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1月24日星期一

《論語別裁》南懷瑾 - 泰伯第八(上)




【薄帝王而不為】

  《泰伯》第八這一篇,等於是第二篇《為政》的個人學問修養的引伸註解。第八篇的題目《泰伯》,也就是這一篇裡所記載的,孔子經常標榜的聖人──吳泰伯。

  泰伯是什麼人呢?我們現在說中國文化,如果嚴格地說應該是周代文化。是周公把過去的中國文化,集其大成;而孔子是將周公集其大成的中國文化加以整理。所以中國文化,也就是堯、舜、禹、湯、文王、武王、周公、孔子所傳承的文化總稱。

  講到中國的文化歷史,就聯想起一本有關中國歷史哲學的書,在清代是禁書,但是我們還是把它保存了下來,也許大家沒有看過。賈應寵(字鳧西,是明崇禎末年人)寫的《木皮散客鼓詞》,是用歌謠的體裁,以彈唱的方式來敘述我國歷史。這本書是明末清初時期的作品,其中充滿了反清復明的民族意識,也包含著高深的歷史哲學意味及文學境界。講中國的歷史哲學,以朝代來計算,春秋、戰國這兩個時代,還是屬於周朝的。周朝統治天下約八百年,漢朝約四百年,唐代約三百年,元朝八十多年。明朝約三百多年,清朝統治也兩百多年。說亂世,魏晉南北朝亂了兩百多年。其中歷史最長的朝代,源遠流長的是周朝有八百年。

  民間的小說上說,姜太公八十歲遇文王。要知道周武王比姜太公只不過小幾歲,當年跟周武王統一中國的都八、九十歲了。當時的文化,老成謀國,越老成經驗越豐富、越穩重,和今天情形大有出入。不過這個出入不必去擔心,時代在變,歷史也在輪轉返復,將來會恢復敬老尊賢也不一定。因為年輕人有衝勁,卻沒有高度智慧與經驗,而老年人衝勁又太小。兩人一配合就完整了,不能偏向的。小說上說姜太公八十遇文王,老先生還擺架子,不肯出來。結果由文王推車,推了八百步推不動了,姜太公就說保佑他的子孫八百年天下。這是小說寫的,但代表了一種思想。把神話的、小說的外衣剝了以後,真的思想就出來了。這是小說家和民間文學的一種手法。

  周朝能統治天下長達八百年,真不簡單,歷史上寫他祖德深厚──所謂祖德,不是迷信,而是說他祖先開始,歷代培養歷史的根基。要培養歷史的根基,是不容易的。我們再看秦始皇統一天下,他也是祖宗好幾代培養下來的。不過秦國走的路子,比不上周朝。周代一開始就走道德的路子;秦國的祖先一開始就以法治為基礎。周以道德為基礎,就是德治、禮治。在教育文化這一方面,秦的法治也培養了好幾代,兩三百年以後,才有秦始皇這個結果。周代的祖先,到周文王不是結果,到周武王統一天下才是結果。泰伯是個什麼人呢?是周文王的大伯父,周武王的大伯公。周文王的祖父為大王。大王有三個兒子,大兒子為泰伯,次子名虞仲,第三子名季歷。季歷的長子就是周文王,名姬昌。大王當時看到殷商已經快完了,政治太糟糕了,有意革命。照中國古代的規矩,大王一定是傳位給長子泰伯。大王就告訴泰伯好好努力,將來可以把殷商腐敗的政治推翻。但是泰伯依照傳統的觀念,認為殷商的政治儘管敗壞,而周終歸是殷商的諸侯,不應該去推翻它。對於他父親大王這個思想,在家族中為孝道,不能不聽你親的話;為天下的公道,則礙難聽父親的話;處於兩難之間。泰伯於思想、見解、學問、道德,沒有不好的地方,卻難於接受大王的想法。

  大王看到第三個兒子季歷的長子──就是周文王,認為他將來會有辦法,將來可以統一中國。所以大王認為,泰伯既然這樣清高──他當然不能說大兒子不對,泰伯是對的,他也欣賞大兒子──只好將位子傳給三子季歷。古代宗法社會,有長兄在,傳位給小兒子是不可以的。泰伯處在這種左右為難的狀況中,知道了父親的意思以後,於是自己逃掉了,不願當帝王。所以後來大王傳位給季歷,季歷死了傳給周文王。一代一代都是道德的政治。後來周文王受冤枉坐牢,他並沒有起來革命。到了武王的時候,才和姜太公起來革命,推翻殷商。這樣幾代下來,數百年間,周朝的德政已深入人心。我們古代就講立德立功,後來佛教引用,稱為功德,是功與德聯合起來用。一個道德行為,使全國的人都受到恩惠──政治上的恩惠、公的恩惠、私的恩惠、加上對社會的功勞,合起來為功德。周朝就做到了這一步。

  但是泰伯歸隱了,逃到南方,就是後來的江蘇。在古代,這些地方都是蠻荒之地,沒有開發、沒有文化。所以他一逃就逃到這最野蠻的地方。後來他的子孫落籍了,就是在南方的吳國。春秋戰國時吳國,就是他的後代。最初是武王統一天下以後,才把泰伯這一支宗族清理出來,封為吳國。在周武王沒有封他以前,泰伯連王侯都不當。以現代的話來說,為了正義,為了信仰,帝王可以不當,人格不能有損,真理的思想不能動搖,因此走掉。我們有時說「連皇帝都不想當!」那是吹牛,沒有機會而已。給你當也當不好,除非在電影上、電視上,演戲當當還可以,真給你上去,不把你嚇昏了,就被你弄壞了,那不行的。泰伯是真的有帝王可做而不為,這是非常不容易的。在孔子思想中最推崇這種人,並不把功名富貴放在第一位;把真理、道德放在第一位。窮死餓死,那是另外的問題,並不在乎。所以孔子最尊重的人是泰伯、伯夷、叔齊等人。這一篇開頭就講泰伯。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

  這是引用孔子平常講的話,當作這一篇的第一節。孔子說,如果講人生的道德──公德,政治的道德;私德,個人的道德──像泰伯這個人,隨便公私兩方面的道德、修養都到了最高點。他三次推讓天下,最後還是逃掉。後世的老百姓,不曉得歷史上這件事。這事後來流傳下來,完全靠《左傳》詳細的記載。而他自己帝王都不要作,當然更不會要一個虛名,讓老百姓去稱道他了。所以孔子特別尊重他。這也就是中國後來所講的道家思想(我們前面曾提過,在當時是儒道不分的)。

  一個人道德修養,真要做到「君子坦蕩蕩」,必須修養到什麼程度呢?要做到「棄天下如敝屣,薄帝王將相而不為。」把皇帝的位置丟掉像丟掉破鞋子一樣:為了道德,為了自己終身的信仰,人格的建立,皇帝可以不當,出將入相富貴功名可以不要。孔子所標榜的人格的修養,到了這地步,那自然會真正「坦蕩蕩」。也是前面提到過的,人有所求則不剛。曾子也說:「求於人者畏於人。」對人有所要求,就會怕人。如向人借錢,總是畏畏縮縮的。求是很痛苦的。所謂「人到無求品自高」。所以要做到「君子坦蕩蕩」,養成「棄天下如敝屣」,然後可以擔當天下大任了。因為擔當這個職務的時候,並不以個人當帝王將相為榮耀,硬是視為一個重任到了身上來,不能不盡心力。但隋煬帝另有一種狂妄的說法,他說:「我本無心求富貴,誰知富貴迫人來。」能說這種狂妄的話,自有他的氣魄。這是反派的。到他自己曉得快要失敗了,被困江都的時刻,對著鏡子,拍拍自己的後腦:「好頭顱,誰能砍之?」後來果然被老百姓殺掉了。這是反面的,不是道德的思想。但是我們引用他的話,當「誰知富貴迫人來」的時候,能不被富貴所迷惑的就是泰伯。

【貴為天子而友布衣】

  下面是孔子說明人生修養的境界。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葸,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

  這一節我們要深入研究,意義包括很多。大而言之,就是政治領導哲學;小而言之,是個人的人生修養道理。

  恭就是恭敬。有的人天生就是態度拘謹,對人對事很恭敬;有的人生來就昂頭翹首,蠻不服氣的樣子。有的長官對這種人的印象很壞,其實大可不必,這種態度,是他的秉賦,他內心並不一定這樣。所以我們判斷一個人的好壞,不要隨便被外在的態度左右,盡量要客觀。孔子所說的恭而無禮,這個禮不是指禮貌,是指禮的精神、思想文化的內涵。所以不要認為態度上恭敬就是道德,如果有恭敬態度而沒有禮的內涵則「勞」。換句話說,外型禮貌固然重要,如果內在沒有禮的精神,碰到人一味的禮貌,則很辛苦、很不安詳。

  「慎而無禮則葸」,有些人做事很謹慎,非常小心。小心固然好,過分的小心就變成無能、窩囊,什麼都不敢動手了。我們土話說「樹葉掉下來怕打破頭」,確有這種人。

  「勇而無禮則亂」,有些人有勇氣、有衝勁,容易下決心,有事情就干了,這就是勇。如果內在沒有好的修養,就容易出亂子,把事情搞壞。

  「直而無禮則絞」,有些人個性直率、坦白,對就是對,不對就是不對。當長官的或當長輩的,有時候遇到這種人,實在難受,常叫你下不了台。老實說這種陽性人,心地非常好,很坦誠。但是學問上要經過磨練、修養,否則就絞,絞得太過分了就斷,誤了事情。

  這四點:恭、慎、勇、直,都是人的美德,很好的四種個性。但必須要經過文化教育來中和它,不得中和就成為偏激了,這四點也成了大毛病,並不一定對。太恭敬了,變成勞。我們中國人說:「禮多必詐」,像王莽就很多禮。太謹慎了變成窩囊。太勇敢了,容易決斷,成為衝動,有時誤了事情。太直了,有時不但不能成事,反而僨事。項羽的個性就是太勇太直這兩個反面的缺點。清代詩人王曇說他「誤讀兵書負項梁」,很有道理。所以教育文化,非常重要,自己要曉得中和。懂得了這四點,就是每一個人反省自己個性的標準。

  孔子接著說:「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我們中國人講孝道,如果對於自己的父母、兄弟、姊妹、朋友都沒有感情,親情不篤,而要他愛天下,愛國家、愛社會,那是空洞的口號,是不可能的。說他真的有愛心,他連父母、兄弟、姊妹、朋友都沒有愛過,怎會愛天下、國家、社會?或者說私事不愛而愛公眾,事實上沒有這回事。愛天下國家,就是愛父母兄弟的發揮。所以說篤於親者,不怕人自私愛自己的父母兄弟。儒家講愛是由近處逐漸向外擴充的,所以先篤於親,然後民興於仁。從親親之義出發,整個風氣就是仁愛,人人都會相愛。

  下面「故舊不遺,則民不偷。」故舊有兩個意義。過去的解釋是老朋友、老前輩。像古人說的「念舊」,老朋友的交情,始終惦念他,即所謂「滴水之恩,湧泉相報。」如韓信一飯難忘的故事,他倒楣的時候,餓得不得了,在溪邊吃了一個洗衣服老太婆的飯,匆匆忙忙,沒有問清姓名就走了。後來他封了王,想找這個老太婆報答,找不到,只好將千金放在水裡。古人就有這個精神。漢光武當了皇帝以後,找老同學嚴光來敘舊;朱元璋當了皇帝以後,要找年輕時和他一起種田的老朋友田興出來,找不到就下令全國找這個人。田興卻硬不肯出來做官,只是到處在做好事。後來有人報告,一個縣裡,有五隻老虎出來吃人,厲害得很,而有一個人把那五隻老虎都打死了。朱元璋接到這封公文,知道一定是他的老朋友田興做的好事。於是找來翰林院的進士們,都是文學修養非常高的,以現在來說,都是研究院中的博士。朱元璋要他們趕快寫信去把田興找來。於是翰林先生們之乎者也矣焉哉、孔子曰、孟子曰的,咬文嚼字。朱元璋看了半天,皺皺眉、搖搖頭,還是自己動手寫。他寫的是白話,內容大要說:皇帝是皇帝,朱元璋是朱元璋。你不要以為我做了皇帝就不要老朋友。你不來,就沒有種。我們兩兄弟還是好兄弟,我今天不是以皇帝身分找你來。我們兩兄弟見面,皇帝是皇帝,朱元璋是朱元璋,有種的你過河來吧!和當年兩個人放牛時,打架對罵的口吻一樣。

  田興看了這封信來了,來了但還是不做官,玩了一陣子走了。這就是說歷史上的念舊。可是今天的社會,這種事就很少了。有的人環境好了,看到老朋友,要問貴姓了。古人說富貴不可驕人,只有貧賤可以驕人。窮人氣大,我反正窮,不看你就不看你。這是故舊的第一個觀念。

  故舊的另外一個意義就是傳統,故舊不遺就是傳統觀念不要放棄。如果你要推翻傳統,最好先推翻你自己,因為你是父母生的,祖宗傳統而來的。沒有父母這個傳統,就傳不下來你這個統,萬事總有個來根。所以孔子說「故舊不遺」,一個偉大的人物,一定有真感情,可以做英雄,可以做烈士,有真感情才肯犧牲,才付得出來,有這種血氣,「則民不偷。」偷是偷巧。不偷巧,社會風氣就穩了。

  孔子這一段為什麼放在《泰伯》下面?就是講政治哲學的風氣問題,儒家主張的道德政治,個人修養首先在道德的精神。道德的精神要堅定的思想和真實的感情,才能夠發揮出來。

  上面是孔子的教育思想,也是第二篇《為政》的發揮。接下去看這書上的文字,可見是孔子的門人所記載的。前面曾提過,在中國古代的習慣,直接的學生稱弟子,再隔一代以後的學生稱門人。到後來才慢慢混合稱用,凡是學生輩,都稱弟子,也可以稱為門人。

【無愧平生事大難】

  這篇下面差不多都是門人的記載。下一節是講曾子。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啟予足,啟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

  這一節最後的「小子」,現在是罵人的──你這個小子──過去的意思就是「年輕人」。等於現在說的,「你們這些年輕人」,這是他對學生的稱呼。

  這一節話,為什麼加在《泰伯》篇裡?這是顏回死後,傳承孔子道統的曾子,對學問修養的經驗談。我們在第一篇裡就讀過曾子所提出的,每天以三件事反省自己的學養──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現在他有病快要死的時候,「召門弟子」,這裡門人與弟子連起來用,就是曾子把學生乃至他的徒孫們,叫到前面來,吩咐後事。他說:「啟予足,啟予手。」根據這六個字,就知道曾子已經病得手腳都麻痺了。

  說到這裡,我們要曉得,通常一個人生機的消逝,往往從腳部開始。試看嬰兒,躺在小床上玩,最早期是用兩腳蹬著玩,手不大動,這時候生命力在腳部,腳就是根。到了幼兒時期,小孩子是坐不住的,兩隻腳總要跑,因為他生命的活力,在不斷的生長。到中年以上,漸漸腳不想動,而動手、動腦筋。年紀再大一點,一坐下,「二郎腿」翹起來了。再到晚年,「二郎腳」都不翹,最好是身子一仰,靠在椅背上,兩隻腳架到寫字檯上去了,因為腳上沒有力氣了。所以中國以前看相的說,老年人到冬天而腳心還發熱的,是長壽之相,其實是生理上兩腳還有生命的活力。且看老人,腳活動不靈活,走路吃力,腳已近死亡。越老下面越僵化,生命力沒有了,最後手也懶得動,只用腦筋。到了臨死的時候,除了少數的例外,一般正常的情形,是腳先失去知覺。現在西方正在研究「死亡的科學」,死亡成為了一種專門學問。這也是受了東方古老文化的影響之一。

  所以曾子說「啟予足,啟予手。」因為他的病嚴重到快要死了。連自己的手腳在哪裡,都不知道,自己不能指揮了。只有叫學生們,替他把手腳擺擺好。他這時快要斷氣了,只有用頭腦。等學生們替他把手腳放端正了,然後他引用《詩經.小雅.小篇》的句子:「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意思是作人作一輩子,常常提心吊膽,尤其是注重道德修養的人更難。我們中國人有一句話「蓋棺論定」,一個人好與壞,要在棺材蓋下去的時候才可以作結論。不過我經常告訴朋友,據我的經驗,世界上有許多事情,蓋棺並不能論定。我就發現許多人,帶著冤枉進到棺材裡走了。絕對的好人,行善一生,到進棺材作結論的時候,人們對他的評論並不見得好。或者做某一件事,在蓋棺的時候覺得他錯了,將來也許又發現他並沒有錯,但已經太晚了。所以在我的看法,「蓋棺論定」這句話有時候也值得懷疑,有時蓋棺還不能論定。

【馮道的故事】

  我們舉出一個人來做例子,這是講到這裡,順便討論歷史。在此要特別聲明,馮道這個人,是不能隨便傚法的。現在只是就學理上,作客觀的研究而已。唐末五代時,中國亂了八十多年當中,這個當皇帝、那個當皇帝,換來換去,非常的亂。而且都是邊疆民族。我們現在所稱的邊疆民族,在古代都稱為胡人。當時,是由外國人來統治中國。這時有一個人名叫馮道,他活了七十三歲才死。在五代那樣亂的時候,每一個朝代變動,都要請他去輔政,他成了不倒翁。後來到了宋朝,歐陽修寫歷史罵他,說中國讀書人的氣節都被他喪盡了。他曾事四姓、相六帝,所謂「有奶便是娘」,沒有氣節!看歷史都知道馮道是這樣一個人,也可以說馮道是讀書人中非常混蛋的。

  我讀了歷史以後,由人生的經驗,再加以體會,我覺得這個人太奇怪。如果說太平時代,這個人能夠在政治風浪中屹立不搖,倒還不足為奇。但是,在那麼一個大變亂的八十餘年中,他能始終不倒,這確實不是個簡單的人物。第一點,可以想見此人,至少做到不貪污,使人家無法攻擊他;而且其他的品格行為方面,也一定是爐火純青,以致無懈可擊。

  古今中外的政治總是非常現實的,政治圈中的是非紛爭也總是不可避免的。可是當時沒有一個人攻擊他。如從這一個角度來看他,可太不簡單。而且最後活到那麼大年紀,自稱「長樂老人」,牛真吹大了。歷史上只有兩個人敢這麼吹牛,其中一個是當皇帝的──清朝的乾隆皇帝──自稱「十全老人」,做了六十幾年皇帝,活到八十幾歲死,樣樣都好,所以自稱人生已經十全了。做人臣的只有馮道,自稱「長樂老人」,這個老人真不簡單。後來儒家罵他喪盡氣節,站在這個角度看,的確是軟骨頭。但從另一角度來看,歷史上、社會上,凡是被人攻擊的,歸納起來,不外財、色兩類,馮道這個人大概這兩種毛病都沒有。他的文字著作非常少,幾乎可以說沒有什麼東西留下來,他的文學好不好不知道。後來慢慢找,在別的地方找到他幾首詩,其中有幾首很好的,像:

   《天道

  窮達皆由命,何勞發歎聲。但知行好事,莫要問前程。

  冬去冰須泮,春來草自生。請君觀此理,天道甚分明。

    偶作

  莫為危時便愴神,前程往往有期因。須知海岳歸明主,未必乾坤陷吉人。

  道德幾時曾去世,舟車何處不通津。但教方寸無諸惡,狼虎叢中也立身。

    北使還京作

  去年今日奉皇華,只為朝廷不為家。殿上一杯天子泣,門前雙節國人嗟。

  龍荒冬往時時雪,兔苑春歸處處花。上下一行如骨肉,幾人身死掩風沙。》

  像他「偶作」中的最後兩句,就是說自己只要心地好,站得正,思想行為光明磊落,那麼「狼虎叢中也立身」,就是在一群野獸當中,也可以屹然而立,不怕被野獸吃掉。我看到這裡,覺得馮道這個人,的確有常人不及之處。儘管許多人如歐陽修等,批評他誰當皇帝來找他,他都出來。但是從另外一個角度看,這個人有他的了不起處。在五代這八十年大亂中,他對於保存文化、保留國家的元氣,都有不可磨滅的功績。為了顧全大局,背上千秋不忠的罪名。由他的著作上看起來,他當時的觀念是:向誰去盡忠?這些傢伙都是外國人,打到中國來,各個當會兒皇帝,要向他們去盡忠?那才不幹哩!我是中國人啊!所以他說「狼虎叢中也立身」,他並沒有把五代時的那些皇帝當皇帝,他對那些皇帝們視如虎狼。

  再看他的一生,可以說是清廉、嚴肅、淳厚,度量當然也很寬宏,能夠包涵仇人,能夠感化了仇人。所以後來我同少數幾個朋友,談到歷史哲學的時候,我說這個人的立身修養,值得注意。從另外一面看他政治上的態度,作人的態度,並不算壞。幾十年後文化之所以保存,在我認為他有相當的功勞。不過在歷史上,他受到沒有氣節的千古罵名。所以講這一件事,可見人有許多隱情,蓋棺不能論定。說到這裡,我們要注意,今天我們是關起門來討論學問,可絕不能學馮道。老實說,後世的人要學馮道也學不到,因為沒有他的學養,也沒有他的氣節。且看他能包容敵人、感化敵人,可見他幾乎沒有發過脾氣。有些笨人,一生也沒有脾氣,但那不是修養,是他不敢發脾氣。馮道能夠在如此大風大浪中站得住,實在是值得研究的。

  這是講歷史上比較大的事。我們看社會上許多小人物,一旦死了,他這一生到底是好人,或者是壞人,我們到殯儀館中去仔細推詳看,也很難斷定。

  所以曾子特別提出來,一輩子作人都「戰戰兢兢」。「戰戰」是發抖的樣子,「兢兢」就是腳都不敢踩實的樣子。「如臨深淵」,好像站在懸崖邊緣,腳下是萬丈深潭,偶然一不小心,就是」一失足成千古恨」了。「如履薄冰」,初冬剛結薄冰,或早春要解凍時,走在河面上,要有功夫、有本事,一個疏忽,掉下去就沒命。作人一輩子,要想修養到死都沒有遺憾,如孟子所說「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實在是偉大功夫。人騙人是常事,最妙的是人還都喜歡騙自己。可是到了自己要死的時候,仍騙不過自己。要想做到對人內心沒有虧欠,就「如臨深淵,如履薄冰。」了。

  這三句話是曾子病到手腳都不能動了,然後告訴學生,人生是如此之困難,尤其是利害關頭,能不能為忠臣,能不能為孝子,就在這麼一念。如果怕自己吃虧,就掉下去了。「而今而後,吾知免夫。」他說我現在告訴你們,我手腳都失去知覺了,已經死了一半了,到這個地步,我才敢說大話,我不會再犯錯了。這就證明,學問並不在文章寫得好或知識淵博,而在作人處世的修養,孔門是最注意這一點的。

  這裡前後三節是緊密相連的。也就是曾子有病,快要死的時候,魯國的一個大夫孟敬子來問他。問什麼問題,書上沒有說明。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

  這個話怎麼講呢?曾子答覆他說,我告訴你,鳥將死的時候,它叫的聲音一定很悲哀,(這是自然界的現象,不但是鳥,所有的動物,將死的時候,叫的聲音都很淒涼。)人類將死的時候,所講的話,多半是好話。(要注意,不是完全。像以前有些土匪,被拉去槍斃,臨死的時候,還要講狠話,「二十年後又是一條好漢」並不是好話。)一個普通人,在快要死的時候,對人生的看法,往往比較冷靜,吩咐的話也多半是善言。

  為什麼曾子要把這兩句話說在前面呢?這就可見曾子的教育態度。換言之就是他說,我快要死了,你平常不大聽話,我現在最後的話是很誠懇的、很嚴肅的對你說,希望你要注意。所以曾子把這兩句話說在前面,以加重語氣。於是曾子告訴他「君子所貴乎道者三」,這個「道」是儒家的、孔門的人生之道。就是說人之學道──作學問、受教育有三個重點。曾子在這裡所講的三個重點,我們的確要注意。

  第一點「動容貌,斯遠暴慢矣。」就是人的儀態、風度,要從學問修養來慢慢改變自己,並不一定是天生的。前面說過的「色難」就是這個道理。暴是粗暴,慢是傲慢看不起人,人的這兩種毛病,差不多是天生的。尤其是慢,人都有自我崇尚的心理,講好聽一點就是自尊心,但過分了就是傲慢。傲慢的結果就會覺得什麼都是自己對。這些都是很難改過來的。經過學問修養的熏陶,粗暴傲慢的氣息,自然化為謙和、安詳的氣質。

  第二點「正顏色,斯近信矣。」顏色就是神情。前面所說的儀態,包括了一舉手、一投足等站姿、坐姿,一切動作所表現的氣質;「顏色」則是對人的態度。例如同樣答覆別人一句話,態度上要誠懇,至少面帶笑容,不要擺出一副冷面孔。「正顏色,斯近信矣。」講起來容易,做起來可不容易。社會上幾乎都是討債的面孔。要想做到一團和氣,就必須內心修養得好,慢慢改變過來。

  第三點「出辭氣,斯遠鄙倍矣。」所謂「出辭氣」就是談吐,善於言談。「夫人不言,言必有中。」這是學問修養的自然流露,做到這一步,當然就「遠鄙倍」了。

  這是記載孟敬子問曾子,他問的什麼問題不知道,可是曾子答覆的話我們看到了。再從下文連起來看,可知孟敬子所問的,並不是前面曾子所講的這三個問題。從文章中我們可以猜想得到,孟敬子這位魯國的大夫,一定問他,對於處理國家大事,還有什麼秘訣?而曾子不管那些,把問題撇開了,只教他作人做事的道理。因此下面一句話說「籩豆之事,則有司存。」所謂「籩豆」是古代的祭器,用竹製成。在這句話裡代表了「執政」之事。

  古代政治上的朝圭、朝服都有不同的標記,尤其如執法施政的文物,對此更注重。像以前憲兵的臂章圖案,有人以為是獅子,其實不是獅子,是狴,古代執法的標誌。相傳古代有這種野獸,非常靈敏,能辨別好人壞人,遇見壞人一定用角去刺,對好人不刺。這些都是古代的標誌。曾子在這裡是告訴孟敬子,我只能貢獻你作人處事的修養。至於你所問的政治司法上的事,不必來問我,自然有管理這些事的人在那裡,你可以去問他們。後來漢文帝問丞相陳平天下錢谷出入方面的某些問題,陳平對以「有主者」;以及漢宣帝時的「丙吉問牛」都是同一道理。由此可知孟敬子所問的是籩豆一類的事,而曾子所答覆他的,還是在教育他,要他注重作人,從內心基本的道德修養去做。學問好、德行高以後,不論從政或者做別的事,都能得心應手。這是一個基本問題,而不是技術問題,有關技術問題可以去問那些專家。

【學問深時意氣平】

  下一節是門人們記載曾子平常所教誨的。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

  這是曾子提出他同學顏回的美德:「以能問於不能」。凡是所謂天才、聰明有才具的人,容易犯一個錯誤──慢,就是很自滿,不肯向人請教。而顏回雖然高人一等,卻唯恐自己懂得不多,唯恐自己沒有看清楚,還要向不如自己的人請教一番。這也是諸葛亮之所以成功的條件,他的名言「集思廣益」,就是善於集中人家的學問思想,增加自己的知識見解。對自己非常有利益。這也就是以能問於不能的道理。

  但是有才具的人,往往不肯向人請教,尤其是不肯向不如自己的人請教。儒家標榜虞舜「好察邇言」,所以能為聖人。雖然淺近的話,但往往能給我們深遠的啟發。「以多問於寡」的多指知識淵博。顏回是孔子最得意的學生,知識非常淵博。「問於寡」,就是問於知識不如自己淵博的人。這是一種解釋。另一種解釋是說從政的人,多半是通才,什麼都懂;而「寡」可以說是專家,他專門研究一點,而這一點並不是學問淵博的人所能夠知道的。淵博的人知其大概,不能深入;專家則對某一點有深入研究。所以淵博的人,一定要向專家請教。

  「有若無」他學問非常淵博,而在待人處世上表現得很平常,好像什麼都不懂似的。「實若虛」內涵深厚,表面上看起來卻很空洞,普普通通。「犯而不校」不如他的人對不起他──下面的人對上面的人不敬為「犯」──從來不計較、不記恨。這五點看起來很容易,但是如果以自己待人處世的經驗來體會,幾乎每一句話我們都沒有做到。曾子說,我的朋友顏回,對這五點都做到了。孔子所讚歎的顏回,他學問的火候優點,在此可見一斑了。

【臨大節而不可奪】

  《曾子曰: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

  人的學問修養做到在朋友之間,「可以托六尺之孤」,托妻寄子的,非常非常難,簡直沒有。歷史上講義氣的人很多,而託孤的人很少。政治上有名的託孤,是劉備白帝城託孤給諸葛亮。劉備的兒子劉禪,誰都知道的阿斗。以前罵笨頭笨腦沒有出息的年輕人,就罵「阿斗」。劉備在臨死前託孤給諸葛亮說:「君才十倍曹丕,嗣子可輔則輔之,不可輔則取而代之。」這就是劉備。諸葛亮是很亮,五十支光,劉備大概一百支光,比他更亮。他這句話可把諸葛亮嚇住了,立即跪下來:「臣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就是說,你放心吧!我把這條命賣給你了,不管你兒子可扶不可扶,我一定幫忙到底。於是「鞠躬盡卒,死而後已」這八個字,等於他自己為自己算了命,就定案了,後來也就真的做到了。這是從歷史上說大的託孤。

  個人的託孤,尤其現在這個社會,假使朋友死了,還能照顧朋友的家庭,尤其照顧朋友孩子的,別人會說「瘋子人與!瘋子人也。」絕不會說「君子人與?君子人也。」現在的社會風氣就這樣的。但是照中國文化的大義,可以托六尺之孤的人,就「可以寄百里之命」。「百里」擴而充之也代表了天下。過去,唐以後所謂百里侯稱縣長;春秋戰國時代的百里,在政治制度上相當於現在的一個省。古代稱縣長為父母官,就是說對於百姓而言,有如父母般的關懷、照顧。「可以寄百里之命」,就是可以真正成為一個好的地方首長,將地方老百姓的生命財產安全,都交給這種人負責保障了。這兩點都很困難。

  「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小事糊塗沒關係,面臨大節當頭時,怎麼都變動不了才行。歷史上許多忠臣義士,臨大節而不可奪,最有名的如文天祥、陸秀夫,可以說是儒家的光榮人物。但是研究文天祥的生平,上半生風流放誕,花花公子,他做太守的時候,歌姬如林,一天到晚喝酒聽歌。可是當國家大難來臨的時候,連與太太兒女們告別的時候都沒有。尤其難得的是從容就義。所謂「慷慨捐身易,從容就義難。」而且他從容到什麼程度呢?元朝的忽必烈,對他十分尊崇、十分重視,硬是空著宰相的位置等了他三年,只要他一點頭,就可以在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忽必烈和他談過好幾次,口口聲聲尊稱他文先生,推崇他,要請他出來,他就是不答應。這樣坐了幾年牢,最後一次和忽必烈談話時,他對忽必烈說,你這樣對我,推崇我,我非常感謝你,也可以說你是我一個知己,既然是知己,那你就要成全我。忽必烈見他在牢裡三年,始終如此,知道實在沒有辦法了,於是答應他說,好吧!那就明天吧!文天祥聽了這句話,馬上就跪下來說,謝了!謝了!

  在他三年坐牢的時候,他的一個學生,恐怕他受不了而變節,備辦了三牲祭品,並寫了一篇祭文去生祭他。文天祥照樣吃了祭品,看了那篇祭文,然後讓人轉告他的學生,要他們放心,他絕不會做對不起宋朝的事情。他的上半生,吃、喝、玩、樂,什麼都來,可是「臨大節而不可奪」。所以我們平時看到一些人好像吊兒郎當的,但是不要因此而輕視他們。看人要看大節。曾子說,這樣的人是君子吧?的確是真正的君子了。

  由此我們更可以看出孔孟思想所謂的學問,並不是讀死書,不是之乎者也矣焉哉的文言文,同時也不是的呢嗎呀吧的白話文。儒家教育的目的,就是要求這一節書上所提的這種人,這也就是真正儒家的學問所在。

【怎樣才算知識分子】

  這幾節都是記載曾子所講的孔門學問的精華,下面等於是兩個小結論。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我國上古文化,兩三千年前的士,有點類似現在的兵役制度,這是上古的政治制度,也是社會制度:每十個青年中,推選一人出來為公家服務的,就是士。所以士是十字下面加一橫。被選為士的人,要受政治教育,學習法令規章。士出來做官,執行任務做公務員,就叫出仕。所以古代的士,並不是普普通通一個讀書的青年就可以叫士。士的教育都是政府主辦,一個士要想知道法律政治,須向官方學習。平民教育是由孔子開始的,不過當時沒有這個名稱。

  曾子這裡所講的士,已經不是上古時代的士,而是讀書人知識分子的通稱。所以他是說一個讀書人有讀書人的風格。「不可以不弘毅」,「弘」就是弘大,胸襟大,氣度大,眼光大。「毅」就是剛毅,有決斷,要看得準、拿得穩,對事情處理有見解。有些人有見解,但請他當主管,卻搞得一塌糊塗,因為他下不了決斷;有人很容易下決心,但眼光不遠,見解有限。所以把眼光、見解、果斷、決心加起來的「弘毅」,而且中間還要有正氣,立場公正。他說一個知識分子,要養成弘與毅是基本的條件。為什麼要養成這兩個基本條件呢?因為一個知識分子,為國家、為社會挑起了很重的責任。

  「任重而道遠」,這個道是領導,也是指道路。責任擔得重,前面人生的道路、歷史的道路是遙遠的、漫長的。社會國家許多事,要去挑起來,走這歷史無窮的路。所以中國過去教育目的,在養成人的弘毅,挑起國家社會的責任。我們現在的教育,受了西方文化的影響,於是「生活就是教育」,由此一變而成「現實就是教育」了。換言之,「知識就是鈔票」,學一樣東西,先問學了以後能賺多少錢。所以我國文化中古代的教育精神,和現在是兩回事,兩者處於矛盾狀況。當然,這只是一個過渡時期。在我看來,是要變的,要回轉過來的。不過在變、在回轉過程夾縫中的我們這一代,幾十年來實在很可憐。但是我們對未來的還是要認識清楚,將來還是要走上這條路,這是教育的基本目的。

  下面的話是引伸,一個知識分子,為什麼要對國家社會挑那麼重的責任?為什麼要為歷史、為人生走那麼遠的路?因為一個受過教育的知識分子,「仁」就是他的責任。什麼是仁?愛人、愛社會、愛國家、愛世界、愛天下。儒家的道統精神所在,親親、仁民、愛物,由個人的愛發展到愛別人、愛世界、乃至愛物、愛一切東西。西方文化的愛,往往流於狹義;仁則是廣義的愛。所以知識分子,以救世救人作為自己的責任,這擔子是挑得非常重的。那麼,這個責任,在人生的路途上,歷史的道路上,要挑到什麼時候?有沒有得退休呢?這是沒有退休的時候,一直到死為止。所以這個路途是非常遙遠的。當然,要挑起這樣重的擔子,走這樣遠的路,就必須要養成偉大的胸襟、恢宏的氣魄和真正的決心、果敢的決斷、深遠的眼光,以及正確的見解等形成的「弘」、「毅」兩個條件。

  上面幾節連起來,是用曾子所講的學問修養,來說明孔門所傳學問的道理、方法與目的。下面又是文章的另一波瀾起伏。

【文章自己的好】

  說到寫文章,我曾和年輕的同學們談到,為什麼寫不好文章:一開頭面對稿紙,已經害怕了一半,手裡拿起筆又害怕了一半。筆和稿紙齊全了,卻一個字都寫不出來。原因是在自己心裡老想「我現在寫文章了」,那就寫不好。

  其實寫文章沒有什麼道理,拿到紙筆先不要當作自己寫文章,當自己放屁好了,愛放什麼儘管放,想到就寫。完稿以後,放下筆,自己再看,對與不對再作修正。就像房屋中的傢俱一樣,椅子放得不對,把它搬一搬,桌子的位置不好,搬一搬,幾次一搬就對頭了。各個都會寫文章,大家都說怕寫文章,或說你的文章好,我的文章不好。寫不好文章,都是自己把自己嚇壞的,沒有自信,也就是不弘毅,這也要有點傲氣,你的文章有你的味道,我的文章有我的味道,我不好有不好的味道,也是文章,不能說不是文章。一定要養成自己這種弘毅的氣派,多寫幾回就成了,有什麼難處?尤其現在寫白話文章,更好寫了。至於說要成為一個文學家,那是另外一回事。平心而論這要有天才,和藝術家一樣。不會畫畫的,哭也哭不出一張畫來。叫我畫人物,鼻子會像大蒜,眼睛會成鳳梨。但是畫家隨便一塗,就對。這是天才。

  現在我們看到這篇文章,孔門弟子的編排,要來個波瀾起伏了。上面講了一大篇高潮,用曾子的話來說明孔門學問。接著下面是一段平路了。老是高潮上去,像演戲,也演不下去的。下面是引用孔子的話。

  《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

  這是孔門教育,作學問的內容。第一個是興於詩,強調詩的教育之重要。興於詩的興念去聲,讀如興趣的興。所興的是人的情感,人都有情感,如果壓抑在內心,要變成病態心理,所以一定要發揮。情感最好的發揮,是透過藝術與文學,詩即其一。古代所謂的詩,就包括了文學、藝術、哲學、宗教等等。古代詩與音樂是不可分的,而且詩也就是文學的藝術。所以孔子說人的基本修養,要會詩。關於這一點我常想到,從事嚴肅工作的,如政治的、經濟的,乃至於作醫生的人要注意。我常常勸一些醫生朋友學畫,一個真正的名醫,生活好可憐。我認為醫生的太太都很偉大,醫生幾乎沒有私生活的,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忙到晚,一天與上百病人接觸,每個人都愁眉苦臉的,一直下去,自己都要病了,尤其精神科的醫生為然。我對一位精神科的醫生開玩笑說:「你也差不多了。」有一位榮民總醫院的精神科醫生說:「你這話是對的。我當年做學生學這科時,那位教我們的老師,看起來就像精神病的樣子。精神科醫生病人看多了,自然就變成精神病似的。」

  有人說官僚氣,我說這沒有什麼希奇,官做久了就自然是那個樣子,習慣了;醫生就是醫生氣,見到朋友說人血壓高了;商人一定市儈氣。這沒有什麼好奇怪的,這都是現代心理學上所說的職業病。某一行干久了,看人看事的觀點,都慣於從這一角度出發。所以凡從事嚴肅工作的人都要注意,過去這種生活上的調劑就靠詩,以藝術的修養作調劑。所以過去的官做得大,文集也留得多,詩也作得多,這絕不是他故意這麼做,而是閒下來,有許多感情無法發揮,只好寄託在這上面。所以孔子說「興於詩」。例如王安石的詩與政治生活,幾乎成為兩種完全不同的風格。

  但學藝術、學文學久了的人,有一毛病,就是所謂「文人無行」。一般說來,認為真正純粹的文人,品行都不大好,吊兒郎當,恃才傲物,看不起人。還有一個最大的毛病,千古以來,文人相輕,文章都是自己的好,看人家的文章看不上。以前有一個笑話,說有人作詩一首吹道:「天下文章在三江,三江文章唯我鄉,我鄉文章數舍弟,舍弟跟我學文章。」說來轉去,轉了一個大彎,最後還是自己文章好。所以中和藝術的修養,就要「立於禮」。我們一般人將學者文人連起來,事實上學者是學者,學術專家是學者;文人是文章寫得好,不一定是學者。有些人文章寫得好,如果和他討論某一學問思想,如談經濟學、心理學等等,他就不懂了。

  曾經有一次,各種專家學者和某大文豪在一起閒談,那位大文豪聽得不大耐煩,就問科學家說:「你說電腦好,電腦會不會作詩?」使在坐無人答話。當然那位科學家也不好怎麼答,我出來代他答了,我說電腦也可以作詩,不過作得好不好是另一回事,「一二三四五,東西南北中」,也未必不是詩。抗戰期間的汽車常拋錨,就有人改了古人一首詩加以描寫道:「一去二三里,拋錨四五回,前行六七步,八九十人推。」那也是詩,一個文人,光是文章好,沒有哲學修養,不懂科學,毛病就大了。所以光「興於詩」還不行,要「立於禮」,立腳點要站在「禮」上,這個「禮」就是《禮記》的精神,包括了哲學的思想與科學的精神。「成於樂」,最後的完成在樂。古代孔子修訂的《樂經》,沒有傳下來,失傳了。《樂經》大致是發揮康樂的精神,也就是整個民生育樂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