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容易又六四。香港人是否應該放下這個「六四情意結」？近兩年討論得特別多。想法與「城邦本土派」較接近的李怡先生，寫了一篇題為「該放下愛恨交纒的六四包袱了」，刊於五月廿一日《蘋果日報》蘋論專欄。
李怡是回應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梁愛詩「呼籲港人放下包袱，為國家民主出一分力」的說話，而有所發揮。被前中共地下黨員梁慕嫻認定是地下黨員的梁愛詩，經常為中共說項，有時甚至以「中央代理人」的架勢，勸港人「愛國」，即愛她的「貴黨」，又經常粗暴抨擊香港的法治。灰記對她的言論向不以為然。如今她 又再發功，要求香港人放開因「67年反英抗暴」、「89年政治風波」而引起對中國的「感情愛恨交糾纏」，為「國家民主出一分力」。
灰記對梁愛詩忽然要港人為「國家民主出一分力」摸不著頭腦，很多中國內地人和香港人都正在為中國的民主出一分力，一些港人參與大陸的勞工以及弱勢團 體的維權活動。很多人認為，在中共壓制一切民主改革的聲音中，這些艱難的，經常受共產黨官僚打壓的「依法」維權活動，對推展中國的進步，即所謂「為國家的 民主出一分力」，有一定貢獻。因此，港人不必梁愛詩「勸勉」「為國家的民主出一分力」，反而要質問她和她的「貴黨」，為何要阻撓港人，以至中國內地人為中 國的進步而努力，她的「貴黨」可曾「為國家的民主放一點權」？
李怡認為，如果梁愛詩把「為國家民主出一分力」改為「為香港民主出一分力」，便十分同意。我不知道李怡為何認為沒有或很少香港人「為香港民主出一分 力」。香港由八十年代到現在，起碼一些聲稱民主派的人或多或少有爭取過民主，是否盡力是另一回事。近年加入了很多八、九十後，他們不只在普選問題上，在各 種公共議題都積極發聲，甚至有帶頭示範作用，如反高鐵的八十後，以及反國教的九十後，都是反對中共要融合(吃掉)香港，要思想上控制香港下一代的抗爭。
灰記同意這群八、九十後比上一代的六、七十後，以至四、五十後，少了「六四包袱」，更關注本土，但至少他們相當一部分，受父母老師影響也好，受老師 影響也好，對八九年在中國發生的一切並非莫不關心，他們也許對支聯會每年「悲情一夜」的哀悼儀式並不認同，但絕非「各家自掃門前雪」的想法。在這裡順帶一 提，今年進一步多媒體出版的小書《六四小渡海》，就是一本立足香港本土的六四書寫，希望藉回顧港人當年所作所謂，重拾港人的鬥志。
年青一代，以至如灰記這類老餅，除了要記憶六四，亦關注大陸維權活動，除了基於人類的同理心，亦因為明白大陸維權活動的艱難與這個冥頑腐朽政權有不 可分割的關係，而香港並非能完全與這冥頑腐朽政權分割，而且現實是這政權正對著香港步步進迫。正如李怡也不能否認香港與中國綑綁的關係。因此，灰記完全想 不通，香港人只管份內事，只「為香港民主出一分力」的情境是怎樣？
「中國的民主只能靠在大陸的人去爭取，香港和海外聲援的作用極有限。同樣，香港的民主也只能靠香港人去自主爭取，靠中國改變而帶來是不可能的。」李 怡乾脆這樣為文章作結。其實，沒有人不同意中國的民主只能靠在大陸的人去爭取，香港人從來沒有想過去「領導」在大陸的人去爭取中國的民主。但在大陸的異議 者也好，維權人士也好，他們都極需要外界的聲援，而今時今日，基本上只有被中國綑綁了的香港人還在關注著這些爭民主人士的命運。重要的是，這些維權和異議 者，很多都是曾參與八九民運或受其啟蒙的一代，香港人即使只是道義的聲援，也是當年未完成的「責任」。至於作用有多大，已是別話。
香港的民主當然也只能靠香港人自主爭取，但即使「中國沒民主，香港沒民主」這兩句話太被動，中國一成不變，繼續強硬專橫到底，還是有機會「和平演 變」對香港的民主進程有利呢？而兩者是否有一定的互動呢？即使不是「唇齒相依」，被中國政權綑綁這個事實，香港人不可能不生出對中國發生的事「愛恨交纒的 感情」。就以習近平上台後發生的種種，已反映以他為首，充滿「亡黨亡國」焦慮的中共紅二代當權派，對大陸和香港都採取了強硬，主動出擊的策略。除了要「壓 服」大陸所有異議聲音，也希望一、兩年內，以解決香港「普選」問題作為令香港人「貼服」「最後一著」。
其實僅僅是數年前，香港人和廣州人就有一個一場互相支援的「撐粵語」運動。而據一些廣州「撐粵語」人士理解，中共當局之所以要加強「推普廢粵」，就 是因為廣東話是連結香港人和廣東人的語言，而透過這種聯繫，香港人的示威集會爭取公義，以至爭普選、悼念六四等的活動，有「示範」作用。大家不必很狹隘的 只講六四悼念，一些中港民間交流的政治、社會、文化「啟蒙」活動，一直斷斷續續進行著，但打壓越來越厲害，例如較早前中大校內曾試圖邀請大陸異議作家王力 雄講他倡議的遞進式民主，但長期被中共監視王力雄不阻撓出國；最近廣州中山大學原本邀請了香港中大政治教授親往與學生交流，但在更上層的壓力下被迫取消， 但中山大學的老師和同學依然擠滿了大課堂，跟周保松在網上交流，顯示內地人，特別廣州人，嚮往自由民主的公民意識的逐漸形成。
在中共高壓下，在中港矛盾被兩方面一些極端份子不斷激化下，這些互相支援的民間交流會否式微，未可逆料。但看不出這些中港民間相互支援及交流，與「為香港民主出一分力」有甚麼矛盾﹐也看不出「為中國民主出一分力」與「為香港民主出一分力」有甚麼根本矛盾。
也許李怡也覺得自己說話過了頭，他繼後又寫了一篇「保住香港是六四最重要的教訓」，刊於五月廿四日的《蘋論》。
這文章他重新肯定紀念六四在記憶與遺忘的鬥爭中的正面意義。 灰記不是支聯會的支持者，無意替支聯會行禮如儀的悼念活動辯護，也無意反駁李怡所言 「… 香港人缺乏獨立的意志，未能擺脫依附強權的心態，因此對六四的反應是要促進中國民主，並望因此而獲得對香港民主的賜予。」因假使中國有朝一日落實民 主，那麼她的執政黨就要透過人民的授權，接受人民的監督。而灰記幾可斷言，果真能促進中國民主，必有香港人爭取本土民主的努力在當中。那時候香港的民主不 會是執政黨的賜予，而是香港人爭取回來的。
至於「保衛香港核心價值」、「保衛香港這個最後堡壘」相信沒有人會反對，已故支聯會主席司徒華不也過「反倒退」嗎？灰記亦有條件地認同李怡所言「但 是，真正的民主思維應該是反向的，也就是說，不是中國實現民主而帶來香港民主，而是保住香港的自由、法治、人權的核心價值才能促進中國民主。假如有促進中 國民主意願的話，就應該循毛澤東當年提倡的『先建設許多小中國而後成就一個大中國』，先保住香港的核心價值，發展香港的民主，而後希望能影響和促進中國民主。」
這條件就是不要虛妄地以為香港能與大陸切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