佔中與反佔中陣營，互相鬥法。現在則是走到法律戰。反佔中陣營祭出禁制令，意圖迫使佔領者離場。下一步若佔領者不離場，反佔中陣營更可以要求警方執行禁制令。假如反佔中陣營出了這一招，清場的責任，一下子由政府指揮，轉而由法官同意，反佔中陣營指揮，警察執行。而且，反佔中陣營更可外判，交由有勢力者進行所謂自發清場，到時必然又有激烈的對抗。那麼警察又是否站在一旁，任由兩個陣營對決？
走到這一步，佔領者的刑事責任就加多了一條，就是違反禁制令，有可能被控「藐視法庭」。據媒體報道，有人指出，到時被捕的佔領者可以在庭上提出公民抗命作為抗辯理由云云。
這個說法，其實一早就遭到大律師公會的聲明反駁。在本月8日，大律師公會發表聲明指出，「若有足夠證據證明控罪，則無論行為的動機如何崇高可敬，在法律上亦不構成任何答辯理由，法庭也不會在審訊時對受審者的政治理想作出評價或裁決。」
有些臉書朋友大惑不解，認為大律師公會的說法，忽略了法治的一個要素，即是「以法達義」。換言之，法治的彰顯，其中的一個要素，是需要體現社會的核心以至普世價值。一班人即使是違法，但假如其背後想突顯的是一個崇高的道德價值，法院也應該予以考量。即使大律師公會也在聲明中引述Lord Hoffmann的判辭認為，「裁判官在量刑時也會考慮抗爭者按良心而行的動機」。
我們有否守法的責任？
其實，大律師公會的論述，我的理解是，反映了社會的一種主流價值，無論良法或惡法，都要守法。守法是一個起點。因此，我們的討論就要回到這個說法的原點：我們究竟有沒有守法的責任？
政治及法律學者，在四五十年前出現了有關公民抗命的爭論，當時支持黑人平權的仍是少數。在法學界的討論則是一個有關法治理論的爭議：假如人人皆有守法的責任，任何違法的行為必須受到制裁。這個說法的理據有幾點，綜合而言，主流的說法是，守法是一個道德的責任，也是義務，一個社會既然有法律保護人權，人人就有責任守法維權，因為只要有一個人不守法，就意味着有其他人的權利受到損害，出現了權利不對稱的情况。
然而，假如有人因為有一個崇高的理想，例如黑人平權，進而推動「抗命」等違法行為，則應如何看待呢？有一派認為，惡法抵抗的理由，是由於儘管憲法內保障了平等權利，但實際上，一般法律裏面卻出現了權利不對等的情况，例如白人的權利比起其他有色人權的權利為多，受壓迫的人們，面對惡法，只能抵抗，而抵抗的一個方式就是公民抗命，以「違法」來達到突顯惡法的不是，背後就是要提醒，在憲法的保障下，人人都有憲法賦予的平等權利。憲法之中的權利又是什麼？這些權利如言論自由等，均是與生俱來的自然權利，不能受到無理剝奪。
亦有一派認為，既然人們是有守法的責任，則究竟良法或惡法，人們都應該遵守。惡法抵抗不應是不守法的藉口。至於推動平權，則是政治問題，應以政治解決，而非任由惡法抵抗的人士，以崇高理念之名，破壞社會文明的基石，以彰顯法治之名，行破壞守法之實。
上述兩派的言論，即使到了黑人在法律上取得真正平權，仍未止息。但這些爭論背後的一個重要假設，在於社會是否大家都信守一套共同信念，以及一套普世價值。假如一個國家，每個公民都相信，民主自由等自然權利，是維繫不同種族之關係，是多元文化下，社會凝聚力的要素，則上述討論，必然會回到平等權利這一點上。在這一點上，一切支持不平等權利的說法，初時可能還有一些利益團體閉着眼睛支持，但慢慢就會站不住腳，最終受到社會唾棄。
「守法搵食觀」
問題是，在香港，其過去受到150多年的殖民管治，英國人灌輸的法治觀念，其實即是「守法搵食觀」。英人容忍華人在港搵食，條件是要華人守法。華人願意守法，來換取經濟空間，自由搵食。只要華人不觸及英國管治的底線，即不爭取民主或推翻英政府，英人就不會打擊之。在港華人，對比英人之惡法，與一河之隔的無法無天，自然懂得選擇。英人一直吹捧此種觀念為法治，實際上只是守法而已。
在此形勢下，無論殖民地的法律如何嚴苛壓迫，市民必須守法，因為只有守法才可達到社會穩定和諧，齊齊搵食。整個社會的主流只是停留在「守法」的階段，維繫社會的核心價值是「守法」。至於法治需要彰顯的民主自由等自然權利，只是少數精英階層的「話語」。於是，在香港談什麼惡法抵抗，就像夏蟲語冰，自然難以取得社會跨階層的認同，特別是上一代的港人，他們相信的所謂「法治」觀念，一直都只是守法。但年輕一代談的「法治」，卻包含了普世價值的元素。兩個截然不同的觀念出現碰撞，衝突難免。
大律師公會作為法律專業團體，處境更為尷尬。一方面，他們有些會員既是大狀也是政客，公開說不怕除名也要公民抗命，但另一方面，他們是一個專業團體，有責任向社會宣揚守法以至法治的重要，而且，他們也一定知道，法治的終極目的，是要體現人的尊嚴，即是包含了普世價值。在這3方面的夾擊之下，大律師公會不可能帶頭同意「違法」吧？於是，也只能有這個古古怪怪的聲明，來討論公民抗命。老實說，公民抗命其實比較多的是政治討論，而不是法律討論，公會的聲明是否又多此一舉呢？
從上述討論可見，是我城的「法治」觀，仍是停留在「守法」的層次，與真正的「法治」討論層次，例如其背後的民主自由及普世價值等，仍有相當距離。真正普世的法治觀，未能成為社會大多數人的價值。明乎此，佔領者一旦退場之後，如何在社會建構及推動一套合乎普世價值，真正的法治觀念，是值得深入思考的課題。
◆延伸閱讀
William A. Edmundson (ed.), The Duty to Obey the Law, （1999: Rowman and Littlefiel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