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人們懷緬布拉德利在水門 案帶覑兩個年輕記者，以無比耐性及細緻的調查工夫，令一宗本來只是入屋爆竊的輕微罪案變成揭穿時任總統尼克遜隻手遮天的竊國大案之時，美國再度流傳一九八 四年他的一封私札，這是他對認為《華盛頓郵報》「不愛國」的人士質詢回應，今天重讀，很有意思。這封信的觸發點是《華盛頓郵 報》質疑美國衛星的功用，引起當時列根政府猛列抨擊，一些人寫信給布拉德利說他「不愛國」還指他為蘇聯工作，有人問他「二戰年間你幹了些什麼」。布拉德利 的回信簡潔有力，於寫作技巧而言是明快銳利，一語中的：
親愛的混蛋，
我認為我在二戰期間為國家做的事多於你做的。我在太平洋的驅逐艦上待了四年，我的綬帶上有十顆參戰星章。
（Dear Axxxxxx,
I suspect I did more for my country in the war than you did. I spent four years in destroyers in the Pacific Ocean. My theater ribbon has 10 battle stars in it.）
布拉德利的言行足以一肩挑起 「報人」二字而不是實務操作的「新聞工作者」。這是很形象的一個詞：風雨如晦之日，僕僕風塵於民眾知情權以及監督政府之間，不言休不言悔。布拉德利在自傳《美好人生：做報紙及其他歷險》（A Good Life:Newspapering and Other Adventures）亦提到這封回信的由來，讀者設身處地在他的角度來看，這信表達的不光為一己人格辯護，更是對所謂「愛國主義」的反彈。布拉德利一生 在文字堆打滾，但未見著作等身，只寫過兩部書。《美好人生》通篇充滿一個報人的自我期許的積極味，然而當閱讀這部大部頭著作時，讀者會嗅到一樣物事﹕良 心報人面對壓力，尤其是政治壓力認為你「不識時務」以及「不愛國」的時候應當如何。
反擊廉價愛國主義
「不識時務」在於往往與主 流政治勢力唱反調，且把反調唱得震天價響。若以《華盛頓郵報》報道水門案的歷程配以尼克遜民望，可以看到尼克遜的「不支持率」游移變化，根據蓋洛普調查， 一九七二年六月水門大樓發生民主黨總部爆竊案，尼克遜支持率是百分之五十七，不支持率是三十三，百分之十沒有意見。到了一年後的 一九七三年七月，《華盛頓郵報》記者愈挖愈多，報道白宮官員涉及竊聽事件，尼克遜支持率只有百分之三十九，不支持率百分之四十九。自此之後，尼克遜的民望 潰不成軍，支持率一度低見百分之二十三（一九七四年一月）。一九七四年八月九日尼克遜辭職，當時他的不支持率達百分之六十六。在這期間，白宮官員千方百計 醜詆對他們持批評態度的新聞媒體，包括中斷過往一直可以參加的新聞簡介會，亦有暗示這些傳媒「不懷好意」；右翼組織跳出來指傳媒與蘇聯合謀推翻美國政府， 並且發動「沉默的大多數」去信傳媒機構批評有關報道「不懷好意」。這種指摘到頭來在事實面前無法成立﹕尼克遜下令革除司法部長，又涉嫌銷眦白宮對話錄音 帶。重罪如斯，若不是繼任總統福特下令特赦，尼克遜可能成為第一個入獄的總統。
類似情況太 平洋這邊也有。同事從 日本回來，捎來一份刊載李香蘭去世消息的《朝日新聞》，那是九月十五日東京版的報紙，第一版是以「山口淑子死去」為標題的二條新聞，再轉到內頁的第十四版 的近半版續聞，內頁的標題是「兩個名字 一個願望」。作為《朝日新聞》長年讀者，近年中日關係陰霾當頭，烏雲密佈，《朝日新聞》卻從一份主張和平主義的知識分子報章出發，對中日關係的再建作出大 量建言，並對日本右翼勢力復辟鞭撻甚力，被認為是保護和平憲法最力的護憲派掌門人。為了捍衛和平憲法，《朝日新聞》多次與安倍晉三政府衝突，就在這時，該 報多年前有關「慰安婦」的多篇錯誤報道須撤回，《朝日新聞》正經歷覑最艱難的時期。
《朝日》經歷最艱難時期
大多數早就往右轉的日本主 流媒體都從安倍晉三政權的角度對中日關係大吹冷風，《朝日新聞》則與這股大潮相違地「不識時務」力推中日友好。今天我們在香港可能早已沒有中日友好的概 念，想不到千里之外的《朝日新聞》仍在孜孜不倦做覑這件事。李香蘭真正身分的爭論至今未息，她是一個生長於中國東北的日本女子，抑 或是日本當年對華政策的一個特別人物，李香蘭去世之後，謎團更不可能水落石出。想不到是《朝日新聞》在李香蘭去世消息當中積極樂觀看待中日關係，該報編輯 委員永井靖二在專稿引述李香蘭的話，「戰爭是愚笨所為，奪去人命，尤其是年輕人的性命」，認為是折射出中日關係的鮮明影像。
《朝日新聞》與立場保守的 自民黨一向各走各路，與另一暢銷報章《讀賣新聞》的親自民黨路向大相逕庭，其護憲角色以及批判內閣成員參拜靖國神社的言論，更是長年以來右翼攻擊的目標。 前面說《華盛頓郵報》一九八四年的衛星新聞引起保守派攻擊，《朝日新聞》面對的右翼壓力遠比《華盛頓郵報》大得多，說出來也許難 以置信，但事實便是如此：日本保守勢力甚至發展出反對《朝日新聞》的全面戰爭，筆桿子在雜誌報章以及單行本針對《朝日新聞》。手頭上的一部單行本，內容是 專訪作家花田紀凱，本來對一份報章的內容持不同意見很正常，尤其是在多元化社會更是平常不過，可是當看到訪者說讀《朝日新聞》會弄得精神不健康，花田紀凱 笑覑回應「搞得血壓上升」，敵對狀態由此可見。之後又一再強調「與《朝日新聞》對戰七十回以上」，其所代表的「戰意」如何，可見一斑。
暴力恐嚇打死記者
即便如此，紙上談兵的針鋒 相對仍是君子之爭，更大的威脅來自暴力威嚇，尤其是八十年代《朝日新聞》狠批時任首相中曾根康弘以官式身分參拜靖國神社之後，開始出現對《朝日新聞》的暴 力事件。一九八七年五月三日，右翼分子向《朝日新聞》神戶支局辦事處發動襲擊，開槍打死一名記者，打傷另一人。之後報社收到警告 信，自稱是右翼組織所為，這封信沒有上款，一開始便是「我們是日本人，熱愛日本的國土、文化、傳統……」，下款是「赤報隊同人」。政見不同發展到開槍奪命 是日本兩極分化的悲劇，但是動刀弄槍也不能改變《朝日新聞》編採路線分毫，照舊堅持對安倍晉三上台後的右翼路線尤其是修改和平憲法的意圖口誅筆伐，不畏強權的本色在新聞紙躍然而出。
大時代的燈塔
《華盛頓郵報》以及《朝日 新聞》的經歷堪稱殊途同歸，他們都在一個與「主流社會」期待有別的時空艱苦作戰，前者得勝而回而後者尚在寸土必爭。這些爭戰論戰並無帶給他們巨利，《華盛 頓郵報》在科網大潮下終於易手，《朝日新聞》早就失去銷量第一寶座，然而他們的道德勇氣和專業水平依然是大時代的燈塔。報人信膺 一管筆比一桿槍強，這是面對橫逆敢於挺身而出的勇氣；偉大的功勳不僅在於把總統拉下馬，亦不全在於與右翼政權力拼，而是「在晉董狐筆」的節操。說起來興許 有人會認為不識時務了一些，可就是這些人，在天茫水渾的亂世保住了人間青山，在國家機器臨頭之際發光發熱，無愧於時代，無愧於自己。
《華盛頓郵報》前總編輯布拉德利去世翌日，該報以頭版報道死訊，題為An Editor of Legendary Impact （一個具傳奇影響的編輯）。（網上圖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