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前的順利「回歸」，終於遮不住九七歷史斷層。過渡平穩，賴於八十年代「民主回歸」帶給港人一線希望；但由於中共過橋抽板，這個曾經一度鼓舞過、支持過港人爭取在英殖管治完結之後建立公義社會的概念，現在徹底證明無效。歷史的斷裂，經過三十年緩衝，今日重新加速；京港矛盾深刻不可調和處，比任何時候更清晰暴露在大眾眼前。「民主回歸」失敗，誰要負責？如何負責？香港往何處去？泛民之路在何方？佔中還有意義嗎？面對時局，有人失落，有人憤慨，有人奮起，但此刻大家都需要的，是思考的冷力量。筆者今天提出一些新觀點給大家參考。
一、「民主回歸」失敗的責任問題
「智慧女神的鷂鷹，只在暮色降臨之際才展翅飛翔。」—黑格爾
「民主回歸」路線失敗，於人大常委把民主政改大門怦然關上的一刻立時明確，沒有人覺得還有爭議的餘地。既然失敗，三十年前提出此綱領的始作俑者，當然應該負責；如何負責方為恰當、有效，在本文第二節探討。這裏首先提一個關於責任的觀點：社運好比法律意義上的有限公司。
在商界，有限公司若因經營失誤引致他者蒙受損失，須負的責任有限；法律如此對公司責任設限，為的是鼓勵商人創業。按此比喻，事到如今，若視泛民溫和派的領導如同敵人或比敵人更加罪大惡極、指控他們「和理非非」與統治者和平共處實質是為了那一口不錯的政治飯，因而口誅筆伐有向他們討「一磅肉」然後掃地出門之勢，乃是過了頭，不但於事無補，亦會削弱未來社運領導提出新路線時的勇氣。在複雜的環境底下，誰能保證一個政治主張可以經得起幾十年的考驗？
當年討論九七問題，有人反對「民主回歸」乃至任何條件之下的回歸，現在看來，可謂有遠見，但為什麼這些後來證實正確的意見，當時並不成其氣候呢？顯然，那並不是提出這種意見的人退讓了，也不是「民主回歸」壟斷了港人政治思想，而是在當時的政治環境裏，絕大多數的市民儘管不願回歸（當時的民調清楚說明這點），卻無足夠悟性和勇氣公開響應這種主張，即使是在八九六四的激情洗禮之後亦然。
大屠殺之後，大量有條件的四九輩港人火速移民，餘下那些「貧賤不能移」的，不少成為驚弓之鳥，九七大限將至之際，斷不會公然抗拒回歸自找麻煩，反正時日無多，求得一己善終便算很好。因此，「民主回歸」實乃那個時候民眾願意公開支持的極限政治綱領。九七之後的十年裏，中共採取韜晦計，香港表面情況沒有想像中壞，偏安想法遂在泛民當中續有市場，慣性延續直到今年夏天。
人大常委八三一決議的一剎那，「高度自治」之日冕沒落在地平線，香港即進入暮色年代，無數港人包括泛民溫和派於是頓悟。這樣便完全符合了上述黑格爾那段話的意思：只有到了歷史階段的終結點（日盡落、暮色臨），人類方可通透明白那是什麼一回事（智慧之鳥展翅）。人類對歷史沒有絕對的先見之明。
況且三十年來的民主事業並非一事無成。泛民不斷與當權派「溫和碰撞」的結果之一是，一般港人包括筆者都學懂了大量關於民主、法治乃至公民抗命的事實和道理，擺脫殖民時代的那種渾噩，獲得了公民意識，知道要捍衞自身權利，並準備好作爭取民主的實踐。如果民主運動一開始便否定「和理非非」而採取激進姿態和路線，恐怕多數港人受不了。
因此，筆者願意為泛民溫和派說項（事實上，筆者自己也是相當溫和的）。
二、溫和派如何為路線錯誤負責
公司經營方針出錯，業務長期不振甚至經常出現虧損，董事局便應更換最高管理層，否則任由公司繼續爛下去，最後或是破產或是被併購，原來的管理層亦難逃下台命運。商界的公司如此，社運中的政黨亦然。因此，筆者認為泛民溫和派的領導層，在做好佔中和否決假普選方案這兩件事之後，不失時機無條件退下火線，轉身當好自己黨內的、立會以外的「backbencher」角色，讓不同主張的泛民在黨內和議會內上位，乃是比較合情合理的問責做法（筆者不同意呂大樂教授上周提出的「泛民議員立即總辭、不參與補選」的提議，因為那樣做的話，當權派可馬上乘勢極速通過高壓版的「23條」以及大批其他惡法）。
可不可以「深切反省」之餘，繼續留任呢？在商界，那是沒有可能的事。在民主制度之下，這也不會發生：你管治得不好，政策效率低，民眾不滿意，你就下台，政黨輪替；就算有些人能夠東山再起，也是過了一段長時間之後。這種慣例，有其理由。公司業務長期不振，或者執政黨失掉民心，通常是因為管理層的整套思路出問題、嚴重脫離實際，而不是僅僅在一兩個具體大問題上有盲點、一旦克服便豁然開朗。而且，假若原來的領導得以留任，難保不會很快舊病復發。
具體而言，當年提出「民主回歸」，錯誤可說是源於讀不通中國歷史，看不透中共本質。泛民當中有這種「問題往績」者，若繼續長期留在重要位置帶領港人抗赤拒共，不僅難以繼續得到民眾的信任和支持，更會影響泛民各派系之間的合作。
三、八十後領導的政黨很快會出現
筆者推斷，除非現有的泛民溫和政黨領導層急流勇退，否則新的以年輕人為領導主體的政黨必會於數年之內高姿態出現，削弱甚或取代現有主流泛民政黨的領導地位。這些可能出現的新的或革新的政黨領導，將以八十後為主，九十後亦必有愈來愈重要角色。一旦出現這個局面，新社運便成型。這個趨勢，並不只是由年齡因素和新陳代謝的自然規律引起的。
八十後成長於香港的黃金歲月，最早的政治記憶就是八九六四的京港電視畫面，經歷過「後過渡」和「過渡後」時期，成年於特區紅旗之下，完整見證中共三十年來在港事上的操盤手法，政治上最敏感、最不願妥協，對京港當權派的反感也最強烈，除了跟着來的那批九十後。這兩個年齡組別的年輕人，在西方稱作Y世代，有其自己的價值觀念、社交習慣、表達方式；西方的政治組織和商業機構都要很小心研究這個世代的年輕人的特點。「佔領華爾街」運動，就是以這個世代的人為主力。
論能力和識見，八十後、九十後的起點都比較高，因為教育程度比以前的世代高。在西方政界，他們不少涉足政治，成功上位。法國綠黨的CecileDuflot，29歲就當了黨魁；紐西蘭的Jami-Lee Ross，25歲當上國家議員；歐盟愛沙尼亞的Taavi Roivas，今年34歲，當首相了。西方的Y世代能夠，香港的八、九十後為何不能？幾年後，更多的同世代人達到投票年齡，代表他們參選立會的贏面就更高，在現有政黨裏的地位或獨立組黨的能力方面就更強。今年參與學運、組織罷課的「小朋友」，一個個很快就會成為有活力有能力的政治人。這恐怕就是當權派大事「關心」學生參加罷課的主要原因。
這個由年輕人領導政黨的局面一旦出現，特府統治將更困難，因為這批泛民新鮮政治人沒有七十年代「國粹派」那種背景，與當權派沒有個人關係及任何共同語言。
四、也是「回歸」
「民主回歸」已死，但爭取民主之心不死，所以真正給丟棄的是「回歸」。不過，九七已過，不歸也歸了，所以對「回歸」的悔意就表現為意念上的「脫北」、感情上的「離心」。這裏要注意的是，當年的「回歸」乃是「回歸祖國」，而「祖國」乃是共產黨統治的；所以，今天說的「脫北」、「離心」，不只是討厭共產黨，而是也要離棄這個國家。
討厭共產黨，意思不言而喻；離棄國家，則意念上有不同層次。消極而言，可以包括在政治上不認同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上不認同大中華（即一般地不接受「中國人」標籤），不再相信不再接受京港當權派說的「高度自治」。積極而言，包括認同中華民國、認同台灣、認同文化中國、認同英殖管治，主張完全自治（即主張香港成為一個獨立的政治實體），自視為香港民族、主張港獨建國，等等。對「回歸」一旦產生悔意，所有這些不同的積極的離心傾向，儘管在有些人的眼中完全不切實際，卻都會有不同程度的進賬。人心如此，顛撲不滅。這都是特區在「兩張一梁」（張德江、張曉明、梁振英）左得不像話的管治路線短短兩年裏助長出的事物，成績「好得很」。
一個意想不到的轉變是，以前港人完全不能接受藏、疆、台獨，但是親身經歷過這兩年的中共打壓，現在卻對這幾個同樣是在帝國邊境上出現的離心運動，特別是對與宗教密不能分的藏獨，有了一種善意的理解：絕大部分血緣同屬漢族的港人，猶受中共如此無情對待，藏族這個被中共指為裏通外國、以馬列毛理論認定是低等社會裏的西夷，所受的壓迫與欺凌，於是可以想像出幾分，港人遂因而產生一種同病相憐的感覺。這本是人之常情，但在中共眼中卻是大逆不道；由此而折射出港人與陸人之間的價值鴻溝，正在把彼此分隔得愈來愈遠，與梁特提倡的港陸融合背道而馳。
然而，本土思潮正在興起，逐漸澎湃。在本土論者眼中，「回歸」二字有全新意義：大中華意識糊弄港人三十年，泛民北望民主恩賜望穿秋水，到頭來一個巴掌一無所獲還得背負「西奴」、「英狗」、「美諜」等罪名；因此，是時候大家死了這條「中國心」，回歸香港。
「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豈止本土派，泛民當中的一些「民主回歸」派，此時大概也會不約而同興此一嘆，願賦「回歸」以反向涵意。
對「回歸」的悔意，引出帶悔意的「回歸」。
五、佔中超越原來意義
這個「回歸」新意，並不僅僅是一百八十度轉移了「歸」的方向，而是有更豐富的內涵、更多元的關注。過去，泛民政黨過分專注爭取民主，疏忽了很多方面的守護工作：上水失守了、東北失守了、中環海旁失守了、婦產房失守了、母語失守了、國教失守了、電視失守了、報紙失守了、廉政失守了、聖公會失守了、律師專業團體失守了、資本染紅了、商戶歸邊了，香港逐步變成服務大陸權貴的補給基地、洗錢中心了……。掛一漏萬，每一個失守處，如今需要收復、守護的，都是一個矛盾、一個戰鬥。十七年，田園將蕪，胡不歸？
這些，就是香港的深層次矛盾。九七歷史斷層的裂口，並沒有因為「民主回歸」帶來的暫時調和而稍有癒合，反倒是在一方不知不覺之中，變得嚴重了。
佔中運動，剛好橫亘在這個延後了的九七歷史裂口上。其意義之重大，不僅運動的批評者根本無法理解，還可能超越了佔中發起人、支持者的原來想像。有人認為，失掉2014民主普選這個具體目的，佔中就失去方向，氣勢無以為繼，但筆者認為剛好相反。正正因為民主訴求碰壁、運動的表層目的剝落了，「佔中為民主」眼看要落空，大家反而能夠由表及裏看到更廣泛深遠的作用：「佔中衞我城」。這是運動攻與守的一體兩面。爭取民主誠然重要，卻只是其中一面。不同於斯大林時代，籠罩香港的現代極權主義的威脅，是多層次、全方位、攻擊性的；香港需要守護。佔中已成為所有這些矛盾對抗的序幕。
《信報》特約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