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0月29日星期三

《論語別裁》 南懷瑾 - 學而第一(上)




《二○一四年十月三日版》

學而第一(上)

【再版記言】

  本書自今年端午節出版之後,蒙廣大讀者的愛好,現在即須再版。這實在是始料所不及的事。

  由此可見社會人心的向背,孔子學說的可貴,畢竟是萬古常新,永遠顛撲不破。因此反而使我深為慚愧,當時並未加以嚴謹的發揮,未免罪過。當初版問世之時,承蒙朋友們的盛意,紛紛惠示意見,希望繼續開講孟子等經書,俾使儒家一系列的學說,以現代化的姿態出現。此情極為可感。無奈青春頑劣,白首疏狂的我,向來只圖懶散。況且先孔子而生,非孔子無以聖。後孔子而生,非孔子無以明。我輩縱有所見,亦無非先賢的糟粕而已,真是何足道哉!何足道哉!因此當時便寫了首總答朋友問的詩:「古道微茫致曲全,由來學術誣先賢。陳言豈盡真如理,開卷倘留一笑緣。」際比再版,同學們要我寫點意見,便記此以留一笑之緣可也。

  歲次丙辰(西元一九七六年)冬月 南懷瑾記於台北

【前言】

  回首十五年的歲月,不算太多,但也不少。可是我對於時間,生性善忘,悠悠忽忽,真不知老之將至,現在為了出版這本《論語》講錄,翻檢以前的記錄,才發覺在這短短的十五年歷程中,已經講過三四次《論語》。起初,完全是興之所至,由於個人對讀書的見解而發,並沒有一點基於衛道的用心,更沒有標新立異的用意。講過以後,看到同學的筆記,不覺洒然一笑,如憶夢中囈語。「言亡慮絕,事過無痕。」想來蠻好玩的。

  第一次講《論語》,是一九六二年秋天的事,當時的記載,只有開始的六篇,後來出版,初名《孔學新語──〈論語〉精義今訓》,由楊管北居士題籤。有一次曾經在有關單位講了半部《論語》,沒有整理記錄。再到一九七四年四月開始,又應邀固定每週三下午講兩小時,經過近一年時間,才將全部《論語》講完。而且最可感的是蔡策先生的全部筆錄。他不但記錄得忠實,同時還替我詳細地補充了資料,例如傳統家譜的格式,另外還有對傳統祭禮的儀範,可惜他事情太忙,未能全部補充。蔡君在這段時間,正擔任《中央日報》秘書的職務。一個從事筆政工作的人,精神腦力的勞碌,非局外人可以想像,而他卻毫無所求地費了十倍聽講的時間,完成這部記錄,其情可感,其心可佩。

  此外,這本講錄,曾經承唐樹祥社長的厚愛。在《青年戰士報》慈湖版全部發表(自一九七五年四月一日開始到一九七六年三月十六日止);同時《人文世界》刊登大部分。又蒙李平山先生見愛,資助排印成書。不過,這部《論語》的講述,只是因時因地的一些知見,並無學術價值。況且「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更談不到文化上的份量。今古學術知見,大概都是時代刺激的反映,社會病態的悲鳴。誰能振衰補敝,改變歷史時代而使其安和康樂?端賴實際從事工作者的努力。我輩書生知見,遊戲文章,實在無補時艱,且當解悶消愁的戲論視之可也。

  至於孔子學說與《論語》本書的價值,無論在任何時代、任何地區,對它的原文本意,只要不故加曲解,始終具有不可毀的不朽價值,後起之秀,如篤學之,慎思之,明辨之,融會有得而見之於行事之間,必可得到自證。現在正當此書付印,特錄宋儒陳同甫先生的精闢見解,以供讀者借鏡。

  如其告宋孝宗之說:「今之儒者,自以為正心誠意之學者皆風痺不知痛癢之人也。舉一世安於君父之仇,而方低頭供手以談性命,不知何者謂之性命。」而於《論語》,則說:「《論語》一書,無非下學之事也。學者求其上達之說而不得,則取其言之若微妙者玩索之,意生見長,又從而為之辭:曰此精也,彼特其粗耳。此所以終身讀之,卒墮於榛莽之中,而猶自謂其有得也。夫道之在天下,無本末,無內外。聖人之言,烏有舉其一而遺其一者乎!舉其一而遺其一,是聖人猶與道為二也。然則《論語》之書,若之何而讀之,曰:用明於心,汲汲於下學,而求其心之所同然者,功深力到,則他日之上達,無非今日之下學也。於是而讀《論語》之書,必知通體而好之矣。」

  本書定名為「別裁」,也正為這次的所有講解,都自別裁於正宗儒者經學之外,只是個人一得所見,不入學術預流,未足以論下學上達之事也。

  歲次丙辰(一九七六)年三月南懷瑾記於台北

【三言四語】

  現在各大專學校的學生,有一個新稱號──「三四教授」。假如我們看見一位不認識的教授,想知道這位老師是教什麼的,往往被詢問的同學會說:「哦,三四教授。」這句話含有非常輕視的意思。所謂「三四教授」就是教三民主義、四書五經的教授。他們在學校裡是沒有人看得起的,同軍訓教官一樣,被學生另眼相視,這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

  八九年前,和一位國立大學教書的朋友談起,問他怎麼搞的,教得學生對三民主義如此反感?他說這件事沒有辦法。我認為不是沒有辦法,表示願意代他教幾個小時。後來有個機會,一位某大學的學生要我去參加他們開會,他說他們要開會討論「中國文學的再革命」,聽到這個題目,我說:「你們要搞這個東西?!我晚上來看看!」

  我約了那位三民主義教授一起去參加。參加開會的都是調皮學生,他們激昂慷慨,說了一大篇話,最後要我講話。我就告訴這些同學們,首先應該瞭解「革命」是什麼意思。這所大學是國立的最高學府,在這裡的青年知識分子,對它的意義不能不懂,要知道「革命」一辭,出於我國最古老著作之一的《易經》,然後講了許多理由。

  我說,譬如中國文學自「五四運動」以來,由舊的文學作品改成白話文後,有什麼功用呢?幾十年來親眼所見,中國的教育普及了,知識普遍了,對世界知識的吸收力增加了,無可否認,這些對於國家的進步有貢獻。但是對於中國文化,卻從此一刀斬斷了。什麼原因呢?中國文化庫存裡堆積的東西太多了,幾千年來的文化都藉著古文保留著。至於接受白話文學教育的人們看不懂古文,當然就打不開這個倉庫,因此從中國文化的立場看,就此一刀攔腰斬斷了。

  你們現在講文學再革命,講白話文學,我們先要知道為什麼要推行白話。在「五四運動」前後,一般人認為救這個國家,必須吸收新的知識,尤其要融會古今中外的學術文化,於是老牌留學生到外面一看,任何國家的語言和文字都是一致的,因此認為中國所以不進步,是文字工具害了我們,尤其四書五經「子曰、孔子曰」一塌糊塗,非把這個打倒不可,所以提倡了白話文。

【語文的變與不變】

  但是有一點要注意,我們看世界的文字,不管英文、德文、法文,雖然現在的文字和語言是合一的,但是語言大約三十年一變,所以一百年以前的英文、法文書籍,除非專家,否則是莫辨雌雄。

  我們中國的老祖宗曉得語言和時代是要變的,所以把文字脫開了語言,只是用很短的時間,經過兩三年的訓練就會寫出來,這個文字就單獨成為一個體系,表達了思想。因此這種文字所保留下來幾千年以上的思想,在幾千年以後的人看來,如面對現在,沒有阻礙,它對於國家有什麼錯誤呢?沒有錯。只是因為教育不普及,大家對於這個國文的修養沒有學好。當時提倡「五四運動」的部分人士,求進之心是對的,在學問修養上,老實講,還有商量的必要,於是這一文學革命就出了問題。

  舉例來講,生活上每天必有的一件事──上廁所,我們小時候叫「出恭」,後來叫「解手」,現在叫「上一號」了,看看幾十年來,變了好多。因此,我們翻開資料,對「五四運動」前後的白話文,現在看來,簡直不通;到了現在的文章,說它不好嗎?真好。好嗎?文章看完了,價值也完了,多半沒有保留的價值。將來怎樣演變還不知道,所以你們為什麼要文學再革命,我就不懂。

  因此,文學革命,我沒有資格講,你們也沒有資格講。為什麼呢?如果古文、四六體、作詩、填詞,都能露一手,然後發現這種文學有毛病,這才有資格談革命。現在你們連「命」都還沒有,還「革」個什麼呢?你們還有文學革命的資格嗎?

  我這番話一講,他們聽傻了。這個會後來也就搞不成了。無形中也把大專院校中這個小風波平息了。因此,我告訴那位教三民主義的朋友,一定替他教幾個鐘點課,因為大學生中,信仰堅強的固然很多,而對三民主義頭痛的也大有人在。後來我去替這位朋友講課,起初不講三民主義,而講中國文化與中國思想演變的原因道理。分析自上古到現在為什麼變得這樣,演變到後來,所以才有我們國父的三民主義出來,問同學對不對?對!有沒有價值?有價值!所以要讀三民主義,讀了以後再加批評都可以,不能盲目的不去看它,就說這個三民主義是黨八股。黨八股你懂不懂?不懂就不能隨便批評。這一來,引起他們讀三民主義的興趣了,這是我所經歷的故事。

【四書五經的假面目】

  講到四書也是一樣,我們在這裡講推行復興文化運動,而在外面,尤其是新的教育──國民義務教育施行以後,討厭四書五經的情形,是無以復加了,而問題出在四書五經的孔孟思想被講解錯了。這不是現在才開始,從唐宋以後,乃至遠從漢唐以來,許多要點,就一直講解錯了。

  要說明這個道理,我們也要講一個實際的故事。

  我們這一代,就時代背景而言,是生活在夾縫中,是新、舊、中、外,交接巨變中的人生,我的幼年在私塾中度過,當時讀四書五經也非常反感,因為以前老師對學生的質疑,只說「將來你會懂」,這個「將來」不知要「將」到幾時。所以後來「五四運動」,鬧新學派風潮的時候,我們雖然沒有參加作打手,但是多少也有點憤慨。步入中年以後,對中外思想,尤其在這個時代的演變,看到了這麼許多,自己要找癥結了。

  所謂找癥結,那也是十七八年以前,好幾位先生在一起談起,大家認為要救中國就要復興文化。於是有些教授學者們,主張把四書重新編輯。他們認為四書雜亂無章,要分門別類編在一起,講孝的歸到孝,講仁的歸到仁,把《論語》的篇章整理一遍,希望我也負責一個部門。當時我答應考慮考慮,回家拿出四書重讀一遍後,發現這個改編方法有問題。第二天開會,我就反對,不贊成改編,因為,以全部《論語》來講,他本身就有一貫的系統,完全是對的。我們不需要以新的觀念來割裂它。問題出在過去被一般人解釋錯誤了。我們要把握真正的孔孟思想,只要將唐宋以後的註解推開,就自然會找出孔孟原來的思想。這叫做「以經解經」,就是僅讀原文,把原文讀熟了,它本身的語句思想,在後面的語句中就有清晰的解釋。以這個態度研究《論語》,它可以說前後篇章貫而通之,因此我不主張改編。

【被忽視的道家】

  後來,在一些地方講解《論語》,我就提起一個問題了。就是我們自「五四運動」以來,有個口號,叫「打倒孔家店」的問題。

  中國文化的演變發展,大致分兩大段。譬如一提起秦漢以前的中國文化,人們就拿孔孟思想代表了一切。其實所謂孔孟思想,只是中國文化中間主要的一環。另外還有道家、墨家、諸子百家──很多很多,都是中國文化一個系統下來的。如果把它縮小範圍,則有儒、墨、道主要的三家。尤其中國文化在政治上歷代引用的是道家思想,這一點我們要注意。中國歷史上,每逢變亂的時候,撥亂反正,都屬道家思想之功;天下太平了,則用孔孟儒家的思想。這是我們中國歷史非常重要的關鍵,身為中國人,這個歷史關鍵是應該知道的。

  孔孟思想,本來與道家是不分家的,這種分家是秦漢以後的事,到了唐代,講中國文化,已不是儒、墨、道三家,而是儒、釋、道三家了。

  「釋」就是印度來的佛學,代表整個印度文化的精華,它從東漢末年開始傳入中國,一直到宋代。宋朝以後,印度本身已沒有真正的佛學,而被阿拉伯民族的伊斯蘭教思想及婆羅門教等所佔據,佛學思想在印度式微了。現在要研究真正的佛學,只有到中國來。歐洲人乃至日本人講的那一套是不正確的。

【三家店賣的是什麼】

  唐宋以後的中國文化,要講儒、釋、道三家,也就變成三個大店。

  佛學像百貨店,裡面百貨雜陳,樣樣俱全,有錢有時間,就可去逛逛。逛了買東西也可,不買東西也可,根本不去逛也可以,但是社會需要它。

  道家則像藥店,不生病可以不去,生了病則非去不可。生病就好比變亂時期,要想撥亂反正,就非研究道家不可。道家思想,包括了兵家、縱橫家的思想,乃至天文、地理、醫藥等等無所不包,所以一個國家民族生病,非去這個藥店不可。

  儒家的孔孟思想則是糧食店,是天天要吃的,「五四運動」的時候,藥店不打,百貨店也不打,偏要把糧食店打倒。打倒了糧食店,我們中國人不吃飯,只吃洋麵包,這是我們不習慣的,吃久了胃會出毛病的。要深切瞭解中國文化歷史的演變,不但要瞭解何以今天會如此,還要知道將來怎麼辦,這都是當前很重要的問題,因此我們要研究四書。

  研究中國固有文化並不是開倒車,而是要以最新的觀念去理解它。並且,我們要瞭解中國上下這兩千多年的文化、思想、歷史,不管它是什麼政體,大致都以司法為中心,司法與行政是分不開的。談到司法就講到法律,現在我們只講兩大法系,所謂海洋法系與大陸法系。司法方面的立法,也根據這兩個法系的精神而來。我們卻忘記了中國自秦代以來,漢、唐、宋、元、明、清,有我們「中國系統」的一個法律系統。這個中國法律系統的哲學背景,就是以四書五經作基礎,例如過去中國許多判例的根據,就是根據四書五經中的道德觀念而來。

  所以這部四書五經,在過去無憲法觀念時代,嚴格說來就是一種憲法思想,也就是政治哲學思想的中心,法律思想的中心。其他各種哲學思想也都歸之於它,這是講好的一方面。

【冤枉的一打】

  講壞的一方面,孔家店為什麼會被人打倒?「五四運動」當年,人們要打倒它,這是必然的。但為什麼道理呢?後來才發現,實在打得很冤枉。因為這個店,本來是孔孟兩個老闆開的股份有限公司,下面還加上一些夥計曾子、子思、荀子等等,老闆賣的東西貨真價實。可是幾千年來,被後人加了水賣,變質了。還有些是後人的解釋錯了,尤其是宋儒的理學家為然。這一解釋錯,整個光輝的孔孟思想被蒙上一層非常厚重的陰影,因此後人要推倒孔孟思想。

  最近有人邀請幾位先生寫文章,討論孔子思想的問題。我說有人要推倒孔孟思想是不好的,那是沒有用的,第一個理由是孔子思想在中國,絕對不是他們所能打倒的。這不是感情的話,我們把幾千年歷史看清楚,過去歷史上也有人動過手,現代也看到「五四運動」打倒孔家店,結果打倒了沒有?是越打越光輝。這樣一來,使世界各國對孔子本來不肯研究的,現在卻要研究一下了。這一下,反而變成宏揚孔子思想了。

  現在我們有個更重要的課題,那就是如何瞭解文化的寶庫。因為現在中年以下的人,對此幾乎一無所知。尤其現在中學以上到大學的青年,根本不知道中國文化的寶藏。由於這個原因,所以今天開始講四書,並從《論語》講起。

【再論《論語》】

  《論語》,凡是中國人,從小都念過,現在大家手裡拿的這一本書,是有問題的一本版本,它是宋朝大儒朱熹先生所註解的。朱熹先生的學問人品,大致沒有話可講,但是他對四書五經的註解絕對是對的嗎?在我個人非常不恭敬,但卻負責任地說,問題太大,不完全是對的。

  在南宋以前,四書並不用他的註解,自有了他的註解,而完全被他的思想所籠罩,那是明朝以後,朱家皇帝下令以四書考選功名,而且必須採用朱熹的註解。因此六七百年來,所有四書五經,孔孟思想,大概都被限制在「朱熹的孔子思想」中。換句話說,明代以後的人為了考功名,都在他的思想中打圈子。其中有許許多多問題,我們研究下去,就會知道。所以各位手上這本朱熹先生註解的書,值得參考,但不能完全相信。

  我們既然研究孔子,而孔子在《易經.系傳》上就有兩句話說道:「書不盡言,言不盡意」。以現代觀念來講,意思是人類的語言不能表達全部想要表達的思想。現在有一門新興的課程──語意學,專門研究這個問題。聲音完全相同的一句話,在錄音機中播出,和面對面加上表情動作的說出,即使同一個聽的人,也會有兩種不同體會與感覺。所以世界上沒有一種語言能完全表達意志與思想。而把語言變成文字,文字變成書,對思想而言,是更隔一層了。

  我們研究孔孟思想,必須要從《論語》著手。並不是《論語》足以代表全部孔孟思想,但是必須從它著手。現在我的觀念,有許多地方很大膽的推翻了古人。在我認為《論語》是不可分開的,《論語》二十篇,每篇都是一篇文章。我們手裡的書中,現在看到文句中的一圈一圈,是宋儒開始把它圈斷了,後來成為一條一條的教條,這是不可以圈斷的。再說整個二十篇《論語》連起來,是一整篇文章。至少今天我個人認為是如此,也許明天我又有新認識,我自己又推翻了自己,也未可知,但到今天為止,我認為是如此。

【學而有何樂】

  現在這篇《學而》,包括了孔門當年教學的目的、態度、宗旨、方法等等。過去我們把它圈開來,分作一條一條讀,這是錯誤的。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

  這三句話連起來看,照字面講,凡是中國人,無論老少,一定都知道。照古人的註解,學問是要大家隨時練習它。「不亦說乎」,「說」是古人借用字,就是高興的那個「悅」字,是很高興的。假如這是很正確的註解,孔子因此便可以作聖人了,那我是不佩服的,連大龍峒孔子廟我也不會去了。講良心話,當年老師、家長逼我們讀書時,那情形真是「學而時習之不亦『苦』乎」。孔子如果照這樣講,我才佩服他是聖人,因為他太通達人情世故了。

  至於「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是似通非通的,什麼道理呢?從一般人到公務員,凡靠薪水吃飯的,是「富不過三天,窮不過一月」,遇上了窮的那幾天,朋友要來家裡吃飯,當褲子都來不及,那是痛苦萬分的事。所以是「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慘』乎。」絕不是不亦樂乎。

  第三句話「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所謂「慍」,就文字解釋,是放在心中的怨恨,沒有發出來,在內心中有煩厭、厭惡、討厭、怨恨之感。那麼,別人不瞭解我,而我並不在心中怨恨,這樣才算是君子。那我寧可不當君子,你對我不起,我不打你,不騙你,心裡難過一下總可以吧!這也不可以,才是君子,實在是做不到。

  根據書上的字面,順著註釋來看,就是這樣講的。所以幾百年甚至千多年以來,不但是現在的年輕人對四書反感,過去的讀書人也對四書反感。因為它變成了宗教的教條,硬性的法律,非遵守不可。

  事實上不是這麼一回事,等到真正瞭解了以後,就知道孔子真是聖人,一點也沒錯。

  「學而時習之」,重點在時間的「時」,見習的「習」。首先要注意,孔子的全部著述講過了,孔子的全部思想瞭解了,就知道什麼叫作「學問」。普通一般的說法,「讀書就是學問」,錯了。學問在儒家的思想上,不是文學。這個解說在本篇裡就有。學問不是文學,文章好是這個人的文學好;知識淵博,是這個人的知識淵博;至於學問,哪怕不認識一個字,也可能有學問──作人好,做事對,絕對的好,絕對的對,這就是學問。這不是我個人別出心裁的解釋,我們把整部《論語》研究完了,就知道孔子講究作人做事,如何完成作一個人。

【真人和假人】

  講到作人,我們就想到莊子也提到過這件事,《莊子》這本書把有道的人叫「真人」。唐宋以後,對神仙、得了道的人叫「真人」。譬如現在指南宮供奉的呂純陽叫「呂真人」。如今的人聽到「真人」這個名稱,就好像帶有宗教色彩,相當於西方的上帝,中國的仙、佛一樣。實際上過去道家所謂的「真人」,是指學問道德到了家的人。與這名詞對稱的叫假人,假人還是人,不過沒有達到作人道德的最高標準。發揮了「人」的最高成就,在道家就稱之為「真人」,孔子認為這就是學,就是學而之人。於是一個「學」字,這麼多觀念都被他包括了。

  那麼學問從哪裡來呢?學問不是文字,也不是知識,學問是從人生經驗上來,作人做事上去體會的。這個修養不只是在書本上念,隨時隨地的生活都是我們的書本,都是我們的教育。所以孔子在下面說「觀過而知仁」,我們看見人家犯了這個錯誤,自己便反省,我不要犯這個錯誤,這就是「學問」,「學問」就是這個道理,所以他這個研究方法,隨時隨地要有思想,隨時隨地要見習,隨時隨地要有體驗,隨時隨地要能夠反省,就是學問。開始做反省時也不容易,但慢慢有了進步,自有會心的興趣,就會「不亦說乎」而高興了。我們平日也有這個經驗,比如看到朋友做一件事,我們勸他:「不可以做呀!老兄!一定出毛病。」他不聽,你心裡當然很難過,最後證明下來,果然你說得對,你固然替他惋惜,對於自己認識的道理,也會更進一層得到會心的微笑──「說」,不是哈哈大笑。悅者,會心的微笑,有得於心。

  上面第一點所講的是學問的宗旨,隨時注重「時」和「習」,要隨時隨地學習,不是我們今天來讀四書就叫做學問,不念四書就不叫做學問,這不是它的本意。

【寂寞的享受】

  第二點接著下來,是說做學問的人要準備一件事,就我個人研究,有個體會──真正為學問而學問,「君子有所為,有所不為。」該做的就做,不該做的殺頭也不幹,所謂「仁之所至,義所當然」的事,犧牲自己也做,為世為人就做了,為別的不來。因此為學問而學問,就準備著一生寂寞。

  我們看歷史──即看孔子就知道。孔子一生是很寂寞的,現在到處給他吃冷豬頭,當年連一個「便當」也吃不到。但是他沒有積極去求富貴。怎麼知道這一套他不來呢?因為他明知當時有拿到權位的可能,乃至他的弟子們也要他去拿權位。因為孔子時代中國人口只有幾百萬人,在這幾百萬人中,他有三千弟子,而且都是每一個國家的精英,那是一股不得了的力量。所以有些弟子,尤其是子路──這個軍事學的專家,幾乎就要舉起膀子來:「老師,我們幹了!」那種神氣,但是孔子不來。為什麼呢?他看到,即使一個安定的社會,文化教育沒有完成,是不能解決其他問題的。基本上解決問題是要靠思想的純正,亦即過去所謂之「德性」。因此他一生寧可窮苦,從事教育。所以做學問要不怕寂寞、不怕淒涼。要有這個精神,這個態度,才可以談做學問。

  雖然做學問可能一輩子都沒有人瞭解,但是孔子說只要有學問,自然有知己。因此他接著說「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一個人在為天下國家,千秋後代思想著眼的時候,正是他寂寞淒涼的時候,有一個知己來了,那是非常高興的事情。而這個「有朋自遠方來」的「遠」字,不一定是遠方外國來的,說外國來幾個人學中國文化,我們就樂了嗎?那是為了外匯,多賺幾個錢罷了。

  《論語》不是這個意思,他這個「遠」字是形容知己之難得。我們有句老話:「人生得一知己,死而無憾。」任何一個人作了一輩子人,包括你的太太、兒女、父母在內,可不一定是你的知己,所以人能得一知己,可以死而無憾。一個人那怕轟轟烈烈做一輩子,不見得能得一知己,完全瞭解你,尤其做學問的人更是如此,所以第二句話跟著說:「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你不要怕沒有人知道,慢慢就有人知道,這人在遠方,這個遠不一定是空間地區的遠。孔子的學問,是五百年以後,到漢武帝的時候才興起來,才大大的抬頭。董仲舒弘揚孔學,司馬遷撰《史記》,非常讚揚孔子,這個時間隔得有多遠!這五百年來是非常寂寞的,這樣就懂得「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了。

【誰來瞭解你】

  第三句「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就是說做學問的人,乃至一輩子沒有人瞭解,也「不慍。」

  「不慍」這個問題很重要了。「怨天尤人」這四個字我們都知道,任何人碰到艱難困苦,遭遇了打擊,就罵別人對不起自己,不幫自己的忙,或者如何如何,這是一般人的心理。嚴重的連對天都怨,而「慍」就包括了「怨天尤人」。

  人能夠真正做到了為學問而學問,就不怨天、不尤人,就反問自己,為什麼我站不起來?為什麼我沒有達到這個目的?是自己的學問、修養、做法種種的問題。自己痛切反省,自己內心裡並不蘊藏怨天尤人的念頭。拿現在的觀念說,這種心理是絕對健康的心理,這樣才是君子。君子才夠得上做學問,夠得上學習人生之道,拿現代的新觀念來講,就是講究人生哲學的開始。

  再說,連貫這三句話的意義來說明讀書作學問的修養,自始至終,無非要先能自得其樂,然後才能「後天下之樂而樂」。所以這三句話的重點,在於中間一句的「不亦樂乎」。我們現在不妨引用明代陳眉公的話,作為參考:「如何是獨樂樂?曰:無事此靜坐,一日是兩日。如何是與人樂樂?曰:與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如何是眾樂樂?曰:此中空洞原無物,何止容卿數百人。」有此胸襟,有此氣度,也自然可以做到「人不知而不慍」了。不然,知識愈多,地位愈高,既不能忘形得意,也不能忘形失意,那便成為「直到天門最高處,不能容物只容身」了。

【愛與罪】

  接下來是有子的話:

  《有子曰: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人之本與?》

  首先就講到孝悌,是人的根本,仁孝是孔子學問的基本。但是,「孝弟」就是孔家店要被人打倒的「罪狀」之一。

  為什麼孝悌會成為被打倒的「罪狀」之一呢?這要先知道一件事,就是司馬遷作《史記》是一件大事。他當時對漢武帝有些作法是反感的,但又不能不服從,服從嗎?在良心上又不安,他就作《史記》,將自己的思想,容納到《史記》中去。如記帝王的事,稱為本紀,而他將未做皇帝的項羽也列到本紀中去,就是暗示漢高祖與項羽,一個是成功的英雄,一個是失敗的英雄。又如《史記》中「世家」本來是記載諸侯和大臣的事,而孔子不是諸侯,也列入世家,司馬遷的意思,是孔子有千秋的事業,說孔子的言行思想,影響將及於千秋後世,所以將他列入世家。

  孔子思想言行表現在書本上的有多處,而孔子最大的重要著作為《春秋》,他著《春秋》後最重要的兩句話是「知我者《春秋》,罪我者《春秋》。」千古以來,這兩句話各有各的解釋,都非常曖昧,到了我們這種時代搞清楚了。為什麼呢?自從民主時代以來,大家都罵孔子幫助專制皇帝,因為專制皇帝的思想和制度,用了孔子「尊君」這一部分思想精神,後來我們打倒他,也就認為他是這樣的。現在再讀《春秋》,再研究孔子思想,不是這樣一回事了,而是另有一番道理。

  第二點我們講到孝悌,這是中國文化的精神,講到這裡我要說兩個現實故事。

  十多年前,有一個哈佛大學博士班的學生,跟我作中國文化的論文,他回國之前,我囑他回到美國去提倡中國文化的孝道,他說很難。我告訴他這是千秋事業,不是現世功業,告訴他孝道是什麼東西。我說,中國人談孝字,「父慈子孝」是相對的,父親對兒子付出了慈愛,兒子回過頭來愛父親就是孝。「兄友弟恭」,哥哥對弟弟好,弟弟自然愛哥哥。我們後來講孝道:「你該孝,天下無不是的父母。」這說法有問題,天下的確有些「不是的父母」,怎麼沒有「不是的父母」呢?這不是孔孟的思想,是別人借用孔孟的帽子,孔家店被人打倒,這些冤枉罪受得大了。

【孝道是這樣一個東西】

  且看世界上的生物──人也是生物,中國道家過去叫人為「(人果)蟲」──不帶毛的光光的蟲。人號稱萬物之靈,是人自己在吹,也許在豬、牛、狗、馬看起來,人是萬物中最壞的了,「專吃我們豬、牛、狗、馬」,這是立場不同。拿生物學的思想,從另外一個觀點來說,「(人果)蟲」與其他生物是一樣,人之所以與其他生物不同,就是加上人文文化。由此可知文化的可貴。

  為什麼講這個道理?世界上凡是動物,豬、牛、狗、馬、雞、鴨等等,都是一樣的,以母雞保護小雞的現象來看,可見世界上最偉大的是母性。等孩子帶大了,走開了又各不相顧。各種動物都是一樣,人原來何嘗不是這樣,但人現在為什麼不會這樣?於是談到人文文化的教育來了。

【禿頭的十字架】

  西方人常自稱為十字架的文化──愛下一代。大家知道,美國是孩子的天堂,中年人的商場(等於賭場),老年人的墳場。到現在為止,西方文化的結晶就是如此,只知道愛下一代,下一代長大了,結婚了,就是夫婦。對父母、兄弟、姊妹都不管了。由男女變成夫婦,而家庭,而社會,而國家,橫著向世界發展,又下而愛孩子。就這樣循環下去。他們自認為是十字架的文化,我看這個十字架斷了,是丁字架的文化,因為沒有上半截了。我這樣說他們也許不承認。但是談自然科學,他們可以把我們當學生,談到人文文化,他們作我們的學生還不夠。美國立國才兩百年,我們有五千多年歷史,談到人文文化,靠經驗而來,尤其中國歷史,多少失敗,多少破碎,一直到現在,才完成了這個文化系統。當然他們不承認十字架文化沒有上面,因為上面有上帝。但卻看不見,摸不著,誰相信呢?姑且承認有上帝,但是由人到達上帝的橋樑,在中國文化有孝。「孝」是什麼呢?就是他們西方文化叫的「愛」,也就是回過來還報的愛。就是說父母好比兩個朋友,照顧了你二十年,如今他們老了,動不得了,你回過來照顧他,這就是孝。孝道的精神就在這裡,假使一個人連這點感情都沒有,就不行。

  那麼西方文化有沒有這個愛呢?絕對有,只是生活的方式不同而已。父母到子女家,儘管要事先寫信給子女,使他得準備,子女還是會思念父母的。又如祭祖宗,西方人不一定清明節掃墓,但到了墳場,在親人的墳墓前,悲哀的情緒是一樣的,只是表達方法不同而已。遺憾的是,外國人沒有把「孝道」在文化上培養起來的心理建設。

  「孝」的問題解決了。什麼叫作「弟」呢?「弟」就是兄弟姊妹的友愛。中國的五倫有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這五倫中四倫都講得通,為什麼加朋友這一倫?這就是中國文化的特點。朋友在五倫的思想上也佔一席,為什麼呢?有時候有許多話,許多心情和苦痛,上不可以對父母,下不可以對妻兒講,只有找朋友講,所以朋友為五倫之一。朋友是一種感情的結合,這是中國文化的特殊處,這個「弟」就包括了對兄弟、姊妹,一直到朋友,伸展到社會的友情。

  說到這裡,又一個故事來了。五六年前,哈佛大學社會學教授來訪問,他問了好幾個問題,中間他提到一個問題,他非常佩服我們《大學》一書的思想,「但是《大學》思想有一個問題」,他說:「我是一個社會學教授,而《大學》中有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間沒有社會思想,這是個遺憾。」我聽了哈哈大笑,然後告訴他,《大學》思想包含有社會思想在內,其中「齊家」即是社會思想。中國「齊家」的家,不是到教堂中一結婚就成了家的家,那是西方文化小家庭制度的家。過去的中國文化是大家庭制度,有宗族、有祠堂,所謂五世同堂,聚族而居。大家庭固然有許多小毛病,但也有它的好處,像宗族的發展,即由此而起,這是孝道的精神。因此,我要重複說一句,「齊家」的「家」就是社會。

  又如江西人稱「老表」,是最親切、最好的稱呼。其由來是古時候戰亂,江西人很多移民到湖南,許多年後,年輕的後代,還回到江西掃墓,而留在江西的後代子孫,以為是祖宗墳墓被他人誤祭或盜葬,次年預先守候,兩方相見,論起家族上代淵源,認出是表親關係來,而稱「老表」。這個「老表」就說明了宗法社會對血統、家族的重視。如以西方制度電氣化的小家庭,來看我們「大家族」的「齊家」,豈不是大笑話?

  把這幾個問題解決了,我們再來看這裡的書就懂了。有子是誰呢?有子名有若,孔子的學生,字子有,少孔子四十三歲,孔子死後,學生們懷念孔子,因有子的學問好,曾請他上堂講課。所以孔門弟子編這一篇書時,立即提出有若的話,因為當時他等於一個助教,先由他講。他說一個人有沒有學問,就看這個人能否對父母盡孝,對兄弟、姊妹、朋友是否友愛。

  「而好犯上者鮮矣」,犯上就是搗亂──「孝弟」的人有深厚的感情,這種人是不好搗亂的。

【誰能忘情】

  這點我們要注意,有人是反對溫情主義的。他們為什麼要反對孔孟思想?因為他們不相信世間這種感情力量。中國文化中的「感情力量」是巨大的,尤其是宗族的力量最大。所以由「友道」形成的這套結合,我名之為「特殊社會」,就是後世所講的幫會。我國的幫會,從秦、漢以來,唐、宋、元、明、清,歷代一直都有。曾經有人說,中國的農民與知識分子一結合,就會發生變亂。這說法我不同意,我認為中國過去的農民最乖了。他們只要能安居樂業,國泰民安,少找麻煩,有口青菜豆腐飯吃就好了。中國怕的是半農民,不是真農民。中國知識分子與特殊社會一結合,社會就會亂。但是這種特殊社會非常講仁義之道。這種特殊社會包括孔子、墨子、遊俠三種思想的結合,在中國文化中根深蒂固,力量很大,但是他們凡事是訴諸情感的。所以我們要看清楚他們所打擊的,就是我們固有的好東西。至於應該如何去發揚光大,這是另一個問題。

  所以有子說,一個人有真性情,就不會犯上作亂,不好犯上而好作亂的,這是不可能的,因為這種人有分寸、有限度。

  因此,大家要知道學問的根本是什麼呢?「君子務本」。文學好,知識淵博,那是枝節的,學問之道在自己作人的根本上,人生的建立,內心的修養。所以「本立而道生」,學問的根本,在培養這個孝悌,孝悌不是教條。換句話說,培養人性光輝的愛,「至愛」、「至情」的這一面,所謂「孝弟也者,其為人之本與。」他說這個是「人」的本。至於什麼是「仁」,下面有一專篇,我們暫且不去討論它。

  這個「仁」,就是孔子做學問的最高目的。

【花言巧語】

  有子的話講完了,接下來就是: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什麼是「巧言」?現在的話是會吹、會蓋。孔子說有些人很會蓋,講仁講義比任何人講得頭頭是道,但是卻不腳踏實地。「令色」是態度上好像很仁義,但是假的,這些與學問都不相干。「鮮矣仁」──很少真能做到「仁」這個學問的境界,因為那是假的。我們從電視中就看得到,那個小丑表演的角色,動作一出來,就表示「巧言令色」。

  「巧言令色鮮矣仁」,我經常也跟同學們講,作領導人第一個修養是容忍。有的人不一定像小丑那樣的「巧言令色」,但每個人都喜歡戴高帽子,人若能真正修養到戴高帽子感覺不舒服,而人家罵我,也和平常一樣,這太不容易。所以知道了自己的缺點和大家的缺點,待人的時候,不一定看到表面化的「巧言令色」。大家經驗中體會到,當你在上面指揮時,覺得那種味道很好;但是這中間很陷人、很迷人,那就要警惕自己。你說素來不要名、不要錢,只講學問,就有人來跟你談學問。要注意,「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他那個學問是拿來作工具的,所以除了要懂「巧言令色鮮矣仁」這個道理以外,相反的,我們作學問要踏實,不能「巧言令色」。

【三面鏡子】

  下面講要怎樣作學問: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曾子為孔子的學生,名參,少孔子四十六歲。由這一點我們看到,孔子回到魯國講學傳道的時候,都是培養年輕的一代,同我們的心情一樣,怕自己死了以後,這個命脈,這個根本失傳了。和我們現在一樣,對於年輕學生,拚命講給他們聽,好辦一個交代。

  曾子在當時孔子的學生中比較魯,魯就是拙一點,其實並不是笨,只是人比較老實,不太說話,後來謫傳孔門道統。他著《大學》,孔子的孫子子思著《中庸》,也是跟他學的,所以現在一般人拿《大學》、《中庸》,代表了孔子思想,我們千萬不要這樣跟著搞錯了。《大學》是曾子作的,原來是《禮記》裡的一篇,後來到唐宋的時候,才把它拉出來,變成了四書之一。所以把《大學》、《中庸》思想,就認為是孔子的思想,是不大妥當的,這僅是孔子思想的演變。

  孟子是子思的學生,孔子三傳的弟子,這時已經到了戰國時代。孟子的思想又與孔子的思想有些出入,孔子溫文儒雅、修養極高;孟老夫子,有時好像捲起袖子伸出拳頭,有點俠氣,也有一談就使氣的味道,和他們所處的時代有關。這也代表了時代和文化思想的演變。

  曾子說,我這個人做學問很簡單,每天只用三件事情考察自己。

  要注意的,他做的是什麼學問?「為人謀而不忠乎」替人家做事,是不是忠實?什麼是「忠」,古代與後世解釋的「忠」稍有不同,古代所謂的「忠」是指對事對人無不盡心的態度──對任何一件事要盡心地做,這叫做「忠」。這個忠字在文字上看,是心在中間,有定見不轉移。「為人謀而不忠乎」是我答應的事如果忘了,就是不忠,對人也不好,誤了人家的事。

  「與朋友交而不信乎?」與朋友交是不是言而有信?講了話都兌現?都做得到?

  第三點是老師教我如何去作人做事,我真正去實踐了沒有?曾子說,我只有這三點。我們表面上看這三句話,官樣文章很簡單,如果每一個人拿了這三點來做,我認為一輩子都沒有做到,不過有時候振作一點而已。

  曾子這幾句話,為什麼要擺在這裡?嚴格地說,這些學問不是文學,要以作人做事體會出來,才知道它難,這就是學問。

  這個學問講到這裡,都是個人的修養。但是學問只講個人修養是不是可以?不是的,擴而充之就是社會問題、政治問題。所以上面是講學問的內涵,下面就講學問的外用了。引用孔子的話:

  《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這「道」是領導的導,換句話就是孔子也教我們領導之德、領導的修養,以領導千乘之國。

  講到「國」字,研究中國文化便要注意,看到秦漢以前古書裡的「國」字,很多學者都容易產生很大的誤解。比如老子曾說「小國寡民」,講老子的思想,就講小國的政治,在民國初年,又有人對無政府主義與老子思想拉在一起。要知道秦漢以上,到漢代初期的「國」字,不是現在的國家觀念,那個時期的「國」字、「邦」字都是地方政治單位的名稱。

  所謂「諸侯就國」,就是中央政府下一個命令,要這些地方官(諸侯)各自回自己的崗位(封地)去。那時地方單位有千乘之國,百乘之國。「千乘之國」用現在的觀念比方總是不倫不類,還是不作比方的好。「乘」,古代以戰車、壯丁、田賦等合在一起計算的。漢、唐以來有很多考證註解,不必多說。換句話說,領導一個大國家,或者領導一個單位,乃至領導地方的政治,要「敬事而信」,這是很難的。「敬事」,對一件事認真做為「敬事」,一項職務寧可不接受,既接受了就要認真去做,現在就有許多地方許多人不敬其事的。至於「而信」是使下面的人絕對信服。爭取下面的「信」,如何得到「信」,就要敬其事,說了的話一定要兌現。如好的將領,身先士卒就是敬事,那麼誰也會受感動而信賴他。所以要「敬事而信」。

  「節用而愛人」,節用指經濟政策的措施,對經濟要能夠節省,是經濟原則。節用是為什麼呢?不是為我,而是為「愛人」。

  第三點「使民以時」,用人時應該把握時間。這個「時」很重要。在軍事思想方面來講,包括很大,所以孫子兵法講時講勢,也有用勢之道。對人在道德上要知道「時」,比如部下生重病,你不去慰問,反責備他不來上班,這就是不「愛人」,「使民不以時」了。所以「使民以時」是用人要在時間上恰到好處。這樣部屬都聽你指揮,乃至全國老百姓自然跟你走。這是道德的修養,也就是學問。

  這些話不但是孔子教育門人做學問的道理,同時也是孔子當時針對社會人情的弊病而指點的。我們只要研究春秋戰國時代的史料,為什麼那個時代是那麼的紊亂,便可瞭然於心了!

【可愛的小學生】

  以上講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便是孔門做學問的目的、態度和方法的記錄。說到這裡,我們已經瞭解了,所謂做學問,是要從人生的經驗中去體會,並不是讀死書。假使一個人文章寫得好,只能說他文學好;這個人知識淵博,只能說他「見聞廣博」,不一定能說他有學問。一個人即使沒有讀過書,可是他作人做事完全對了,就是有學問。何以見得呢?下面就是一個證明了,跟著講學問的道理。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這話在文字上解釋當然容易,但我們深入研究一下。所謂弟子,古代稱學生為「弟子」,中國古代老師對於學生,看成自己的兒子一樣。講到這裡,我們有點感慨了,中國的文化,師生之間有如父子,過去有「一日從師,終身若父」的情形,而老師對於學生,也負了一輩子的責任。我們親眼看到的,幾十年前,還保留了這個風氣,一個學生縱然中了狀元,官作得很大了。回到家鄉,看見老師,而老師既沒有功名,也沒有地位,學生對他一樣的要跪拜,和當年從師一樣。學生對老師是如此,老師對學生,也是負了一輩子責任。

  舉個特殊的例子來說,我們很明顯的看到明朝的方孝孺,後來永樂帝要殺他的時候,他為了要作忠臣,不怕死,他說充其量滅我的九族,而永樂偏偏要殺他的十族,加上的一族就是他老師的家族,認為老師沒有教好。

  從這件事情,我們可看出過去中國文化中的一種精神,那就是「師道精神」。談到過去的道,在人文世界的道中,就有這三道:一個是「君道」,講究如何領導,如何當家長,如何當國家的領袖,乃至如何當一個班長,這都是「君道」。其次是「臣道」,就是說我們怎樣做一個忠實的部下,怎樣幫助人完成一件事。再其次「師道」。中國過去文化中,這三道是合一的,所謂作之君、作之親、作之師。換句話說,那時的教育、行政、司法和教化(教育與教化,應該有其不同的意義,我們將來再討論。)集於一身。那麼師道的精神就形成了中國人尊師重道的觀念,所以老師稱學生為弟子,弟等於兄弟,有朋友之間的友情,又等於自己的孩子,所以學生稱弟子,再傳稱門人,這個觀念和習慣是這樣來的。

  到了我們現在,值得研究了,我們須注意將來如何建立,如何復興固有的尊師重道精神。現在的尊師重道,只是一句口號而已,真正尊師重道的人是小學生,我想諸位都有這個經驗,我們的孩子如果在小學唸書,回來就開口老師怎麼說的,閉口老師怎麼說的。幾年前,教師節的時候,孩子回家要敬師金,說給他五十元,孩子一定說不行,這是敬老師的要一百元。這種事到了中學就淡了;到了高中以上根本沒有這個觀念了;到了大學,學生看老師是不相干的陌路人。相對的,老師對學生也是如此,挾了一個皮包上來,拿一本書講解一番,便有鐘點費,彼此都是商業行為,教完了以後,懂不懂是你的事,挾個皮包走了。學生與老師在路上見面,萬一點個頭,在我覺得,已經是很稀奇了。一般都彼此不認識,就這麼迎面過去,堂而皇之的,學識愈高,愈沒有尊師重道的精神。這是今日中國文化一個極大的諷刺。

  至於說老師與學生之間的道義關係、感情關係,除非這位老師很有地位。據我所經驗的,每個學生要拿學位,作論文的時候,便隨時來找:「老師怎麼辦?」很親切。我還碰到過這樣的事實,有個要拿學位的學生天天來,來了非常恭敬,甚至覺得他恭敬得過分,我家裡的孩子們說:「這個學生好,真有禮貌。」但是,你得注意,這是「幣重言甘」哪!他也的確送禮來,還送得蠻講究,我說你送禮送得這麼重,雖然有研究費領,可是一個月的研究費也不夠買這些東西,何苦呢?他說:「對老師應該恭敬。」我曉得這不是誠意的話,因為他的言語太恭敬,太甜了。「巧言令色」、「幣重言甘」是靠不住的。結果畢了業以後連影子都看不見了。這就是現在中國文化的怪現象,是文化道德的普遍事實。國民道德的修養從教育界開始,是應該徹底研究的,所以我在這裡要講到師生的道理。

【呂端大事不糊塗】

  現在,孔子告訴我們說,這個學生「入則孝」,在家裡是個孝子。(怎麼才叫孝,下面有很多地方研究孝道,在此暫且不談。)「出則弟」,出門在外面與兄弟分開了,怎麼弟呢?就是在外面,對朋友、對社會、對一般人能夠友愛,擴而充之愛國家、愛天下都是這弟字的意義。

  「謹而信」,作人非常謹慎,但是談到這「謹」字要注意,不要變成小器。謹慎與拘謹是兩回事,有些人作人很拘謹,過分了就是小器。「謹慎」在歷史上有個榜樣,就是我們中國人最崇拜人物之一的諸葛亮。所謂「諸葛一生唯謹慎,呂端大事不糊塗。」這是一副名聯,也是很好的格言。呂端是宋朝一個名宰相,看起來他是笨笨的,其實並不笨,這是他的修養,在處理大事的時候,遇到重要的關鍵,他是絕不馬虎的。那諸葛亮則一生的事功在於謹慎,要找謹慎的最好榜樣,我們可多研究諸葛亮,這裡暫且不提。

  總之,所謂謹慎不可流於小器,這點修養要注意,這個人能謹慎處世而信──在人與人之間,人與社會之間,一切都言而有信。同時又「泛愛眾」,有偉大的胸襟,能夠愛人,尤其在此時此地來講,對同志的友愛,擴而充之,對其他人的友愛。理論上講起來很容易,而廣泛的愛人,那就是「君道」「師道」的綜合,愛天下人就如愛自己一樣,理論容易,要修養到如此真難。孔子說,假使一個人對這些都做到了,「而親仁」,再親近有學問道德的人做朋友,「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做到以後,還有剩餘的精力,然後再「學文」,愛作文學家也可以,愛作科學家也可以,愛作藝術家也可以,愛作別的都可以,那是你的志向所在,興趣問題,可以量力而行,各聽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