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帝王而不為】
《泰伯》第八這一篇，等於是第二篇《為政》的個人學問修養的引伸註解。第八篇的題目《泰伯》，也就是這一篇裡所記載的，孔子經常標榜的聖人──吳泰伯。
泰伯是什麼人呢？我們現在說中國文化，如果嚴格地說應該是周代文化。是周公把過去的中國文化，集其大成；而孔子是將周公集其大成的中國文化加以整理。所以中國文化，也就是堯、舜、禹、湯、文王、武王、周公、孔子所傳承的文化總稱。
講到中國的文化歷史，就聯想起一本有關中國歷史哲學的書，在清代是禁書，但是我們還是把它保存了下來，也許大家沒有看過。賈應寵（字鳧西，是明崇禎末年人）寫的《木皮散客鼓詞》，是用歌謠的體裁，以彈唱的方式來敘述我國歷史。這本書是明末清初時期的作品，其中充滿了反清復明的民族意識，也包含著高深的歷史哲學意味及文學境界。講中國的歷史哲學，以朝代來計算，春秋、戰國這兩個時代，還是屬於周朝的。周朝統治天下約八百年，漢朝約四百年，唐代約三百年，元朝八十多年。明朝約三百多年，清朝統治也兩百多年。說亂世，魏晉南北朝亂了兩百多年。其中歷史最長的朝代，源遠流長的是周朝有八百年。
民間的小說上說，姜太公八十歲遇文王。要知道周武王比姜太公只不過小幾歲，當年跟周武王統一中國的都八、九十歲了。當時的文化，老成謀國，越老成經驗越豐富、越穩重，和今天情形大有出入。不過這個出入不必去擔心，時代在變，歷史也在輪轉返復，將來會恢復敬老尊賢也不一定。因為年輕人有衝勁，卻沒有高度智慧與經驗，而老年人衝勁又太小。兩人一配合就完整了，不能偏向的。小說上說姜太公八十遇文王，老先生還擺架子，不肯出來。結果由文王推車，推了八百步推不動了，姜太公就說保佑他的子孫八百年天下。這是小說寫的，但代表了一種思想。把神話的、小說的外衣剝了以後，真的思想就出來了。這是小說家和民間文學的一種手法。
周朝能統治天下長達八百年，真不簡單，歷史上寫他祖德深厚──所謂祖德，不是迷信，而是說他祖先開始，歷代培養歷史的根基。要培養歷史的根基，是不容易的。我們再看秦始皇統一天下，他也是祖宗好幾代培養下來的。不過秦國走的路子，比不上周朝。周代一開始就走道德的路子；秦國的祖先一開始就以法治為基礎。周以道德為基礎，就是德治、禮治。在教育文化這一方面，秦的法治也培養了好幾代，兩三百年以後，才有秦始皇這個結果。周代的祖先，到周文王不是結果，到周武王統一天下才是結果。泰伯是個什麼人呢？是周文王的大伯父，周武王的大伯公。周文王的祖父為大王。大王有三個兒子，大兒子為泰伯，次子名虞仲，第三子名季歷。季歷的長子就是周文王，名姬昌。大王當時看到殷商已經快完了，政治太糟糕了，有意革命。照中國古代的規矩，大王一定是傳位給長子泰伯。大王就告訴泰伯好好努力，將來可以把殷商腐敗的政治推翻。但是泰伯依照傳統的觀念，認為殷商的政治儘管敗壞，而周終歸是殷商的諸侯，不應該去推翻它。對於他父親大王這個思想，在家族中為孝道，不能不聽你親的話；為天下的公道，則礙難聽父親的話；處於兩難之間。泰伯於思想、見解、學問、道德，沒有不好的地方，卻難於接受大王的想法。
大王看到第三個兒子季歷的長子──就是周文王，認為他將來會有辦法，將來可以統一中國。所以大王認為，泰伯既然這樣清高──他當然不能說大兒子不對，泰伯是對的，他也欣賞大兒子──只好將位子傳給三子季歷。古代宗法社會，有長兄在，傳位給小兒子是不可以的。泰伯處在這種左右為難的狀況中，知道了父親的意思以後，於是自己逃掉了，不願當帝王。所以後來大王傳位給季歷，季歷死了傳給周文王。一代一代都是道德的政治。後來周文王受冤枉坐牢，他並沒有起來革命。到了武王的時候，才和姜太公起來革命，推翻殷商。這樣幾代下來，數百年間，周朝的德政已深入人心。我們古代就講立德立功，後來佛教引用，稱為功德，是功與德聯合起來用。一個道德行為，使全國的人都受到恩惠──政治上的恩惠、公的恩惠、私的恩惠、加上對社會的功勞，合起來為功德。周朝就做到了這一步。
但是泰伯歸隱了，逃到南方，就是後來的江蘇。在古代，這些地方都是蠻荒之地，沒有開發、沒有文化。所以他一逃就逃到這最野蠻的地方。後來他的子孫落籍了，就是在南方的吳國。春秋戰國時吳國，就是他的後代。最初是武王統一天下以後，才把泰伯這一支宗族清理出來，封為吳國。在周武王沒有封他以前，泰伯連王侯都不當。以現代的話來說，為了正義，為了信仰，帝王可以不當，人格不能有損，真理的思想不能動搖，因此走掉。我們有時說「連皇帝都不想當！」那是吹牛，沒有機會而已。給你當也當不好，除非在電影上、電視上，演戲當當還可以，真給你上去，不把你嚇昏了，就被你弄壞了，那不行的。泰伯是真的有帝王可做而不為，這是非常不容易的。在孔子思想中最推崇這種人，並不把功名富貴放在第一位；把真理、道德放在第一位。窮死餓死，那是另外的問題，並不在乎。所以孔子最尊重的人是泰伯、伯夷、叔齊等人。這一篇開頭就講泰伯。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
這是引用孔子平常講的話，當作這一篇的第一節。孔子說，如果講人生的道德──公德，政治的道德；私德，個人的道德──像泰伯這個人，隨便公私兩方面的道德、修養都到了最高點。他三次推讓天下，最後還是逃掉。後世的老百姓，不曉得歷史上這件事。這事後來流傳下來，完全靠《左傳》詳細的記載。而他自己帝王都不要作，當然更不會要一個虛名，讓老百姓去稱道他了。所以孔子特別尊重他。這也就是中國後來所講的道家思想（我們前面曾提過，在當時是儒道不分的）。
一個人道德修養，真要做到「君子坦蕩蕩」，必須修養到什麼程度呢？要做到「棄天下如敝屣，薄帝王將相而不為。」把皇帝的位置丟掉像丟掉破鞋子一樣：為了道德，為了自己終身的信仰，人格的建立，皇帝可以不當，出將入相富貴功名可以不要。孔子所標榜的人格的修養，到了這地步，那自然會真正「坦蕩蕩」。也是前面提到過的，人有所求則不剛。曾子也說：「求於人者畏於人。」對人有所要求，就會怕人。如向人借錢，總是畏畏縮縮的。求是很痛苦的。所謂「人到無求品自高」。所以要做到「君子坦蕩蕩」，養成「棄天下如敝屣」，然後可以擔當天下大任了。因為擔當這個職務的時候，並不以個人當帝王將相為榮耀，硬是視為一個重任到了身上來，不能不盡心力。但隋煬帝另有一種狂妄的說法，他說：「我本無心求富貴，誰知富貴迫人來。」能說這種狂妄的話，自有他的氣魄。這是反派的。到他自己曉得快要失敗了，被困江都的時刻，對著鏡子，拍拍自己的後腦：「好頭顱，誰能砍之？」後來果然被老百姓殺掉了。這是反面的，不是道德的思想。但是我們引用他的話，當「誰知富貴迫人來」的時候，能不被富貴所迷惑的就是泰伯。
【貴為天子而友布衣】
下面是孔子說明人生修養的境界。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葸，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
這一節我們要深入研究，意義包括很多。大而言之，就是政治領導哲學；小而言之，是個人的人生修養道理。
恭就是恭敬。有的人天生就是態度拘謹，對人對事很恭敬；有的人生來就昂頭翹首，蠻不服氣的樣子。有的長官對這種人的印象很壞，其實大可不必，這種態度，是他的秉賦，他內心並不一定這樣。所以我們判斷一個人的好壞，不要隨便被外在的態度左右，盡量要客觀。孔子所說的恭而無禮，這個禮不是指禮貌，是指禮的精神、思想文化的內涵。所以不要認為態度上恭敬就是道德，如果有恭敬態度而沒有禮的內涵則「勞」。換句話說，外型禮貌固然重要，如果內在沒有禮的精神，碰到人一味的禮貌，則很辛苦、很不安詳。
「慎而無禮則葸」，有些人做事很謹慎，非常小心。小心固然好，過分的小心就變成無能、窩囊，什麼都不敢動手了。我們土話說「樹葉掉下來怕打破頭」，確有這種人。
「勇而無禮則亂」，有些人有勇氣、有衝勁，容易下決心，有事情就干了，這就是勇。如果內在沒有好的修養，就容易出亂子，把事情搞壞。
「直而無禮則絞」，有些人個性直率、坦白，對就是對，不對就是不對。當長官的或當長輩的，有時候遇到這種人，實在難受，常叫你下不了台。老實說這種陽性人，心地非常好，很坦誠。但是學問上要經過磨練、修養，否則就絞，絞得太過分了就斷，誤了事情。
這四點：恭、慎、勇、直，都是人的美德，很好的四種個性。但必須要經過文化教育來中和它，不得中和就成為偏激了，這四點也成了大毛病，並不一定對。太恭敬了，變成勞。我們中國人說：「禮多必詐」，像王莽就很多禮。太謹慎了變成窩囊。太勇敢了，容易決斷，成為衝動，有時誤了事情。太直了，有時不但不能成事，反而僨事。項羽的個性就是太勇太直這兩個反面的缺點。清代詩人王曇說他「誤讀兵書負項梁」，很有道理。所以教育文化，非常重要，自己要曉得中和。懂得了這四點，就是每一個人反省自己個性的標準。
孔子接著說：「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我們中國人講孝道，如果對於自己的父母、兄弟、姊妹、朋友都沒有感情，親情不篤，而要他愛天下，愛國家、愛社會，那是空洞的口號，是不可能的。說他真的有愛心，他連父母、兄弟、姊妹、朋友都沒有愛過，怎會愛天下、國家、社會？或者說私事不愛而愛公眾，事實上沒有這回事。愛天下國家，就是愛父母兄弟的發揮。所以說篤於親者，不怕人自私愛自己的父母兄弟。儒家講愛是由近處逐漸向外擴充的，所以先篤於親，然後民興於仁。從親親之義出發，整個風氣就是仁愛，人人都會相愛。
下面「故舊不遺，則民不偷。」故舊有兩個意義。過去的解釋是老朋友、老前輩。像古人說的「念舊」，老朋友的交情，始終惦念他，即所謂「滴水之恩，湧泉相報。」如韓信一飯難忘的故事，他倒楣的時候，餓得不得了，在溪邊吃了一個洗衣服老太婆的飯，匆匆忙忙，沒有問清姓名就走了。後來他封了王，想找這個老太婆報答，找不到，只好將千金放在水裡。古人就有這個精神。漢光武當了皇帝以後，找老同學嚴光來敘舊；朱元璋當了皇帝以後，要找年輕時和他一起種田的老朋友田興出來，找不到就下令全國找這個人。田興卻硬不肯出來做官，只是到處在做好事。後來有人報告，一個縣裡，有五隻老虎出來吃人，厲害得很，而有一個人把那五隻老虎都打死了。朱元璋接到這封公文，知道一定是他的老朋友田興做的好事。於是找來翰林院的進士們，都是文學修養非常高的，以現在來說，都是研究院中的博士。朱元璋要他們趕快寫信去把田興找來。於是翰林先生們之乎者也矣焉哉、孔子曰、孟子曰的，咬文嚼字。朱元璋看了半天，皺皺眉、搖搖頭，還是自己動手寫。他寫的是白話，內容大要說：皇帝是皇帝，朱元璋是朱元璋。你不要以為我做了皇帝就不要老朋友。你不來，就沒有種。我們兩兄弟還是好兄弟，我今天不是以皇帝身分找你來。我們兩兄弟見面，皇帝是皇帝，朱元璋是朱元璋，有種的你過河來吧！和當年兩個人放牛時，打架對罵的口吻一樣。
田興看了這封信來了，來了但還是不做官，玩了一陣子走了。這就是說歷史上的念舊。可是今天的社會，這種事就很少了。有的人環境好了，看到老朋友，要問貴姓了。古人說富貴不可驕人，只有貧賤可以驕人。窮人氣大，我反正窮，不看你就不看你。這是故舊的第一個觀念。
故舊的另外一個意義就是傳統，故舊不遺就是傳統觀念不要放棄。如果你要推翻傳統，最好先推翻你自己，因為你是父母生的，祖宗傳統而來的。沒有父母這個傳統，就傳不下來你這個統，萬事總有個來根。所以孔子說「故舊不遺」，一個偉大的人物，一定有真感情，可以做英雄，可以做烈士，有真感情才肯犧牲，才付得出來，有這種血氣，「則民不偷。」偷是偷巧。不偷巧，社會風氣就穩了。
孔子這一段為什麼放在《泰伯》下面？就是講政治哲學的風氣問題，儒家主張的道德政治，個人修養首先在道德的精神。道德的精神要堅定的思想和真實的感情，才能夠發揮出來。
上面是孔子的教育思想，也是第二篇《為政》的發揮。接下去看這書上的文字，可見是孔子的門人所記載的。前面曾提過，在中國古代的習慣，直接的學生稱弟子，再隔一代以後的學生稱門人。到後來才慢慢混合稱用，凡是學生輩，都稱弟子，也可以稱為門人。
【無愧平生事大難】
這篇下面差不多都是門人的記載。下一節是講曾子。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啟予足，啟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
這一節最後的「小子」，現在是罵人的──你這個小子──過去的意思就是「年輕人」。等於現在說的，「你們這些年輕人」，這是他對學生的稱呼。
這一節話，為什麼加在《泰伯》篇裡？這是顏回死後，傳承孔子道統的曾子，對學問修養的經驗談。我們在第一篇裡就讀過曾子所提出的，每天以三件事反省自己的學養──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現在他有病快要死的時候，「召門弟子」，這裡門人與弟子連起來用，就是曾子把學生乃至他的徒孫們，叫到前面來，吩咐後事。他說：「啟予足，啟予手。」根據這六個字，就知道曾子已經病得手腳都麻痺了。
說到這裡，我們要曉得，通常一個人生機的消逝，往往從腳部開始。試看嬰兒，躺在小床上玩，最早期是用兩腳蹬著玩，手不大動，這時候生命力在腳部，腳就是根。到了幼兒時期，小孩子是坐不住的，兩隻腳總要跑，因為他生命的活力，在不斷的生長。到中年以上，漸漸腳不想動，而動手、動腦筋。年紀再大一點，一坐下，「二郎腿」翹起來了。再到晚年，「二郎腳」都不翹，最好是身子一仰，靠在椅背上，兩隻腳架到寫字檯上去了，因為腳上沒有力氣了。所以中國以前看相的說，老年人到冬天而腳心還發熱的，是長壽之相，其實是生理上兩腳還有生命的活力。且看老人，腳活動不靈活，走路吃力，腳已近死亡。越老下面越僵化，生命力沒有了，最後手也懶得動，只用腦筋。到了臨死的時候，除了少數的例外，一般正常的情形，是腳先失去知覺。現在西方正在研究「死亡的科學」，死亡成為了一種專門學問。這也是受了東方古老文化的影響之一。
所以曾子說「啟予足，啟予手。」因為他的病嚴重到快要死了。連自己的手腳在哪裡，都不知道，自己不能指揮了。只有叫學生們，替他把手腳擺擺好。他這時快要斷氣了，只有用頭腦。等學生們替他把手腳放端正了，然後他引用《詩經．小雅．小篇》的句子：「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意思是作人作一輩子，常常提心吊膽，尤其是注重道德修養的人更難。我們中國人有一句話「蓋棺論定」，一個人好與壞，要在棺材蓋下去的時候才可以作結論。不過我經常告訴朋友，據我的經驗，世界上有許多事情，蓋棺並不能論定。我就發現許多人，帶著冤枉進到棺材裡走了。絕對的好人，行善一生，到進棺材作結論的時候，人們對他的評論並不見得好。或者做某一件事，在蓋棺的時候覺得他錯了，將來也許又發現他並沒有錯，但已經太晚了。所以在我的看法，「蓋棺論定」這句話有時候也值得懷疑，有時蓋棺還不能論定。
【馮道的故事】
我們舉出一個人來做例子，這是講到這裡，順便討論歷史。在此要特別聲明，馮道這個人，是不能隨便傚法的。現在只是就學理上，作客觀的研究而已。唐末五代時，中國亂了八十多年當中，這個當皇帝、那個當皇帝，換來換去，非常的亂。而且都是邊疆民族。我們現在所稱的邊疆民族，在古代都稱為胡人。當時，是由外國人來統治中國。這時有一個人名叫馮道，他活了七十三歲才死。在五代那樣亂的時候，每一個朝代變動，都要請他去輔政，他成了不倒翁。後來到了宋朝，歐陽修寫歷史罵他，說中國讀書人的氣節都被他喪盡了。他曾事四姓、相六帝，所謂「有奶便是娘」，沒有氣節！看歷史都知道馮道是這樣一個人，也可以說馮道是讀書人中非常混蛋的。
我讀了歷史以後，由人生的經驗，再加以體會，我覺得這個人太奇怪。如果說太平時代，這個人能夠在政治風浪中屹立不搖，倒還不足為奇。但是，在那麼一個大變亂的八十餘年中，他能始終不倒，這確實不是個簡單的人物。第一點，可以想見此人，至少做到不貪污，使人家無法攻擊他；而且其他的品格行為方面，也一定是爐火純青，以致無懈可擊。
古今中外的政治總是非常現實的，政治圈中的是非紛爭也總是不可避免的。可是當時沒有一個人攻擊他。如從這一個角度來看他，可太不簡單。而且最後活到那麼大年紀，自稱「長樂老人」，牛真吹大了。歷史上只有兩個人敢這麼吹牛，其中一個是當皇帝的──清朝的乾隆皇帝──自稱「十全老人」，做了六十幾年皇帝，活到八十幾歲死，樣樣都好，所以自稱人生已經十全了。做人臣的只有馮道，自稱「長樂老人」，這個老人真不簡單。後來儒家罵他喪盡氣節，站在這個角度看，的確是軟骨頭。但從另一角度來看，歷史上、社會上，凡是被人攻擊的，歸納起來，不外財、色兩類，馮道這個人大概這兩種毛病都沒有。他的文字著作非常少，幾乎可以說沒有什麼東西留下來，他的文學好不好不知道。後來慢慢找，在別的地方找到他幾首詩，其中有幾首很好的，像：
《天道
窮達皆由命，何勞發歎聲。但知行好事，莫要問前程。
冬去冰須泮，春來草自生。請君觀此理，天道甚分明。
偶作
莫為危時便愴神，前程往往有期因。須知海岳歸明主，未必乾坤陷吉人。
道德幾時曾去世，舟車何處不通津。但教方寸無諸惡，狼虎叢中也立身。
北使還京作
去年今日奉皇華，只為朝廷不為家。殿上一杯天子泣，門前雙節國人嗟。
龍荒冬往時時雪，兔苑春歸處處花。上下一行如骨肉，幾人身死掩風沙。》
像他「偶作」中的最後兩句，就是說自己只要心地好，站得正，思想行為光明磊落，那麼「狼虎叢中也立身」，就是在一群野獸當中，也可以屹然而立，不怕被野獸吃掉。我看到這裡，覺得馮道這個人，的確有常人不及之處。儘管許多人如歐陽修等，批評他誰當皇帝來找他，他都出來。但是從另外一個角度看，這個人有他的了不起處。在五代這八十年大亂中，他對於保存文化、保留國家的元氣，都有不可磨滅的功績。為了顧全大局，背上千秋不忠的罪名。由他的著作上看起來，他當時的觀念是：向誰去盡忠？這些傢伙都是外國人，打到中國來，各個當會兒皇帝，要向他們去盡忠？那才不幹哩！我是中國人啊！所以他說「狼虎叢中也立身」，他並沒有把五代時的那些皇帝當皇帝，他對那些皇帝們視如虎狼。
再看他的一生，可以說是清廉、嚴肅、淳厚，度量當然也很寬宏，能夠包涵仇人，能夠感化了仇人。所以後來我同少數幾個朋友，談到歷史哲學的時候，我說這個人的立身修養，值得注意。從另外一面看他政治上的態度，作人的態度，並不算壞。幾十年後文化之所以保存，在我認為他有相當的功勞。不過在歷史上，他受到沒有氣節的千古罵名。所以講這一件事，可見人有許多隱情，蓋棺不能論定。說到這裡，我們要注意，今天我們是關起門來討論學問，可絕不能學馮道。老實說，後世的人要學馮道也學不到，因為沒有他的學養，也沒有他的氣節。且看他能包容敵人、感化敵人，可見他幾乎沒有發過脾氣。有些笨人，一生也沒有脾氣，但那不是修養，是他不敢發脾氣。馮道能夠在如此大風大浪中站得住，實在是值得研究的。
這是講歷史上比較大的事。我們看社會上許多小人物，一旦死了，他這一生到底是好人，或者是壞人，我們到殯儀館中去仔細推詳看，也很難斷定。
所以曾子特別提出來，一輩子作人都「戰戰兢兢」。「戰戰」是發抖的樣子，「兢兢」就是腳都不敢踩實的樣子。「如臨深淵」，好像站在懸崖邊緣，腳下是萬丈深潭，偶然一不小心，就是」一失足成千古恨」了。「如履薄冰」，初冬剛結薄冰，或早春要解凍時，走在河面上，要有功夫、有本事，一個疏忽，掉下去就沒命。作人一輩子，要想修養到死都沒有遺憾，如孟子所說「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實在是偉大功夫。人騙人是常事，最妙的是人還都喜歡騙自己。可是到了自己要死的時候，仍騙不過自己。要想做到對人內心沒有虧欠，就「如臨深淵，如履薄冰。」了。
這三句話是曾子病到手腳都不能動了，然後告訴學生，人生是如此之困難，尤其是利害關頭，能不能為忠臣，能不能為孝子，就在這麼一念。如果怕自己吃虧，就掉下去了。「而今而後，吾知免夫。」他說我現在告訴你們，我手腳都失去知覺了，已經死了一半了，到這個地步，我才敢說大話，我不會再犯錯了。這就證明，學問並不在文章寫得好或知識淵博，而在作人處世的修養，孔門是最注意這一點的。
這裡前後三節是緊密相連的。也就是曾子有病，快要死的時候，魯國的一個大夫孟敬子來問他。問什麼問題，書上沒有說明。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
這個話怎麼講呢？曾子答覆他說，我告訴你，鳥將死的時候，它叫的聲音一定很悲哀，（這是自然界的現象，不但是鳥，所有的動物，將死的時候，叫的聲音都很淒涼。）人類將死的時候，所講的話，多半是好話。（要注意，不是完全。像以前有些土匪，被拉去槍斃，臨死的時候，還要講狠話，「二十年後又是一條好漢」並不是好話。）一個普通人，在快要死的時候，對人生的看法，往往比較冷靜，吩咐的話也多半是善言。
為什麼曾子要把這兩句話說在前面呢？這就可見曾子的教育態度。換言之就是他說，我快要死了，你平常不大聽話，我現在最後的話是很誠懇的、很嚴肅的對你說，希望你要注意。所以曾子把這兩句話說在前面，以加重語氣。於是曾子告訴他「君子所貴乎道者三」，這個「道」是儒家的、孔門的人生之道。就是說人之學道──作學問、受教育有三個重點。曾子在這裡所講的三個重點，我們的確要注意。
第一點「動容貌，斯遠暴慢矣。」就是人的儀態、風度，要從學問修養來慢慢改變自己，並不一定是天生的。前面說過的「色難」就是這個道理。暴是粗暴，慢是傲慢看不起人，人的這兩種毛病，差不多是天生的。尤其是慢，人都有自我崇尚的心理，講好聽一點就是自尊心，但過分了就是傲慢。傲慢的結果就會覺得什麼都是自己對。這些都是很難改過來的。經過學問修養的熏陶，粗暴傲慢的氣息，自然化為謙和、安詳的氣質。
第二點「正顏色，斯近信矣。」顏色就是神情。前面所說的儀態，包括了一舉手、一投足等站姿、坐姿，一切動作所表現的氣質；「顏色」則是對人的態度。例如同樣答覆別人一句話，態度上要誠懇，至少面帶笑容，不要擺出一副冷面孔。「正顏色，斯近信矣。」講起來容易，做起來可不容易。社會上幾乎都是討債的面孔。要想做到一團和氣，就必須內心修養得好，慢慢改變過來。
第三點「出辭氣，斯遠鄙倍矣。」所謂「出辭氣」就是談吐，善於言談。「夫人不言，言必有中。」這是學問修養的自然流露，做到這一步，當然就「遠鄙倍」了。
這是記載孟敬子問曾子，他問的什麼問題不知道，可是曾子答覆的話我們看到了。再從下文連起來看，可知孟敬子所問的，並不是前面曾子所講的這三個問題。從文章中我們可以猜想得到，孟敬子這位魯國的大夫，一定問他，對於處理國家大事，還有什麼秘訣？而曾子不管那些，把問題撇開了，只教他作人做事的道理。因此下面一句話說「籩豆之事，則有司存。」所謂「籩豆」是古代的祭器，用竹製成。在這句話裡代表了「執政」之事。
古代政治上的朝圭、朝服都有不同的標記，尤其如執法施政的文物，對此更注重。像以前憲兵的臂章圖案，有人以為是獅子，其實不是獅子，是狴，古代執法的標誌。相傳古代有這種野獸，非常靈敏，能辨別好人壞人，遇見壞人一定用角去刺，對好人不刺。這些都是古代的標誌。曾子在這裡是告訴孟敬子，我只能貢獻你作人處事的修養。至於你所問的政治司法上的事，不必來問我，自然有管理這些事的人在那裡，你可以去問他們。後來漢文帝問丞相陳平天下錢谷出入方面的某些問題，陳平對以「有主者」；以及漢宣帝時的「丙吉問牛」都是同一道理。由此可知孟敬子所問的是籩豆一類的事，而曾子所答覆他的，還是在教育他，要他注重作人，從內心基本的道德修養去做。學問好、德行高以後，不論從政或者做別的事，都能得心應手。這是一個基本問題，而不是技術問題，有關技術問題可以去問那些專家。
【學問深時意氣平】
下一節是門人們記載曾子平常所教誨的。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
這是曾子提出他同學顏回的美德：「以能問於不能」。凡是所謂天才、聰明有才具的人，容易犯一個錯誤──慢，就是很自滿，不肯向人請教。而顏回雖然高人一等，卻唯恐自己懂得不多，唯恐自己沒有看清楚，還要向不如自己的人請教一番。這也是諸葛亮之所以成功的條件，他的名言「集思廣益」，就是善於集中人家的學問思想，增加自己的知識見解。對自己非常有利益。這也就是以能問於不能的道理。
但是有才具的人，往往不肯向人請教，尤其是不肯向不如自己的人請教。儒家標榜虞舜「好察邇言」，所以能為聖人。雖然淺近的話，但往往能給我們深遠的啟發。「以多問於寡」的多指知識淵博。顏回是孔子最得意的學生，知識非常淵博。「問於寡」，就是問於知識不如自己淵博的人。這是一種解釋。另一種解釋是說從政的人，多半是通才，什麼都懂；而「寡」可以說是專家，他專門研究一點，而這一點並不是學問淵博的人所能夠知道的。淵博的人知其大概，不能深入；專家則對某一點有深入研究。所以淵博的人，一定要向專家請教。
「有若無」他學問非常淵博，而在待人處世上表現得很平常，好像什麼都不懂似的。「實若虛」內涵深厚，表面上看起來卻很空洞，普普通通。「犯而不校」不如他的人對不起他──下面的人對上面的人不敬為「犯」──從來不計較、不記恨。這五點看起來很容易，但是如果以自己待人處世的經驗來體會，幾乎每一句話我們都沒有做到。曾子說，我的朋友顏回，對這五點都做到了。孔子所讚歎的顏回，他學問的火候優點，在此可見一斑了。
【臨大節而不可奪】
《曾子曰：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
人的學問修養做到在朋友之間，「可以托六尺之孤」，托妻寄子的，非常非常難，簡直沒有。歷史上講義氣的人很多，而託孤的人很少。政治上有名的託孤，是劉備白帝城託孤給諸葛亮。劉備的兒子劉禪，誰都知道的阿斗。以前罵笨頭笨腦沒有出息的年輕人，就罵「阿斗」。劉備在臨死前託孤給諸葛亮說：「君才十倍曹丕，嗣子可輔則輔之，不可輔則取而代之。」這就是劉備。諸葛亮是很亮，五十支光，劉備大概一百支光，比他更亮。他這句話可把諸葛亮嚇住了，立即跪下來：「臣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就是說，你放心吧！我把這條命賣給你了，不管你兒子可扶不可扶，我一定幫忙到底。於是「鞠躬盡卒，死而後已」這八個字，等於他自己為自己算了命，就定案了，後來也就真的做到了。這是從歷史上說大的託孤。
個人的託孤，尤其現在這個社會，假使朋友死了，還能照顧朋友的家庭，尤其照顧朋友孩子的，別人會說「瘋子人與！瘋子人也。」絕不會說「君子人與？君子人也。」現在的社會風氣就這樣的。但是照中國文化的大義，可以托六尺之孤的人，就「可以寄百里之命」。「百里」擴而充之也代表了天下。過去，唐以後所謂百里侯稱縣長；春秋戰國時代的百里，在政治制度上相當於現在的一個省。古代稱縣長為父母官，就是說對於百姓而言，有如父母般的關懷、照顧。「可以寄百里之命」，就是可以真正成為一個好的地方首長，將地方老百姓的生命財產安全，都交給這種人負責保障了。這兩點都很困難。
「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小事糊塗沒關係，面臨大節當頭時，怎麼都變動不了才行。歷史上許多忠臣義士，臨大節而不可奪，最有名的如文天祥、陸秀夫，可以說是儒家的光榮人物。但是研究文天祥的生平，上半生風流放誕，花花公子，他做太守的時候，歌姬如林，一天到晚喝酒聽歌。可是當國家大難來臨的時候，連與太太兒女們告別的時候都沒有。尤其難得的是從容就義。所謂「慷慨捐身易，從容就義難。」而且他從容到什麼程度呢？元朝的忽必烈，對他十分尊崇、十分重視，硬是空著宰相的位置等了他三年，只要他一點頭，就可以在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忽必烈和他談過好幾次，口口聲聲尊稱他文先生，推崇他，要請他出來，他就是不答應。這樣坐了幾年牢，最後一次和忽必烈談話時，他對忽必烈說，你這樣對我，推崇我，我非常感謝你，也可以說你是我一個知己，既然是知己，那你就要成全我。忽必烈見他在牢裡三年，始終如此，知道實在沒有辦法了，於是答應他說，好吧！那就明天吧！文天祥聽了這句話，馬上就跪下來說，謝了！謝了！
在他三年坐牢的時候，他的一個學生，恐怕他受不了而變節，備辦了三牲祭品，並寫了一篇祭文去生祭他。文天祥照樣吃了祭品，看了那篇祭文，然後讓人轉告他的學生，要他們放心，他絕不會做對不起宋朝的事情。他的上半生，吃、喝、玩、樂，什麼都來，可是「臨大節而不可奪」。所以我們平時看到一些人好像吊兒郎當的，但是不要因此而輕視他們。看人要看大節。曾子說，這樣的人是君子吧？的確是真正的君子了。
由此我們更可以看出孔孟思想所謂的學問，並不是讀死書，不是之乎者也矣焉哉的文言文，同時也不是的呢嗎呀吧的白話文。儒家教育的目的，就是要求這一節書上所提的這種人，這也就是真正儒家的學問所在。
【怎樣才算知識分子】
這幾節都是記載曾子所講的孔門學問的精華，下面等於是兩個小結論。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我國上古文化，兩三千年前的士，有點類似現在的兵役制度，這是上古的政治制度，也是社會制度：每十個青年中，推選一人出來為公家服務的，就是士。所以士是十字下面加一橫。被選為士的人，要受政治教育，學習法令規章。士出來做官，執行任務做公務員，就叫出仕。所以古代的士，並不是普普通通一個讀書的青年就可以叫士。士的教育都是政府主辦，一個士要想知道法律政治，須向官方學習。平民教育是由孔子開始的，不過當時沒有這個名稱。
曾子這裡所講的士，已經不是上古時代的士，而是讀書人知識分子的通稱。所以他是說一個讀書人有讀書人的風格。「不可以不弘毅」，「弘」就是弘大，胸襟大，氣度大，眼光大。「毅」就是剛毅，有決斷，要看得準、拿得穩，對事情處理有見解。有些人有見解，但請他當主管，卻搞得一塌糊塗，因為他下不了決斷；有人很容易下決心，但眼光不遠，見解有限。所以把眼光、見解、果斷、決心加起來的「弘毅」，而且中間還要有正氣，立場公正。他說一個知識分子，要養成弘與毅是基本的條件。為什麼要養成這兩個基本條件呢？因為一個知識分子，為國家、為社會挑起了很重的責任。
「任重而道遠」，這個道是領導，也是指道路。責任擔得重，前面人生的道路、歷史的道路是遙遠的、漫長的。社會國家許多事，要去挑起來，走這歷史無窮的路。所以中國過去教育目的，在養成人的弘毅，挑起國家社會的責任。我們現在的教育，受了西方文化的影響，於是「生活就是教育」，由此一變而成「現實就是教育」了。換言之，「知識就是鈔票」，學一樣東西，先問學了以後能賺多少錢。所以我國文化中古代的教育精神，和現在是兩回事，兩者處於矛盾狀況。當然，這只是一個過渡時期。在我看來，是要變的，要回轉過來的。不過在變、在回轉過程夾縫中的我們這一代，幾十年來實在很可憐。但是我們對未來的還是要認識清楚，將來還是要走上這條路，這是教育的基本目的。
下面的話是引伸，一個知識分子，為什麼要對國家社會挑那麼重的責任？為什麼要為歷史、為人生走那麼遠的路？因為一個受過教育的知識分子，「仁」就是他的責任。什麼是仁？愛人、愛社會、愛國家、愛世界、愛天下。儒家的道統精神所在，親親、仁民、愛物，由個人的愛發展到愛別人、愛世界、乃至愛物、愛一切東西。西方文化的愛，往往流於狹義；仁則是廣義的愛。所以知識分子，以救世救人作為自己的責任，這擔子是挑得非常重的。那麼，這個責任，在人生的路途上，歷史的道路上，要挑到什麼時候？有沒有得退休呢？這是沒有退休的時候，一直到死為止。所以這個路途是非常遙遠的。當然，要挑起這樣重的擔子，走這樣遠的路，就必須要養成偉大的胸襟、恢宏的氣魄和真正的決心、果敢的決斷、深遠的眼光，以及正確的見解等形成的「弘」、「毅」兩個條件。
上面幾節連起來，是用曾子所講的學問修養，來說明孔門所傳學問的道理、方法與目的。下面又是文章的另一波瀾起伏。
【文章自己的好】
說到寫文章，我曾和年輕的同學們談到，為什麼寫不好文章：一開頭面對稿紙，已經害怕了一半，手裡拿起筆又害怕了一半。筆和稿紙齊全了，卻一個字都寫不出來。原因是在自己心裡老想「我現在寫文章了」，那就寫不好。
其實寫文章沒有什麼道理，拿到紙筆先不要當作自己寫文章，當自己放屁好了，愛放什麼儘管放，想到就寫。完稿以後，放下筆，自己再看，對與不對再作修正。就像房屋中的傢俱一樣，椅子放得不對，把它搬一搬，桌子的位置不好，搬一搬，幾次一搬就對頭了。各個都會寫文章，大家都說怕寫文章，或說你的文章好，我的文章不好。寫不好文章，都是自己把自己嚇壞的，沒有自信，也就是不弘毅，這也要有點傲氣，你的文章有你的味道，我的文章有我的味道，我不好有不好的味道，也是文章，不能說不是文章。一定要養成自己這種弘毅的氣派，多寫幾回就成了，有什麼難處？尤其現在寫白話文章，更好寫了。至於說要成為一個文學家，那是另外一回事。平心而論這要有天才，和藝術家一樣。不會畫畫的，哭也哭不出一張畫來。叫我畫人物，鼻子會像大蒜，眼睛會成鳳梨。但是畫家隨便一塗，就對。這是天才。
現在我們看到這篇文章，孔門弟子的編排，要來個波瀾起伏了。上面講了一大篇高潮，用曾子的話來說明孔門學問。接著下面是一段平路了。老是高潮上去，像演戲，也演不下去的。下面是引用孔子的話。
《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
這是孔門教育，作學問的內容。第一個是興於詩，強調詩的教育之重要。興於詩的興念去聲，讀如興趣的興。所興的是人的情感，人都有情感，如果壓抑在內心，要變成病態心理，所以一定要發揮。情感最好的發揮，是透過藝術與文學，詩即其一。古代所謂的詩，就包括了文學、藝術、哲學、宗教等等。古代詩與音樂是不可分的，而且詩也就是文學的藝術。所以孔子說人的基本修養，要會詩。關於這一點我常想到，從事嚴肅工作的，如政治的、經濟的，乃至於作醫生的人要注意。我常常勸一些醫生朋友學畫，一個真正的名醫，生活好可憐。我認為醫生的太太都很偉大，醫生幾乎沒有私生活的，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忙到晚，一天與上百病人接觸，每個人都愁眉苦臉的，一直下去，自己都要病了，尤其精神科的醫生為然。我對一位精神科的醫生開玩笑說：「你也差不多了。」有一位榮民總醫院的精神科醫生說：「你這話是對的。我當年做學生學這科時，那位教我們的老師，看起來就像精神病的樣子。精神科醫生病人看多了，自然就變成精神病似的。」
有人說官僚氣，我說這沒有什麼希奇，官做久了就自然是那個樣子，習慣了；醫生就是醫生氣，見到朋友說人血壓高了；商人一定市儈氣。這沒有什麼好奇怪的，這都是現代心理學上所說的職業病。某一行干久了，看人看事的觀點，都慣於從這一角度出發。所以凡從事嚴肅工作的人都要注意，過去這種生活上的調劑就靠詩，以藝術的修養作調劑。所以過去的官做得大，文集也留得多，詩也作得多，這絕不是他故意這麼做，而是閒下來，有許多感情無法發揮，只好寄託在這上面。所以孔子說「興於詩」。例如王安石的詩與政治生活，幾乎成為兩種完全不同的風格。
但學藝術、學文學久了的人，有一毛病，就是所謂「文人無行」。一般說來，認為真正純粹的文人，品行都不大好，吊兒郎當，恃才傲物，看不起人。還有一個最大的毛病，千古以來，文人相輕，文章都是自己的好，看人家的文章看不上。以前有一個笑話，說有人作詩一首吹道：「天下文章在三江，三江文章唯我鄉，我鄉文章數舍弟，舍弟跟我學文章。」說來轉去，轉了一個大彎，最後還是自己文章好。所以中和藝術的修養，就要「立於禮」。我們一般人將學者文人連起來，事實上學者是學者，學術專家是學者；文人是文章寫得好，不一定是學者。有些人文章寫得好，如果和他討論某一學問思想，如談經濟學、心理學等等，他就不懂了。
曾經有一次，各種專家學者和某大文豪在一起閒談，那位大文豪聽得不大耐煩，就問科學家說：「你說電腦好，電腦會不會作詩？」使在坐無人答話。當然那位科學家也不好怎麼答，我出來代他答了，我說電腦也可以作詩，不過作得好不好是另一回事，「一二三四五，東西南北中」，也未必不是詩。抗戰期間的汽車常拋錨，就有人改了古人一首詩加以描寫道：「一去二三里，拋錨四五回，前行六七步，八九十人推。」那也是詩，一個文人，光是文章好，沒有哲學修養，不懂科學，毛病就大了。所以光「興於詩」還不行，要「立於禮」，立腳點要站在「禮」上，這個「禮」就是《禮記》的精神，包括了哲學的思想與科學的精神。「成於樂」，最後的完成在樂。古代孔子修訂的《樂經》，沒有傳下來，失傳了。《樂經》大致是發揮康樂的精神，也就是整個民生育樂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