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1月28日星期五

李怡:愛鄉愛台愛港與愛國



在台灣觀選。高雄市議員候選人黃柏霖是客家人,他的競選總部是客屬後援總會,總幹事叫林美文,他說他當兵時加入 國民黨,到民進黨成立他加入民進黨,後來加入台聯,現在回到國民黨幫黃柏霖助選。他說參加不同的黨都是為了客家人,哪個黨願意為客家人做事,他就加入那個 黨。講到兩岸關係,他說只要是客家人交流,他一定參加。他在不同的黨做不同選舉的抬轎人,是基於愛鄉感情(高雄25%人口是客家人)。對他來說,黨不黨, 國不國,統不統,都沒有客家重要。

上月13日,大陸《新世紀》雜誌第39期刊出歷史學家楊奎松一篇文章〈愛鄉與愛國〉,先引述文獻,講1841年鴉片戰爭期間,廣州三元里一帶有上千民眾自 動幫助英軍,或揹送彈藥,或刺探情報,或參與作戰。大陸歷史教科書不是說三元里民眾當年英勇抗英嗎?怎麼又有幫助過英軍的事?楊奎松說:中國幾千年來不停 地改朝換代,百姓早已習以為常,「誰當皇帝就給誰納糧」。「滿清的皇帝也未必比浮海東來的『紅毛』統治者更為可親可愛」。三元里民眾對英人和清政府的衝突 本不關心。之所以先助英後又轉而抗英,先是為了對朝廷的盤剝不滿,後是因為英軍在當地搶掠財物、調戲婦女,民眾的基本利益受到侵犯。無論抗英還是助英,都 不是出自愛國或要做漢奸,而是出自愛鄉。

楊奎松引用學術研究指出,中國底層民眾,往往只有鄉土情結。誰當皇帝,與他無關;傷害了本鄉本土的利益,任誰也要反。17世紀前後,大批跑到東南亞的華僑,從來只認自己的省籍或族裔,他們的歸屬是自己的家鄉,是宗親會、同鄉會,而不是國家。

晚清年間,一省一地與清廷國家利益的矛盾衝突已頻頻發生。辛丑和約後,各地百姓對滿清中央的統治及其政策越發不信任。因此,無論立憲派的梁啟超,或革命派 的孫中山,都有將來立國須仿效美國或德國的聯邦制的設想,先搞地方自治。梁啟超說:欲建一「完全之國家」,理當「博採文明各國地方之制,省省府府,州州縣 縣,鄉鄉市市,各為團體,因其地宜以立法律,從其民欲以施政令」。與梁啟超一道流亡日本的廣東人歐榘甲1902年出版了《新廣東》小冊子,公開主張:「廣 東者,廣東人之廣東」,「廣東人實為廣東地主,則廣東之政權、財權、兵權、鐵路礦山權、土地所有權……,莫不宜自操而自理之,以廣東之人,辦廣東之事,築 成廣東自立之勢,以建全中國自立之起點」。1903年,留日學生楊篤生撰文〈新湖南〉,提出:「湖南者,吾湖南人之湖南也」,「欲新中國必新湖南」;欲新 湖南,只有「獨立」之一法,即應「闢湖南巡撫衙門為獨立之政府,開獨立之議政院,選獨立之國會員,制定獨立之憲法,組織獨立之機關,擴張獨立之主權」。同 年旅日江蘇同鄉會成立宣言稱:「愛國必自愛鄉起。」「各國革新,無不從地方自治起」,使「人人自衞其鄉」。

1919—1920
年,毛澤東在湖南推動「湖南自治運動」,在《大公報》寫了12篇文章,提出湖南的根本問題是要建立「湖南共和國」,他力主湖南實行「全自治」,提出要「打破沒有基礎的大中國建設許多小中國從湖南做起」。

因此,一百年前,中國的愛國救國志士,就知道並提倡愛國必先愛鄉。先建立各地真正的地方自治,然後各邦聯合而成就國家的自立。

筆者三十多年前訪問徐復觀教授,他說道德的意義須見之於行為,要對人發生影響,還需要與自己的血肉相關,如果說,和我們血肉相關的有意義的東西,對我不發 生影響,而偏偏是與我們血肉不相關的東西才能發生影響,這有違人性。家鄉之事跟我們血肉相連,國家就是較抽離的概念。因此,即使講「愛國愛港」,也必須把 「愛港」放在「愛國」之前,這樣才真實。現把「愛國」放在「愛港」之前,「愛國」就變成一個先驗的、凌駕一切的與我們血肉無關的抽象觀念,實際上不能不是 「愛黨」的白手套,而「愛港」也就淪為「愛國愛黨」的陪襯品了。

楊奎松文章的結語:「一個連家鄉都不愛的人,能夠愛國,這確實值得懷疑。但是,說愛鄉就會愛國,就我們經過的歷史來看,至少也沒有那麼肯定。」

台灣人選舉,就是把愛台放在愛國(中華民國)之前,先愛台才講愛國,或只愛台不愛國;說愛台就會愛國,真是沒有那麼肯定。若把愛國放在愛台、愛港之前,那麼這種愛國也是虛情假意的愛,是有「愛國利」才愛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