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烏龜背蠍子過河的教訓》，說的是「有權肯定盡用」的「領導」有必然干預的慣性，當前另一不容忽視的譬說，就是內地認為香港是資本主義留在中國土壤上的「屠城木馬」（Trojan Horse），
「木馬」裏面藏着危害共產黨專政的「反中」伏兵，這種類似「陰謀論」的想法，令北京對香港「提高警惕」，步步為營，把特區高度自治的空間，愈收愈窄，甚至
不留餘地；那是為何民建聯的譚耀宗認為，爭取「真普選」的響應愈熾熱、「公民提名」的呼聲愈嘹亮，二○一七年普選行政長官的機會愈渺茫。那是港共親京意的
一份會心。
不僅是譚議員，就是金融管理局前總裁任志剛，他在周一出版的《居安思危》
一書的《序言》中亦指出，由於上海自貿區及其他離岸人民幣中心相繼出現，香港在金融業務方面的競爭優勢已被削弱，他說：「香港的政局發展（許）或正在蠶食
國家領導人對香港的信心，以至中央避免過分信賴香港作為內地進行國際金融活動的地方。」
不少港人都有近似譚、任二君的想法，做起事說起話來便難免諸多顧忌、誠惶誠恐；可是，港人能夠怎樣做才不會「失信心」於中央？答案是沒有辦法！因為那是黨國的心魔作祟。「主權回歸人心未回歸」是困擾北京令其難以平情治港的魔咒，亦是中港關係受累於疑惑與矛盾的根源。
信賴制度和法治，人心回歸
與否，本來不用理會，因為只要守法，人家心中有什麼想法，誰管得了，管了又有什麼作用？可是，由於很多香港人是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避秦」南來、走避共黨當
道的難民及其後代，他們耳濡目染專制下的殘酷批鬥、民生凋敝，還有接踵而至的整風運動，於是有先天性的恐共和抗拒。在英治積極不干預的資本主義制度下，他
們中有不少人從無到有，創業興家，心存感戴，樂於居其間，這種傾向放任自由的市場經濟，以至對資本主義制度的傾心，並非出自狂熱的理想和抱負，而是源於嘗
到工作回報、生活甜頭後的好感。不像當年「進步人士」對共產主義的追求，不惜拋頭顱灑熱血誓要擊倒國民政府、衝破建制壓迫的滿腔革命思想和鬥爭意志；香港
人擁護資本主義，極少極少有打倒共產政權的狂妄衝動和虛妄野心。在這種情形下，把香港視作資本主義在中國的「特洛伊木馬」，是作孽的集體猜疑的心中「猛」
鬼。
二、經歷九七回歸前的不知
所措和八九年後的失魂落魄，小心選擇後仍然留居香港的，跨過易幟之變局，託庇中國，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公民，抱着生活方式一仍舊貫的希望，
像九七年前一樣，享有一個比較自由、安全、穩定的環境，又有天天向上、提高生活質素的機會。誰都明白，特區香港不是自成「一國」，而是在「一國」庇蔭下的
「一角」！
腳踏實地的香港人，有些內地同胞未輕易可以領略的共通意識，例如殖民地治下英女皇是香港的「包租婆」，回歸後，共產黨主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是香港的「大業主」……。主權回歸，「業」權清晰，港共才有「當家作主」的雀躍，但更多港人只有「家在香港」的濃情。
出於同文同種的互相尊重與愛惜，九成以上的香港人對中國的認識和感情，遠比曾經「騎」在港人頭上的英國深厚；由於多數港人對遠在萬里之外的英國是有「相逢從未真相識」，所以「到老也無怨恨心」，對英國遂有不是好「來」卻屬好「往」的惦掛。
港人對中國的感情雖然深厚，卻遠為複雜。有點像是經過叔伯爭產、兄弟鬩牆
的恩怨往事，即使有人能夠「一笑泯恩仇」，可是在還有記憶、想法甚至是仍有芥蒂的情況下，造作地一碰頭便硬來熊抱，說什麼「血濃於水」、「都是一家
人」……，這類話說上一大堆，不但沒有半點可以令人感動的真實感情，恐怕還會臉紅而非一下子「染」紅。不夠虛偽、未慣於做「政治秀」（show）的香港人，要跟中共路線作愛的呼喚—應聲地左呼「愛國」右喊「愛港」，很多人是開不了口、吐不出聲的！
近日香港從上而下、從下而上，可說每一階層都捲入躁動中，人們或有壓力，
或因憤懣，都是對「管治」失常、議會失序、社會失和而深為不安，尤其是對中共本來無甚成見的年輕人，他們按捺不住，走上街頭，令香港呈現了老中青都感到北
京的「管」、港府的「治」俱不得其法，憂慮長此下去，必會把香港弄垮。「和平佔中」不是挑動群眾不滿的原因，但是對這個和平、善良、誠實的群眾運動，「京
派」與港府的輕蔑、中傷，絕對起了在傷口撒鹽、往烈火澆油的作用！他們讓港人見識到不是中共專有卻在共產黨身上屢見不鮮的低劣手段—扭曲事實的抹黑、不顧
輕重的打壓、拉幫結派的恐嚇、自說自話的「白皮書」、「發水」數字……，面對種種前所少見的圍攻，港人初則愕然、氣餒，繼而傷心失聲叫「痛」。
那痛是身受其苦的痛，不是陳佐洱說到港人心坎的最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