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月27日星期一

程翔﹕宋彬彬道歉了,中共呢?




文革期間紅衛兵的標誌性人物宋彬彬沉寂了45年後,終於勇敢地站出來向曾經被她所領導的紅衛兵活生生打死的北京師大女附中校長卞仲耘及其他老師道歉。儘管公眾對她的道歉尚未能完全釋懷(更遭到卞仲耘的丈夫、93歲的王晶垚先生的拒絕),但畢竟她還是道歉悔罪了,所以還是值得肯定,因為:

 第一,她以自己的經歷,以本人是加害者的身分,證實了文革的種種荒謬和殘暴都是不容否認、不容抵賴的鐵一般的事實,有力地反擊了目前國內「毛左」冒起,不斷否認歷史事實(否認反右、否認大饑荒、否認文革)的歪風。

 第二,她的悔罪道歉,提醒了人們不能忘記中共的歷史錯誤。習近平上台後,在2013422日發出《關於當前意識形態領域情況的通報》(即所謂「九號文件」)規定了所謂「七不講」,其中就包括了「黨的歷史錯誤」,不准人們討論。宋彬彬的道歉,使人們重新聚焦到中共的「歷史錯誤」來。這就無形中打破了習近平所設的思想禁區。

 沒有反思 也難以接近真相

 她說:一個國家走向怎樣的未來,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她如何面對自己的過去。如果忘記了過去的悲劇,忘記了過去的錯誤,悲劇還可能重演,錯誤還可能再犯。沒有真相就沒有反思。同樣,沒有反思也難以接近真相。我希望所有在文革中做過錯事、傷害過老師同學的人,都能直面自己、反思文革、求得原諒、達成和解,我相信這是大家的願望。

 她這個見解,顯然比習近平企圖掩蓋中共歷史錯誤的做法要正面得多。

 第三,她在反思後的醒悟,足以證明國人爭取普世價值的重要性。

 她說:我們欠缺基本的憲法常識和法律意識,不知道公民享有被憲法保護的權利,人身自由不可侵犯。對人權、生命的集體漠視,釀成了卞校長遇難的悲劇。

 她痛定思痛後的體會,完全印證了為什麼文革結束後中國人民會鍥而不捨地追求以憲政、民主、自由、人權、法治等等理念為標誌的核心價值。

 宋彬彬這個反思,起碼比中聯辦宣傳文體部長郝鐵川先生把中共的歷史錯誤比喻為「母親錯打孩子」(見《明報》2011222日報道)要顯得更真實、更有人性、更符合正常人的心態。

 該輪到中共了

 國內很多網友都指出,像文革這麼嚴重的災難,不能只有個人的道歉悔罪,還應該由中共出面正式向人民道歉。所以大家都在問:宋彬彬道歉了,該輪到中共了。

 在196676年的10年間,中華民族為中共在文革中的錯誤付出了沉重的代價,但是中共自始至終都未曾向人民道過一個歉。

 中共元帥葉劍英在十二屆一中全會後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曾披露文革遭受迫害及死亡人數:

 (1)規模性武鬥事件,4300多件,死亡123,700多人;

 (2250萬幹部被批鬥,302,700多名幹部被非法關押,115,500多名幹部非正常死亡;

 (3)城市有4,810,000各界人士,被打成歷史反革命、現行反革命、階級異己分子、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反動學術權威,非正常死亡683,000多人;

 (4)農村有520多萬地主、富農(包括部分上中農)家屬被迫害,有120萬地主、富農及家屬非正常死亡;

 (5)有11300多萬人受到不同程度的政治打擊,557,000多人失蹤。

 (以上數字見楊繼繩:《道路─理論─制度——我對文化大革命的思考》,於2013125日在香港中文大學發表,全文見http://history.dwnews.com/news/2013-12-06/59354483-all.html

 這個規模的人道主義災難,從縱向看,超過中國歷史上任何一個朝代,從橫向看,也超過當代史上任何一個國家所遭遇過的。而這裏還未包括自1949年以來的種種政治運動的非正常死亡人數,以及在大躍進期間因政策失誤導致的大饑荒死亡人數。

 對於中華民族遭遇的這場亙古罕見的大災難,中國人民本來就應該好好地去研究、反思,以避免將來重蹈覆轍。遺憾的是,中國人民目前尚未有這個權去做這件事。連巴金先生關於建立一個「文革博物館」的建議都被迫胎死腹中。這樣我們的民族又如何能總結歷史的經驗教訓呢?

 避免歷史災難重演

 反觀歐洲,在蘇聯東歐共產主義崩潰後,歐洲各國(包括前共產主義國家)都紛紛建立起「共產主義罪行」博物館、紀念館等等。歐洲議會2006年通過 1481號決議,要大家銘記共產主義曾經對人類造成的嚴重災害。歐洲國會則在2008年通過《關於良心和共產主義的布拉格宣言》,強調牢記歷史教訓是為了永遠不再發生這些災難。歐洲百多位知名政治家還在2010年集體發表了《共產主義罪行宣言》。這些決議後宣言,都要求大家共同研究像共產主義這類極權主義是怎樣產生,為什麼它會有欺騙性,它在歷史上產生了什麼災難,在現實中還有沒有餘孽未清,人們要從中吸收什麼歷史經驗等等。為了使後代了解前人所受過的災難,歐洲議會還通過以每年823日為共產主義災難紀念日(或稱「黑絲帶日」)。此外,很多國家都成立了專門研究專制主義的機構,例如德國成立了以漢娜.阿倫特命名的極權主義研究所(Hannah Arendt Institute for the Research on Totalitarianism)等等,目的就是要人民不要忘記血的教訓。歐洲人很明確地表示,所做的這些事,目的只有一個:避免極權主義復活、避免歷史災難重演。

 從歐洲人的反思來看宋彬彬的道歉,她的重要意義就在於,在中國人民還不能公開討論這些事情之前,她提醒我們,中華民族要最終結束「一黨專政」的極權主義制度,國家和民族才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