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香港名導許鞍華執導的《黃金時代》，將在10月1日上映。此前，有出版社重編蕭紅作品，推出不久即要再版，閱讀蕭紅的熱潮漸次形成。昨天，廖偉棠分析《黃金時代》電影語言的同時，指出電影與蕭紅《呼蘭河傳》意義的相近處。今天，香港作家董啟章細讀《黃金時代》突出的一些觀點，亦即香港導演如何看待作家的時代意義、蕭紅的文學意義。
曹疏影寫蕭紅的文章〈呼蘭離香港有多遠？〉立意相當好。在地理上來說，兩者的確可以說是天南地北，而蕭紅文學的東北鄉鎮背景，跟我們的南方都會文化好像也屬南轅北轍。難怪曹疏影說她的香港朋友對蕭紅的作品感到「難以進入」。但我還是不得不感到悲哀：以中文書寫的作品，就算題材和內容比較陌生，那區區不及百年的時差和一國南北的距離，真的會造成難以跨越的障礙嗎？如果是這樣，那更悠遠的中國古代文學，以至以別種語言書寫的他國文學，甚至是人類紛繁多樣的歷史和文化，豈不是統統都如緊閉的門戶，把我們阻隔在認識和同情的建築之外，丟棄於啞默無言的荒野之中？還是，我們的文化已經內向到一個程度，對於除了和自身同質的生活形態和價值之外，已經無法動用想像力去理解稍為不同的事物，而貌似客觀地稱之為「難以進入」？而我擔心，這種內向性（排他性）是否就是我們現在高揚的稱為「本土」的東西？
我們都相信
許鞍華以蕭紅為題材拍出的新作《黃金時代》，也許是對以上的問題的一個既溫婉又雄辯的回答：呼蘭的確離香港很遠，但這無礙於一個香港人去理解呼蘭（蕭紅）、同情呼蘭（蕭紅）。（但這絕不是什麼「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個呼蘭」！）而除了對於蕭紅其人其事及其作品的再現，許鞍華如何以一個香港導演的角度去看蕭紅和她的那個時代，那才是《黃金時代》最為可觀的地方。我說的當然不是「我們香港也有導演可以拍好中國現代文學作家」這種表面「吐氣揚眉」實則自我設限的觀點，而是：無論是文學還是電影，我們都相信藝術可以作出跨越時空的理解和參照──呼蘭和香港其實可以互為毗鄰。
《黃金時代》除了相當忠實而動人地呈現了蕭紅這位現代女性作家的品貌才情和坎坷命途，也非常有意識地突出了一個觀點：在投筆從戎參加抗日游擊隊的蕭軍和只求能安靜地寫作的蕭紅之間，電影的同情很明顯落在蕭紅的一方。在片末以劇場手法直接面向鏡頭說話的幾位二蕭好友均認為，在所有文學家都放棄「一己之私」而獻身於抗戰和革命文藝（甚至直接戰鬥）的時候，只有蕭紅一人堅持用自己的方式，流離於大局以外，寫出了表面上和當前時勢全無關係的《呼蘭河傳》，而這也是那個時代所遺留下來的極少數文學瑰寶。而這位自問不懂政治，在抗日戰爭期間流落香港，並在此貧病交迫而死的年輕女子，其纖薄的身影、其孤獨的眼神、其虛弱的咳嗽，其時不為人知也前途未卜的作品，不就是那股無形的、巨大的沉默力量的示現嗎？與之相比，一身戎裝的丁玲雖然是那麼的英氣勃勃、鏗鏘有聲，但她此時的文學意義已經是近乎自我勾銷了。這樣的觀點，以內地的官方標準來說應該是政治不正確的吧。
蕭紅的時代意義
值得深思的是，為什麼我們會覺得，這是整部電影最「香港」的地方？以《黃金時代》來說，蕭紅和香港的關係，不只是她死在香港這個事實，而是一位香港導演如何看待這位中國東北作家的時代意義，以及此意義如何與她只是萍水相逢的這個地方的某種內在精神遙相交應。而蕭紅的時代意義（或歷史意義），正正就是她的文學意義。導演不但深感於一位女子的悲劇人生，也不只是同情她纖細敏感的心思，而是把她作為一個珍貴的、不可多得的文學家去看待。這固然和許鞍華的文學背景有關，但也同時展現出，一種香港式的對待中國歷史和政治的態度－－迴避意識形態鬥爭、逃出大時代的漩渦、或在其中尋找夾縫，在實現個人的卑微的自由的同時，其實也是對時代負責任的方式。或曰：政治不應該等同一切。這不是某些特定的政治立場和實踐的對錯問題，而是當一個社會被全體總動員去投入政治的時候，某些非常重要的，甚至是不可或缺的價值，就會被抹殺或遺忘。蕭紅代表着這不願被抹殺或遺忘的價值。
文學的「底線」在哪裏
然而，時代的轉變不能逆料。在我們的時代（距離蕭紅的時代其實並不很遠），文學與政治的關係有了新的詮釋－－在「國際標準」（這已經變成一個被懷疑的詞）下，普遍期待或要求文學家關心政治，介入政治，反抗不公義的事情，挺身為弱勢者發聲。這幾乎已成了諾貝爾文學獎的一項不成文準則。（以此衡量，莫言被認為不符合資格，而諾獎評審委員會的決定則被批評為向中國妥協和低頭）於是，文學與政治才一次又一次地成為爭論的焦點。文學作為人類生存意義的探索，作為真、善、美的追求，其中包含作家對政治的看法，甚至是對某種政治理想的嚮往，原也是很自然的事情。而某些作家在寫作的同時，有意願和能力投身實際的行動，也未必一定會損害他的作品的質素和價值。問題是文學的「底線」在哪裏，也即是文學最本質的，也因而必須堅守的核心是什麼。所謂文學與政治之間的界線，坦白說是不可能清晰畫出和定義的。我們只能憑直覺去把握它的存在。很難說蕭紅比她的同代人清醒，但她的確以她的天賦感覺到那最重要的東西，並且執著地抓住它不放。
「遇上壞男人」？
不過，《黃金時代》的「香港觀點」，如果指向今天香港的政治狀况，也許會產生一種奇怪的違和感。易地而處，面對政治改革的設限和自由空間的收窄，當抗爭的呼聲高唱入雲，當行動的必要迫在眉睫，我們的文學界需要的不正是香港的丁玲們和蕭軍們嗎？在我們的時代當一個蕭紅，不是太軟弱和不負責任嗎？而當蕭紅也需要特定的條件，除了身為女人，還要年輕、病弱、貧困、富有才華、神經質和被愛情所折磨，才會得到別人的同情和諒解。要不，就會落得一個端木蕻良的下場，被以為是貪生怕死、退縮懦弱、不負責任了。事實上，端木重視自己的創作多於投身政治，這一點跟蕭紅是一致的，所以他們在那個時勢下才會走在一起，而這也造就了蕭紅寫出了生命後期的重要作品。（一味從「遇上壞男人」的角度來談論蕭紅的命途，只會落入一種膚淺的女性主義解讀）依我看來，許鞍華還是同情端木的，但這已是一種舊香港式的寬容，是上一個時代的情操了。與不迎合大陸的政治氣候相比，這也許才是《黃金時代》最不合時宜的地方。（雙重的政治不正確性？）
蕭紅在〈回憶魯迅先生〉一文中，說到魯迅如何品評她的衣著。（電影也採用了這個場面）被蕭紅問到她當天穿的大紅上衣好不好看，魯迅很直接地說：「不大漂亮。」因為她裙子配的顏色不對。他認為紅上衣應該配紅裙子或者黑裙子，而她當天穿的咖啡色裙子配起來很渾濁。後來蕭紅在另一篇文章〈在東京〉裏寫到，她在日本留居的時候得知魯迅的死訊，悲驚交集，拒絕相信。日華學會開魯迅追悼會，她就讀的留學生班裏四十幾個人，只有「一位小姐」去了參加。「她回來的時候，全班的人都笑她，她的臉紅了，打開門，用腳尖向前走着，走得愈輕愈慢，而那鞋跟就愈響。她穿的衣裳顏色一點也不調配，有時是一件紅裙子綠上衣，有時是一件黃裙子紅上衣。」這個衣著顏色不調配的小姐，不就是蕭紅自己嗎？最後她總結說：「這就是我在東京看到的這些不調配的人，以及魯迅的死對他們激起的不調配的反應。」
蕭紅自我認知的隱喻
魯迅的一番未必有深意的評點，變成了蕭紅自我認知的隱喻。也同樣是在留居東京期間，她寫信給蕭軍，說到這是她的「黃金時代」－－完全自由，經濟無憂，可以專心讀書和寫作，但卻是困在籠子裏的自由。這個「籠子」除了是客居異地、言語不通和缺少朋友所造成的孤獨，也是她深感於自己跟時代的隔絕和疏離。一個不調配的人，換一個說法，就是一個不合時宜的人。一個不肯順應時代大潮的人，永遠處身於錯誤的地方，錯誤的時間，跟周圍的人事格格不入，無法不陷於孤絕之境，但這正正就是構成蕭紅文學的特質。而今天許鞍華拍出了《黃金時代》，在這方面完全捕捉和肯定蕭紅文學的核心，就我們的時代而言，卻不免重蹈了蕭紅的覆轍，成為了一部不調配的、不合時宜的，但卻忠實於自己的電影。
蕭紅所說的「黃金時代」，是反諷，是自嘲。許鞍華選這個片名真是好。這不但說明了她對蕭紅的理解，也說明了她對自己身為電影導演的逆水行舟具有充分的自覺和完全的信心。有人說我們正步入黑暗時代，但我情願認為，這也是我們的黃金時代。當我們把反諷加以反諷，把自嘲加以自嘲，最惡劣的時代，也是最美好的時代。這也許就是魯迅所說的，「絕望之為虛妄，正與希望相同」的意思。蕭紅面對全部的黑暗和苦難，以自己短促而脆弱的人生換來的，是足以照亮時代的，閃閃發光的黃金事物。這個，我們是應該懂得的，是沒有理由難以進入的。
作者簡介：香港大學比較文學系碩士，著作曾獲多項文學獎、書獎，現專事寫作及兼職教學。2014年獲選為香港書展「年度作家」。近著有《美德》，重訂再版有《名字的玫瑰：董啟章中短篇小說集Ⅰ》、《衣魚簡史：董啟章中短篇小說集Ⅱ》、「Ｖ城系列」作品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