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城告急，佔領運動的部分參與者與當局取得默契， 決定撤離部分佔領區，努力解開眼前官民僵持的困局。這正是進退有度的策略。不過，至截稿前形勢仍有變數，組織者希望與政府進一步明確細節，才能真正解結； 此外，還有人不願離開佔領區。不過，部分撤離的決定畢竟是打開活門的辦法。（但當中可能有「無間道」之嫌，當局須考慮日後對互信的傷害。）
連日來，我在各佔領現場穿梭，與各方接觸，25年前我在北京採訪的情景重現眼前。在此，應該讚賞撤離（但不是全部撤離，而是保持政治張力）的決定。大家必須吸收「八九民運」的經驗和教訓，避免「六四」慘劇重演。無人願見，當年北京的血肉長城變成今天香港的血浴長街。
3點經驗值得總結
這次佔領運動的組織者和參與者有3點經驗值得總結：一、在關鍵時刻必須形成團結的領導核心，作出理性決定，避免群龍無首、政策多頭而飄忽、易生偶發事件的危險，否則有些亂象已呈，日後更難控制。
就 我觀察：在政府總部現場，學聯的主導性比「佔中三子」強（因為在場多是年輕人，熱情、熱誠、熱血無可質疑）；但在全社會的層面，「三子」的影響比學聯大 （因為不少人認為學聯「激進」，「三子」則經驗較多）。有人形容眼前形勢：學聯領導，「三子」輔助，泛民隱形。這正是運動容易失控、令人詬病的危機。
「八 九」民運期間，不少學者曾給學生很多意見和勸告，包括現場呼籲和公開信，但有些溫和的意見未被學生接受（例如與政府談判要照顧現實的可行性，不要擾民等 等）。現在，學聯、學民思潮和「三子」基本上能夠合作，但可以加強，減少分歧或疏離，把學生和學者、青年熱情和成人經驗有機地結合起來，令運動成效事半功 倍。在這個過程中，他們也要提高警覺，因為更危險的是，在政總以外的佔領區，已不是學聯和「三子」可影響的地方。
二、應收縮佔領範圍。我早 前提出這個意見，被人大罵，但我還是要提。「八九」民運時，學生佔領天安門廣場，離開居民生活區，影響較小，但學生初時在老遠的街道設立關卡，攔截車輛， 也引來民怨。香港這次衍生出來的佔領區（旺角和銅鑼灣）在鬧市之中，令這次運動增添不易駕馭的複雜性。組織者如果聚焦在金鐘附近，騰出通道讓公務員上班， 既有利管理場面，也鞏固陣地，保持日後談判的籌碼和政治張力，實質上也是減少民怨，鞏固市民對運動的支持度。
三、在運動過程中，外界擔心組 織者和參與者會出現絕對自由的「無大佬文化」，或者盲目的英雄主義甚至烈士心態。如今，有參與者決定撤離部分地區，同時尊重留守者的決定，是明智的。記得 1989年5月4日，是五四運動70周年，大遊行後隊伍抵達天安門廣場後，學生領袖周勇軍公開宣布：人民訴求已經表達，大家回校復課，繼續爭取。周勇軍後 來被罵「軟弱」，但事後再看，他所做的正是在關鍵時刻作出不失立場的彈性處理。
也許組織者會擔心部分撤離會導致全面失守，但大家（包括不願 撤離的人士）須知道，爭取民主是一場持久戰，而不是4棒就可以走完的接力賽；大家要經過多棒交接，自己未必是最後一棒，但只要走好自己一棒就好了。必須思 考：怎樣才能把群眾運動的先鋒作用，轉化和鞏固成為後繼力量？這是社會運動的重大課題，忽略了就容易失去方向。同時，也要對非理性的突發事件有充分的估計 （當年學生對鎮壓的估計不足），在此危險情况下退卻，不是懦夫，而是策略。也許大家不怕犧牲，但緊記不作無謂的犧牲。保留實力，作長遠計，戰略性調整不是 退縮和失敗。經驗證明，能放能收，才是大智慧。更重要是，須防有人故意冒進，實搞破壞，導致整個運動毁於一旦。
必須指出的是，昨天的變化， 反映香港社會的主流仍然是和平、理性和非暴力的，同時是懂得策略性堅持和敢於繼續爭取的。在緊急時刻，各方人士發出勸退的呼籲，形成一股溫和而理性的力 量，抵消了激進的浪潮，也是一個重要因素。昨天這個有緩和迹象的形勢要堅持和發展下去，這也向北京顯示，香港人的主流質素是成熟的，是有足夠條件實行真普 選的，毋須處處落閘。我想，這個成果鞏固下去，顯示出理性的力量，再據理力爭，這就是這次運動的即時成果，日後還可以擴大。
政府也要辦實事
形勢稍鬆之後，政府也要辦實事，不能光要求民眾退讓。首先，政府可宣布開放添美道和添馬公園讓民眾集會，這裏不擾民，只影響交通，間接把「非法集會」轉為合 法集會，釋出一絲善意。各地的清場行動不宜急躁地進行，以便組織者呼籲民眾撤離旺角和銅鑼灣，聚焦金鐘。即使有人留下不走，也應逐步勸退和處理，令局勢逐 步降溫。警方同時要遏止鬧事者，以免節外生枝。
其次，眼看爭取真普選的民意如此清晰、強烈，中央和港府應調整定位（即使一下子不能改弦易轍），減少鬥爭語言。至少，到目前仍沒有發現外國勢力介入這次運動（新聞報道不算是介入），內地也有不少人提出「柔性管治」的聲音，此刻正是調節政策的時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