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和平佔中」的衍變，大出所有人—與之有關的及無關的—意料。「三子」的目標也許在癱瘓金融中心，令社會中最富有的一群受害，為了本身利益，他們因此會力說政府與示威者「和解」，對政改作出稍符港人意願的修訂；而百分之一有錢人利益受損的副作用有限，是可大快大多數港人民心，變相令「佔中」有較廣泛的民意支持。可是，事件的發展「大異其趣」，佔中只在金融中心外圍，金融市場如常運作，股市升跌有序，與「三子」原來的構想相去甚遠。
令人意想不到的發展，當然是「遍地開花」的「佔領」活動，不滿政改框架的不同政見組織，各據「街頭」，最直接的影響是「累街坊」，引起民怨；加上有若干「問題人物」混雜其間，帶來不少「肢體衝突」，令警察疲於奔命且傳出警員「慶賀」暴徒打「佔中者」的消息（轉引自852郵報的《亞洲華日》報道）。非常明顯，這些均不在「三子」計算之中。經過長期醞釀規劃（頻密的「商討」）後，佔領金融中心活動仍全盤失控，這是香港社會多元發展的結果。從積極參與甚且反客為主成為此次要求修補政改框架的示威主導者「兩學」（學聯及學民思潮）成員的表現看，「多元發展」反映了港人尤其青少年學子的質素超高。
這種現象讓不少向來抨擊香港教育制度不遺餘力者搔破頭皮。筆者的看法是，那是香港大專院校這二、三十年來吸納了很多受過西方自由學術洗禮學者（各位學者，請別說你們是為了香港下一代而回港，促使你們歸來的，主要還不是西方學術職位難求〔近年謀職更不易因而出現「博士外流潮」〕及香港有財力支付「具競爭力」的薪津！）的功勞，他們的學生和學生的學生，日子有功，終於調教出一批又一批嚮往自由、有獨立思考能力的青少年！當然，港人文明質素的提升，亦與這數十年來輿論界享有高度智性自由（Intellectual Freedom）而萬花齊放有關，在吸收知識層次，香港人比其他地區有更多樣化的選擇（有時一個載體中有兩種立論南轅北轍惟各自言之成理的文章），久而久之，港人便能夠憑己意分黑白、辨是非……。香港人的高質素，經過此次抗爭活動，舉世矚目，極受讚賞；只要善予運用，香港仍能夠在多方面綻放異彩，成為推動中國成為文明大國一股不可忽視的動力。
二、由於政府與學聯達成籌備對話共識，學聯將於本周五與政府舉行會議；無論國事家事，雙方願平心靜氣在公平條件下商談，「不和」便有望以「和諧」收場。由於國事紛紜且不懷好意的強敵環伺，「府學對話」不僅可令香港恢復常態（或確立新常態），還可讓北京決策層能夠全神貫注，處理千頭萬緒的國是。
不過，欲使「府學對話」成功（最低限度為各方勉強接受），北京無論如何要在三道鋼閘中鑿出一縫空隙（不要妄想人大「收回成命」！）。決策層應該了解，香港民憤這麼大（在坦克火箭之前，香港人桀驁不馴，肯定是無關痛癢的疥癬之疾；但香港人是同胞不是敵人，動武是下下之策！），皆因人大常委「定音」的政改框架，完全地徹底地絕對地沒有把香港民間有識之士的「最弱音」（最低度的民主訴求）考慮在內。為什麼決策者如斯漠視香港民意，高官藉此彰顯手握大權的威權固是事實，但假如行政長官與中聯辦上呈中央的看法一致，認為這類民意屬絕對少數、不足為患、不必重視（即使「佔中」實現，人數亦不過一千數百）；若加上一些意氣用詞諸如受外來勢力左右，中央決策者作出不尋常決定便不足為奇。
筆者不知道亦不想了解中聯辦與特區政府的關係，惟以常識度之，兩者應是中央獲取香港政情的主要管道。特區政府代表建制的看法，理論上屬特區建制之外的中聯辦提供另一種看法；當然，兩者在原則性問題上不可能不一致，但細節上總應有些分歧和差異，如此決策者才能作出同時符合國家及香港利益的決定。可是，現在的情況也許是特區政府和中聯辦的報告如出一轍，管道有別惟同「管道」出氣。中央遂受誤導以致有刺激以萬計港人上街以至出現各佔據點示威的亂象。
為什麼特區政府和中聯辦會「殊途」同報告？這是否與中央聽取香港真實民情進而達成正確決定的原意相違背？此間有否涉及既得政經利益問題？也許不久後有答案。
三、行政長官梁振英的施政不孚人望，是有目共睹的事實；不過，北京有另一套衡量準則，因此那不意味北京亦對他失去信心。
筆者認為梁氏不稱職—無法技巧地推行北京的治港策略—所持理由不外二端。其一是，不必諱言（過去多次在本欄指出），回歸後港人仍享有高度自由，六四紀念會、為李旺陽伸冤的活動、在內地屬非法邪教的法輪功可自由活動以至高喊「打倒一黨專政」的口號街招清晰可聞可見，便是成例（港大民意研究計劃昨天公布的數據顯示百分之六十一受訪者認為香港傳媒有充分發揮言論的自由）；然而，何以在梁氏治下，認同中國人身份的港人卻日少一日以至近來且形成「暴跌」的趨勢。這種現象，說明不得民心的梁氏治港「禍」延中國！其一是，梁振英政府無法疏導紓緩民憤民怨，讓公開籌劃一年多的「佔中」成為事實，要知道，以萬計的香港學生懷着和平與愛的心情集會靜坐示威，對中國在國際間的形象有極大消極影響，因為不知「就裏」的外人只知道這是北京的政策對港人不公。從另一角度看，梁氏在這段不短期間內無法撫平港人的不滿，更無法「分化」（個別擊破）建制外的反對派，其管治能力不及格，彰彰明甚。
有這兩宗對國家造成不利影響的「罪」，「雨傘運動」平息後，北京實應換上一個未必工作能力更高而是待人治事情商（EQ）較好的「愛國愛港」者（這種人香港多的是）來出掌此「封疆」重任。
不會做出任何讓北京臉上無光的事，是當特區行政長官不可或缺的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