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1月2日星期日

《論語別裁》南懷瑾 - 為政第二(上)




【孔子不談政治】

  第一篇《學而》是講個人作學問的內在修養,接著下來第二篇《為政》則是講學問的外用。

  不過提到為政,有一點要注意:我們常發現在一些著作中,許多人認為《為政》是孔子的「政治思想」,或者用現代的語匯來說,稱之為「政治哲學」。在我個人研究的結果,認為這個說法是不對的。孔子很少提到完整觀念的「政治」,孔子只說「為政」,這點我們要特別注意。站在學術的立場,態度要非常嚴謹。我們常說一句話:「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要服真理。」作學問的立場,就是「在學術面前,態度要非常嚴謹,服從真理。」孔子只講「為政」,不談政治;「政治」如國父所說的:「管理眾人的事。」孔子所提的「為政」是教化,教化是中國文化的名詞,不能看成是教育。教是教育,化是感化,但過去又不叫作感化,而叫作風化。為政的意義包括了教化。這個重點我們必須把握住。因此第二篇《為政》,也是談到學問外用的道理。

【大政治家的風範】

  《子曰:為政以德,其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

  「共」即「拱」。這幾句話,表面上看來,非常容易懂。孔子提出來,為政最重要是「德」。說到這裡,我們要注意,春秋戰國時代,「道德」兩個字,是很少連篇來用的,那個時候,道是道,德是德;魏晉南北朝以後,到唐宋之間,才把這兩個字連起來,變成一個名詞為「道德」;到現在年輕人一提到道德,都當成討厭的名詞。這是文化思想的演變。所以我們要知道,秦漢以前,德是德;而「道」與「天」,在當時可說是最麻煩、最難於界說的兩個字,同樣的有無窮意義。

  有時候「道」字,是形而上的那個本體的代表;有時候是道路之道,有時候是原則或法則,像《孫子兵法》:「兵者詭道也。」這個道就是法則的意思;有時候又是道德的代表。「天」字也是這樣,包含有四五個意義之多。在同一本書,甚至在同一句裡,前後的道字,所代表的意義就不同。這個好像是中國文化的毛病,其實也是長處,尤其在古代印刷術還沒有發明,一個觀念用一個字來代表,用刀刻到竹簡上,在當時就足以完全表達。

  再說到這個「德」字的意義,過去「德」是表示好行為的成果和作用。古時人解釋「德者得也」。因此我們瞭解孔子講的「為政以德」,是好行為的成果,也和後世講的「道德」意義差不多。如果不作深入研究,一般在學校裡,就告訴學生,這裡的「德」就是「道德」,因為學生不到相當的程度,老師也無法多搬古董來為他們作詳細解說。孔子為什麼提出這個「德」字,這是第一個問題。

【星辰知多少】

  第二個問題說到「北辰」。我們中國文化發達得最早的是天文。過去我們把天體分成二十八宿和三垣──紫微、少微、太微,類似於我們現在講天文的經緯度。經緯度是西方的劃分法。曾經有位天文學家主張,我們自己重新劃過,不照西方的度數劃,如格林威治時間是英國人劃的,與我們不相干。我們為什麼不講自己的中原時間,或以台灣作中心,把經緯度再劃過呢?

  而事實上,我們過去是劃分過的。天體的分度為三垣、二十八宿,就是把天體星座的範圍,劃分二十八個部分。為什麼叫「宿」呢?這是指每天太陽從西方落下去的時候,東方天上是哪一個星座出來,這星座就是「宿」。這出來的星座,每個月不同,每半個月不同,每七天不同,所以分作二十八宿,又分為十二辰,作為時間與天體的關係。過去發現了北斗七星,就是現在西方人所指大小熊星座之際。在夏天我們可以看到一條銀河,在銀河的北面,那七顆最亮的星就是北斗星,這七顆星連起來,像舀水的瓢,古時叫「斗」。

  現在的天文學,也沒有離開我們老祖宗那個原則。整個天體那許多星星,都是以北極星作為中樞,眾星拱衛著它,每到晚上,北斗七星的斗柄前方,一定有兩顆最亮的星,名招搖二星,它的光最為閃爍,很容易看見。春天北斗星一定指著東方的寅宮。

  過去做大將的,要上通天文,下通地理,中通人事,無所不通,才能帶兵。因為天文在軍事上非常重要,就拿行軍來說,如夜間迷了路,即觀星斗,不藉儀器,就可辨別出方向來。我國過去這一套文化是很普遍的,現在對於固有的「天文學」,我們反而一點認識都沒有了。對於老祖宗傳下來的這些東西,我們不能不注意,一定要把它撿回來。

  一年四季,天體星座的移動,好像聽北斗星的指揮,跟著它,繞著它轉動。不但一年四季,每個月北斗星所指的方向都不同,整個天體隨時在運轉。每天十二個時辰,北斗星的方向也在變動,而且這是幾千萬億年,固定的一種變動,不能錯亂,事實上它也決不會錯亂。

  對於「北辰」我們瞭解了,那麼孔子這句話是什麼意思呢?就是說「為政以德」,內心有道,表現在外的行為就無懈可擊。譬如北辰,有中心的思想,中心的作風,以道德的感化,你在那裡本身不要動,只要發號施令,下面的人就像滿天無數的星座,都會跟著你的方向動。

【劉備上了曹操的當】

  在軍事思想上,大家都知道「萬眾一心」以及「運用之妙,存乎一心」這兩句。大家對它的解釋也各有不同的見解。有的人解釋成「千萬雄師千萬心」,那就不太好了,最好的主帥在這情形下也沒有辦法,這就是思想問題,思想一定要集中。「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是岳飛所提出的。現在我們如果解釋為主帥心計的變通,所謂「山人自有妙計」,那就更糟了。我們研究起來,岳飛這句「存乎一心」的「一心」,就是「萬眾一心」的意思比較恰當。那麼「居其所而眾星共之」就是這個道理。

  其次,我們知道,儒道兩家的思想,在秦漢以前並不分家。大家都知道,老莊道家的思想講「無為而治」,有些講道家「無為而治」思想的人,都解釋為在上面領導的人,什麼都不管,就是「無為而治」。這完全搞錯了,道家沒有這個說法,是「無為無不為」。所謂「無為而治」是制其機先,看起來是沒有事。譬如說,一個領導的人,一個主持的人,對任何一個方法,一開始你就要先透析它的流弊,毛病出在哪裡,先找到病源,把它疏通了,再不會出毛病,然後才能無為而無所不為。

  講到這裡,說一個笑話,當年抗戰期間,有一個朋友在一個行政督察專員公署當保安副司令,他差不多天天都在外面剿匪,我問他:「你們地方上哪來這麼多土匪?」他怪我一天到晚留心天下大事,連鵝毛扇都不去拿,不會當軍師。我問他這話是什麼意思。他說:「如果把土匪都剿完了,我們怎麼辦?」我說你們原來是這樣幹的。他說:「不是我們要這樣幹,是鄰縣要這樣幹,把土匪趕來趕去,剿的次數多,功勞多,他們要這樣幹,那我們又有什麼辦法呢?」也有人說劉備是曹操培養出來的,假如他不培養一個劉備,就不能挾天子以令諸侯了。

  天下事原來如此。現在講這樣壞的一個故事,以解釋這個道理──這種無為而治,實在是太不道德。我們在政治學上,軍事學上的政治思想中,都看得出來,所謂「為大將者無赫赫之功」,這句話在軍事思想上的意義,是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只要大將在那裡,敵人就怕了,不敢動了,仗就打不起來了。這當然是了不起的。假如是一個普通人有赫赫之功,又是另外一件事了。所謂無為的道理,大致的要點也在此,孔子講道德的政治,就是這一個道理。

  為什麼孔子老是提到這一類的東西呢?古人對中國歷史研究的方法,有一句話叫「經史合參」。什麼叫經呢?就是常道,就是永恆不變的大原則,在任何時代,任何地區,這個原則是不會變動的。但不是我們能規定它不准變動,而是它本身必然如此,所以稱為「經」。而「史」是記載這個原則之下的時代的變動、社會的變遷。我們要懂得經,必須要懂得史。拿歷史每個時代、每個社會來配合。這樣研究經史,才有意義。

  譬如孔子說的「為政以德」,表面上看起來,好像是一則刻板的教條。其實不是的。我們讀歷史就知道,孔子出生的那個時代,我們後世莧它為「春秋時代」,就是西周與東周之間的時代,孔子寫了一本書叫作《春秋》,後來「春秋」成了歷史的代名詞。在孔子前後,有人寫了歷史,都稱春秋。中國文化中為什麼把歷史稱為「春秋」而不稱為「冬夏」呢?照理冷就是冷,熱就是熱,稱冬夏也無不可。有人說因為春秋第一句話「春王正月」──後世把「春王正月」讀成一句話,是讀錯了。

  所以我們再三講,讀古書要注意的,因為那時候還沒有紙筆,文字要用刀刻在竹簡上,很艱難,所以往往一個字就代表了一個複雜的意義。這個「春」是春季;「王」是中央政府,是周朝;「正月」是周朝所行月令的正月;而成為「春王正月」──以此來解釋歷史所以稱作春秋的原因,這是不對的。

  剛才提到,中國文化發展得最早的是科學,而科學中最先發展的是天文,講世界科學史,乃至講科學,一定先研究天文。要講天文,則中國的天文,在三千年以前就發達了。在全世界而言,是一馬當先的。講天文又必須講數學,而中國的數學,六千年以前,也很發達。這方面等將來有機會談到《易經》的時候,再討論它。

  中國的文化是自天文來的──我們知道一年四季的氣候是不平均的,冬天太冷,夏天太熱。講晝夜,白晝在冬天太短,在夏天太長,都不平均。只有春天二月間和秋天八月間,「春分」「秋分」兩個節氣,就是在經緯度上,太陽剛剛走到赤道中間的時刻,白晝黑夜一樣長,氣候不冷不熱很溫和,所以稱歷史為春秋。這就是中國的歷史學家,認為在這一個時代當中,社會、政治的好或不好,放在這個像春分秋分一樣平衡的天氣上來批判。拿現在的觀念來說,稱一下你夠不夠份量,你當了多少年皇帝,對得起國家嗎?你做了多少年官?對得起老百姓嗎?都替你稱一稱。歷史叫作「春秋」就是這個道理。

【從颱風瞭解人生】

  我們看了《春秋》,看了春秋戰國時候的歷史,孔子在《易經》的《系傳》上說:「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當孔子寫《易經.系傳》的時候,正是春秋時期動亂的時候。但是孔子認為「非一朝一夕之故」──不是一天所形成的。道家的莊子說:「颶風起於萍末」,颶風就是現在廣東話、福建話所講的颱風,現在西方人用中國語音譯過去,也叫颱風。我們看到台風的力量這麼猛烈,但它在水面上初起的時候,只見到水面上的一葉浮萍,稍稍動一下,緊接著水面上一股氣流冒上來,慢慢大了,變成颱風。道家這句話是說,個人也好,家庭也好,社會、國家、天下事都是一樣,如果小事不在乎,則大問題都出在小事上。「颶風起於萍末」,大風暴是從一個小風波來的。

  所以孔子在《易經》中說的上面那一段話,說明天下事的形成不是偶然的,幾乎沒有偶然。平常聽人說:「這個機會很偶然」,實際上沒有偶然的事情。

  以中國文化《易經》的道理來說,認為天地間的事都有原因,有很多因素的。譬如有人撿到一塊錢,「這多麼偶然!」但仔細分析,一點不偶然,它的前因是什麼?因為他走出門來了,如果沒有走出門這個前因,就不會有撿到一塊錢的後果。或者說,坐在家裡就掉下一塊錢來了,這該是偶然了吧?但是因為他坐在家裡,這塊錢掉下來他才撿得到呀!假如他出門不坐在家裡,掉下來的錢,也不會是他的了,所以坐在家裡不出去,也是得到這塊錢的前因。因此這些都是因素,「其所由來者,漸矣。」都是慢慢轉變來的。

  《易經》告訴我們,天下的事,沒有突變的,只有我們智慧不及的時候,才會看到某件事是突變的,其實早有一個前因潛伏在那裡。

  我們懂了《易經》這幾句話,孔子著《春秋》,正是趕上那個時代,他所以那麼偏重教化,正是在那三四百年當中,社會風氣亂得不得了。我們不妨引用下面幾個人的話,就可以知道春秋時代亂到什麼程度。

  司馬光說:「今晉大夫暴蔑其君,剖分晉國(指趙、魏、韓三家分晉),天子既不能討,又寵秩之,使列於諸侯,是區區之分不得守,而並棄之也,先王之禮,於斯盡!」

  又說:「天下以智力相雄長,遂使聖賢之後為諸侯者,社稷無不泯滅,生民之類,糜滅幾盡,其不哀哉。」

  顧亭林說:「春秋時猶嚴祭祀,重聘享,而七國則無其事矣!春秋時猶論宗姓氏族,而七國則無一言及之矣!邦無完交,士無完主,此皆變於一百三十三年之間,史之闕文,而後人可以意推者也,不得始皇之並天下,而文武之道盡矣!」

  從上面的記載,說明了春秋戰國當時社會之亂,變亂是不得了的。當時,大家重視權利的鬥爭,社會秩序很亂,文化衰敗,孔子面對這個動亂,非常擔憂,因此他說為政,權力是沒有用的,唯「德」而已。

【聖人也勢利嗎?】

  講到「德」,第三個觀念來了,我們看中國歷史,儒家思想為什麼對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這樣推崇?以前我有一個老朋友,他比我大幾十歲,是我的忘年交,四川人,自稱為「厚黑教主」的李宗吾,此人當系大家都知道的。他本人道德非常好,就喜歡故意罵人,我勸他少罵人一點,不要提倡厚黑學,我說人性本來就是那麼一回事,臉厚心黑,但還用一張幕掩蓋起來的,為什麼一定要把它揭開來呢?他說:「揭開嗎?你搞錯了,我是拉開壞的一幕,教人看後面真的。」李宗吾對歷史非常懷疑,他說聖人靠不住,為什麼專推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這些成功的人?不成功的就沒有聖人嗎?所以他有一篇文章叫「對聖人的懷疑」。這位老兄,專寫反面文章,問他為什麼要這樣做?他說:「老弟,你不知道,我和愛因斯坦同年,我那位同年發明了相對論名聞世界了。我呢?當個厚黑教主還沒有當好,所以我非要調皮一下不可。」此人很妙,我認識他時,他已六十多歲,整天不吃飯,老喝酒,喝酒就飽。精神、道德都很好。

  講到這裡,再回頭講正題,孔子為什麼推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等等?第一,有道德思想,沒有德業的成果,只能說他有道,不見得有德。有道德的思想,又有德業的成果,道與德配合,才叫「道德」。

  歷史上,道家、儒家都提到堯、舜、禹、湯、文、武、周公,是因為那時談到「為政」,講究「德」字,到秦漢以後,只講事功,所謂「三王之治在道德,五霸之志在事功。」王、霸之不同在於此,等而下之,連霸業都談不上,連事功都沒有,光是拿偷雞摸狗的手段竊國而已。

  這幾句話雖然簡單,解釋起來,卻有一大堆的意思,我們把它整個瞭解了,就曉得它的價值了。

【悠美的情歌】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所以有人說《論語》要重新編排,他們看《論語》看到這裡就說:「講為政講得好好的,為什麼又突然講到文學上去,而講起詩來了呢?還不是編錯了,編亂了嗎?應該把它拿出來,照現在西方辦法,邏輯的整理一番。」我說:「邏輯?!大概是把它邏過一下,再輯一輯吧?」只好為他們的主張作如是解釋。殊不知《論語》已經編得非常完整了。

  為什麼在《為政》裡談這個問題。

  「詩三百」,是指中國文學中的《詩經》,是孔子當時集中周朝以來數百年間,各個國家(各個地方單位)的勞人思婦的作品。所謂勞人就是成年不在家,為社會、國家在外奔波,一生勞勞碌碌的人。男女戀愛中,思想感情無法表達、蘊藏在心中的婦女,就是思婦。勞人思婦必有所感慨。各地方、各國家、各時代,每個人內心的思想感情,有時候是不可對人說,而用文字記下來,後來又慢慢的流傳開了。

  孔子把許多資料收集起來,因為它代表了人的思想,可以從中知道社會的趨勢到了什麼程度,為什麼人們要發牢騷?「其所由來者漸矣!」總有個原因的。這個原因要找也不簡單,所以孔子把詩集中起來,其中有的可以流傳,有的不能流傳,必須刪掉,所以叫做刪詩書,定禮樂。他把中國文化,集中其大成,作一個編輯的工作。對於詩的部分,上下幾百年,地區包括那麼廣,他集中了以後,刪除了一部分,精選編出來代表作品三百篇,就是現在流傳下來的《詩經》。

  讀《詩經》的第一篇,大家都知道的「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拿現在青年的口語來講,「追!」追女人的詩。或者說,孔子為什麼這樣無聊,把台北市西門町追女人那樣的詩都拿出來,就像現在流行的戀愛歌「給我一杯愛的咖啡」什麼的,這「一杯咖啡」實在不如「關關雎鳩,在河之洲」來得曲折、含蓄。由此我們看到孔子的思想,不是我們想像中的迂夫子。上次提到過「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人一定要吃飯,一定要男女追求,不過不能亂,要有限度,要有禮制。所以他認為正規的男女之愛,並不妨害風化,這也叫「為政」,正規的。

  那麼他把文王──周朝所領導的帝王國度中,男女相愛的詩列作第一篇,為什麼呢?人生:飲食男女。形而下的開始,就是這個樣子。人一生下來就是要吃,長大了男人要女人,女人要男人,除了這個以外,幾乎沒有大事。所以西方文化某些性心理學的觀念,強調世界進步,乃至整部人類歷史,都是性心理推動的。

  《詩經》歸納起來,有兩種分類──「風、雅、頌」、「賦、比、興」。什麼叫「風」?就是地方性的,譬如說法國的文學是法國的文風,法國文風代表法國人的思想、情感,所以《詩經》有《鄭風》、《魯風》、《齊風》等等。「雅」以現代用詞來講,是合於音樂、文學的標準,文學化的、藝術化的,但有時候也不一定文學化、藝術化。「頌」就是社會、政府公事化的文學叫「頌」。

  作品另三種型態,一種是「賦」,就是直接的述說。其次是「比」,如看見下大雪,想起北國的家鄉來,像李太白的詩:「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因這個感觸聯想到那個,就叫「比」。

  「興」是情緒,高興的事自己自由發揮;悲哀的事也自由發揮;最有名的,像大家熟悉的文天祥《過零丁洋》七律詩:「辛苦遭逢起一經,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風吹絮,身世飄零雨打萍;皇恐灘頭說皇恐,零丁洋裡歎零丁;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這也就是「興」。他在挽救自己的國家,挽救那個時代,而遭遇敵人痛苦打擊的時候,無限的情感,無限的感慨。這也就是真的牢騷,心裡鬱悶的發洩,就是「興」。

【詩的偉大】

  孔子說我整理詩三百篇的宗旨在什麼地方?「一言以蔽之」──一句話,「思無邪」。人不能沒有思想,只要是思想不走歪曲的路,引導走上正路就好,譬如男女之愛。如果作學問的人,男女之愛都不能要,世界上沒有這種人。我所接近的,社會上普遍各界的人不少,例如出家的和尚、尼姑、神父、修女,各色各樣都有,常常聽他們訴說內心的痛苦。我跟他講,你是人,不是神,不是佛,人有人的問題,硬用思想把它切斷,是不可能的。人活著就有思想,凡是思想一定有問題,沒有問題就不會思想,孔子的「思無邪」就是對此而言。人的思想一定有問題,不經過文化的教育,不經過嚴正的教育,不會走上正道,所以他說整理詩三百篇的宗旨,就為了「思無邪」。

  那麼為什麼把這個講文學境界的話,要放到《為政》篇來呢?這不是次序亂了嗎?一點都不亂,這就是「點題」了,就是把題目的中心抓住,先拿出來。

  第一個點題:以現在的話來說,一切政治問題、社會問題只是思想問題。只要使得思想純正,什麼問題都解決了。我們知道,現在整個世界的動亂,是思想問題。

  所以我在講哲學的時候,就說今天世界上沒有哲學家。學校裡所謂的哲學,充其量不過是研究別人的哲學思想而已。尤其是作論文的時候,蘇格拉底怎麼說,抄一節;孔子怎麼說,抄一節。結果抄完了他們的哲學,自己什麼都沒有,這種哲學只是文憑!

  世界上今天須要真正的思想,要融匯古今中外,真正產生一個思想。可是,現在不止中國,這是個思想貧乏的時代,所以我們必須發揮自己的文化。

  第二個點題:牽涉到人的問題。

  中國史上,凡是一個大政治家,都是大詩人、大文學家,我常和同學們說,過去人家說我們中國沒有哲學,現在知道中國不但有哲學,幾乎沒有人有資格去研究。因為我們是文哲不分,中國的文學家就是哲學家,哲學家就是文學家,要瞭解中國哲學思想,必須把中國五千年所有的書都讀遍了。西方的學問是專門的,心理學就是心理學,生理學就是生理學,過去中國人作學問要樣樣懂一點,中國書包括的內容這樣多,哪一本沒有哲學?哪一樣不是哲學?尤其文學更要懂了,甚至樣樣要懂,才能談哲學,中國哲學是如此難學。譬如唐初有首詩,題名《春江花月夜》中有幾句說:「江上何人初見月?江月何年初照人?」與西方人的先有雞還是先有蛋的意思一樣,但到了中國人的手裡就高明了,在文字上有多美!所以你不在文學裡找,就好像中國沒有哲學,在中國文學作品中一看,哲學多得很,譬如蘇東坡的詞:「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不是哲學問題嗎?宇宙哪裡來的?上帝今天晚上吃西餐還是吃中餐?「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他問的這個問題,不是哲學問題嗎?所以中國是文哲不分的。此其一。

  文史不分:中國歷史學家,都是大文學家,都是哲學家,所以司馬遷著的《史記》裡面的八書等等,到處是哲學,是集中國哲理之大成。此其二。

  文政不分:大政治家都是大文豪,唐代的詩為什麼那麼好,因為唐太宗的詩太好了,他提倡的。明代的對聯為什麼開始發展起來,朱元璋的對聯作得很不錯,他儘管不讀書,卻喜歡作對聯。有個故事,朱元璋過年的時候,從宮裡出來,看見一家老百姓門前沒有對子,叫人問問這家老百姓是幹什麼的,為什麼門口沒有對子。一問是閹豬的,不會作對聯。於是朱元璋替他作了一副春聯:「雙手劈開生死路,一刀割斷是非根。」很好!很切身分。唐太宗詩好,大臣都是大文學家,如房玄齡、虞世南、魏征每位的詩都很好。為什麼他們沒有文名?因為在歷史上,他們的功業蓋過了文學上的成就。如果他們窮酸一輩子,就變文人了,文人總帶一點酒釀味,那些有功業的變成醇酒了。其次,像宋代的王安石,他的詩很好,但文名被他的功業蓋過了。

  所以中國文史不分、文哲不分、文政不分,大的政治家都是大文學家。我們來一個老粗皇帝漢高祖,他也會來一個「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別人還作不出來呢!不到那個位置,說不定作成:「颱風來了吹掉瓦,雨漏下來我的媽!」所以大政治家一定要具備詩人的真摯情感。換句話說,如西方人所說,一個真正做事的人,要具備出世的精神──宗教家的精神。此其三。

  第三個點題:中國人為什麼提倡詩和禮?儒家何以對詩的教育看得這麼重要?因為人生就有痛苦,尤其是搞政治、搞社會工作的人,經常人與人之間有接觸、有痛苦、有煩惱。尤篇中國人,拚命講究道德修養,修養不到家,痛苦就更深了。

  我經常告訴同學們,英雄與聖賢的分別:「英雄能夠征服天下,不能征服自己,聖賢不想去征服天下,而征服了自己;英雄是將自己的煩惱交給別人去挑起來,聖人自己挑盡了天下人的煩惱。」這是我們中國文化的傳統精神,希望每個人能完成聖賢的責任,才能成為偉大的政治家。從事政治碰到人生的煩惱,西方人就付諸宗教;中國過去不專談宗教,人人有詩的修養,詩的情感就是宗教的情感,不管有什麼無法化解的煩惱,自己作兩句詩,就發洩了,把情感發揮了。同時詩的修養就是藝術的修養,一個為政的人,必須具備詩人的情感、詩人的修養。我們看歷史就知道,過去的大臣,不管文官武將,退朝以後回到家中,拿起筆,字一寫,書一讀,詩一誦,把胸中所有的煩悶都解決了。不像現在的人上桌子打麻將或跳舞去了。這種修養和以前的修養不同了,也差遠了。

  由此我們已瞭解,孔子說《為政》的「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就是告訴我們為政的人,除了領導思想不走邪路以外,對於自己的修養,更要有詩人的情操,才能溫柔敦厚,才能輕鬆愉快的為政。

【窮哉法治】

  下面提出問題來了: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這個「道」是領導的導。剛才我們提出來,說孔子講的為政,不是談政治,以現在觀念勉強說來,他講的是政治哲學,或說是政治的原理。他說領導一個國家,一個社會,如果以政治體制來領導,再用法制來管理,「齊之以刑」,使大家不犯法,犯法就罰他。但是用法制來管理人民,這樣一來「民免」,一般人會逃避,鑽法律的漏洞,而且他逃避了責任、法律及處罰,他還會自鳴得意,認為你奈何他不了,毫無羞恥心。這和道家老子講的「法令滋彰,盜賊多有」的道理一樣,法令越多,犯法的人越多。

  因此孔子又說:「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假如以道德來領導,每個人都有道德的涵養,「齊之以禮」,以禮教化。這就談到禮義精神了,大家能自動自發,如果做錯了,有那慚愧的心情,這樣做到人人有恥,不敢做不道德的事,不要等到法律制裁,自己就很難過,這就是有恥。到了這種情形,則「且格」,就達到了政治的目的。所以他是主張用道德的政治、道德的感化,這就是儒家與法家的精神之不同了。不過,中國的政治,向來是道家、儒家、法家合用的。

【孔子的自剖】

  下面更有趣了。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

  這是孔子的自我報告,為什麼孔子在談到為政,要作自我報告呢?孔子是七十二歲死的。他用簡單幾句話,報告了自己一生的經歷,艱苦奮鬥的精神。他的身世很可憐,父親去世的時候,他還有一個半殘廢的哥哥和一個姐姐,對家庭,他要挑起這擔子來,他的責任很重。他說十五歲的時候,立志作學問,經過十五年,根據他豐富的經驗,以及人生的磨煉,到了三十歲而「立」。立就是不動,作人做事處世的道理不變了,確定了,這個人生非走這個路子不可。但是這時候還有懷疑,還有搖擺的現象,「四十而不惑」,到了四十歲,才不懷疑,但這是對形而下的學問人生而言。還要再加十年,到了五十歲,才「五十而知天命」。天命是哲學的宇宙來源,這是形而上的思想本體範圍。到了「六十而耳順」,這裡問題又來了,孔子在六十以前耳朵有什麼問題不順,耳腔發炎嗎?這句很難解釋,可能在當時漏刻了文字。可能是「六十而」下面有一個句讀。如果照舊,「耳順」的道理就是說,自十五歲開始作人處世,學問修養,到了六十歲,好話壞話儘管人家去說,自己都聽得進去而毫不動心,不生氣,你罵我,我也聽得進去,心裡平靜。注意!心裡平靜不是死氣沉沉,是很活潑,很明確是非善惡,對好的人覺得可愛,對壞的人,更覺得要幫助改成好人,要這樣平靜,這個學問是很難的。然後再加十年,才「從心所欲」。西方的文化就是自由,但下面有一句很重要的話:「不逾矩」。我們上街去看看,這家包子做得好,就拿來吃,「從心所欲」嘛!行嗎?要「不逾矩」。人與人之間要有一個範圍。「從心所欲」──自由而不能超過這個範圍,所以「不逾矩」,同時這句話也通於形而上的道理。

  講到這裡,我們要研究孔子為什麼把幾十年所經歷作人、做事、做學問的經驗,要放在《為政》篇裡。這經驗太重要了,本來為政就是須要人生的經驗。

  在世界上有兩個東西是沒有辦法實驗的,就是政治和軍事。這兩個東西,包羅萬象,變動不居。從歷史上看,古今中外的政治,專制、君主、民主、集體,究竟哪樣好?誰能下得了這個結論?尤其現代的中國,幾十年來,西方的什麼思想文化,都搬到中國這個舞台上來玩過,結果如何呢?所以為政的人是要瞭解人生,要有經驗,要多去體會。因此孔子將自己的經驗講出來,編到《為政》這一篇,就是暗示一般從政者,本身的修養以及作人做事的艱難,並不簡單,要傚法他這個精神,在工作上去體會、瞭解它,才把這一段編到《為政》中來。

  從上面幾段,我們得到一個結論:不管是為政或做事,是要靠人生經驗的累積。而人生經驗累積成什麼東西呢?簡單的四個字──「人情世故」。

  講到人情世故,中國人現在往往把這個名詞用反了,這是很壞的事。如果說「這傢伙太世故了!」便是罵人。尤其外國人批評中國人,幾年前在《中央日報》我就看到這樣的文章,說中國人什麼都好,就是太重人情了。這裡一般年輕人的反應,認為這個外國人的文章寫得非常透徹,我說你們不要認為外國人在中國留學兩三年,就能懂中國文化,那你們都是幹什麼的?幾十年的飯是白吃了。中國文化一直在講人情,所謂「人情」,不是過年過節的時候,提著一隻火腿,前街送到後巷,左鄰送到右捨,在外面送來送去地轉了個把月,說不定又轉回來物歸原主了。這只是情禮的象徵,中國文化所講的「人情」是指人與人之間的性情。人情這兩個字,現在解釋起來,包括了社會學、政治學、心理學、行為科學等等學問都在內,也就是人與人之間融洽相處的感情。

  「世故」就是透徹瞭解事物,懂得過去、現在、未來。「故」就是事情,「世故」就是世界上這些事情,要懂得人,要懂得事,就叫做人情世故。但現在反用了以後,所謂這傢伙太「世故」,就是「滑頭」的別名;「人情」則變成拍馬屁的代用詞了。就這樣把中國文化完全搞錯了,尤其是外國人寫的更不對。

  為政以「德」為本,再以學來培育「詩」的溫柔敦厚精神,是不是就具備了為政的條件了?不然!不然!就好像一個軍人,把中外古今的軍事思想理論都翻遍了,但是連槍怎麼放都不會,二等兵上等兵是怎麼回事也不曉得,這等人充其量只能當個參謀,絕對不能帶兵上戰場的。所以《論語》行文的氣勢,輕輕一轉,把孔子的簡略自傳編進來了。也就是告訴我們,為政的道理就是要真正能多懂得人情世故。

  我曾講過,世界上所有的政治思想歸納起來,最簡單扼要的,不外中國的四個字──「安居樂業」。所有政治的理想、理論,都沒超過這四個字的範圍;都不外是使人如何能安居,如何能樂業。

  同時我們在鄉下也到處可以看到「風調雨順,國泰民安。」這八個字,現代一般人看來,是非常陳舊的老古董。可是古今中外歷史上,如果能夠真正達到這八個字的境界,對任何國家、任何民族、任何時代來說,無論是什麼政治理想都達到了。而這些老古董,就是透徹了人情世故所產生的政治哲學思想。

【車上的一課】

  接下來,根據我們全篇連貫起來的觀念,似乎有了問題了,因為下面接著是說: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如此一節,我們不要看宋儒這樣的一圈,就把它圈斷了;這是後人圈的,是不對的,上加一圈,下加一圈,結果就變成了教條。其實它是連貫的,也就是前面「為政以德」的引伸發揮,把中國文化裡面的孝道精神,擴充到待人處世上面,中國自古以來、大政治家的出入不苟的胸襟,就是根據這一點培養出來的。

  現在我們先對文字作一瞭解,孟懿子不一定是孔子的學生,而是介於學生與朋友之間的關係,他是魯國的大夫。當時的「大夫」,當然不是現代的醫生,而是一個相當高的官位。

  勉強比,有如現在的內閣官員之流,通稱作「大夫」。「大夫」是官階,不是官職。中國這些官階職務,歷代都有變動的。我們要瞭解中國歷代政治形態的變遷,必須讀「十通」或「三通」──通志、通獻、通考。裡面不僅包括了中國政治制度的演變、官職的演變、一切的演變,乃至現代研究三民主義思想,國父為什麼採用了五權分立制度,都與「三通」、「十通」的文化有絕對的關係。這是講到孟懿子的職位,順便提到的。

  既然孟懿子是這樣一位人物,以當時孔子的立場來講,這一段問答,到底是孔子做魯國司寇以前,或以後說的,就很難考證了。孔子當時在國際──諸侯間──的地位也很特殊,是一位突出人物。所以孟懿子來問他什麼是孝,孔子只告訴他「不要違背」。如果根據這句話來看,孔子講話非常滑頭。不要違背什麼呢?沒有下文。這是一個很奇怪的答話,接下來,又是一幕短劇式的談話。我們看《論語》,深入了,很有趣味,像看小說一樣,不必用那麼嚴肅的態度去看。

  「樊遲御」──樊遲是孔子的學生,名叫樊須,字子遲,小於孔子三十六歲,是年輕的一輩。「御」是駕車。孟懿子剛剛來拜訪孔子,並請教什麼是孝道這個問題,孔子說「不要違背」,就只有這麼一句話。等一會兒孔子出門了,因為請不起司機,都是學生來服務。現在由年輕的樊遲來駕車子,不像現在的汽車,孔子那時坐的是馬車,駕馬車有一套專門技術,很不容易的。那麼孔子坐進車廂了,樊遲坐在前面的駕駛台上,開動了車子,在途中,孔子坐在車廂中和學生談起話來了。從這一點也可以看到孔子的教育,是隨時隨地都在對學生施教的。

  「子告之曰」是描寫孔子在車上特別告訴樊遲一件事:「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孟孫是孟懿子的號,因為他是當朝有相當地位的人,而且在當時政界來講,還算好的一個人,所以孔子對他相當尊敬,便只稱他的號。

  孔子說,他問我什麼叫作孝,我答覆他「無違」,不要違背。「樊遲曰:何謂也。」從這一句話,我們看到那個畫面上,學生正在前面駕車,靜靜的,沒有開腔,而老師好像在自言自語的告訴他,剛才答覆孟懿子問孝的經過,樊遲一聽,回過頭來說,老師,你這句話是什麼意思呢?跟我們現在的疑問一樣。「無違」,不要違背,這是什麼意思?

  於是孔子說,沒有什麼,很簡單。「生,事之以禮。」這個「事」字是古人以下對上而說的。孔子說,當父母活著的時候,我們要孝敬他──「事之以禮」。怎麼叫以「禮」事之呢?很難說了,這個禮不是說見到父母行個禮就叫孝。禮是包括生活上的照應、愛護。(這一切道理,將來我們還有專門講「禮」的機會,在這裡暫不詳述。)又說:「死,葬之以禮。」所以禮是中國文化中很重要的一個基本概念,看到這個禮字,絕不能作狹義的禮貌解釋。去世以後則「祭之以禮」。我們研究這一段,好像沒有什麼了不起,可是又把這一段問答記到《論語》裡,到底有什麼意義呢?對為政又有什麼關係呢?

  我們把這些問題先放在一邊,再看下一段,然後綜合起來作研究。

  下面跟著記載的,是孟武伯問孝。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

  孟武伯是何許人也?就是剛才所講的孟懿子的兒子,他是「世家公子」。

  這又牽涉到什麼是「世家」,古代的制度,和現代兩樣,尤其在春秋時代,與印度、歐洲古代又不相同。所謂「世家」就是作官的,子子孫孫都有這個官作,不過是長子繼承這個官位,即所謂的封建時代。但是與歐洲的封建不同,不是永久的,誰家不好,就被除掉。在中國這樣傳下來的家庭叫「世家」,長子有繼承權,第二以及第三、四、五個孩子都是另外在一邊了。孟武伯是孟懿子的兒子,是正統的世家公子。父親剛剛問了孝道,(當然不是同一天的事,不過編書的人──孔子的學生們,硬要把它編在一起。)兒子孟武伯也來問孝,孔子的答覆,和答覆他父親的是兩樣的。

  孔子說:「父母唯其疾之憂。」這句話就是說父母看到孩子生病了,那種憂愁、擔心,多麼深刻,你要去體會這種心境。

  孔子這個答覆有多妙!這句話,我們要這樣說,這個問題只有自己做了父母的人才真能體會出來。這種情形是,自己要上班,家裡錢又不夠,小孩病了,坐在辦公室裡,又著急,又出汗,又不敢走開,可是心裡記掛著。這種心境就是「父母唯其疾之憂」。孔子對孟武伯就是說,對父母能付出當自己孩子生病的時候,那種程度的關心,才是孝道。

【以孝治天下】

  這兩段話都是大問題,現在我們轉回來談第一點。我們知道中國文化經常講孝道,尤其儒家更講孝道。把四書五經編輯起來,加上《孝經》、《爾雅》等,匯成一系列的總書叫十三經。

  《孝經》是孔子學生曾子著的,我們要研究孝道,就必須看孔子思想系統下的這部《孝經》,《孝經》中說什麼樣子才是孝呢?不單是對父母要孝,還要擴而充之大孝於天下,愛天下人,謂之大孝。為政的人以孝子之心來為政,也就是我們所講公務員是人民公起的道理一樣的,所以後來發展下來,唐宋以後的論調:「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一個人真能愛父母、愛家庭、愛社會,也一定是忠臣。

  因為忠臣是一種情愛的發揮。假使沒有基本的愛心,你說他還會對國家民族盡忠嗎?這大有問題。關於忠字有一點,是古人講的:「慷慨捐身易,從容就義難。」慷慨赴死是比較容易的,等於西門町太保打架,打起來,不是你死就是我死,脾氣來了,真是勇敢,視死如歸;假如給他五分鐘時間去想想看該不該死,這就要考慮了,「從容」──慢慢的來,看他願不願意死,這就很難說了。所以說忠臣必出於孝子之門,要有真感情,真認識的人,才能夠盡忠。

  因此,孔子答覆孟懿子的話不同,孟懿子是從政的人,孔子相當尊敬他,答話就比較含蓄,只說:「不要違背」,不要違背什麼呢?不違背天下人的意思,必須大孝於天下,就是這個道理。他知道這樣的答覆孟懿子也不一定懂,這種說法,土話名之為「歇後語」、「隱語」,像「外甥打燈籠──照舊(舅)」,「瞎子吃湯團──肚裡有數。」都是「歇後語」。講了半天,後面的意思要人猜的。他為什麼這樣答覆?意思是說,你孟懿子的身分不同,既然是從政的人,對天下人要負公道的責任,視天下人如父母,那才是真孝,這是大臣的風度。所以「無違」,就是不可違反人心。

  他也知道孟懿子未必懂,所以與樊遲的一段師生對白是「打丫頭罵小姐」的用意,知道樊遲也一定不懂,不懂讓他不懂,慢慢去傳話,作間接的教育,所以等學生駕車時有這段對白。這種間接的教育,比直接的教育更有效。個人的孝道,能做到對樊遲所講的,是了不起的孝子;對國家大事,能夠做到「無違」就是了不起的大臣。

  但是他對孟武伯這位世家公子的問孝,答覆就大不同了,他說孝道很簡單,你只要想到當你病的時候,你的父母那種著急的程度,你就懂得孝了。以個人而言──所謂孝是對父母愛心的回報,你只要記得自己出了事情,父母那麼著急,而以同樣的心情對父母,就是孝;換句話說,你孟武伯是世家公子,將來一定會當政的。我們讀歷史曉得一句話,就是最怕世家公子當政「不知民間之疾苦」。所以為政的道理,要知道民間疾苦,曉得中、下層社會老百姓的苦痛在那裡。所以愛天下人,就要知道天下人的疾苦,如父母瞭解子女一樣,你將來從政,必須記住這個道理。這兩段穿插在《為政》篇中,用得很妙。

  當然,世家公子不知民間之疾苦,往往是失敗的,我們看到晉惠帝當天下大荒年的時候,太監對他講大家沒有飯吃,他說:「何不食肉糜?」他就不知道連飯都吃不上,哪裡吃得到比飯更不容易的肉糜。這就是不知道民間之疾苦。

  我們也可以從歷史上得到一個結論,凡是創業的帝王,都了不起,兩三代以後的皇帝「長於深宮寺人女子之手」,連米從哪棵「樹」上長出來都不知道的這一類皇帝,我代他創造了一個名稱,叫他們為「職業皇帝」,他天生的一定當皇帝。這些「職業皇帝」往往犯一個心理毛病──自卑感,他們非常自卑。所以歷史上「職業皇帝」非常糟糕,對於文臣,反感他學問比自己好,對於武將,他也要反感,覺得武功不如人,所以「職業皇帝」往往是做出殺戮重臣、罷黜能臣等等莫名其妙的事,注定了他的失敗。

  同樣的,除了帝王政治以外,我們做任何一個主管,對於大小事情都應該知道,尤其對於下層的事務,更是不能馬虎。

  然後,我們要討論到一個孝道的大問題。中國文化,對於家庭教育來講,素來就有以「忠孝傳家」相標榜的,可見中國文化把孝道看得嚴重,這個我們就要先懂得中國整個的歷史文化了。中國這個民族,這個國家,與歐美各國都不同。

  所以這幾天,幾個在外國留學返國的學生來看我,大談歐美情形,一位在德國念了博士以後,現在又學精神分析的學生說,在外國看了這麼多年,結果證明我幾年前告訴他們的話沒有錯。我告訴他們,研究西方文化,不要只以美國為對象,美國立國還不到兩百年,談不上什麼,要從整個歐洲去看;而研究歐洲文化,必須研究希臘文化,從雅典、斯巴達兩千多年以前開始。同時要知道西方文化與我們有基本的不同,中國這個國家,因為地理環境影響,能夠「以農立國」,歐洲做不到,尤其希臘做不到,他們要生存,必須發展商業。過去歐洲的歷史,在海上的所謂商業,看得見就是做生意,看不見時就做海盜,所以十六世紀以前,西方缺乏財富,窮得一塌糊塗。十六世紀以後,搶印度、騙中國,黃金才流到西方去,所謂西方文化、經濟發展等等,原先都是這樣來的。

  我們瞭解西方文化以後,再回頭來看中國,中國以農立國,有一個文化精神與西方根本不同,那就是中國的宗法社會。三代以後,由宗法社會,才產生了周代的封建。一般講的封建,是西方型的封建,不是中國的封建,把中國封建的形態,與西方文化封建的奴隸制度擺在一起,對比一下,就看出來完全是兩回事,完全搞錯了。

  中國的封建,是由宗法形成的。因為宗法的社會,孝道的精神,在周以前就建立了,秦漢以後,又由宗法的社會變成家族的社會,也是宗法社會的一個形態,那麼家族的孝道,把範圍縮小了,但精神是一貫的。這個孝字,也是我們剛剛提到的,是人情世故的擴充,把中國這個孝字,在政治上提倡實行而蔚為風氣,是什麼時候開始的呢?是在西漢以後,魏晉時代正式提倡以孝道治天下。我們看到二十四孝中有名的王祥臥冰,他就是晉朝的大臣。晉朝以後,南北朝、唐、宋、元、明、清一直下來,都是「以孝治天下」。我們看歷朝大臣,凡是為國家大問題,或是為愛護老百姓的問題,所提供的奏議,很多都有「聖朝以孝治天下」的話,先拿這個大帽子給皇帝頭上一戴,然後該「如何如何」提出建議,這是我們看到中國文化提倡孝的好處、優點。

  但是天下事談到政治就可怕了,我們關起門來研究,也有人利用孝道作為統治的手段。誰做了呢?就是清朝的康熙皇帝。

【康麻子的教孝教忠】

  我們看歷史,經常可以看到有個因果律,如清朝,孤兒寡婦率領三百萬人,入了中原,統治了四萬萬人,最後清朝完了,又仍然是孤兒寡婦,夾了一個皮包,回到關外去了。一部歷史,怎麼樣開始,就是怎麼樣結束,好像呆板的。古今中外的歷史,也幾乎完全是跟著循環往復的因果律在演變。

  清朝孤兒寡婦入關以後,順治很年輕就死掉了,不過這是清朝一個大疑案,有一說順治沒有死,出家去了,這是清人歷史上不能解決的幾大疑案之一。

  接著康熙以八歲的小孩當皇帝。到十四歲,正式親政。老實講,那時候如果是平庸之輩,要統治這樣龐大的四萬萬人的中國,是沒有辦法的,但這個十四歲的小孩很厲害,康麻子──康熙臉上有幾顆麻子的──十四歲開始統治了中國幾十年,(康熙八歲當皇帝,十四歲親政,六十九歲去世,在位六十一年。)清朝天下在他手裡安定下來。

  當時,中國知識分子中,反清復明的人太多了,如顧亭林、李二曲、王船山、傅青主這一班人都是不投降的,尤其是思想上、學說上所作反清復明的工作,實在太可怕了。結果呢?康麻子利用中國的「孝」字,虛晃一招,便使反清的種子一直過了兩百年才發芽。清兵入關,有三部必讀的書籍,哪三部書呢?滿人的兵法權謀,學的是《三國演義》,還不是《三國志》,在當時幾乎王公大臣都讀《三國演義》。第二部不是公開讀的,是在背地裡讀的──是《老子》,當時康熙有一本特別版本的《老子》,現在已經問世,註解上也沒有什麼特殊的地方,但當時每一個清朝官員,都要熟讀《老子》,揣摩政治哲學。另一部書是《孝經》。但表面上仍然是尊孔。

  說到這裡,諸位讀歷史,可以和漢朝「文景之治」作一比較,「文景之治」的政治藍本,歷史上只用八個字說明──「內用黃老,外示儒術。」這麼一來,康熙就提倡孝道,編了一本語錄──《聖諭》,後來叫《聖諭寶訓》或《聖諭廣訓》,拿到地方政治基層組織中去宣傳。以前地方政治有什麼組織呢?就是宗法社會中的祠堂,祠堂中有族長、鄉長,都是年高德劭,學問好,在地方上有聲望的人。每月的初一、十五,一定要把族人集中在祠堂中,宣講聖諭,聖諭中所講都是一條條作人、做事的道理,把儒家的思想用進了,尤其提倡孝道。進一步分析,康熙深懂得孝這個精神而加以反面的運用。

  要知道康熙把每一個青年訓練得都聽父母的話,那麼又有哪一個老頭子、老太太肯要兒子去做殺頭造反的事呢?所以康熙用了反面,用得非常高明。此其一。

  其二:當時在陝西的李二曲,和顧亭林一樣,是不投降的知識分子,他講學於關中,所以後來顧亭林這班人,經常往陝西跑,組織反清復明的地下工作。康熙明明知道,他反而徵召李二曲作官,當然李二曲是不會去作的。後來康熙到五台山並巡察陝西的時候,又特別命令陝西的督撫,表示尊崇李二曲先生為當代大儒,是當代聖人,一定要親自去拜訪李二曲。當然,李二曲也知道這是康熙下的最後一著棋,所以李二曲稱病,表示無法接駕。哪裡知道康熙說沒有關係,還是到了李二曲講學的那個鄰境,甚至說要到李家去探病。這一下可逼住了李二曲了,如果康熙到了家中來,李二曲只要向他磕一個頭,就算投降了,這就是中國文化的民族氣節問題;所以李二曲只好表示有病,於是躺到床上,「病」得爬不起來。但是康熙到了李二曲的近境,陝西督撫以下的一大堆官員,都跟在皇帝的後面,準備去看李二曲的病。康熙先打聽一下,說李二曲實在有病,同時,李二曲也只好打發自己的兒子去看一下康熙,敷衍一下。而康熙很高明,也不勉強去李家了。否則,他一定到李家,李二曲罵他一頓的話,則非殺李二曲不可。殺了,引起民族的反感;不殺,又有失皇帝的尊嚴,下不了台,所以也就不去了。安慰李二曲的兒子一番,要他善為轉達他的意思,又交待地方官,要妥為照顧李二曲。還對他們說,自己因為作了皇帝,不能不回京去處理朝政,地方官朝夕可向李二曲學習,實在很有福氣。

  康熙的這一番運用,就是把中國文化好的一面,用到他的權術上去了。可是實在令人感慨的事,是後世的人,不把這些罪過歸到他的權術上,反而都推到孔孟身上去,所以孔家店被打倒,孔子的挨罵,都太冤枉了。

  實在講,孝道的精神絕對是對的,要說它對的理由,很多很多,現在是講《論語》,不在本題外說得太多,只在這裡提一下,就可以瞭解「孝」可以治天下。由各人的孝父母,擴而充之愛天下人,就是孝的精神。這個精神的更深處,我們再看一下《孝經》,就瞭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