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錄》公開後，內容確實談到了太平洋戰爭時的裕仁，總的而言，《實錄》中的裕仁是當時日本軍部的傀儡，這和戰後西方史學界知日派的說法相近。不過，這並不代表人們願意無條件接受《實錄》全部內容，西方通訊社記者在發自東京的新聞顯示了他們的態度，認為《實錄》沒有闡釋很多人想知道的內容，包括裕仁對戰爭的責任。
與戰後的德國相比，日本對戰爭的態度一直受質疑，這除了在日本侵華期間死傷慘重的中國以及飽受日本殖民統治摧殘的南北兩韓，還有學界中人。必須指出的是，戰後大半世紀，西方世界眼中的裕仁是「溫和內向」的君主，二戰期間受到軍方擠壓成為傀儡。這種史觀脗合了東京戰犯大審判的主流西方史觀，即干犯戰爭罪者皆為好戰的軍人及政客，而不是「萬世一系」的天皇。
然而事實便是如此？西方傳媒顯然對此有所質疑，因為盟國佔領軍統帥麥克阿瑟與裕仁於一九四五年九月二十七日的四十分鐘談話內容，至今仍未翔實公開。根據美國學者比克斯（Herbert Bix）的說法，至低限度，在偷襲珍珠港前，裕仁擔心的是如何對攻擊大計保密（was worried about secrecy）。記載這一情况的是戰時日本陸軍元帥杉山元。
對日本的態度，西方學界呈現相當奇妙的一體兩面，但總的而言，對現代日本持溫和態度的是多年主流，對戰爭歷史更是止於「軍部奪權」此一層次。取態的由來，客觀上由於日本戰敗之後，麥克阿瑟搭建了保留天皇架構並推行民主政體成功之故。當然，亦有知日派學者的取態因素，哈佛大學的日本通賴世和（Edwind Reischauer）是知日派第一號人物。以當時哈佛大學在世界學術的泰山北斗地位，知日派掌握日本研究大門，可說對後世研究日本影響深遠。
知日派學者眼中的裕仁
賴世和生於東京，傳教士之子，十六歲之前在東京成長。之後回到美國繼續學業，其後在哈佛大學以日本法師到中國求法為論文得博士學位，二戰結束後在哈佛大學執教鞭，成立日本研究所，令哈佛大學成為美國高等學府的日本研究第一校。賴世和堪稱美國學界頭號日本通，是知日派的頭面人物，六十年代擔任駐日大使多年，幾乎可以說，是他隻手構建美國學界對日本觀察的重量級人物。戰後五度拜相、被喻為日本經濟及政治大師的吉田茂，其思想體系在日本政界追隨者極多，有「吉田學校」之稱，他在一九六七年成書的《決定日本的一百年》提到賴世和。一九六六年賴世和結束駐日，準備回去美國，吉田茂與賴世和會面，吉田茂在該書序言寫道，「去年夏天，當我準備跟準備回國的賴世和會見時，因為他太誇獎日本，所以我便謙虛地請他不要太過誇獎日本人」。
一場韓戰，令到日本成為美國圍堵中共蘇共的主要成員，韓戰年代大後方的後勤角色，更助解決戰後歸國的幾百萬退役軍人生計，也讓日本從此享受長達半世紀的低國防負擔日子，正如吉田茂說﹕把外交國防交給美國人，日本埋頭搞經濟。在此一過程當中，裕仁在二戰期間的角色似被忽略，這可能是無意的遺忘，但更多學者相信，這是美國因為冷戰需要的刻意遺忘。麥克阿瑟應該深切明白裕仁在戰爭中的角色，那是一九四六年暮冬，當日本國內自由派呼聲四起要追究裕仁的戰爭責任之際，裕仁在三星期內對五名近臣的六次長時間陳述，整理之後以綱領（summary）形式交給麥克阿瑟的秘書，但是這份口述的內容從此再未曝光。比克斯的在他的著作 Hirohito：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Japan（《裕仁：近代日本的形成》）認為，這或者是「盟軍總部的最高級美國軍官已加入保護裕仁的陣營，神化天皇」（perhaps because the top American officials at General Headquarters were already among the emperor's greatest protectors and mythologizers）。
裕仁的六次陳述紀錄
像比克斯般質疑裕仁的史學者在西方並非罕有，隨着史料日多，類似的聲音不絕於耳。他們起初的質疑是非學術的常識判斷：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東京時間中午十二時，裕仁向全國廣播終戰詔書，絕大多數日本人民是第一次聽到天皇的聲音，於日本而言這是「玉音」，老百姓無不或肅立或匐伏。如此威嚴天皇，是否可能在戰時受到軍人操縱成為傀儡，這個問號遂成為質疑裕仁的最大佐證。事實上，從後來公開的多份戰時日本官員回憶錄或文字記載，包括陸軍元帥杉山元的備忘、一九四○ 年至一九四五年擔任內大臣的木戶幸一的日記，多少讓人從字裏行間看到裕仁在戰時的身影——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五日御前會議（木戶幸一日記）：「我們對英、美、荷的政策，從上午十時三十分在陛下面前開會，持續到下午三時三十分才敲定」。海軍軍令總長永野修身亦向裕仁提出詳盡作戰計劃報告，根據比克斯的研究，杉山元的備忘記載稱，裕仁知道各地點的大致攻擊時、地與方法，並表示擔心如何保密。
二戰歷史戰後在日本以多種方式「重塑」，近三十年則是以質疑東京戰犯大審判的定讞為主流。這一聲音源自八十年代強人首相中曾根康弘，當時他提出「戰後政治總決算」，引帶出日本右翼全面否定東京戰犯大審判的裁決，認為東京戰犯大審判只是戰爭「成王敗寇」的反映、是西方戰勝國強加於戰敗國的決定。這一套史觀，後來發展至認為美軍向廣島及長崎投下原子彈是大屠殺行為，並引伸至東京戰犯大審判是「掩飾」大屠殺的行為。中曾根康弘雖在七十年代自民黨五大派閥「三角大福中」排名最末（三木武夫、田中角榮、大平正芳、福田赳夫、中曾根康弘），卻是最具野心一人，他是戰後首個在任期間正式參拜靖國神社的首相，其右翼立場拉動至今日益猖獗的保守主義及史觀；可以說，今天大言炎炎的安倍晉三以至石原慎太郎，都是他的徒子徒孫。
裕仁責任未清留後遺症
相比於中共沒有決斷地否定毛澤東，文化大革命餘毒流轉至今，二戰期間裕仁的角色未能釐清，也為今天的日本右翼餘毒帶來助長之風。對此，美國心知肚明，麥克阿瑟曾經對天皇論硬碰過一下子，讓日本右翼知道他的底線。一九四五年九月二十七日，麥克阿瑟會見裕仁時二人拍了一張合照（見上圖），圖左的麥克阿瑟穿得很隨便，身上一套軍服，雙手放在身後，裕仁必恭必敬一身禮服站在一旁。兩日之後，《朝日新聞》等報章刊出這張照片，日本政府立即要求禁制，不得刊出。美國佔領軍總部得悉後怒不可遏，宣布立即撤銷對出版及電影的所有限制，戰後實行的新聞檢查制度馬上取消；五天之後，通知日本政府罷免內務大臣，內閣自知撐不住，只得總辭。
麥克阿瑟怒火未消，下令取消一直以來「不可批判天皇」的禁令，並容許介紹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文章發行。雖然華府戰後欲藉天皇控制日本社會，可是一旦天皇或皇族成為美國佔領軍的絆腳石，美國一點都不客氣。一九四六年，美國又找到方法整治日本皇室——宣布剝奪皇室的財政特權，讓皇親國戚吃盡苦頭；一年後，更從繁複不已的十四個皇親家族中，大手筆削去十一個，只留下血緣最接近的秩父、高松、三笠，其他的都遣走。一九四七年十月，五十多名皇族人員辭職，回家當老百姓。著名作家太宰治一九四七年寫的中篇小說《斜陽》，說的便是皇族日暮途窮的悲涼，在當時皇族離開深宮到食品店打工的新聞之下，大受注目。
日本戰後的歷史乃至發展，無法離開對裕仁的評價；右翼思潮猖狂，被認為與戰爭責任從未釐清有關。裕仁一九七八年後確實未曾參拜靖國神社，但一九四五年前的裕仁到底是一個怎樣的天皇，是宮內廳記錄所言的被軍部挾持的國君，抑或是像西方史家質疑的那樣，如比克斯所說的「二十世紀日本重大政治、軍事事件的參與人，也是了解這些事件的關鍵人物」（he was rather the leading participant in, and remains a key to understanding ），史家此刻無法得出一致結論。裕仁戰後的相當長一段道路，與美國佔領軍以及其後的東西方冷戰關係緊密，美國需要天皇管治日本，從實用主義角度而言，裕仁是華府可用之人。令人扼腕的是，美國在令裕仁維繫日本既有階級與傳統不墜的同時，刻意對二戰年代裕仁的角色模糊化，以致人們無法從歷史汲取教訓，無以面對太平洋戰爭年間喪生的千萬亞洲人民。
日本國內的健康力量
其實日本內部對裕仁也不是像右派那樣鐵板一塊。早稻田大學出身的作家村上春樹在《1Q84》頁啟是這樣寫的，「一九二六年大正天皇駕崩，年號改為昭和。日本黑暗的陰霾時代即將拉開序幕。現代主義和民主主義的短暫間奏曲終結，法西斯主義就要大行其道」。這段公開針對裕仁年代的文字，被認為是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大江健三郎之後的另一挑戰。如是，人們從另一個切面看到日本社會尤其是知識分子對裕仁的定論——那個晚年經常靜默不語的世界知名植物學家，顛顛巍巍的身影後，曾是震動世界政治及軍事事件的參與人。
P.S.
一九七二年中日建交後，相當長一段時間中日關係被形容是「一衣帶水」，如今以「水火不容」來述說似乎更貼切。《明報》將由9月17日起一連四個星期三，深入報道及解構中日困局，內容包括靖國神社、專訪前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前首相鳩山由紀夫及河野洋平等日本政、軍、學界頂尖人物，敬請留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