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9月14日星期日

劉銳紹﹕避免從分歧到撕裂到暴力衝突

——勿讓歷史簡單地重複

人大拍板定調日,政改強硬上弓時。

623日,我在「觀點」這個園地發表〈《白皮書》發表後的政治走勢〉一文,內地朋友的評價是:「動機極壞,殺傷力大。」事實上,我沒有什麼殺傷力,也不想傷害任何人,包括指摘我「動機極壞」的人。

是,看見今天的形勢,我不能不再說幾句話,因為我感到今天的形勢與1967年的騷亂暴動(左派稱「反英抗暴」)和「八九民運」這兩次重大事件的前期氣氛頗為相似。我不想中國的歷史簡單地重複,尤其是那些令人傷心的片段。我跟絕大部分中國人一樣,只想中國富強而開明。須知富強容易開明難,面對今天香港的政改爭議,北京和香港都要小心、勇毅、策略地走出艱難的一步,才能避開歷史的怪圈——由分歧到撕裂,由撕裂到暴力衝突,最後鎮壓收場。

先看看近期形勢,的確嚴峻——意向對立,各不相讓,撕裂的力量遠遠大於妥協的力量。我跟進香港問題以來,從來沒有像今天那樣擔心過。對比2010年能夠通過2012年的政改方案,當年的一些有利因素不見了,相反,一些困局的因素卻出現了。


(一)中央高層思維變了,政改方案的定位也變了。

2010 年,經一批有心人在背後大力游說後,中央普遍接受2012的政改屬於「可控的循序漸進的過程」,所以可接納一些較彈性的方法。而且,當時的中央港澳工作協調小組組長習近平也認為,如果2012(胡錦濤仍在位)的政改不向前走一步,就只能沿用2007的方案,那麼,社會的不滿將積累至2017,爆炸力勢必更大,對他個人也沒有好處,所以他願意對2012的政改稍為放開一點。

但到今天,習近平全面接班,首要工作是穩住局勢和權力,而香港的政改又到了一個轉折點(「可以有普選」),對中國的政治生態或多或少也有一些影響,所以他對香港政改的態度也審慎得多了。加上一些內地人士認為「國內外形勢起了深刻而巨大的變化」(指圍堵中國,但是否如此可另作討論),香港的政改問題已納入國家安全的考慮範圍,外部因素由「次要」變成「主要」,甚至變成「重中之重」。為了杜絕「外部勢力滲入香港,並透過香港滲入內地」,內地官場出現一個新名詞:「(對香港政改)堵死」。


(二)內地的「知港派」和本地建制派中的溫和力量全面靠邊站。

「知港派」是指內地一批比較實事求是、長期研究香港問題的專家學者,也包括一些官員(為免他們難做,在此不多談他們過去所起的作用)。可惜,近兩年來,「知港派」比較理性、溫和的研究不像過去那麼受到重視。相反,一些按上級意圖行事,以及一些研究香港問題不太久的人士卻補充了「知港派」的位置。這裏也有一個資源分配(我不想用「爭奪」一詞)的問題,前者的研究只有成為中央的傳聲筒,才能享有更多好處。所以,有些人甚至建議:「大不了就宣布收回『一國兩制』」,幸而未被中央接納。這完全體現了中國政治文化中「上有好者,下有甚焉」的特色,但卻令局勢更加危險。

香港的建制派也出現類似情况,溫和的也不好辦。最近,有些溫和建制派更被指斥說:「你們不要再思想混亂下去了」,「當前政改屬於大是大非的立場問題」。有關人士沒有直接說出口的,就是「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可見,溫和建制派過去尚可扮演內部調和、「冰袋敷額」的角色;在這次政改爭議還未發展到今天的僵局時,他們也建議過「盡可能尋找最大的政治公約數」,但如今均成為耳邊風。


(三)「外部勢力」看準中國政治性格的弱點,引發「關門打仔」或「父子打架」(中央壓香港,香港抗爭)的結果。

實,所謂「外國勢力、外來勢力、外部勢力」雖然存在,但卻被過分解讀、強調和提升。事實上,即使是美、英這兩個中國最擔心的國家,也不會因為香港和中國的民主自由而破壞中國關係。它們只是利用香港,維持對中國的政治張力,跟中國討價還價而已。中國愈重視它們在香港的角色(尤其是背後的角色),它們就愈開心得意,因為他們只要輕描淡寫,採取「靈魂附體」之法,借助香港人自發的民主訴求,就達至對中國「四両撥千斤」之效。最近,西方政客沾沾自喜地說,他們是Nothing to pay」(毋須付出什麼代價),而中國則是「Pay for nothing」(付出代價而沒有效用)。且看,李克強訪問英國,帶了300億美元的生意,旨在讓英國感到保持中英關係良性發展的重要性,但其實英國對香港民主已無實質的支持,目的只在中國的經貿關係,中國實在太抬舉英國了。可哀的是,中國也看到外國對香港的關注只屬一種策略技巧,所以「關門打仔」就更毫無顧慮了。


面對今天的僵局,香港人應如何自處呢?我看,有4點是值得思考的。

值得思考的4

第一,要繼續和平、理性地發聲。一來真理愈辯愈明,二來鄧小平也說過:他最怕全國一片鴉雀無聲,因為這樣只會令官方更不了解民情,決策就會更脫離實際。即使講了得不到官方積極的反應,但還是要講;只要這是主流的民意,就應該凝聚起來。當然,發聲的內容也要紮實,不宜泛泛而談。

第二,香港人不要因為眼前的爭論而感到煩悶,不妨趁機提高自己的公民責任感。只有人民不斷醒覺,才能促使官方合理決策。其實,香港人現在爭取的,正是當年中國共產黨向國民黨爭取的東西;民主派所做的事,正是當年共產黨所做的事。例如政治捐款,當年共產黨在執政前也接受過共產國際的外來捐款;1967年香港騷亂,北京也資助過香港左派至少2000萬元(見《陳君葆日記》),在當時來說已是巨額資助了;雖然有關人士說性質不同,但同樣是政治捐獻。這些都是有歷史記載的,多點了解,就可以提高今天的判斷力。

第三,應該有持久戰的精神。其實官方不少人認為,政改方案通過與否,也沒有什麼大不了,因為通不過就沿用2012年的方法,官方仍然絕對控制;即使這次通過官方的方案,但如果北京認為效果不好,到了2022年也會按他們的需要再改。所以,香港人應該認識,爭取真普選和實質的民主自由,仍要不屈不撓地持之以恆。

第四,必須努力避免歷史簡單地重複,尤其是你死我活、甩皮甩骨、玉石俱焚的悲劇。眼前,雖然僵局已成,「佔領中環」看來無可避免;在兩種力量的推動下,民眾愈來愈對立,甚至日後有官方鎮壓的可能。所以,各方必須努力避免武力衝突,必須認識到抗爭是可以和平進行的。民主路畢竟漫長,這一次爭取不到,不等於從此絕望,即使這次原地踏步,也可以保留實力,存在就是勝利;抗爭可以不怕犧牲,但緊記不作無謂的犧牲。

在此,不妨援引1967年一些例子,作為今天年輕人的借鑑。當年不少一腔熱血的青年,毫無私心地參與「反英抗暴」運動,他們的熱誠是無可置疑的。可是,運動在北京極左思潮介入後,變質成為暴力事件。一些沒有參與暴力行動的青年人也受到港英政府的高壓對待,入獄成為「YP仔」(young prisoner,青少年犯),從此背負着刑事紀錄,人生旅途上挫折重重。後來,北京在內部也承認這場運動搞錯了,但從來不公開認錯,以致這批「YP仔」成為「政治棄嬰」。從這個角度看,北京欠他們和香港人一個公道。不過,他們也要反思,即使動機良好,但如果造成惡劣後果,也不能推卸責任。

往知來,今天的年輕人應該關心社會、國家,但必須盡快成熟起來,在正義面前要義無反顧,在策略層面要進退有度;如果只停留在革命浪漫和激情的階段,也許又會簡單地重複歷史,對推動中國民主作用有限。我經歷過1967,也經歷過「六四」,我從來沒有放棄爭取民主之心,但我還是希望大家冷靜處事。民主是一場接力賽,自己可能不是最後一棒,但只要努力走好自己這一棒,也應是樂意之事。

最後,儘管眼前僵局已成,但是否一點事情也不能做呢?不是。官方必須明白,他們要香港人「袋住先」,但到底是什麼東西?必須盡快言明。過去,由於官方的行為無法令市民信服,才導致今天官話無人信的局面,官方只能依靠大力開動宣傳機器,再次勸市民接受。可是,即使市民願意「袋住先」,但只是迫於現實無奈接受而已,這也潛藏着日後更大的管治危機。如今之計,就是官方要明白它已在絕對控制的強勢之下,有足夠條件鬆一鬆了,在提名委員會的民主程度上多做工夫。須知政治的最高技巧,就是在關鍵時刻作出不失立場的彈性處理。畢竟由現在到明年投票之日,仍有半年或更多時間,各方必須善用。

北京不應再停留在權謀的層面,以為軟硬兼施就可以得到港人的認同,例如一面說2017不是終極方案」,但一面又暗示「2017普選方案通不過,以後不知什麼時候再有普選了」。北京與其把精神花在這些權謀之上,倒不如多點留意近期另一個動態,就是在香港進行的吸引港人移民的活動大幅增加,例如一些國家的稅務優惠和「筍盤」投資,這正是另一場挖香港牆腳的行動。美國經常說,美國能夠長期保持競爭力,就是努力打開吸納人才的大門。北京如果只看到眼前的所謂「政治穩定」,但卻不重視人才流失,將是另一次自殘。

中國歷史上甚少通過談判來解決政治紛爭的例子,香港這一次政改爭議,就要考驗中國人的政治智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