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1月2日星期日

為何928當日有人相信會出解放軍?

──中國大陸經驗的局限與「香港視野」的缺席

X毛來由

「出動解放軍了」,這是筆者一位朋友在9月28日警察於金鐘施放催淚彈後不久的面書狀態(Facebook Status)。但本人想也不多想,就斷定這是假消息,結果最後不但駐港解放軍沒有出營,而且香港警察也不敢開槍。筆者並非生神仙,不會「料事如神」,本 人的判斷,只是建基於過去研究香港史的經驗,以及多年來對香港時局的觀察及思考。九七主權移交以來,香港人以至部份外地觀察者對中共在港血腥鎮壓風險的高 估,以及對香港人反抗意志的低估,實源於他們只是依據中國大陸經驗,而且可能是過時的經驗,去預測九七後香港政局,同時對於香港與中國大陸的關係,只有膚 淺的認識,亦未能深入了解香港的特殊歷史經驗,本人將之總括為沒有「香港視野」。


928當日網上瘋傳一張駐港解放軍出動鎮壓佔領運動的相片。但事後發現,這張相只是兩年前駐港解放軍換防的照片


不知「香港不是北京」──純以中國大陸經驗分析港情的局限
據《大紀元》的報導,習近平在最後關頭阻止梁振英政府在金鐘開槍,原因是「香港不是北京」。很多香港人都相信,中國強,香港弱,因此北京在香港可以為所欲 為,香港並無能力抵抗。其實這種想法很易理解,因為打開地圖,都知中國的領土面積,是全球第三大,而香港,只是一個位於中國沿海的細小地區,這樣中國自然 「一隻手指就可以卒死香港」。

另外,中共在中國大陸,對於反抗力量,即使是潛在反抗力量的鎮壓,絕不手軟,由五十年代初的「鎮壓反革命運動」,到1959年的西藏起事、1989年的六四鎮壓,都是如此,因此很多香港人深信,中共必在香港出動解放軍血腥鎮壓。

可是,上述的想法,只是建基於純粹(而且可能是過時)的中國大陸經驗,而且對中港實力對比只有最表面及「想當然」的認識,忽略了香港作為境外地區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重要性,以及中共對香港特殊政策。


若要出動解放軍,早在2003年出了
其實,若根據中共平息西藏起事及八九民運的「往績」,中共就應該在2003年出兵鎮壓香港的反對運動了,可是中共並沒有這樣做,反而決定無限期擱置廿三條 立法,到今日都不敢正式重提立法一事。2012年政府最終取消國民教育科官訂課程指引及三年開展令,亦證明了中共不能在港輕言出兵鎮壓。

即使到2014年七一晚上,學聯及學民思潮決定在中環佔路留守,雖然事前學民思潮召集人黃之鋒公開說:「聽聞警察已準備好橡膠子彈」,可是最後警方只是動用警員抬走數百名示威者。
中共自建國以來,對香港一直採取「長期打算,充份利用」的政策,而「一國兩制」正是上述政策的延續,這是因為香港作為境外地區,對中國經濟(尤其是金融方 面)有不可取代的重要性,而且香港與英美等西方勢力的連系,至今仍不可忽視,所以中共對香港的非共力量,至今仍然非常投鼠忌器。


「六四陰影」與過時的中國大陸經驗
近來有很多「得高望重」的「社會賢達」,以「六四事件」的結果來告誡佔領者要盡快撒退。可是,即使不計香港的特殊性,近年的中共,已不再是廿五年前的中 共,它越來越難在其統治範圍內,重演北京血案。首先,廿五年前,還有革命元老及強人鄧小平(縱使他的權威已遠不及毛澤東)在位,他可以承擔起屠殺所帶來的 內政外交後果,有能力收拾血腥鎮壓後的殘局,可是廿五年後,中共黨內已沒有具足夠權威的強人領導,黨內鬥爭的激烈及爭持不下,亦遠超鄧小平時代。此外,相 比廿五年前,中國與世界金融及經濟體系的聯繫,緊密得多,更重要是黨內各級幹部在境外的私人利益,亦非廿五年前可比;再加上冷戰早已結束,歐美已經完全沒 有聯中抗蘇的戰略需要,使北京對國際壓力的抵禦能力,很可能低於以往。2011年備受國際傳媒注視的廣東省汕尾烏坎村事件,最後政府妥協,和平收場,雖然 事後村民與官方的關係未能令人滿意,但已反映近年中共即使在中國大陸沿海地區,已經不能輕言重演「六四屠城」。當然,筆者要強調,中共在香港流血鎮壓的可 能,仍然不能排除,可是,有一點可以肯定,造就當年大規模血腥鎮壓的各種條件,在今日即使還有,但已經比廿五年前明顯減少。


不少佔領者都很重視「六四事件」的經驗


(筆者在2014年10月31日攝於銅鑼灣佔領區圖書館)



港人「政治冷感」只是特定歷史條件的產物
「佔中最多玩一兩日」,這是早前香港某富豪的預測,相信這亦是許多香港人早前的預計,但最後結果出人意表,原來大家都低估了香港人的反抗決心及能力,而這 種低估,是因為大部份人都相信香港人在本質上是「政治上服從性強」、「只顧自己眼前實利」,而這種本質是永久不變的。很多人之所以有這種看法,原因之一, 是他們對香港歷史認識不足。

一個地方的人過慣發達地區的生活,很難再接受落後國家的生活方式,結果即使今日香港的政府表現,仍優於不少發展中國家,但仍不為香港人,尤其是年青一輩所 接受。過往香港人之所以政治冷感、服從政府,也是特定歷史條件的產物。二戰後的英國殖民政府,尤其自「麥理浩時代」開始,致力於社會經濟建設,提升管治質 素,使香港人的整體生活質素,雖不及當時歐美日本等先進社會,但已經比同時代很多亞洲國家優勝,再者,九七前香港在各方面,縱使仍有很多不足之處,但卻是 不斷進步,蒸蒸日上,使香港人感到未來有希望。可是在九七後,不只是政制,而且在社會民生上,均不斷倒退惡化,連看電視的選擇權,也被政府無故剝削,結果 香港人也開始被迫關心政治,越關心政治,對政府就越不滿,當中以年青人為甚,他們當中有些更認為如期坐以待斃,何不放手一搏,結果大規模的佔領運動,一觸 即發。

另外,只要深入認識戰後香港歷史,就知道即使在1950至70年代,香港人對社會政治參與的熱情,其實比很多人想像中來得高。近年香港政治學者林蔚文女 士,在其博士論文Understanding the Political Culture of Hong Kong, the Paradox of Activism and De-politicization1中, 細心研究1949至1979年間香港多次社會運動,發現當時香港人總的來說,並未如劉兆佳教授所說的如此政治冷感,反而不時會積極地藉著結社及各式請願集 會,企圖改變香港政府以及其他重要機構的政策。由此可見,戰後香港其實有其社會政治抗爭的傳統,只是其激烈程度不及其他國家,而且亦沒有受到當時及其後的 論者足夠重視。


結論:「香港視野」建基於香港研究及香港知識的普及
筆者早前寫〈英國為何不早給香港民主?〉所 依據的英國解密檔案,是筆者在讀研究式碩士時順道找出來的。慶幸自己出世得比較早,當時並沒有一級榮譽的筆者,仍可以申請到研究生學位及助學金,若換轉是 現在,由於中國大陸學生早已佔本地大學研究生的絶對多數,本人應該無緣在學院研究香港史了,亦寫不出那篇解釋戰後香港民主問題的文章。早有本地學者指出, 若香港各大學的研究生學位,都全給中國大陸學生,未來香港就沒有研究本地社會及文化的人才,即使有,都不會以香港人的觀點來研究。再加上現時香港公營大學 的考績制度,以研究成果能刊登於美國等英語國家學刊為尚,由些外國根本不重視香港研究(連香港自己都不重視,豈能要求別人重視?),結果使本土研究,不受 本地學院的學者重視,尤其是要爭取續約及升遷的年青學者,更不敢以香港研究為主要業務。
至於本土知識的普及,就以香港歷史為例,現在,有系統的香港歷史知識,並未如中國歷史科一樣獨立成科,並成為大部份中學初中課程的一部份。雖然新高中世界歷史科包括香港歷史,但其課程設計,亦一直為人所詬病2。 另外,雖然近二十年香港歷史研究有顯著的進步,但絕大部份有學術份量的著作,仍未翻譯成中文(例如首本由土生土長香港華人學者寫成的A Modern History of Hong Kong,自2004年出版至今,雖已再版了一次,但仍未有中譯本),而且有質素的香港歷史普及讀物,近年雖有所增加,但遠談不上足夠。

看見此情此景,香港人可以做什麼?可以做的,其實可以很多,例如發動公民力量,要求政府有關當局及各公營大學,保障本地學生升讀研究學位的機會及鼓勵本地研究(上年有高登網民登報「反對本地大學大陸化,還我港人升學就業權」,就是很好的嘗試,只可惜登報後,並沒有任何後續行動);向政府及議員施壓,要求訂立《檔案法》,改善及加強中小學的本土知識教育,而在未爭取到政府改變政策前,就積極捐助民間的本土研究及本地知識普及工作3,寄信給有關的出版社要求出版本地研究的中譯版等。


2013年6月20日高登網民於《蘋果日報》登報反對本地大學大陸化。



總而言之,沒有「香港視野」,香港人及世界各地關心香港的人,就不能如實了解香港的處境,港人亦不能以此為基礎,尋找自己的生存及發展之道,進而改變自己的命運,只能永世昂人鼻息,在別人的貶損及侮辱下度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