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六四」內化成為我們胸臆裏的一段骨頭一塊肌肉一片臟腑或者是一公升血液。每個人的腦海總收着那年的私密記憶，這裏頭最多的是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凌晨北京街頭子彈劃過長空的槍聲；YouTube上《自由花》夾雜着人民喝罵「法西斯、土匪」；有人對擋在坦克前的王維林莫失莫忘；香港百萬人風雨大遊行；印刷傳媒鋪天蓋地的支持民運譴責屠殺廣告。夏初午夜夢迴之際，這些人與事湧上心頭的同時，想起當年自己是何等模樣。
也是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六四的意涵已經不僅是遊行或者燭光晚會。也許會有人對年年如是的晚會《江河水》二胡琴弦帶來悲愴感到太過熟悉，或者覺得這些口號舊派了一些，但是他們還是要到維園過一個共同的晚上，有人手持白燭，有人低首吟念，有人閉目沉思：十幾萬人因着共同目的而來，卻又以不同的憶念片段回想起那年那夕。集體與個人之間，我與我們之間，微妙地出現了一種各不干擾卻又互相融合的追悼。一個人便是一個體，千萬個體組成顛撲不破的共同記憶，這是無法以物理形式滅絕的終生印記，人類良知是不會因為經濟因素和政治因素而泯滅。
六四屠殺於現代史的接近性在此刻是仍有千百萬人歷歷在目，雖然過了四分一世紀，點滴在心頭的記憶使得當權者依然無法以外力從人們內心深處抹去。這些年中共先後以「發展先行論」、「西方介入論」、「亞洲價值論」為六四鎮壓塗脂抹粉；間或有人敲邊鼓聲稱「沒有死過一個人」或「歷史未定論」，這票人包括學富五車的知識分子大教授。這種所謂爭論其實極低水平，任何辯解論調俱無法在「政府殺人」這四個字前站得住腳。至於「天安門沒有人死亡」之言，人們激憤過後就由得他們在遠處街角微弱地繼續叫賣好了——類似這些事大家是見過的：一九七六年，先在四月聲淚俱下狠批鄧小平「右傾翻案風」，不旋踵半年之後打倒「四人幫」一把眼淚一把鼻涕說王張江姚如何禍國殃民。一些人的政治立場便是如此廉價。
歷史的權宜可操作性
歷史之於中共來說有權宜本質，而且具有服膺政權的可操作性，例如近期大力推動紀念上世紀初行刺伊藤博文的朝鮮義士安重根，也有每年九一八及南京大屠殺紀念日，前者於中共聯韓制日起着合縱連橫，後者則是民族苦難未能或忘；然而若據此邏輯，是否外國侵略中國領土都必然年年紀念毋忘在莒？事實是未必盡然，一九○四年五月，日本和沙俄兩支帝國主義軍隊在中國旅順口惡戰，無辜百姓傷亡三十萬，卻罕見如南京大屠殺般大規模公開悼念死難同胞；緣何如此不得而知，希望不是因為要聯俄反美而有所抑制了吧。安重根的紀念活動更是滿溢政治計算，四年前韓國擬與中共聯合在遼寧尋找安重根遺骸，當時並無正面回應；二○○九年韓國欲在哈爾濱舉行安重根刺殺伊藤博文百年活動，受到中共諸多阻撓，韓國官方表示不滿。
面對六四鮮血歷史，中共無以辯解，政權合法性二十五年來飽受質疑。雖然以「西方介入」或「發展優先」作為解套，然而鐵證如山的殺人事件，道德上孰重孰輕早已一目了然。中共若以拖拉搕蓋掩飾六四，在某一特定時空可能有一定作用，例如二十五年來出盡氣力湮沒這段歷史，某程度確可以令新生代對六四一無所知，又或以經濟論說明後六四的「豐功偉績」，以資為殺人開脫，然而最終是歷史事實口耳相傳，紙包不住火。現代史曾有類似慘案，台灣一九四七年的「二二八」屠殺，國民黨軍隊殘殺台人，一九九五年始由李登輝向台灣人民道歉，其間四十八年，幾是今年六四二十五周年的一倍。國民黨政府最終公開承認犯錯，為當年冤死槍下者平反，這得力於民間社會的不懈奮鬥，以及台灣政治朝向真正現代化方向嬗變，最終是真相大白於天下。
「二二八」影照台灣民主化
若以二二八慘案作為歷史觀照的框架，六四英靈能否昭雪，其中之一在於民間保存記憶的厚實程度﹕一代接一代傳續，為此，一個具有巨大自主能力的民間社會必須建立。二十五年間客觀事實證明，六四歷史因着大陸的有心人以及香港這個朝向世界的窗口，由此得以保存至今。
其中之二，是政權本身自我調整過程是否能夠最終完成。美國耶魯大學歷史系教授史景遷（Jonathan
Spence）是名滿海外的明清史專家，對今天的中共有深刻觀察，其著作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尋找現代中國》）綜合四百年間的中國歷史極有見地指出：一個現代國家，必須兼容並蓄，既能自我認同，又能以平等地位爭逐嶄新的觀念。景仰太史公司馬遷、遂於其漢名有一「遷」字的史景遷直書，中國不能算是現代國家，甚至到二十世紀末亦然（Yet
at no time in that span, nor at the end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has China
been convincingly one of them）。史景遷所說的them，是指傳統及現代，在轉變過程中，中國必須「以開放的胸懷來使用現代這一觀念」（if
it is used in this open sense, we should have no difficulty in seeing “modern”as
a concept that shifts with the times as human life unfold）。
作為一個接受西方理性主義教育成長的漢學家，史景遷把「現代」與「傳統」的扞格視為中國走向現代化的必然過程。不過，在這部出版於一九九○年、筆撰之時六四民運以及其後的血腥鎮壓還未完全鋪開之際，史景遷率先指出他並不看好今天的中國政府。他說，中共雖然擁有革命印信（revolutionary
credentials），但中共領導人仍然以手握真理之名，約制人民在各個領域的期許和抱負，認為中共政權與十七世紀的晚明及清初情况大致如此（so
it was in the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state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即既欲汲取舶來長處以解本身面臨的迫切問題，但又懼人民在面對西方時耳濡目染受到影響。
「與晚明初清大致如此」
台灣在二二八慘案年代亦與今天中共的情况相若，蔣介石要保住法統「反攻大陸」，不得不受到美國指揮甚至介入本土政治。台灣當年是介乎代表法統的「傳統」以及被視為「現代」的美國兩者之間，因其戰略位置在冷戰戰略的重要，遂能吸收美國大批軍援，但蔣卻欲阻擋所謂美式民主的滲入。其間犖犖大者事件是一九五五年孫立人事件，蔣介石懷疑曾在美國軍校就讀的名將孫立人被美國選為台灣「新政權」領導人，於是狠下殺手，以涉嫌叛亂罪拘捕孫立人部下，株連三百多人，逼孫辭去職務，勒令處於「監護」之下，軟禁長達三十三年。蔣經國去世後，台灣擺脫威權統治，實現民主政治，「二二八」事件始能重見天日，孫立人步出幽禁，客觀說明政體的民主化程度，是決定一地一國的民主能否大步邁出的主因之一。至此，人們當會問道，中國大陸的民主從何而來、何時出現、將會是何等模樣？
「風雨如磐暗故園」的今年
二十五年於茲，中國往何處去，是每年黑墨墨維園人海裏的共同質問；今年中共大舉捕人，幾個人在家裏開會紀念六四都以尋釁滋事罪捉將官裏，「風雨如磐暗故園」，二十五年來要數今年最為緊張。然而希望在於人民，史景遷不是懂念經的外來和尚，不過，作為歷史學者，他在睽諸史實之際得出看法——以明末出發的大歷史，中國百姓在惡劣得無以復加的絕望氛圍裏自己掌握命運，縱身投入對抗國家的力量是極為頻繁（we
can see how often the Chinese people, operating in difficult or even desperate
circumstances, seized their own fate and threw themselves against the power of
the state），一六四四年如是，一九一一年如是，一九四九年如是。對於史景遷之言，歷史會否循環，這將會是中共內部健康力量如當年胡耀邦的自我改革更新，抑或是其他形態的格局調整，沒有人有答案。然而，於老百姓如我們，留住記憶，切勿或忘，是在大時代來臨前能夠做到並且能夠做得最好的一種反抗。
文×安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