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6月11日星期三

陳韜文﹕《環球時報》與香港公共論述


《環球時報》在香港的知名度一向不高,但是近年由於它經常以較「出位」的言論觸及香港的議題,從而獲得香港傳媒的引述和轉載,引起各界的注意。有趣的是香港傳媒在引述它的時候,往往註明《環時》是「官媒」。香港的傳媒大概以為它是黨政喉舌,反映中央的取態,言論有其權威性,所以值得報道。

《環時》是否代表中央的官媒?箇中情况沒有想像那樣簡單。

一份官媒的市場化子報

《環時》是中國大陸一份甚為暢銷而富爭議的報紙。從組織安排以及自身定位來看,《環時》是《人民日報》屬下面向市場營運的「子報」。《環時》的前身是《環球文萃》,由《人民日報》國際部於1993年成立,目的是為了該部員工創造收入,內容則以外國明星獵奇及逸聞趣事為主。到了1997年,《環球文萃》更名為《環球時報》,逐步走上如今國際新聞原創報道的方向,近年更涉及國內議題,高調介入國內外輿論。由於《環時》是帶有牟利性質的子報,有一定的空間讓它摸索出一套有異於官方機關報的鮮活語言和立論方式,雖然不時受到知識界及自由主義者的非議,仍能在中國的傳媒生態中找到獨特的位置,成為中國大陸輿論的一方平台。

况且,由於中央有領導人個人風格之別、黨內有派系之分,而《環時》畢竟不是中央的機關報刊,沒有必然的直屬關係,是以它的官方代表性不能視作當然 。《環球時報》與中央政府或宣傳部門的關係不能一概而論,因為彼此言論有時有意或無意地互相呼應,說出權力中心想說而不便宣之於口的說話,創造出硬推政策更大的空間。不過,有時彼此協調的痕迹不甚明顯,《環時》甚至間中幫上倒忙。

無論《環時》的語言有多鮮活,或是它的官方代表性有其不確定的地方,它歸根結柢是從屬於中共的宣傳系統,編採運營的權利來自官方,言論自是不能逾越中央意識形態的底線。在黨的框框之內,《環時》的言論總體上是左傾,偏向民族主義、愛國主義、國家主義、現實主義,認為中國太複雜和特殊而不能引進西方一套。政治上,《環時》固然反對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連西方所標榜的民主、自由、人權等普世價值也一併排拒,認為這是西方演變中國的工具。在寧左勿右和強調政治現實的國度裏,《環時》就算是說過了火,也不會構成重大的政治錯誤。

中港輿論交鋒的不對等關係

《環時》的輿論四面出擊,對香港的關注也愈來愈大,以保守而激進的言論直指特區議題。它的總編輯胡錫進最近訪港時曾表示會在這裏設立記者站,投放更多的編採輿論力量。近一年來,無論從香港的文化認同問題,到反國教運動、佔領中環、大陸旅客便溺等政治社會問題,以至《明報》前總編輯被斬等議題,《環球時報》都有所評議。這跟回歸之初,中央為尊重香港的高度自治而不容官員及傳媒對香港「說三道四」的情况,顯然已產生巨大的改變,《環時》似已成為北京介入香港公共論述的標兵。

本來在有新聞自由的一國之內有不同傳媒對外界事物有不同的意見,實屬平常。不過,由於中共壟斷了中國大陸正規的輿論空間,嚴密控制有關香港消息的來源之餘,還壓制民間的異聲反調,是以當正規傳媒對香港議題默不作聲而《環時》卻可頻密出擊的時候,它的社會影響跟其子報的身分變得不成比例,成全了它在香港公共論述中扮演「介入者」或「干預者」的角色。對比之下,香港內部的傳媒非常多元化,固然包括以中共喉舌為己任的傳媒,也有親建制,以至標榜獨立客觀的傳媒。從公共論述角度說,很多有力的香港觀點在內部公共論述中既已互相抵消,再任由一音獨大的中央有選擇性的挪用和抨擊,遂構成輿論結構上的弱勢,形成中港交流的不對等關係 ,這對於依靠輿論向中央爭取權益的香港甚為不利。

誰代表中央?

由於《環時》標榜的是較為狹隘的民族主意或左傾意識形態立場,所以在言論上很容易與香港的主流價值產生矛盾衝突。例如,香港學者視為平常的文化認同研究,《環時》把它上升為政治問題;港人認為是維護獨立思考的反國教運動,《環時》認為是港人受到西方意識形態洗腦所致;港人把佔領中環視作公民抗命,《環時》傾向把其視為暴民亂港的一環。如果《環時》反映的都是中央的意見,那把它正名為官方喉舌也無妨,因為那是透明的做法。否則,模糊曖昧的狀態容易引起港人對中央的誤會,無利於中港關係健康的發展。

其實,誰代表中央就香港議題發言一直模糊不清,因為當中有中央官員,也有來自北京及本地各式各樣的「護法」,有中聯辦官員、特區官員、也有「土共」的代表人物,更有《文匯報》、《大公報》等左派報刊,以至人大政協代表和今天積極介入香港公共論述的《環時》。為了政策的連貫性和清晰度,中央應該以透明的方式建立自己的權威,適宜跟狐假虎威和渾水摸魚之輩劃清界線,減少坊間誤會。香港傳媒也有責任搞清楚發言者的身分地位,這樣才能恰如其分對待各方言論,使市民更清楚知道輿論形勢和自己的論述對象。

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講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