大與國內大學聯繫甚少,但危急關頭毅然伸出援手,更顯教育真諦。
其後,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進攻香港,戰時香港烽煙四起,華美而悲哀。短短數小時間,陸佑堂由試場變為臨時醫院,後來更遭日軍炮轟。最終,日軍只用 了十八日時間就將香港攻佔,期間港大醫科生日以繼夜為傷者急救,女學生亦義務擔當看護。香港淪陷後,部份港大師生陸續返回中國繼續學業或工作,另一部份則 四散各地,參與抗戰及後勤工作,包括游擊隊、醫療援助及建築工程。鮮血染袍,洗滌了長經殖民統治而煉成的冷漠心靈;戰火連天,令港大精神有如浴火鳳凰展翅 翱翔。


港大精神失落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無條件投降,英國於八月底重掌對香港之管治。戰後百廢待興,港大校舍飽受炮火蹂躪,滿目瘡痍。但經過一年籌備,港大已急 不及待復課。早於一九四三年,英國已經開始研究殖民地高等教育於戰後的發展方向,香港大學之存廢正是其中一個研究事項。委員會初步認定,戰後港大應盡快復 校,以切合戰後重建香港的目標。英國政府於一九四五年底委任由覺士(Charles Cox)為主席的香港大學顧問委員會,就港大在戰後的發展路向提供意見。然而,此一報告書尚在諮詢階段,中國大陸的形勢即起了急劇變化,國共內戰爆發,共 軍勢如破竹,國軍節節敗退。英國外交部就港大復校方向及成效提出質疑,報告書最終胎死腹中。最終,中國共產黨嬴得內戰,國民黨退踞台灣。一九四九年,共產 黨取得政權,並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隨後推行了三十年的鎖國政策。共產中國與包括英國在內的西方世界壁壘分明,形成兩個意識形態各異的陣營。香港大學作為 西方學府及殖民教育的象徵,身處進退維谷之尷尬處境,又因中港邊界封鎖,為中國而立的理念已無用武之地。戰爭期間,港大生一片丹心、滿腔熱忱為中國服務, 誓以鮮血力薦軒轅。香港重光後,卻因中共竊政而慘遭敵視,淪為黃土上陌生的一角落。而港大與中國關係就此割斷,業已失去創校時的高尚精神,不知何去何從。

面對新的政治形勢和中港兩地的巨大變化,又適逢五十年代韓戰爆發,港大生存受到威脅,不得不積極探索未來的發展方向。一九五零年四月,鍾士 (Bernard Mouat Jones) 及亞當( Walter Adams)代表殖民地高等教育大學校際理事會到訪港大,研究大學的財政問題。兩人原先任職於以覺士為首之香港大學顧問委員會,他們全力支持港大擴展,並 指出港大畢業生將於本土社會佔據領導地位,初步確認港大乃為香港而立。

縱然如此,對於莘莘學子來說,前方卻是苦無出路。身受西方觀念及民族情緒衝擊,可謂不知所措。東南亞民族獨立運動風起雲湧,但港獨卻未成為香港主流 言論。由於思想紊亂、心無寄托,當時多數港大學生只得埋首讀書,為錢途鋪路。另一方面,由於大量中國居民湧港,學校及學額數目供不應求,當時連小學教育亦 不普及,遑論高等教育。於此環境底下,港大學生大多為富家子弟,港大亦因而成為訓練高級公務員的貴族學校。港大之殖民色彩本已濃烈,此時更成為以英語教育 之最高學府,故被譏為奴化教育學府。

為中國而立?

由於中國升學之路已斷,港英政府於一九五一年底委任以賈士域(John Keswick)為主席的委員會,就香港高等教育作研究,以考量是否需另設立一所中文授課的大學,以收容中國學生。委員會於一九五二件完成報告書,最終拒 絕接納另設一所大學,並強調香港大學應為本港唯一頒授學位之學府。委員會持此立場之主要原因乃受英國傳統高等教育政策影響,政府於每一屬地不會設立超過一 所大學。另一原因則是基於節省資源的原則,以港大現有設備作進一步發展,比較划算。報告書建議港大設立雙軌課程,保持英文教學,另闢設以中文教學之課程。 該報告書獲港督葛量洪接納,並立即撥款,惟港大之反應卻有頗大分歧。開辦中文課程之建議獲教務委員會通過,但最終為大學董事會以財政困難、課程編排困難及 教師培訓需時等為由所推翻。此一決定,雖然令香港大學生喪失了成為中、英文雙軌教育領導者的機會,卻催生了十年後香港中文大學的成立,影響深遠。賈士域並 正式把香港大學定位為培育公務員,為中國而立之事業於此止步。

一九五三年,港督葛量洪以校監的身份邀兩名英國大學行政人員詹寧斯爵士(Sir Ivor Jennings)及洛根爵士(Sir Douglas Logan)來港,就大學的財政、功能及憲法作全面檢討。兩人發表一項報告,主要是針對賈士域報告所引發的爭議,同時把港大立校時的政治考量加以淡化。

詹寧斯及洛根所提交之報告深謀遠慮,遂為剛從「為中國而立」轉向「為香港而立」的港大提供重要發展藍圖,為其戰後發展定下了明確方向。於學科設計 上,報告建議港大加入亞洲及本地元素,如加強中國文化研究及盡量聘用熟識本地社會狀況的教職員等,而最關鍵的是強調港大毋須急於改用中文教學。報告又建議 政府重新擬定一條香港大學法例,將架構上政府官員所佔的當然委員名額減至一位,曾任港大教務長的梅樂彬先生(Bernard Mellor)認為新法例生效之時(一九五八年九月一日),為港大開創四十七年來的新氣象。檢討報告亦提出一個重大建議,將校董會與校務委員會作明確分 工,並賦予校務委員會更大權力,令大學有更大自由度管理其事務。
另一方面,新法例亦正式把「為中國而立」此一條文刪掉。中國共產黨於一九五七年起反右運動,從一九五八年更推出三面紅旗等計劃。香港大學看不到為中 國服務的前景,索性刪去這則將自創校首日已列入大學定位的條文。從此,香港大學將資源投放於培育本地人材,致力為香港服務。港大畢業生在工商、科技、政治 等不同行業領域均有巨大貢獻,造就東方明珠的成功。


為香港而立!

六十年代中晚期是香港教育發展具關鍵性的時期。在芸芸的改革中,要數對大學以致香港社會影響最大最深遠的,首推政府大幅增加資助大學生的名額及款 額。一直以來,獲政府津貼入讀港大的學生所佔比例(佔比)很低,香港大學被稱為貴族學校,家貧者只能望門輕嘆。港大校長樂品淳在一九六七年學位頒授典禮中 痛陳貧苦學生之苦況,聯同中文大學校長向政府施壓,要求政府提供助學金及貸款。

一九六九年五月,政府資助大學生的財政計劃開始運作,申請由兩所大學組成的聯合委員會負責審核。申請學生須連續居港三年,若符合資格,政府便會發放助學金及免息貸款。助學金乃專為資助學費及其他開支而設,貸款則為補助學生生活費而來,以大學畢業後五年為期,分二十季清還。

學生資助計劃實施後,造福了原先因家境不佳而喪失入讀大學機會的平民家庭。任何人只要符合入學資格,均有接受大學教育的機會,大大促進社會流動性。 學費資助的出現,打破過往富家子弟壟斷高等教育之局面,為香港其後數十年飛躍發展奠下穩健基礎。樂品淳在一九七零年的學位頒授典禮上指出這個計劃是過去五 年來最重要的轉變。實則上,這是港大創校後最大改變之一。計劃實施後,香港大學逐漸從一所貴族學校蛻變為平民大學,為香港而立的使命得以落實。

在大學管理方面,港大開始洗刷其殖民地色彩。當中最大改革要數校董會主席改由非官守議員擔任一項。政府又將大學資助改為三年撥款制,大學校務委員會 (Council) 將包括聘任教師在內之權力下放予大學教務委員會(Senate),而教務委員會亦把權力下放到各學院的院務委員會。教務委員會的組織得以擴大,此舉加強了 教職員對大學之向心力及歸屬感。

於教學方面,一九六七年,港大開設社會科學學院,影響極其深遠。社會科學學院的成立,滿足了香港社會發展所需,孕育出大批對政治、經濟、社會、地理 以至心理等範疇均有廣博認識的人材,不少更成為香港社會的領袖人物。另外一個重大新猷是法學院的成立。一九六九年,港大開辦法律學系,並於一九八四年升級 為學院,乃香港第一所法律學院。此後,法學院為香港培養大批法律專才,有助鞏固香港法治基石。


港大十年赤化風雲

八九年六四屠城後,中共為禁絕一切反對聲音,對學界採取嚴密監控,中華大地上難有獨立自主的學生會。國粹派鼎盛的七十年代,中共高度介入學生運動,學界成為統戰重災區。近年,中共統戰手段愈見赤裸,意圖將學界納入北方陣營,港大首當其衝。

零一及零二年期間,王耀瑩兩度籌組和風閣參選學生會,惟遭揭露親中背景而落敗。其後,王耀瑩專注經營香港各區專上學生同盟(HKTSA),滲透各大 學生會。王耀瑩畢業後身居多個左派團體要職,並多次出入中聯辦。二零零四年,學生會外務副會長馮英倫應中聯辦邀請率團訪京,回港後發出《七一救港宣言》, 當中提出「普選不是一切事情的解決辦法」,引起公眾嘩然。二零零九年,有指王耀瑩派人滲入港大幹事會招莊會,並暗中邀見一年級生,當中包括陳一諤。其後, 陳一諤當選港大學生會會長,於論壇公開質疑六四未必有平民死亡,又謂中共當權者未必有錯,更形容柴玲為「走佬學生領袖」,最終被港大同學公投罷免。二零一 一年,時任中國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出席港大百周年慶典,部份學生會幹事不滿大學未有開放活動予港大師生及公眾出席,並質疑港大校方向中共獻媚,遂發動舊生 及學生於當天示威。其間,學生會時事秘書及學聯成員於梯間被推倒,是為「八一八事件」。二零一二年,學生會於特首選舉期間豪擲三十八萬於八份報章刊登全版 廣告,指選舉涉及黑金政治,又要求北京介入,視一國兩制及高度自治如無物。同年九月,學生會發起公投要求罷免首席副校長錢大康與學生事務長周偉立,但被學 生斥責無風作浪、具政治目的。公投反應冷淡,且有造票之嫌,選舉監察官曾要求學生會調查,最後卻不了了之。二零一三年,香港各區專上學生同盟企圖扶植新血 入主幹事會。以會長陳冠康為首的當屆學生會擅自宣佈周年大選截止期、押後點票、偽造選票,暗捧幹事會候選內閣煥薪,又明貶另一候選內閣弘曦。由院會、舍堂 宿生會、校園傳媒等組成的改革派一直周旋到底,最終千多名學生發起「中山起義」集會要求會長陳冠康及評議會主席譚振聲下台。學生會又無理解僱資深員工以引 入親信,高薪僱用專上學生同盟成員林嘉駿,意圖達到行政干預之目的。過去十年,香港大學可謂風波不斷。雖然英國統治已成歷史,但殖民大學仍未解殖,甘於自 圈為奴,只是宗主由港英政府變為港共政府及中國共產黨。


明明德於天下 重鑄港大精神

名義上,港大創校時乃為中國而立,惟該「中國」是滿清統治下的中國,港大成立時滿清已被推翻。實際上,港大本質上乃帝國侵華的載體,為中國而立只是 糖衣毒藥的表層。自辛亥革命推翻滿清政權後,中國大學紛紛成立,盧押等帝國主義者之美好計劃全盤落索。陰差陽錯下,港大百多年來率先達致的成就卻是為香港 而立,多年來孕育出無數學者及專業人材。諷刺的是,為香港而立此重大意義卻從未被強調重視。從歷史窺探港大的使命,香港大學與香港有不可分割的關係。港英 時期,公務員以廉潔及高效率見稱,常被譽為亞洲典範,當中港大功不可沒。然則大學之所以為大,並非自我封聖,而是社會賦予之。大學既作為社會良心,必須恪 守獨立自主精神,絕不應以為政府訓練人材作最高教育理念。港大素為學運橋頭堡、社會改革搖籃,要回顧輝煌過去,更要放眼未來,自我期許為生民立命,為萬世 開太平。港大生畢業後或投身政治、或成商界新貴、或為人師表,與本港社會課題難脫關係。
 
一九九七年主權移交以後,香港與中國大陸的關係變得更為錯綜複雜、危機四伏。大陸毗鄰香港,雖有邊界阻隔及法制差異,但早已名存實亡。中國經濟騰 飛,令不少民眾認為黨國以至其自身,可以君臨天下。中共不斷瞞騙港人,謊稱香港受「祖國」照顧及恩惠。另外,英國佔領香港,普遍大陸人視之為國恥,又嘲港 人為英奴。英治時期,香港得以迅速發展,大陸人卻視港人為逃兵,苟且偷安得來繁榮安定。香港部份心懷大中華情意結的人,對於可托庇英國治下而避過民族苦 劫,亦心存愧疚、獨自含恨,覺得要向中國大陸獻身以報恩贖罪。如斯輿論被臆造成主流民意,令多少香港人莫白背負民族叛徒的罪名,自覺有負於國家。不少身中 大一統情花毒的香港人,就此不計利害得失,終身去為一個被中共騎劫的「國」付出。事實上,於中國動蕩時期,香港擔當避難所的角色,接收大量難民,為中國保 存了人材、知識及資金,並提供寶貴外匯。若無香港,難民將四散於世界各地,日後中共推行改革開放時難以回收。香港不但沒有虧欠中國半分,九七後更要反哺中 國,提供教育及醫療等福利。中共入主後,部份港人稱北京政府為「阿爺」,甚為不當。中共於一九四九年建國,迄今方得六十來歲之齡,又於文化大革命時將數千 年來的傳統摧毀殆盡,已然禮法崩壞。反觀香港,一八三零年末英國人登陸香港時,發現島上已有定居生活的慣常規律,又有中國傳統社會之公共造物如廟宇及祠堂 等,而香港至今仍保留正體字及粵音等傳統,繼承了部份華夏命脈。香港免受文革摧殘,文化底蘊得以保存,又將西方文化引進至日常生活及工商百業,擺脫中國文 化之羈絆,形成一種獨有混合文化。故此,港人毋須妄自菲薄,反應正視己身文明,昂首以對中共政權。

八九之後,香港與中國分途而行,且漸行漸遠。中共政府欲以經濟維穩,步上政治倒退之路。由於當時本土意識及相關論述尚未完整,社會極少議論,香港民 主派人士或寄望共產黨自我改善,或主張結束一黨專政。上一代視建設民主中國為一種浪漫,卻令今代港人無辜飽受毒害。民主回歸走到盡頭,民主派人士只能終日 活於大中華之民族情感及想像當中,不肯承認共產中國乃流氓國家,徒然去愛一個虛擬而尚未出生的未來式美好「中國」。愛國並非甚麼高尚情操,愛是一種無法衡 量的感情,盲目而危險。而現在的「中國」奉行權力私有制,黨壟斷了領土及主權,人民只能淪為黨的奴隸,自稱愛國不愛黨絕無意義。若說今日港大仍肩負為中國 而立的重責,那必定是一個主權在民的中國,絕非中共操縱的「國」。可惜,正因黨國不分造成的權貴政治,中國民主夢一再升起又一再幻滅。

港大校訓為明德格物,《禮記‧大學》有云:「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逢世風日下、時局紛亂之際,港大同學應有匡時濟世之抱負。 眼下我城堪憂,中共化身巨人壓境,自由之港正被極權思想逐步蠶食,城門即將告破。港大立於香港百年,既為我城一等學府,必要承擔自救救港之重責,迴狂瀾於 既倒,使之轉危為安。八一八事件、三一二黑金聲明之事固然可一不可再,港大同學更須莊敬自強以昭錚錚風骨,不單要捍衛我校免再受辱,更要主導我城前路,先 匡救香港、後擁抱中華,繼而立足於世界。陳寅恪先生曾言:「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以脫心志於俗諦之桎梏,真理因得以發揚。思想不自由,毋寧死耳」,獨立之精 神及自由之思想必須以生死力爭。港大立校百年,正是重新自我定位,闡釋大學精神之最佳時機。
 
參考:
Chan Lau, K.C. & Cunich, P. (ed.) (2002). An impossible dream : Hong Kong University from foundation to re-establishment, 1910-1950.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宋恩榮,〈為中國而立 港大的回顧〉,《學苑》(香港大學),1970年9月1日。
馮可強,〈從歷史看港大本質〉,《學苑》(香港大學),1972年3月1日。
丁新豹,《為中國而立?為香港而立! 港大創校百年反思》,Convocation Talk 2011,2011年3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