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勿讓歷史簡單地重複
人大拍板定調日，政改強硬上弓時。
6月23日，我在「觀點」這個園地發表〈《白皮書》發表後的政治走勢〉一文，內地朋友的評價是：「動機極壞，殺傷力大。」事實上，我沒有什麼殺傷力，也不想傷害任何人，包括指摘我「動機極壞」的人。
可是，看見今天的形勢，我不能不再說幾句話，因為我感到今天的形勢與1967年的騷亂暴動（左派稱「反英抗暴」）和「八九民運」這兩次重大事件的前期氣氛頗為相似。我不想中國的歷史簡單地重複，尤其是那些令人傷心的片段。我跟絕大部分中國人一樣，只想中國富強而開明。須知富強容易開明難，面對今天香港的政改爭議，北京和香港都要小心、勇毅、策略地走出艱難的一步，才能避開歷史的怪圈——由分歧到撕裂，由撕裂到暴力衝突，最後鎮壓收場。
先看看近期形勢，的確嚴峻——意向對立，各不相讓，撕裂的力量遠遠大於妥協的力量。我跟進香港問題以來，從來沒有像今天那樣擔心過。對比2010年能夠通過2012年的政改方案，當年的一些有利因素不見了，相反，一些困局的因素卻出現了。
（一）中央高層思維變了，政改方案的定位也變了。
2010 年，經一批有心人在背後大力游說後，中央普遍接受2012的政改屬於「可控的循序漸進的過程」，所以可接納一些較彈性的方法。而且，當時的中央港澳工作協調小組組長習近平也認為，如果2012（胡錦濤仍在位）的政改不向前走一步，就只能沿用2007的方案，那麼，社會的不滿將積累至2017，爆炸力勢必更大，對他個人也沒有好處，所以他願意對2012的政改稍為放開一點。
但到今天，習近平全面接班，首要工作是穩住局勢和權力，而香港的政改又到了一個轉折點（「可以有普選」），對中國的政治生態或多或少也有一些影響，所以他對香港政改的態度也審慎得多了。加上一些內地人士認為「國內外形勢起了深刻而巨大的變化」（指圍堵中國，但是否如此可另作討論），香港的政改問題已納入國家安全的考慮範圍，外部因素由「次要」變成「主要」，甚至變成「重中之重」。為了杜絕「外部勢力滲入香港，並透過香港滲入內地」，內地官場出現一個新名詞：「（對香港政改）堵死」。
（二）內地的「知港派」和本地建制派中的溫和力量全面靠邊站。
「知港派」是指內地一批比較實事求是、長期研究香港問題的專家學者，也包括一些官員（為免他們難做，在此不多談他們過去所起的作用）。可惜，近兩年來，「知港派」比較理性、溫和的研究不像過去那麼受到重視。相反，一些按上級意圖行事，以及一些研究香港問題不太久的人士卻補充了「知港派」的位置。這裏也有一個資源分配（我不想用「爭奪」一詞）的問題，前者的研究只有成為中央的傳聲筒，才能享有更多好處。所以，有些人甚至建議：「大不了就宣布收回『一國兩制』」，幸而未被中央接納。這完全體現了中國政治文化中「上有好者，下有甚焉」的特色，但卻令局勢更加危險。
香港的建制派也出現類似情况，溫和的也不好辦。最近，有些溫和建制派更被指斥說：「你們不要再思想混亂下去了」，「當前政改屬於大是大非的立場問題」。有關人士沒有直接說出口的，就是「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可見，溫和建制派過去尚可扮演內部調和、「冰袋敷額」的角色；在這次政改爭議還未發展到今天的僵局時，他們也建議過「盡可能尋找最大的政治公約數」，但如今均成為耳邊風。
（三）「外部勢力」看準中國政治性格的弱點，引發「關門打仔」或「父子打架」（中央壓香港，香港抗爭）的結果。
其實，所謂「外國勢力、外來勢力、外部勢力」雖然存在，但卻被過分解讀、強調和提升。事實上，即使是美、英這兩個中國最擔心的國家，也不會因為香港和中國的民主自由而破壞中國關係。它們只是利用香港，維持對中國的政治張力，跟中國討價還價而已。中國愈重視它們在香港的角色（尤其是背後的角色），它們就愈開心得意，因為他們只要輕描淡寫，採取「靈魂附體」之法，借助香港人自發的民主訴求，就達至對中國「四両撥千斤」之效。最近，西方政客沾沾自喜地說，他們是「Nothing to pay」（毋須付出什麼代價），而中國則是「Pay for nothing」（付出代價而沒有效用）。且看，李克強訪問英國，帶了300億美元的生意，旨在讓英國感到保持中英關係良性發展的重要性，但其實英國對香港民主已無實質的支持，目的只在中國的經貿關係，中國實在太抬舉英國了。可哀的是，中國也看到外國對香港的關注只屬一種策略技巧，所以「關門打仔」就更毫無顧慮了。
面對今天的僵局，香港人應如何自處呢？我看，有4點是值得思考的。
值得思考的4點
第一，要繼續和平、理性地發聲。一來真理愈辯愈明，二來鄧小平也說過：他最怕全國一片鴉雀無聲，因為這樣只會令官方更不了解民情，決策就會更脫離實際。即使講了得不到官方積極的反應，但還是要講；只要這是主流的民意，就應該凝聚起來。當然，發聲的內容也要紮實，不宜泛泛而談。
第二，香港人不要因為眼前的爭論而感到煩悶，不妨趁機提高自己的公民責任感。只有人民不斷醒覺，才能促使官方合理決策。其實，香港人現在爭取的，正是當年中國共產黨向國民黨爭取的東西；民主派所做的事，正是當年共產黨所做的事。例如政治捐款，當年共產黨在執政前也接受過共產國際的外來捐款；1967年香港騷亂，北京也資助過香港左派至少2000萬元（見《陳君葆日記》），在當時來說已是巨額資助了；雖然有關人士說性質不同，但同樣是政治捐獻。這些都是有歷史記載的，多點了解，就可以提高今天的判斷力。
第三，應該有持久戰的精神。其實官方不少人認為，政改方案通過與否，也沒有什麼大不了，因為通不過就沿用2012年的方法，官方仍然絕對控制；即使這次通過官方的方案，但如果北京認為效果不好，到了2022年也會按他們的需要再改。所以，香港人應該認識，爭取真普選和實質的民主自由，仍要不屈不撓地持之以恆。
第四，必須努力避免歷史簡單地重複，尤其是你死我活、甩皮甩骨、玉石俱焚的悲劇。眼前，雖然僵局已成，「佔領中環」看來無可避免；在兩種力量的推動下，民眾愈來愈對立，甚至日後有官方鎮壓的可能。所以，各方必須努力避免武力衝突，必須認識到抗爭是可以和平進行的。民主路畢竟漫長，這一次爭取不到，不等於從此絕望，即使這次原地踏步，也可以保留實力，存在就是勝利；抗爭可以不怕犧牲，但緊記不作無謂的犧牲。
在此，不妨援引1967年一些例子，作為今天年輕人的借鑑。當年不少一腔熱血的青年，毫無私心地參與「反英抗暴」運動，他們的熱誠是無可置疑的。可是，運動在北京極左思潮介入後，變質成為暴力事件。一些沒有參與暴力行動的青年人也受到港英政府的高壓對待，入獄成為「YP仔」（young prisoner，青少年犯），從此背負着刑事紀錄，人生旅途上挫折重重。後來，北京在內部也承認這場運動搞錯了，但從來不公開認錯，以致這批「YP仔」成為「政治棄嬰」。從這個角度看，北京欠他們和香港人一個公道。不過，他們也要反思，即使動機良好，但如果造成惡劣後果，也不能推卸責任。
鑑往知來，今天的年輕人應該關心社會、國家，但必須盡快成熟起來，在正義面前要義無反顧，在策略層面要進退有度；如果只停留在革命浪漫和激情的階段，也許又會簡單地重複歷史，對推動中國民主作用有限。我經歷過1967，也經歷過「六四」，我從來沒有放棄爭取民主之心，但我還是希望大家冷靜處事。民主是一場接力賽，自己可能不是最後一棒，但只要努力走好自己這一棒，也應是樂意之事。
最後，儘管眼前僵局已成，但是否一點事情也不能做呢？不是。官方必須明白，他們要香港人「袋住先」，但到底是什麼東西？必須盡快言明。過去，由於官方的行為無法令市民信服，才導致今天官話無人信的局面，官方只能依靠大力開動宣傳機器，再次勸市民接受。可是，即使市民願意「袋住先」，但只是迫於現實無奈接受而已，這也潛藏着日後更大的管治危機。如今之計，就是官方要明白它已在絕對控制的強勢之下，有足夠條件鬆一鬆了，在提名委員會的民主程度上多做工夫。須知政治的最高技巧，就是在關鍵時刻作出不失立場的彈性處理。畢竟由現在到明年投票之日，仍有半年或更多時間，各方必須善用。
北京不應再停留在權謀的層面，以為軟硬兼施就可以得到港人的認同，例如一面說「2017不是終極方案」，但一面又暗示「2017普選方案通不過，以後不知什麼時候再有普選了」。北京與其把精神花在這些權謀之上，倒不如多點留意近期另一個動態，就是在香港進行的吸引港人移民的活動大幅增加，例如一些國家的稅務優惠和「筍盤」投資，這正是另一場挖香港牆腳的行動。美國經常說，美國能夠長期保持競爭力，就是努力打開吸納人才的大門。北京如果只看到眼前的所謂「政治穩定」，但卻不重視人才流失，將是另一次自殘。
中國歷史上甚少通過談判來解決政治紛爭的例子，香港這一次政改爭議，就要考驗中國人的政治智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