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遊行大拘捕之後的香港從此進入另一時代，這是參加遊行及預演佔中和主政者三方都可能預期得到的。另一時代，是大路朝天各走一邊的時代；是證明回歸十七年仍然無法全部攫住人心的時代；是說明正紅旗下成長的新一代對香港別有情懷的時代。於另一角度，是主政者構建自我防禦體系感覺良好的時代；是把社會劃成兩個不同階級的「我」與「你」的時代；是以強勢政治操作管治二十一世紀香港的時代。
此一情狀的當下，令人憶起，勿論喜之或是惡之，毛潤之確實寫過這樣一句詞：「不須放屁，試看天地翻覆」。
預演佔中以及之後清場和跟著而來的逮捕行動，是這個海港城巿逐漸蛻變成為二元社會的前奏——從共識政治嬗變至各有主張從此各據一方，你走你的陽關道，我走我的獨木橋。特區政府以及中共如何通過觀察今年七一大遊行與預演佔中和隨後的清場拘捕，從而判斷香港往何處去，是未來香港走向極其重要依據。然而這不由得我們控制和建議，端乎如何體視這連串社會行為，到底是不滿情緒的反彈、抑或是像某些人士所言是「反中亂港」鐵證。必須指出，一子既下，不得回手，大局已定，無法追回，這四條金科玉律不限於貧富強弱，是跨意識形態的鐵律，人們等待著北京長考後的回應。
北京須長考香港態勢
但是更值得觀察的是香港自身的變化。
二十世紀初德國社會學家西米爾（Georg Simmel）曾論及主體文化（subjective culture）和客體文化（objective culture）的區別。主格的我（I，我認為的「我」），與賓格的我（Me，別人認為的「我」），構建了巨大的內在張力，人們的內心感受與外界如何觀察你的感覺是兩個世界。內心感受與外部關係之間的隔閡，是現代社會人所共知的狀況；你自己的生活，你所理解的生活，其實是一種政治上的生活，圍繞你的活動及行為所突顯的形象，構成你個人意義所在，也決定了為何你是你。西米爾主體文化及客體文化論述，成為當代社會學家如何解析上世紀六十年代美國反戰學運的重要工具。
今天香港是否會走向大撕裂，就像六十年代美國尼克遜政府在越南政策一意孤行與數以百萬年輕一代決裂、保守與進步的扞格、封閉與開放的對決、深沉與活躍的比併，此刻尚是未知之數。不過，以美國昔年經驗及其後總結的認知，美國撕裂的責任在於尼克遜政府。尼克遜是活躍冷戰年間的政客，其政治生涯成長於美蘇對峙的五十年代，六十年代的越南政策受他直接影響，易言之，尼克遜滿腦子是你死我亡的冷戰思維，他視挑戰官方政策的都是「共產黨同路人」，無視戰後新生代嬰兒潮的反權威精神，對新一代I和Me之間的調適完全無以掌握。結果是尼克遜成為民主國度裏的罕見獨夫，或者可以說是年輕一代眼裏的國賊。
新一代 I 和 Me 的分野
今天香港的建制一方帶著難以追隨社會變化的知性落後，這一特徵在於中共拋出昧於港情、令人啼笑皆非的「愛國愛港」論，建制派照跟如儀從而可窺全貌。中共的「愛國愛港」論是基於「阻止西方勢力介入」以及「打擊港獨勢力」兩大支柱，很不幸，這些支柱此刻而言其實俱為過慮，當小小一塊香港與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大陸地理上只隔一條深圳河，當中環軍營裏的俱是「召之即來，來之能戰，戰之能勝」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稍有理智的都不會明白中共何以擔憂「西方」及「港獨」至此。更大的看點是「愛國愛港」及「反對港獨」到了本地建制派手上發水成為上綱上線的敵我矛盾，於是有與建制主旋律不合的不少扣上「反對派」甚至「英美殘餘」和「港獨勢力」帽子。如此，「敵人」一個個被建立，於實務層次及意識形態一一「出現」。回首此一路途，應該說，今天香港社會對立，若無當初的疑心生暗鬼，根本不可能出現。
中共以及香港建制派也許群眾工作了得，但確實欠缺兼具歷史觀照及社會觸覺的恢宏視野，粗糙的政治操作帶來是左傾盲動主義成為主流。一個社會的發展有其本位特質及步伐節奏，香港在絕大多數意義已是世界級城巿，發展應過了建設期而進入胡錦濤所言的「持續發展觀」，社會的關切焦點超越物理上的變化而臻於細水長流的調節。這一段路，六十年代初的美國社會足堪比擬，一九六二年，密西根大學學生海頓（Tom Hayden）與一些學友組成全國組織「學生爭取民主社會」（Students for Democratic Society，簡稱SDS），草擬其後聲明大噪的《休倫港聲明》（The Port Huron Statement）：要求裁軍、改革民主黨、改革大學、改善貧富懸殊等主張。今天看來，幾乎任何一個大學學生會都會提出類似意見，但美國建制系統當年卻看不到這是經過五十年代經濟高速騰飛後，社會自我調節機制的啟動，放慢增速，回歸基本。保守勢力把這些學生及其主張當作共產主義同情者或蘇聯特務，傾力打壓，人人跟蹤，作用力及反作用力相交，客觀上促成社會戰爭的爆發，「今天誰也不怕誰」，即此所謂也。
休倫港聲明的重演
海頓與他的伙伴的取態，與今天香港社會年輕一代的訴求形體相若，連行事年間的經濟背景也相去不遠，五十年代是美國人自詡近代最美好的日子，當地俗語所謂good old days，準確來說是指向五十年代的十年：從鐵路國家變成公路國家，消費主義抬頭，美元全球無往不利，是世界上第一個大學生人數超越農民的國家，海頓就是在如此富裕年代推出他的改造社會大計。同樣，香港失業率長年處於低水平，巿道暢旺，儘管樓價高企，但社會總的而言百事旺盛；於發展層次，六十年代初的美國與當下的香港都是進入後工業社會，人文關切冒起，環境保護貧富懸殊成為年輕一代焦點。新一代對自我的觀照，從賓格的Me逐漸變成主格的I，他們重視自己及身邊的一切，職是之故，新界東北發展規劃的爭赺，在主流社會眼中是發展社區，但在新一代則是蠶食買少見少的處女地，而這片土地，於更深邃的人文層次是他們守住心目中「我的家」的最後邊疆，或者在如今的爭論中的最前線。
可惜，建制派在中共政治掛帥思維底下，失去與深愛香港的新一代對話黃金機會，一味唯上的馬虎運作，葬送足以構建一個真正香港的時機，令本已失去的人心走得更遠，本土主義的論述受到更大注意。這是人的質素使然，抑或差勁的政策之故，很值得中共和香港的當政者深思。對於新事物的抗拒，香港的建制勢力令人啞然失笑，部分的表現更是倒退到連一九七一年的中共也不如。一九七一年四月，展開乒乓外交的中美搭上線，中共邀請美國乒乓球隊訪華，周恩來總理接見包括美國隊在內的多支球隊，美國運動員科恩在會上問周一個問題：如何看待嬉皮士運動。周回答說，世界的青年對現狀不滿，正在尋求真理，在思想發生變化的過程中、在這種變化成形以前，會出現各種各樣的事物。這些變化也會以不同的形式表現出來，這是可以容許的。周還說，他年輕的時候，也曾經為尋求真理嘗試過各種各樣的途徑。
周恩來回應嬉皮文化
周恩來是中共統戰第一高手，說這番話是否出自真心不免令人生疑，尤其當時仍在文革年代，不過周還是把這些話說出來。純粹這段回應，周的講話還多少帶著一重理想主義色彩，今天香港一些人連這些門面話也付之厥如，客觀上把不同意見的年輕一代推到另一個方向，這是真正關心香港的人們不願見的悲劇性發展。官方連串的強硬姿態行為話語背後，是無法為自己的落後解套的吃力，這一差距愈發拉開。在強政勵治的幡杆下，香港年輕一代的反應卻是走上自己的道路，以各種形式的行為和語言來表達一己立場及態度，包括各樣抗爭及不合作運動。就如美國詩壇祭酒弗羅斯特（Robert Frost）於反戰年代流傳至廣的詩作The Road Not Taken（〈未擇之路〉）最後一段那樣：
兩條小徑蜿蜒眼前
我則踏上乏人問津的那一條
從而邁開迥然人生
當事勢發展到今天的既是如此，喜歡也好，不喜歡也好，保守也好，進步也好，未來的種種後果，都是我們不能迴避的歷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