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8月27日星期三

程翔: 尋找香港政改的「又一村」

本文刊登之日,人大常委會正在北京開會,就香港2017 年行政長官普選事宜作出決定。從上周李飛在深圳的連串發言看,人大常委的決定會偏嚴偏緊,它將為香港制定一套“有中國特色”的普選制度(即“真篩選、假普 選”)已經是清晰地寫在牆上的結論了。不過,正如林行止先生所說:“哀莫大於心不死”,正因為心不死,不欲看見香港從失去“兩制”特色,所以筆者仍然不自 量力,擬在此作最後陳詞。

針對中共關於2017年普選的種種論述,筆者之前的文章都正面回應,這裏不贅。筆者只希望人大常委的袞袞諸公,在拍板前再思考幾個問題。


第一,鄧小平有關“反左”的教導

1978年鄧小平召開三中全會推動改革開放開始,到1992 年他最後一次重要露面這14年間,鄧小平至少有三次強調左比右危險。

第一次,1987 年4 月30 日,鄧對來訪的西班牙副首相格拉說:“我們所做的事情是成功的,總的情況是好的,但不是說沒有干擾。幾十年的“左”的思想糾正過來不容易,我們主要是反 “左”,“左”已經形成了一種習慣勢力。…我們既有“左”的干擾,也有右的干擾,但最大的危險還是“左”。習慣了,人們的思想不容易改變。(見《吸取 歷史經驗,防止錯誤傾向》1987年4月30日,《鄧選》ⅢP.229)


第二次,1987 年7 月4 日,鄧與孟加拉總統艾爾沙德談到:“搞現代化建設,搞改革、開放,存在“左”和右的干擾問題。“左”的干擾更多是來自習慣勢力。舊的一套搞慣了,要改不容 易。…“左”的和右的干擾,最主要的是“左”的干擾。建國後,…我們吃虧都在“左”。我們國家大,黨的歷史很長,建國也已經有三十八年,因此好多習慣勢力 不能 低估“。(見《我國方針政策的兩個基本點》1987年7月4日,《鄧選》ⅢP.249)。


第三次, 1992 年南巡談話:“現在,有右的東西影響我們,也有左的東西影響我們,但根深蒂固的還是左的東西。…左的東西在我們黨的歷史上可怕呀!一個好好的東西,一下子 就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會主義,左也可以葬送社會主義。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見鄧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談話要點》一 九九二年一月十八日——二月二十一日),《鄧選》ⅢP.375)

從這些談話我們可以看到:鄧小平認為“左”比右更危險,因為它是人們腦子裏根深蒂固的東西,是人們習慣勢力造成的錯誤。

為什麼在香港問題上要重溫這些論述?因為中共在香港問題上,長期以來就受到一條“左”的路線影響。前國務院港澳辦副主任在其回憶錄中,就指出自 1949年以來香港工作曾經出現幾次比較嚴重的“左”的干擾(見李後:《百年屈辱史的終結——香港問題始末》,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版)。1984年 許家屯到香港工作後,坦言香港局面是“一左二窄”(見許家屯回憶錄)。換言之,“左”的錯誤,既干擾了全國,香港也不能倖免。

聯繫到眼前的普選爭議,“左”的錯誤表現在哪?


一是對形勢作出十分錯誤的估計,過度強調“階級鬥爭、敵情觀念”這些腦子裏“根深蒂固”的東西。最典型的例子,是李飛說回歸17年來一直有人要謀求恢復殖民地統治,這種對形勢的嚴重誤判,只能說明中央長期來從香港取得的情報是嚴重脫離香港的實際。


二是立足於鬥,而且是你死我活的鬥爭。中共在港幹部,不去面對“占中”的訴求化解“占中”危機(即允許香港實行真正的普選),卻發動親建制力量反制“占中”從而使矛盾升級。這從李飛和張曉明都盛讚“反占中”可以看出,他們是在出錢、出力地煽動“群眾鬥群眾”。


三是混淆兩類性質不同的矛盾。李飛引用鄧小平災難說來應對“占中”,說明他把中英談判(敵我矛盾)與中央和特區就普選爭議(人民內部矛盾)混為一談,把“占中”的倡議人當成敵人,這是典型的左傾錯誤。



請人大常委袞袞諸君,深刻認識到鄧小平所說反“左”的重要性,深刻認識到中共在香港從來就有“左”傾錯誤的傳統,防止“左”的思維習慣和行事方式葬送香港,就如鄧小平所說的“一個好好的東西,一下子就被他搞掉了”,不要一下子搞掉一個好好的香港。


第二,鄧小平關於中國2050年也要實行普選的願望


鄧小平在1987 年 4月16 日會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時的講話中明確說:...“我向一位外國客人講過,大陸在下個世紀,經過半個世紀以後可以實行普選。現在我們縣 級以上實行的是間接選舉,縣級和縣以下的基層才是直接選舉。因為我們有十億人口,人民的文化素養也不夠,普遍實行直接選舉的條件不成熟”。

1988年6月3日,鄧小 平在會見“九十年代的中國與世界“國際會議全體與會者時,更進一步強調了香港與大陸的政治關聯效應:“為什麼說五十年不變?這是有根據的,不只是為了安定 香港的人心,而是考慮到香港的繁榮和穩定同中國的發展戰略有著密切的關聯。中國的發展戰略需要時間,除了這個世紀的十二年以外,下個世紀還要五十年,那末 五十年怎麼能變呢?現在有一個香港,我們在內地還要造幾個‘香港’,就是說,為了實現我們的發展戰略目標,要更加開放。既然這樣,怎麼會改變對香港的政策 呢?實際上,五十年只是一個形象的講法,五十年後也不會變。前五十年是不能變,五十年之後是不需要變。所以,這不是信口開河”。

鄧小平此番話蘊涵、傳遞著幾個重要資訊:

一是中國最終也要實行普選制,說明鄧小平看到普選制民主,是世界潮流,浩浩蕩蕩,無可阻擋。普選,在中國的實現只是時間問題,而非“行”與“不行”的問題。

二是提出了全國實行普選制民主的時間表,即2050年左右。

三是中國和香港在民主化問 題上是同向異速的,相同的方向,不同的速度。 “再造幾個香港”,這表現出鄧小平對於香港政治和經濟整體表現的充分肯定,對香港政治體系有學習仿效的意願。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五十年之後,變的不 是香港,而是內地。等到法制的傳統、民主的理念、自由的精神在大陸全面普及,等到大陸也按照設計的時間表施行普選國家領導人(鄧小平給出的普選時間表是 2050年左右,原話為“大陸在下個世紀,經過半個世紀以後可以實行普選。”),所以香港不必擔心變。

從這裏可以看到,香港實行真正的普選,正可以為中國大陸全國實行真正的普選提供有益的經驗。如果從一開始香港就實施“有篩選的普選”,則對中國完全沒有垂範作用,因為這種“有篩選的普選”,早在中國大陸基層實施多年,不必等到2050年。

人大常委袞袞諸公,務必牢記鄧小平這個宿願,放香港一馬,以便香港能夠為中國未來的普選民主創造各種經驗和條件。


第三,借鑒兩岸通航的談判,化解危機於無形

這次中央和特區就普選問題的鴻溝,看似無法逾越,在中央看來,因為事涉國家主權和安全,無法妥協。這就使我想起兩岸通航問題的談判。

兩岸通航問題,談了很多年都談不攏,就是因為雙方無法就臺灣海峽這條航道 如何定位。中國大陸要定之為“國內航線”,臺灣要定位為“國際航線”。定位問題涉及船舶的掛旗問題,而掛旗問題涉及雙方的主權問題。由於事涉主權,雙方互 不相讓,結果是爭持了十年而無法達成協定。最後,雙方同意擱下主權,把航線定位為“特殊航線”,既非“國內”,亦非“國際”,雙方船舶只進出對方港口時, 什麼旗都不必掛,只須掛各自公司的旗。這樣,一下子解決了長達十年的死結。一個事關主權的重大爭議,竟然可以化解於無形!這就是政治智慧。

宋朝陸遊詩:“山重水複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遊山西村》)。京港之間的死結,有沒有人可以有足夠的政治智慧,化解於無形呢?希望人大常委的袞袞諸公,先不急於“落閘”,給與香港一點空間讓雙方都能夠找到香港政改的「又一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