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四年十月三日版》
學而第一（上）
【再版記言】
本書自今年端午節出版之後，蒙廣大讀者的愛好，現在即須再版。這實在是始料所不及的事。
由此可見社會人心的向背，孔子學說的可貴，畢竟是萬古常新，永遠顛撲不破。因此反而使我深為慚愧，當時並未加以嚴謹的發揮，未免罪過。當初版問世之時，承蒙朋友們的盛意，紛紛惠示意見，希望繼續開講孟子等經書，俾使儒家一系列的學說，以現代化的姿態出現。此情極為可感。無奈青春頑劣，白首疏狂的我，向來只圖懶散。況且先孔子而生，非孔子無以聖。後孔子而生，非孔子無以明。我輩縱有所見，亦無非先賢的糟粕而已，真是何足道哉！何足道哉！因此當時便寫了首總答朋友問的詩：「古道微茫致曲全，由來學術誣先賢。陳言豈盡真如理，開卷倘留一笑緣。」際比再版，同學們要我寫點意見，便記此以留一笑之緣可也。
歲次丙辰（西元一九七六年）冬月 南懷瑾記於台北
【前言】
回首十五年的歲月，不算太多，但也不少。可是我對於時間，生性善忘，悠悠忽忽，真不知老之將至，現在為了出版這本《論語》講錄，翻檢以前的記錄，才發覺在這短短的十五年歷程中，已經講過三四次《論語》。起初，完全是興之所至，由於個人對讀書的見解而發，並沒有一點基於衛道的用心，更沒有標新立異的用意。講過以後，看到同學的筆記，不覺洒然一笑，如憶夢中囈語。「言亡慮絕，事過無痕。」想來蠻好玩的。
第一次講《論語》，是一九六二年秋天的事，當時的記載，只有開始的六篇，後來出版，初名《孔學新語──〈論語〉精義今訓》，由楊管北居士題籤。有一次曾經在有關單位講了半部《論語》，沒有整理記錄。再到一九七四年四月開始，又應邀固定每週三下午講兩小時，經過近一年時間，才將全部《論語》講完。而且最可感的是蔡策先生的全部筆錄。他不但記錄得忠實，同時還替我詳細地補充了資料，例如傳統家譜的格式，另外還有對傳統祭禮的儀範，可惜他事情太忙，未能全部補充。蔡君在這段時間，正擔任《中央日報》秘書的職務。一個從事筆政工作的人，精神腦力的勞碌，非局外人可以想像，而他卻毫無所求地費了十倍聽講的時間，完成這部記錄，其情可感，其心可佩。
此外，這本講錄，曾經承唐樹祥社長的厚愛。在《青年戰士報》慈湖版全部發表（自一九七五年四月一日開始到一九七六年三月十六日止）；同時《人文世界》刊登大部分。又蒙李平山先生見愛，資助排印成書。不過，這部《論語》的講述，只是因時因地的一些知見，並無學術價值。況且「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更談不到文化上的份量。今古學術知見，大概都是時代刺激的反映，社會病態的悲鳴。誰能振衰補敝，改變歷史時代而使其安和康樂？端賴實際從事工作者的努力。我輩書生知見，遊戲文章，實在無補時艱，且當解悶消愁的戲論視之可也。
至於孔子學說與《論語》本書的價值，無論在任何時代、任何地區，對它的原文本意，只要不故加曲解，始終具有不可毀的不朽價值，後起之秀，如篤學之，慎思之，明辨之，融會有得而見之於行事之間，必可得到自證。現在正當此書付印，特錄宋儒陳同甫先生的精闢見解，以供讀者借鏡。
如其告宋孝宗之說：「今之儒者，自以為正心誠意之學者皆風痺不知痛癢之人也。舉一世安於君父之仇，而方低頭供手以談性命，不知何者謂之性命。」而於《論語》，則說：「《論語》一書，無非下學之事也。學者求其上達之說而不得，則取其言之若微妙者玩索之，意生見長，又從而為之辭：曰此精也，彼特其粗耳。此所以終身讀之，卒墮於榛莽之中，而猶自謂其有得也。夫道之在天下，無本末，無內外。聖人之言，烏有舉其一而遺其一者乎！舉其一而遺其一，是聖人猶與道為二也。然則《論語》之書，若之何而讀之，曰：用明於心，汲汲於下學，而求其心之所同然者，功深力到，則他日之上達，無非今日之下學也。於是而讀《論語》之書，必知通體而好之矣。」
本書定名為「別裁」，也正為這次的所有講解，都自別裁於正宗儒者經學之外，只是個人一得所見，不入學術預流，未足以論下學上達之事也。
歲次丙辰（一九七六）年三月南懷瑾記於台北
【三言四語】
現在各大專學校的學生，有一個新稱號──「三四教授」。假如我們看見一位不認識的教授，想知道這位老師是教什麼的，往往被詢問的同學會說：「哦，三四教授。」這句話含有非常輕視的意思。所謂「三四教授」就是教三民主義、四書五經的教授。他們在學校裡是沒有人看得起的，同軍訓教官一樣，被學生另眼相視，這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
八九年前，和一位國立大學教書的朋友談起，問他怎麼搞的，教得學生對三民主義如此反感？他說這件事沒有辦法。我認為不是沒有辦法，表示願意代他教幾個小時。後來有個機會，一位某大學的學生要我去參加他們開會，他說他們要開會討論「中國文學的再革命」，聽到這個題目，我說：「你們要搞這個東西？！我晚上來看看！」
我約了那位三民主義教授一起去參加。參加開會的都是調皮學生，他們激昂慷慨，說了一大篇話，最後要我講話。我就告訴這些同學們，首先應該瞭解「革命」是什麼意思。這所大學是國立的最高學府，在這裡的青年知識分子，對它的意義不能不懂，要知道「革命」一辭，出於我國最古老著作之一的《易經》，然後講了許多理由。
我說，譬如中國文學自「五四運動」以來，由舊的文學作品改成白話文後，有什麼功用呢？幾十年來親眼所見，中國的教育普及了，知識普遍了，對世界知識的吸收力增加了，無可否認，這些對於國家的進步有貢獻。但是對於中國文化，卻從此一刀斬斷了。什麼原因呢？中國文化庫存裡堆積的東西太多了，幾千年來的文化都藉著古文保留著。至於接受白話文學教育的人們看不懂古文，當然就打不開這個倉庫，因此從中國文化的立場看，就此一刀攔腰斬斷了。
你們現在講文學再革命，講白話文學，我們先要知道為什麼要推行白話。在「五四運動」前後，一般人認為救這個國家，必須吸收新的知識，尤其要融會古今中外的學術文化，於是老牌留學生到外面一看，任何國家的語言和文字都是一致的，因此認為中國所以不進步，是文字工具害了我們，尤其四書五經「子曰、孔子曰」一塌糊塗，非把這個打倒不可，所以提倡了白話文。
【語文的變與不變】
但是有一點要注意，我們看世界的文字，不管英文、德文、法文，雖然現在的文字和語言是合一的，但是語言大約三十年一變，所以一百年以前的英文、法文書籍，除非專家，否則是莫辨雌雄。
我們中國的老祖宗曉得語言和時代是要變的，所以把文字脫開了語言，只是用很短的時間，經過兩三年的訓練就會寫出來，這個文字就單獨成為一個體系，表達了思想。因此這種文字所保留下來幾千年以上的思想，在幾千年以後的人看來，如面對現在，沒有阻礙，它對於國家有什麼錯誤呢？沒有錯。只是因為教育不普及，大家對於這個國文的修養沒有學好。當時提倡「五四運動」的部分人士，求進之心是對的，在學問修養上，老實講，還有商量的必要，於是這一文學革命就出了問題。
舉例來講，生活上每天必有的一件事──上廁所，我們小時候叫「出恭」，後來叫「解手」，現在叫「上一號」了，看看幾十年來，變了好多。因此，我們翻開資料，對「五四運動」前後的白話文，現在看來，簡直不通；到了現在的文章，說它不好嗎？真好。好嗎？文章看完了，價值也完了，多半沒有保留的價值。將來怎樣演變還不知道，所以你們為什麼要文學再革命，我就不懂。
因此，文學革命，我沒有資格講，你們也沒有資格講。為什麼呢？如果古文、四六體、作詩、填詞，都能露一手，然後發現這種文學有毛病，這才有資格談革命。現在你們連「命」都還沒有，還「革」個什麼呢？你們還有文學革命的資格嗎？
我這番話一講，他們聽傻了。這個會後來也就搞不成了。無形中也把大專院校中這個小風波平息了。因此，我告訴那位教三民主義的朋友，一定替他教幾個鐘點課，因為大學生中，信仰堅強的固然很多，而對三民主義頭痛的也大有人在。後來我去替這位朋友講課，起初不講三民主義，而講中國文化與中國思想演變的原因道理。分析自上古到現在為什麼變得這樣，演變到後來，所以才有我們國父的三民主義出來，問同學對不對？對！有沒有價值？有價值！所以要讀三民主義，讀了以後再加批評都可以，不能盲目的不去看它，就說這個三民主義是黨八股。黨八股你懂不懂？不懂就不能隨便批評。這一來，引起他們讀三民主義的興趣了，這是我所經歷的故事。
【四書五經的假面目】
講到四書也是一樣，我們在這裡講推行復興文化運動，而在外面，尤其是新的教育──國民義務教育施行以後，討厭四書五經的情形，是無以復加了，而問題出在四書五經的孔孟思想被講解錯了。這不是現在才開始，從唐宋以後，乃至遠從漢唐以來，許多要點，就一直講解錯了。
要說明這個道理，我們也要講一個實際的故事。
我們這一代，就時代背景而言，是生活在夾縫中，是新、舊、中、外，交接巨變中的人生，我的幼年在私塾中度過，當時讀四書五經也非常反感，因為以前老師對學生的質疑，只說「將來你會懂」，這個「將來」不知要「將」到幾時。所以後來「五四運動」，鬧新學派風潮的時候，我們雖然沒有參加作打手，但是多少也有點憤慨。步入中年以後，對中外思想，尤其在這個時代的演變，看到了這麼許多，自己要找癥結了。
所謂找癥結，那也是十七八年以前，好幾位先生在一起談起，大家認為要救中國就要復興文化。於是有些教授學者們，主張把四書重新編輯。他們認為四書雜亂無章，要分門別類編在一起，講孝的歸到孝，講仁的歸到仁，把《論語》的篇章整理一遍，希望我也負責一個部門。當時我答應考慮考慮，回家拿出四書重讀一遍後，發現這個改編方法有問題。第二天開會，我就反對，不贊成改編，因為，以全部《論語》來講，他本身就有一貫的系統，完全是對的。我們不需要以新的觀念來割裂它。問題出在過去被一般人解釋錯誤了。我們要把握真正的孔孟思想，只要將唐宋以後的註解推開，就自然會找出孔孟原來的思想。這叫做「以經解經」，就是僅讀原文，把原文讀熟了，它本身的語句思想，在後面的語句中就有清晰的解釋。以這個態度研究《論語》，它可以說前後篇章貫而通之，因此我不主張改編。
【被忽視的道家】
後來，在一些地方講解《論語》，我就提起一個問題了。就是我們自「五四運動」以來，有個口號，叫「打倒孔家店」的問題。
中國文化的演變發展，大致分兩大段。譬如一提起秦漢以前的中國文化，人們就拿孔孟思想代表了一切。其實所謂孔孟思想，只是中國文化中間主要的一環。另外還有道家、墨家、諸子百家──很多很多，都是中國文化一個系統下來的。如果把它縮小範圍，則有儒、墨、道主要的三家。尤其中國文化在政治上歷代引用的是道家思想，這一點我們要注意。中國歷史上，每逢變亂的時候，撥亂反正，都屬道家思想之功；天下太平了，則用孔孟儒家的思想。這是我們中國歷史非常重要的關鍵，身為中國人，這個歷史關鍵是應該知道的。
孔孟思想，本來與道家是不分家的，這種分家是秦漢以後的事，到了唐代，講中國文化，已不是儒、墨、道三家，而是儒、釋、道三家了。
「釋」就是印度來的佛學，代表整個印度文化的精華，它從東漢末年開始傳入中國，一直到宋代。宋朝以後，印度本身已沒有真正的佛學，而被阿拉伯民族的伊斯蘭教思想及婆羅門教等所佔據，佛學思想在印度式微了。現在要研究真正的佛學，只有到中國來。歐洲人乃至日本人講的那一套是不正確的。
【三家店賣的是什麼】
唐宋以後的中國文化，要講儒、釋、道三家，也就變成三個大店。
佛學像百貨店，裡面百貨雜陳，樣樣俱全，有錢有時間，就可去逛逛。逛了買東西也可，不買東西也可，根本不去逛也可以，但是社會需要它。
道家則像藥店，不生病可以不去，生了病則非去不可。生病就好比變亂時期，要想撥亂反正，就非研究道家不可。道家思想，包括了兵家、縱橫家的思想，乃至天文、地理、醫藥等等無所不包，所以一個國家民族生病，非去這個藥店不可。
儒家的孔孟思想則是糧食店，是天天要吃的，「五四運動」的時候，藥店不打，百貨店也不打，偏要把糧食店打倒。打倒了糧食店，我們中國人不吃飯，只吃洋麵包，這是我們不習慣的，吃久了胃會出毛病的。要深切瞭解中國文化歷史的演變，不但要瞭解何以今天會如此，還要知道將來怎麼辦，這都是當前很重要的問題，因此我們要研究四書。
研究中國固有文化並不是開倒車，而是要以最新的觀念去理解它。並且，我們要瞭解中國上下這兩千多年的文化、思想、歷史，不管它是什麼政體，大致都以司法為中心，司法與行政是分不開的。談到司法就講到法律，現在我們只講兩大法系，所謂海洋法系與大陸法系。司法方面的立法，也根據這兩個法系的精神而來。我們卻忘記了中國自秦代以來，漢、唐、宋、元、明、清，有我們「中國系統」的一個法律系統。這個中國法律系統的哲學背景，就是以四書五經作基礎，例如過去中國許多判例的根據，就是根據四書五經中的道德觀念而來。
所以這部四書五經，在過去無憲法觀念時代，嚴格說來就是一種憲法思想，也就是政治哲學思想的中心，法律思想的中心。其他各種哲學思想也都歸之於它，這是講好的一方面。
【冤枉的一打】
講壞的一方面，孔家店為什麼會被人打倒？「五四運動」當年，人們要打倒它，這是必然的。但為什麼道理呢？後來才發現，實在打得很冤枉。因為這個店，本來是孔孟兩個老闆開的股份有限公司，下面還加上一些夥計曾子、子思、荀子等等，老闆賣的東西貨真價實。可是幾千年來，被後人加了水賣，變質了。還有些是後人的解釋錯了，尤其是宋儒的理學家為然。這一解釋錯，整個光輝的孔孟思想被蒙上一層非常厚重的陰影，因此後人要推倒孔孟思想。
最近有人邀請幾位先生寫文章，討論孔子思想的問題。我說有人要推倒孔孟思想是不好的，那是沒有用的，第一個理由是孔子思想在中國，絕對不是他們所能打倒的。這不是感情的話，我們把幾千年歷史看清楚，過去歷史上也有人動過手，現代也看到「五四運動」打倒孔家店，結果打倒了沒有？是越打越光輝。這樣一來，使世界各國對孔子本來不肯研究的，現在卻要研究一下了。這一下，反而變成宏揚孔子思想了。
現在我們有個更重要的課題，那就是如何瞭解文化的寶庫。因為現在中年以下的人，對此幾乎一無所知。尤其現在中學以上到大學的青年，根本不知道中國文化的寶藏。由於這個原因，所以今天開始講四書，並從《論語》講起。
【再論《論語》】
《論語》，凡是中國人，從小都念過，現在大家手裡拿的這一本書，是有問題的一本版本，它是宋朝大儒朱熹先生所註解的。朱熹先生的學問人品，大致沒有話可講，但是他對四書五經的註解絕對是對的嗎？在我個人非常不恭敬，但卻負責任地說，問題太大，不完全是對的。
在南宋以前，四書並不用他的註解，自有了他的註解，而完全被他的思想所籠罩，那是明朝以後，朱家皇帝下令以四書考選功名，而且必須採用朱熹的註解。因此六七百年來，所有四書五經，孔孟思想，大概都被限制在「朱熹的孔子思想」中。換句話說，明代以後的人為了考功名，都在他的思想中打圈子。其中有許許多多問題，我們研究下去，就會知道。所以各位手上這本朱熹先生註解的書，值得參考，但不能完全相信。
我們既然研究孔子，而孔子在《易經．系傳》上就有兩句話說道：「書不盡言，言不盡意」。以現代觀念來講，意思是人類的語言不能表達全部想要表達的思想。現在有一門新興的課程──語意學，專門研究這個問題。聲音完全相同的一句話，在錄音機中播出，和面對面加上表情動作的說出，即使同一個聽的人，也會有兩種不同體會與感覺。所以世界上沒有一種語言能完全表達意志與思想。而把語言變成文字，文字變成書，對思想而言，是更隔一層了。
我們研究孔孟思想，必須要從《論語》著手。並不是《論語》足以代表全部孔孟思想，但是必須從它著手。現在我的觀念，有許多地方很大膽的推翻了古人。在我認為《論語》是不可分開的，《論語》二十篇，每篇都是一篇文章。我們手裡的書中，現在看到文句中的一圈一圈，是宋儒開始把它圈斷了，後來成為一條一條的教條，這是不可以圈斷的。再說整個二十篇《論語》連起來，是一整篇文章。至少今天我個人認為是如此，也許明天我又有新認識，我自己又推翻了自己，也未可知，但到今天為止，我認為是如此。
【學而有何樂】
現在這篇《學而》，包括了孔門當年教學的目的、態度、宗旨、方法等等。過去我們把它圈開來，分作一條一條讀，這是錯誤的。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
這三句話連起來看，照字面講，凡是中國人，無論老少，一定都知道。照古人的註解，學問是要大家隨時練習它。「不亦說乎」，「說」是古人借用字，就是高興的那個「悅」字，是很高興的。假如這是很正確的註解，孔子因此便可以作聖人了，那我是不佩服的，連大龍峒孔子廟我也不會去了。講良心話，當年老師、家長逼我們讀書時，那情形真是「學而時習之不亦『苦』乎」。孔子如果照這樣講，我才佩服他是聖人，因為他太通達人情世故了。
至於「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是似通非通的，什麼道理呢？從一般人到公務員，凡靠薪水吃飯的，是「富不過三天，窮不過一月」，遇上了窮的那幾天，朋友要來家裡吃飯，當褲子都來不及，那是痛苦萬分的事。所以是「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慘』乎。」絕不是不亦樂乎。
第三句話「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所謂「慍」，就文字解釋，是放在心中的怨恨，沒有發出來，在內心中有煩厭、厭惡、討厭、怨恨之感。那麼，別人不瞭解我，而我並不在心中怨恨，這樣才算是君子。那我寧可不當君子，你對我不起，我不打你，不騙你，心裡難過一下總可以吧！這也不可以，才是君子，實在是做不到。
根據書上的字面，順著註釋來看，就是這樣講的。所以幾百年甚至千多年以來，不但是現在的年輕人對四書反感，過去的讀書人也對四書反感。因為它變成了宗教的教條，硬性的法律，非遵守不可。
事實上不是這麼一回事，等到真正瞭解了以後，就知道孔子真是聖人，一點也沒錯。
「學而時習之」，重點在時間的「時」，見習的「習」。首先要注意，孔子的全部著述講過了，孔子的全部思想瞭解了，就知道什麼叫作「學問」。普通一般的說法，「讀書就是學問」，錯了。學問在儒家的思想上，不是文學。這個解說在本篇裡就有。學問不是文學，文章好是這個人的文學好；知識淵博，是這個人的知識淵博；至於學問，哪怕不認識一個字，也可能有學問──作人好，做事對，絕對的好，絕對的對，這就是學問。這不是我個人別出心裁的解釋，我們把整部《論語》研究完了，就知道孔子講究作人做事，如何完成作一個人。
【真人和假人】
講到作人，我們就想到莊子也提到過這件事，《莊子》這本書把有道的人叫「真人」。唐宋以後，對神仙、得了道的人叫「真人」。譬如現在指南宮供奉的呂純陽叫「呂真人」。如今的人聽到「真人」這個名稱，就好像帶有宗教色彩，相當於西方的上帝，中國的仙、佛一樣。實際上過去道家所謂的「真人」，是指學問道德到了家的人。與這名詞對稱的叫假人，假人還是人，不過沒有達到作人道德的最高標準。發揮了「人」的最高成就，在道家就稱之為「真人」，孔子認為這就是學，就是學而之人。於是一個「學」字，這麼多觀念都被他包括了。
那麼學問從哪裡來呢？學問不是文字，也不是知識，學問是從人生經驗上來，作人做事上去體會的。這個修養不只是在書本上念，隨時隨地的生活都是我們的書本，都是我們的教育。所以孔子在下面說「觀過而知仁」，我們看見人家犯了這個錯誤，自己便反省，我不要犯這個錯誤，這就是「學問」，「學問」就是這個道理，所以他這個研究方法，隨時隨地要有思想，隨時隨地要見習，隨時隨地要有體驗，隨時隨地要能夠反省，就是學問。開始做反省時也不容易，但慢慢有了進步，自有會心的興趣，就會「不亦說乎」而高興了。我們平日也有這個經驗，比如看到朋友做一件事，我們勸他：「不可以做呀！老兄！一定出毛病。」他不聽，你心裡當然很難過，最後證明下來，果然你說得對，你固然替他惋惜，對於自己認識的道理，也會更進一層得到會心的微笑──「說」，不是哈哈大笑。悅者，會心的微笑，有得於心。
上面第一點所講的是學問的宗旨，隨時注重「時」和「習」，要隨時隨地學習，不是我們今天來讀四書就叫做學問，不念四書就不叫做學問，這不是它的本意。
【寂寞的享受】
第二點接著下來，是說做學問的人要準備一件事，就我個人研究，有個體會──真正為學問而學問，「君子有所為，有所不為。」該做的就做，不該做的殺頭也不幹，所謂「仁之所至，義所當然」的事，犧牲自己也做，為世為人就做了，為別的不來。因此為學問而學問，就準備著一生寂寞。
我們看歷史──即看孔子就知道。孔子一生是很寂寞的，現在到處給他吃冷豬頭，當年連一個「便當」也吃不到。但是他沒有積極去求富貴。怎麼知道這一套他不來呢？因為他明知當時有拿到權位的可能，乃至他的弟子們也要他去拿權位。因為孔子時代中國人口只有幾百萬人，在這幾百萬人中，他有三千弟子，而且都是每一個國家的精英，那是一股不得了的力量。所以有些弟子，尤其是子路──這個軍事學的專家，幾乎就要舉起膀子來：「老師，我們幹了！」那種神氣，但是孔子不來。為什麼呢？他看到，即使一個安定的社會，文化教育沒有完成，是不能解決其他問題的。基本上解決問題是要靠思想的純正，亦即過去所謂之「德性」。因此他一生寧可窮苦，從事教育。所以做學問要不怕寂寞、不怕淒涼。要有這個精神，這個態度，才可以談做學問。
雖然做學問可能一輩子都沒有人瞭解，但是孔子說只要有學問，自然有知己。因此他接著說「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一個人在為天下國家，千秋後代思想著眼的時候，正是他寂寞淒涼的時候，有一個知己來了，那是非常高興的事情。而這個「有朋自遠方來」的「遠」字，不一定是遠方外國來的，說外國來幾個人學中國文化，我們就樂了嗎？那是為了外匯，多賺幾個錢罷了。
《論語》不是這個意思，他這個「遠」字是形容知己之難得。我們有句老話：「人生得一知己，死而無憾。」任何一個人作了一輩子人，包括你的太太、兒女、父母在內，可不一定是你的知己，所以人能得一知己，可以死而無憾。一個人那怕轟轟烈烈做一輩子，不見得能得一知己，完全瞭解你，尤其做學問的人更是如此，所以第二句話跟著說：「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你不要怕沒有人知道，慢慢就有人知道，這人在遠方，這個遠不一定是空間地區的遠。孔子的學問，是五百年以後，到漢武帝的時候才興起來，才大大的抬頭。董仲舒弘揚孔學，司馬遷撰《史記》，非常讚揚孔子，這個時間隔得有多遠！這五百年來是非常寂寞的，這樣就懂得「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了。
【誰來瞭解你】
第三句「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就是說做學問的人，乃至一輩子沒有人瞭解，也「不慍。」
「不慍」這個問題很重要了。「怨天尤人」這四個字我們都知道，任何人碰到艱難困苦，遭遇了打擊，就罵別人對不起自己，不幫自己的忙，或者如何如何，這是一般人的心理。嚴重的連對天都怨，而「慍」就包括了「怨天尤人」。
人能夠真正做到了為學問而學問，就不怨天、不尤人，就反問自己，為什麼我站不起來？為什麼我沒有達到這個目的？是自己的學問、修養、做法種種的問題。自己痛切反省，自己內心裡並不蘊藏怨天尤人的念頭。拿現在的觀念說，這種心理是絕對健康的心理，這樣才是君子。君子才夠得上做學問，夠得上學習人生之道，拿現代的新觀念來講，就是講究人生哲學的開始。
再說，連貫這三句話的意義來說明讀書作學問的修養，自始至終，無非要先能自得其樂，然後才能「後天下之樂而樂」。所以這三句話的重點，在於中間一句的「不亦樂乎」。我們現在不妨引用明代陳眉公的話，作為參考：「如何是獨樂樂？曰：無事此靜坐，一日是兩日。如何是與人樂樂？曰：與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如何是眾樂樂？曰：此中空洞原無物，何止容卿數百人。」有此胸襟，有此氣度，也自然可以做到「人不知而不慍」了。不然，知識愈多，地位愈高，既不能忘形得意，也不能忘形失意，那便成為「直到天門最高處，不能容物只容身」了。
【愛與罪】
接下來是有子的話：
《有子曰：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人之本與？》
首先就講到孝悌，是人的根本，仁孝是孔子學問的基本。但是，「孝弟」就是孔家店要被人打倒的「罪狀」之一。
為什麼孝悌會成為被打倒的「罪狀」之一呢？這要先知道一件事，就是司馬遷作《史記》是一件大事。他當時對漢武帝有些作法是反感的，但又不能不服從，服從嗎？在良心上又不安，他就作《史記》，將自己的思想，容納到《史記》中去。如記帝王的事，稱為本紀，而他將未做皇帝的項羽也列到本紀中去，就是暗示漢高祖與項羽，一個是成功的英雄，一個是失敗的英雄。又如《史記》中「世家」本來是記載諸侯和大臣的事，而孔子不是諸侯，也列入世家，司馬遷的意思，是孔子有千秋的事業，說孔子的言行思想，影響將及於千秋後世，所以將他列入世家。
孔子思想言行表現在書本上的有多處，而孔子最大的重要著作為《春秋》，他著《春秋》後最重要的兩句話是「知我者《春秋》，罪我者《春秋》。」千古以來，這兩句話各有各的解釋，都非常曖昧，到了我們這種時代搞清楚了。為什麼呢？自從民主時代以來，大家都罵孔子幫助專制皇帝，因為專制皇帝的思想和制度，用了孔子「尊君」這一部分思想精神，後來我們打倒他，也就認為他是這樣的。現在再讀《春秋》，再研究孔子思想，不是這樣一回事了，而是另有一番道理。
第二點我們講到孝悌，這是中國文化的精神，講到這裡我要說兩個現實故事。
十多年前，有一個哈佛大學博士班的學生，跟我作中國文化的論文，他回國之前，我囑他回到美國去提倡中國文化的孝道，他說很難。我告訴他這是千秋事業，不是現世功業，告訴他孝道是什麼東西。我說，中國人談孝字，「父慈子孝」是相對的，父親對兒子付出了慈愛，兒子回過頭來愛父親就是孝。「兄友弟恭」，哥哥對弟弟好，弟弟自然愛哥哥。我們後來講孝道：「你該孝，天下無不是的父母。」這說法有問題，天下的確有些「不是的父母」，怎麼沒有「不是的父母」呢？這不是孔孟的思想，是別人借用孔孟的帽子，孔家店被人打倒，這些冤枉罪受得大了。
【孝道是這樣一個東西】
且看世界上的生物──人也是生物，中國道家過去叫人為「（人果）蟲」──不帶毛的光光的蟲。人號稱萬物之靈，是人自己在吹，也許在豬、牛、狗、馬看起來，人是萬物中最壞的了，「專吃我們豬、牛、狗、馬」，這是立場不同。拿生物學的思想，從另外一個觀點來說，「（人果）蟲」與其他生物是一樣，人之所以與其他生物不同，就是加上人文文化。由此可知文化的可貴。
為什麼講這個道理？世界上凡是動物，豬、牛、狗、馬、雞、鴨等等，都是一樣的，以母雞保護小雞的現象來看，可見世界上最偉大的是母性。等孩子帶大了，走開了又各不相顧。各種動物都是一樣，人原來何嘗不是這樣，但人現在為什麼不會這樣？於是談到人文文化的教育來了。
【禿頭的十字架】
西方人常自稱為十字架的文化──愛下一代。大家知道，美國是孩子的天堂，中年人的商場（等於賭場），老年人的墳場。到現在為止，西方文化的結晶就是如此，只知道愛下一代，下一代長大了，結婚了，就是夫婦。對父母、兄弟、姊妹都不管了。由男女變成夫婦，而家庭，而社會，而國家，橫著向世界發展，又下而愛孩子。就這樣循環下去。他們自認為是十字架的文化，我看這個十字架斷了，是丁字架的文化，因為沒有上半截了。我這樣說他們也許不承認。但是談自然科學，他們可以把我們當學生，談到人文文化，他們作我們的學生還不夠。美國立國才兩百年，我們有五千多年歷史，談到人文文化，靠經驗而來，尤其中國歷史，多少失敗，多少破碎，一直到現在，才完成了這個文化系統。當然他們不承認十字架文化沒有上面，因為上面有上帝。但卻看不見，摸不著，誰相信呢？姑且承認有上帝，但是由人到達上帝的橋樑，在中國文化有孝。「孝」是什麼呢？就是他們西方文化叫的「愛」，也就是回過來還報的愛。就是說父母好比兩個朋友，照顧了你二十年，如今他們老了，動不得了，你回過來照顧他，這就是孝。孝道的精神就在這裡，假使一個人連這點感情都沒有，就不行。
那麼西方文化有沒有這個愛呢？絕對有，只是生活的方式不同而已。父母到子女家，儘管要事先寫信給子女，使他得準備，子女還是會思念父母的。又如祭祖宗，西方人不一定清明節掃墓，但到了墳場，在親人的墳墓前，悲哀的情緒是一樣的，只是表達方法不同而已。遺憾的是，外國人沒有把「孝道」在文化上培養起來的心理建設。
「孝」的問題解決了。什麼叫作「弟」呢？「弟」就是兄弟姊妹的友愛。中國的五倫有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這五倫中四倫都講得通，為什麼加朋友這一倫？這就是中國文化的特點。朋友在五倫的思想上也佔一席，為什麼呢？有時候有許多話，許多心情和苦痛，上不可以對父母，下不可以對妻兒講，只有找朋友講，所以朋友為五倫之一。朋友是一種感情的結合，這是中國文化的特殊處，這個「弟」就包括了對兄弟、姊妹，一直到朋友，伸展到社會的友情。
說到這裡，又一個故事來了。五六年前，哈佛大學社會學教授來訪問，他問了好幾個問題，中間他提到一個問題，他非常佩服我們《大學》一書的思想，「但是《大學》思想有一個問題」，他說：「我是一個社會學教授，而《大學》中有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間沒有社會思想，這是個遺憾。」我聽了哈哈大笑，然後告訴他，《大學》思想包含有社會思想在內，其中「齊家」即是社會思想。中國「齊家」的家，不是到教堂中一結婚就成了家的家，那是西方文化小家庭制度的家。過去的中國文化是大家庭制度，有宗族、有祠堂，所謂五世同堂，聚族而居。大家庭固然有許多小毛病，但也有它的好處，像宗族的發展，即由此而起，這是孝道的精神。因此，我要重複說一句，「齊家」的「家」就是社會。
又如江西人稱「老表」，是最親切、最好的稱呼。其由來是古時候戰亂，江西人很多移民到湖南，許多年後，年輕的後代，還回到江西掃墓，而留在江西的後代子孫，以為是祖宗墳墓被他人誤祭或盜葬，次年預先守候，兩方相見，論起家族上代淵源，認出是表親關係來，而稱「老表」。這個「老表」就說明了宗法社會對血統、家族的重視。如以西方制度電氣化的小家庭，來看我們「大家族」的「齊家」，豈不是大笑話？
把這幾個問題解決了，我們再來看這裡的書就懂了。有子是誰呢？有子名有若，孔子的學生，字子有，少孔子四十三歲，孔子死後，學生們懷念孔子，因有子的學問好，曾請他上堂講課。所以孔門弟子編這一篇書時，立即提出有若的話，因為當時他等於一個助教，先由他講。他說一個人有沒有學問，就看這個人能否對父母盡孝，對兄弟、姊妹、朋友是否友愛。
「而好犯上者鮮矣」，犯上就是搗亂──「孝弟」的人有深厚的感情，這種人是不好搗亂的。
【誰能忘情】
這點我們要注意，有人是反對溫情主義的。他們為什麼要反對孔孟思想？因為他們不相信世間這種感情力量。中國文化中的「感情力量」是巨大的，尤其是宗族的力量最大。所以由「友道」形成的這套結合，我名之為「特殊社會」，就是後世所講的幫會。我國的幫會，從秦、漢以來，唐、宋、元、明、清，歷代一直都有。曾經有人說，中國的農民與知識分子一結合，就會發生變亂。這說法我不同意，我認為中國過去的農民最乖了。他們只要能安居樂業，國泰民安，少找麻煩，有口青菜豆腐飯吃就好了。中國怕的是半農民，不是真農民。中國知識分子與特殊社會一結合，社會就會亂。但是這種特殊社會非常講仁義之道。這種特殊社會包括孔子、墨子、遊俠三種思想的結合，在中國文化中根深蒂固，力量很大，但是他們凡事是訴諸情感的。所以我們要看清楚他們所打擊的，就是我們固有的好東西。至於應該如何去發揚光大，這是另一個問題。
所以有子說，一個人有真性情，就不會犯上作亂，不好犯上而好作亂的，這是不可能的，因為這種人有分寸、有限度。
因此，大家要知道學問的根本是什麼呢？「君子務本」。文學好，知識淵博，那是枝節的，學問之道在自己作人的根本上，人生的建立，內心的修養。所以「本立而道生」，學問的根本，在培養這個孝悌，孝悌不是教條。換句話說，培養人性光輝的愛，「至愛」、「至情」的這一面，所謂「孝弟也者，其為人之本與。」他說這個是「人」的本。至於什麼是「仁」，下面有一專篇，我們暫且不去討論它。
這個「仁」，就是孔子做學問的最高目的。
【花言巧語】
有子的話講完了，接下來就是：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什麼是「巧言」？現在的話是會吹、會蓋。孔子說有些人很會蓋，講仁講義比任何人講得頭頭是道，但是卻不腳踏實地。「令色」是態度上好像很仁義，但是假的，這些與學問都不相干。「鮮矣仁」──很少真能做到「仁」這個學問的境界，因為那是假的。我們從電視中就看得到，那個小丑表演的角色，動作一出來，就表示「巧言令色」。
「巧言令色鮮矣仁」，我經常也跟同學們講，作領導人第一個修養是容忍。有的人不一定像小丑那樣的「巧言令色」，但每個人都喜歡戴高帽子，人若能真正修養到戴高帽子感覺不舒服，而人家罵我，也和平常一樣，這太不容易。所以知道了自己的缺點和大家的缺點，待人的時候，不一定看到表面化的「巧言令色」。大家經驗中體會到，當你在上面指揮時，覺得那種味道很好；但是這中間很陷人、很迷人，那就要警惕自己。你說素來不要名、不要錢，只講學問，就有人來跟你談學問。要注意，「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他那個學問是拿來作工具的，所以除了要懂「巧言令色鮮矣仁」這個道理以外，相反的，我們作學問要踏實，不能「巧言令色」。
【三面鏡子】
下面講要怎樣作學問：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曾子為孔子的學生，名參，少孔子四十六歲。由這一點我們看到，孔子回到魯國講學傳道的時候，都是培養年輕的一代，同我們的心情一樣，怕自己死了以後，這個命脈，這個根本失傳了。和我們現在一樣，對於年輕學生，拚命講給他們聽，好辦一個交代。
曾子在當時孔子的學生中比較魯，魯就是拙一點，其實並不是笨，只是人比較老實，不太說話，後來謫傳孔門道統。他著《大學》，孔子的孫子子思著《中庸》，也是跟他學的，所以現在一般人拿《大學》、《中庸》，代表了孔子思想，我們千萬不要這樣跟著搞錯了。《大學》是曾子作的，原來是《禮記》裡的一篇，後來到唐宋的時候，才把它拉出來，變成了四書之一。所以把《大學》、《中庸》思想，就認為是孔子的思想，是不大妥當的，這僅是孔子思想的演變。
孟子是子思的學生，孔子三傳的弟子，這時已經到了戰國時代。孟子的思想又與孔子的思想有些出入，孔子溫文儒雅、修養極高；孟老夫子，有時好像捲起袖子伸出拳頭，有點俠氣，也有一談就使氣的味道，和他們所處的時代有關。這也代表了時代和文化思想的演變。
曾子說，我這個人做學問很簡單，每天只用三件事情考察自己。
要注意的，他做的是什麼學問？「為人謀而不忠乎」替人家做事，是不是忠實？什麼是「忠」，古代與後世解釋的「忠」稍有不同，古代所謂的「忠」是指對事對人無不盡心的態度──對任何一件事要盡心地做，這叫做「忠」。這個忠字在文字上看，是心在中間，有定見不轉移。「為人謀而不忠乎」是我答應的事如果忘了，就是不忠，對人也不好，誤了人家的事。
「與朋友交而不信乎？」與朋友交是不是言而有信？講了話都兌現？都做得到？
第三點是老師教我如何去作人做事，我真正去實踐了沒有？曾子說，我只有這三點。我們表面上看這三句話，官樣文章很簡單，如果每一個人拿了這三點來做，我認為一輩子都沒有做到，不過有時候振作一點而已。
曾子這幾句話，為什麼要擺在這裡？嚴格地說，這些學問不是文學，要以作人做事體會出來，才知道它難，這就是學問。
這個學問講到這裡，都是個人的修養。但是學問只講個人修養是不是可以？不是的，擴而充之就是社會問題、政治問題。所以上面是講學問的內涵，下面就講學問的外用了。引用孔子的話：
《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這「道」是領導的導，換句話就是孔子也教我們領導之德、領導的修養，以領導千乘之國。
講到「國」字，研究中國文化便要注意，看到秦漢以前古書裡的「國」字，很多學者都容易產生很大的誤解。比如老子曾說「小國寡民」，講老子的思想，就講小國的政治，在民國初年，又有人對無政府主義與老子思想拉在一起。要知道秦漢以上，到漢代初期的「國」字，不是現在的國家觀念，那個時期的「國」字、「邦」字都是地方政治單位的名稱。
所謂「諸侯就國」，就是中央政府下一個命令，要這些地方官（諸侯）各自回自己的崗位（封地）去。那時地方單位有千乘之國，百乘之國。「千乘之國」用現在的觀念比方總是不倫不類，還是不作比方的好。「乘」，古代以戰車、壯丁、田賦等合在一起計算的。漢、唐以來有很多考證註解，不必多說。換句話說，領導一個大國家，或者領導一個單位，乃至領導地方的政治，要「敬事而信」，這是很難的。「敬事」，對一件事認真做為「敬事」，一項職務寧可不接受，既接受了就要認真去做，現在就有許多地方許多人不敬其事的。至於「而信」是使下面的人絕對信服。爭取下面的「信」，如何得到「信」，就要敬其事，說了的話一定要兌現。如好的將領，身先士卒就是敬事，那麼誰也會受感動而信賴他。所以要「敬事而信」。
「節用而愛人」，節用指經濟政策的措施，對經濟要能夠節省，是經濟原則。節用是為什麼呢？不是為我，而是為「愛人」。
第三點「使民以時」，用人時應該把握時間。這個「時」很重要。在軍事思想方面來講，包括很大，所以孫子兵法講時講勢，也有用勢之道。對人在道德上要知道「時」，比如部下生重病，你不去慰問，反責備他不來上班，這就是不「愛人」，「使民不以時」了。所以「使民以時」是用人要在時間上恰到好處。這樣部屬都聽你指揮，乃至全國老百姓自然跟你走。這是道德的修養，也就是學問。
這些話不但是孔子教育門人做學問的道理，同時也是孔子當時針對社會人情的弊病而指點的。我們只要研究春秋戰國時代的史料，為什麼那個時代是那麼的紊亂，便可瞭然於心了！
【可愛的小學生】
以上講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便是孔門做學問的目的、態度和方法的記錄。說到這裡，我們已經瞭解了，所謂做學問，是要從人生的經驗中去體會，並不是讀死書。假使一個人文章寫得好，只能說他文學好；這個人知識淵博，只能說他「見聞廣博」，不一定能說他有學問。一個人即使沒有讀過書，可是他作人做事完全對了，就是有學問。何以見得呢？下面就是一個證明了，跟著講學問的道理。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這話在文字上解釋當然容易，但我們深入研究一下。所謂弟子，古代稱學生為「弟子」，中國古代老師對於學生，看成自己的兒子一樣。講到這裡，我們有點感慨了，中國的文化，師生之間有如父子，過去有「一日從師，終身若父」的情形，而老師對於學生，也負了一輩子的責任。我們親眼看到的，幾十年前，還保留了這個風氣，一個學生縱然中了狀元，官作得很大了。回到家鄉，看見老師，而老師既沒有功名，也沒有地位，學生對他一樣的要跪拜，和當年從師一樣。學生對老師是如此，老師對學生，也是負了一輩子責任。
舉個特殊的例子來說，我們很明顯的看到明朝的方孝孺，後來永樂帝要殺他的時候，他為了要作忠臣，不怕死，他說充其量滅我的九族，而永樂偏偏要殺他的十族，加上的一族就是他老師的家族，認為老師沒有教好。
從這件事情，我們可看出過去中國文化中的一種精神，那就是「師道精神」。談到過去的道，在人文世界的道中，就有這三道：一個是「君道」，講究如何領導，如何當家長，如何當國家的領袖，乃至如何當一個班長，這都是「君道」。其次是「臣道」，就是說我們怎樣做一個忠實的部下，怎樣幫助人完成一件事。再其次「師道」。中國過去文化中，這三道是合一的，所謂作之君、作之親、作之師。換句話說，那時的教育、行政、司法和教化（教育與教化，應該有其不同的意義，我們將來再討論。）集於一身。那麼師道的精神就形成了中國人尊師重道的觀念，所以老師稱學生為弟子，弟等於兄弟，有朋友之間的友情，又等於自己的孩子，所以學生稱弟子，再傳稱門人，這個觀念和習慣是這樣來的。
到了我們現在，值得研究了，我們須注意將來如何建立，如何復興固有的尊師重道精神。現在的尊師重道，只是一句口號而已，真正尊師重道的人是小學生，我想諸位都有這個經驗，我們的孩子如果在小學唸書，回來就開口老師怎麼說的，閉口老師怎麼說的。幾年前，教師節的時候，孩子回家要敬師金，說給他五十元，孩子一定說不行，這是敬老師的要一百元。這種事到了中學就淡了；到了高中以上根本沒有這個觀念了；到了大學，學生看老師是不相干的陌路人。相對的，老師對學生也是如此，挾了一個皮包上來，拿一本書講解一番，便有鐘點費，彼此都是商業行為，教完了以後，懂不懂是你的事，挾個皮包走了。學生與老師在路上見面，萬一點個頭，在我覺得，已經是很稀奇了。一般都彼此不認識，就這麼迎面過去，堂而皇之的，學識愈高，愈沒有尊師重道的精神。這是今日中國文化一個極大的諷刺。
至於說老師與學生之間的道義關係、感情關係，除非這位老師很有地位。據我所經驗的，每個學生要拿學位，作論文的時候，便隨時來找：「老師怎麼辦？」很親切。我還碰到過這樣的事實，有個要拿學位的學生天天來，來了非常恭敬，甚至覺得他恭敬得過分，我家裡的孩子們說：「這個學生好，真有禮貌。」但是，你得注意，這是「幣重言甘」哪！他也的確送禮來，還送得蠻講究，我說你送禮送得這麼重，雖然有研究費領，可是一個月的研究費也不夠買這些東西，何苦呢？他說：「對老師應該恭敬。」我曉得這不是誠意的話，因為他的言語太恭敬，太甜了。「巧言令色」、「幣重言甘」是靠不住的。結果畢了業以後連影子都看不見了。這就是現在中國文化的怪現象，是文化道德的普遍事實。國民道德的修養從教育界開始，是應該徹底研究的，所以我在這裡要講到師生的道理。
【呂端大事不糊塗】
現在，孔子告訴我們說，這個學生「入則孝」，在家裡是個孝子。（怎麼才叫孝，下面有很多地方研究孝道，在此暫且不談。）「出則弟」，出門在外面與兄弟分開了，怎麼弟呢？就是在外面，對朋友、對社會、對一般人能夠友愛，擴而充之愛國家、愛天下都是這弟字的意義。
「謹而信」，作人非常謹慎，但是談到這「謹」字要注意，不要變成小器。謹慎與拘謹是兩回事，有些人作人很拘謹，過分了就是小器。「謹慎」在歷史上有個榜樣，就是我們中國人最崇拜人物之一的諸葛亮。所謂「諸葛一生唯謹慎，呂端大事不糊塗。」這是一副名聯，也是很好的格言。呂端是宋朝一個名宰相，看起來他是笨笨的，其實並不笨，這是他的修養，在處理大事的時候，遇到重要的關鍵，他是絕不馬虎的。那諸葛亮則一生的事功在於謹慎，要找謹慎的最好榜樣，我們可多研究諸葛亮，這裡暫且不提。
總之，所謂謹慎不可流於小器，這點修養要注意，這個人能謹慎處世而信──在人與人之間，人與社會之間，一切都言而有信。同時又「泛愛眾」，有偉大的胸襟，能夠愛人，尤其在此時此地來講，對同志的友愛，擴而充之，對其他人的友愛。理論上講起來很容易，而廣泛的愛人，那就是「君道」「師道」的綜合，愛天下人就如愛自己一樣，理論容易，要修養到如此真難。孔子說，假使一個人對這些都做到了，「而親仁」，再親近有學問道德的人做朋友，「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做到以後，還有剩餘的精力，然後再「學文」，愛作文學家也可以，愛作科學家也可以，愛作藝術家也可以，愛作別的都可以，那是你的志向所在，興趣問題，可以量力而行，各聽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