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香港最前線”的網站上，看到“反佔中”的組織“幫港出聲”發起人之一的何濼生教授的鴻文:《愛國就是愛黨，愛黨就是為民》， 不禁大歎佩服，因為他說出了中國共產黨很想說卻不好意思說的話來，也直接了當的把愛國等同愛黨，而不必像劉迺強般要拐彎抹角去論證“愛國必須愛黨”（見劉 撰寫的《香港再出發》宣言）。不知道這個觀點是否已成為“幫港出聲”的指導思想，若然，則這個組織大可以改名為“幫黨出聲”。
何教授說:“很多港人指愛國不等如愛黨。這說法表面上言之成理，但我的客觀分析告訴我，最有效的愛國就
是愛黨”。當然，他馬上補充說：”關鍵是如何 去愛”。他還為”一黨專政”提出新的定義，他說：”專政乃指專心為政，為政者毋須飽受政黨輪替的煩擾、虛耗資源、誤國殃民。我認為由全民監督一個執政集團 比多黨輪替更為有效更為理想”。
何教授這個觀點如果不幸被人們接受，則中華民族對這個黨國關係問題的認識將會倒退一百年。何以故，因為早在一個多世紀前，啟蒙大師梁啟超已經徹底批判了把党國混為一談的荒謬。
在儒家思想影響下，中國傳統上有所謂“忠君愛國”之說，把對封建皇帝的忠誠與對國家之愛等同起來。這種情況延續數千年，直到晚清梁啟超出現，才懂得把兩者區別開來。
近代史上，梁啟超是第一個提出愛國主義的思想主張，他在1899年2月發表了長文《愛國論》。該文是近代討論愛國的第一篇文章。所以他的“愛國”觀點很值得我們參考。
讀了何教授的‘愛國=愛黨’的宏論後，我唯有把先賢梁啟超關於愛國的論述重新復述一次，供何教授參考。這裏我僅僅是恭錄前賢的觀點，沒有自己的創意。為方便閱讀，我先概括梁啟超的主要觀點為以下幾點：
一，愛國不等同愛朝廷（用現代話語就是“愛國不等同愛黨”）
二，朝廷必須正式成立（用現代話語就是“執政黨執政必須有合法性）
三，正朝廷乃所以愛國（用現代話語就是：批評執政黨是為了愛國）
四，唯其愛國，故人民有權更換執政黨，包括採用流血方式
五，愛國必須先興民權
六，由於愛國必須先興民權，故為了愛國，必須討伐專制
以上是梁任公愛國思想的犖犖大者，現分別敍述如下。
首先，他第一次提出“愛國不等同愛朝廷”的觀點。用現代話語來說就是：“愛國不等同愛黨”。
梁啟超《新民說》第六節“論國家思想”，申明“國家”和“朝廷”的差異。他說：“國 家如一公司，朝廷則公司之事務所；而握朝廷之權者，則事務所之總辦也。國家如一村市，朝廷則村市之會館；而握朝廷之權者，則會館之值理也。……
兩者性質不同，而其大小輕重自不可相越。故法王路易十四‘朕即國家也’一語，至今以為大逆不道，歐美五尺童子聞之莫不唾駡焉”。
他又說：“夫國也者何物也？有土地、有人民，以居於其土地之人民而治其所居之土地之事，自治法律而自守
之，有主權、有服從，人人皆主權者、人人皆服從者，夫如是，斯謂之完全成立之國。”而君主專制之國，則並不能算國家，只能叫做朝廷，故中國數千年來，“所 謂唐虞夏商周、秦漢魏晉、宋齊梁陳、隋唐宋元 明清者，則皆朝名耳。”
他認為，人們把“朝廷”當作“國家”，實在是一大歷史性錯誤，因為“國家者，全國人之公產也；朝廷者，
一姓之產業也。國家之運祚甚長，而一姓之興替 甚短；國家之面積甚大，而一姓之位置甚微。朝廷雲者，不過偶然一時為國中巨擘之巨世雲爾。……有國家而後有朝廷，國家能變置前朝廷、朝廷不能吐納國家。”
在這些文字中，只要把“朝廷”改為“黨”字，則梁啟超的理論完全適用於今天拿來批駁何教授。所以“愛國”不等同“愛黨”，早在一百多年前已經是國人的認識了。
第二，梁啟超提出“朝廷必須正式成立”的觀點，用現代話語來說就是：政黨執政必須要有合法性。
他說：“朝廷由正式成立者，則朝廷為國家之代表，愛朝廷即所以愛國家也。朝廷不以正式而成立者，則朝廷為國家之蟊賊，正朝廷乃所以愛國家也”。
他說：“朝廷由正式成立者，則朝廷為國家之代表，愛朝廷即所以愛國家也。朝廷不以正式而成立者，則朝廷為國家之蟊賊，正朝廷乃所以愛國家也”。
對此觀點，中共領導人毛澤東在未奪權前曾表示認同。毛澤東在梁啟超這段文字的旁邊，批了一段話，發揮了
梁啟超的意思。批語說：“正式而成立者，立憲之國家也。憲法為人民所制定，君主為人民所推戴。不以正式而成立者，專制之國家也，法令由君主所制定，君主非
人民所心悅誠服 者。前者，如現今之英日諸國；後者，如中國數千年來盜竊得國之列朝也。” （見韶山紀念館裏，保存了一本毛澤東讀《新民叢報》（第四號）時的批註）。
由此可見，“愛國”與“愛黨”，固然不能劃等號。人民是否接受這個黨，還得看這個黨有沒有合法性。如果有，人民可以支持，如果沒有，人民可以起來正之。
第三，正朝廷乃所以愛國
梁啟超說：若果“朝廷為國家之蟊賊，正朝廷乃所以愛國家也”。用現代話語就是：批評執政黨是為了愛國。所以，西方有人說：“異議是愛國的最高形式”，正是這種思想的體現。
第四，唯其愛國，故國民有權對腐敗的執政黨進行嚴厲的批評、監督、更換、乃至推翻。
梁啟超說：“然則救危亡求進步之道將奈何？曰：必取數千年橫暴混濁之政體，破碎而齏粉之，使數千萬如虎如狼如蝗如蝻如蜮如蛆之官吏，失其社鼠城狐之憑藉， 然後 能滌蕩腸胃以上于進步之途也；必取數千年腐敗柔媚之學說，廓清而辭辟之，使數百萬如蠹魚如鸚鵡如水母如畜犬之學子，毋得搖筆弄舌，舞文嚼字，為民賊之後 援，然後能一新耳目以行進步之實也。
梁啟超說：“然則救危亡求進步之道將奈何？曰：必取數千年橫暴混濁之政體，破碎而齏粉之，使數千萬如虎如狼如蝗如蝻如蜮如蛆之官吏，失其社鼠城狐之憑藉， 然後 能滌蕩腸胃以上于進步之途也；必取數千年腐敗柔媚之學說，廓清而辭辟之，使數百萬如蠹魚如鸚鵡如水母如畜犬之學子，毋得搖筆弄舌，舞文嚼字，為民賊之後 援，然後能一新耳目以行進步之實也。
而其所以達此目的之方法有二：一曰無血之破壞，二曰有血之破壞。無血之破壞者，如日本之類是也；有血之
破壞者，如法國之類是也。中國如能為無血之破壞乎？吾馨香而祝之。中國如不得不為有血之破壞乎？吾衰絰而哀之。雖然，哀則哀矣，然欲使吾於此二者之外，而 別求一可以救國之途，吾苦無以為對也。嗚呼！
吾中國而果能行第一義也，則今日其行之矣，而竟不能，則吾所謂第二義者遂終不可免。嗚呼！吾又安忍言哉！嗚呼！吾又安忍不言哉！（見梁啟超：《論進步（一 名“論中國群治不進之原因”）》（1902年6月20日、7月5日）發表）。
這裏梁啟超說得很清楚，執政黨若果腐化墮落，則人民為了愛國，必須起而推翻之，不需要流血的話固然萬幸，若必須流血，則亦“終不可免”。梁啟超是一個改良派，不贊成流血革命，但他也看到若執政黨真的不堪，則為了”愛國”，也必須進行“有血之破壞”。
第五，“愛國”必須“興民權”。這是梁啟超愛國論一個最突出的觀點。
他說：今日“言愛國必自興民權始。”(《愛國論》)他解釋說：“國家譬猶樹也，權利思想譬猶根也。其根既拔，雖複幹植崔嵬、華葉蓊鬱，而必歸於槁亡，遇疾風橫雨則摧落更速焉。……國民無權利思想者，以之當外患，則槁木遇風之類也；即外患不來，亦遇旱魃之類。”（同上引）
他說：今日“言愛國必自興民權始。”(《愛國論》)他解釋說：“國家譬猶樹也，權利思想譬猶根也。其根既拔，雖複幹植崔嵬、華葉蓊鬱，而必歸於槁亡，遇疾風橫雨則摧落更速焉。……國民無權利思想者，以之當外患，則槁木遇風之類也；即外患不來，亦遇旱魃之類。”（同上引）
“愛國”必先“興民權”，同何教授的”愛國必須愛黨，其認識不可以道裏計。
梁啟超認為，為了愛國，必須先興民權。而為了興民權，則必須擺正人民與統治者的主僕關係。他在《愛國論》中說：
當 人群之初立，則民未有不以子弟自居者。民之自居奴隸烏乎起乎？則自後世暴君民賊，私天下為一已之產業，因奴隸其民，民畏其威，不敢不自屈于奴隸，積之既
久，而遂忘其本來也。後世之治國者，其君及其君之一二私人，密勿而議之，專斷而行之，民不得與聞也；有議論朝政者，則指為莠民，有憂國者，則目為越 職，否則笑其迂也，此無怪其然也。
梁啟超看到，民權之所以不能興，正是因為朝廷（即今日的政黨）“私天下為一己之產業”之故。翻譯成今天的語言，即是說，在“一黨專政”的條件下，民權無法興，因而有國不能愛。所以，為了愛國不可能不反對實行“專政”的執政黨，更遑論愛國=愛黨，道理十分清楚。
第六，鑒於愛國在於興民權，而中國的問題是專制窒礙民權，梁啟超為了喚起中國人民的愛國心，對專制發起大討伐。
他在1902年發表了《擬討專制政體檄》，力數 “專制政體”十大罪。
起起起！我同胞諸君！起起起！我新中國之青年！
我輩實不可複生息於專制政體之下，我輩實不忍複生息於專制政體之下。專制政體者，我輩之公敵也，大仇也！有專制則無我輩，有我輩則無專制。我不願與之共立，我寧願與之偕亡！
使我數千年歷史以膿血充塞者誰乎？專制政體也。使我數萬里土地為虎狼窟穴者誰乎？專制政體也。使我數百兆人民向地獄過活者誰乎？專制政體也。我輩數 千年前之祖宗，初脫草昧，團體未結，智力未充，或不能不稍有借於專制。今日我輩已非孩童，無所用人之顧複；我輩又非廢疾，無所用人之扶持；我輩更非癲狂， 無所用人之監守；我輩亦非犯罪，無所用人之鎖拘。專制政體之在今日，有百害於我而無一利！我輩若猶然恭然，與之並立於天地，上之無以對我祖宗，中之無以 對我自己，下之無以對我子孫。我輩今組織大軍，犧牲生命，誓翦滅此而後朝食。壯行何畏，師出有名，爰聲其罪，佈告天下，咸使聞知。
他在1902年發表了《擬討專制政體檄》，力數 “專制政體”十大罪。
起起起！我同胞諸君！起起起！我新中國之青年！
我輩實不可複生息於專制政體之下，我輩實不忍複生息於專制政體之下。專制政體者，我輩之公敵也，大仇也！有專制則無我輩，有我輩則無專制。我不願與之共立，我寧願與之偕亡！
使我數千年歷史以膿血充塞者誰乎？專制政體也。使我數萬里土地為虎狼窟穴者誰乎？專制政體也。使我數百兆人民向地獄過活者誰乎？專制政體也。我輩數 千年前之祖宗，初脫草昧，團體未結，智力未充，或不能不稍有借於專制。今日我輩已非孩童，無所用人之顧複；我輩又非廢疾，無所用人之扶持；我輩更非癲狂， 無所用人之監守；我輩亦非犯罪，無所用人之鎖拘。專制政體之在今日，有百害於我而無一利！我輩若猶然恭然，與之並立於天地，上之無以對我祖宗，中之無以 對我自己，下之無以對我子孫。我輩今組織大軍，犧牲生命，誓翦滅此而後朝食。壯行何畏，師出有名，爰聲其罪，佈告天下，咸使聞知。
在其列舉的十宗罪中，首四項關乎平等、自由、法治、公義，他解釋說：
1. 逆天理，其罪一也。（天之生人，權利平等）。
2. 拂人性，其罪二也。（人之意志，各有自由）。
3. 藐國法，其罪三也。（惟我治汝，惟汝治於我）
4. 盜公產，其罪四也。（國之土地，一國人所共有也。無論何人，不得以私諸一己）。
（文章過長，不盡錄）
梁任公對專制的鞭撻，精闢入裏。其列舉的首四項罪，不正是今日中國實行“一黨專政”的寫照嗎？不正是先賢早在一個多世紀前就要去之而後快嗎？怎想到 今天還有教授級的知識份子，甘為一党專制唱讚歌，喊出“愛國=愛黨”的歪論。用梁啟超的話，這正正是“數千年腐敗柔媚之學說”，它“使數百萬如蠹魚如鸚鵡 如水母如畜犬之學子”，“搖筆弄舌，舞文嚼字，為民賊之後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