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政司司長袁國强本月初才 以所謂「幽默」的方式，表示不會評論公民提名是否合乎《基本法》的問題，而且現階段仍會採取「曖昧」的態度。但到今天，這位資深大律師卻忽然「出櫃」，畫 出腸地質疑公民提名以及政黨提名會令提委會的實質提名權被削弱，「可能被認定為不符合《基本法》」。
袁國强作為特區政府的最高法律顧問，在5個月諮詢期還剩下3個餘月的此時此刻，忽然不再曖昧，更反守為攻，究竟要意味些什麼？而事實上，過去兩任律政司司長梁愛詩和黃仁龍，雖與袁國强一樣在其任內身兼政制3人組成員，卻甚少會如袁國强般親自出擊，宣示特區政府的立場。
政制3 人組以至袁國强本人要意味些什麼，只有他們才知道；實際效果，卻顯易而見：就是餘下3個多月的諮詢期中，大家都知道特區政府不會接納公民提名乃至政黨提 名。袁國强的文章將能收灌輸之效，以致公民提名的討論將在和平佔中暫且乏力之際、學民思潮主張的5區公投成勢之前，無以為繼。
袁國强對公民提名的立場忽爾不再「曖昧」，卻不代表他的行事方式不帶曖昧：他的「鴻文」正好向全港關顧政制前途的人說明，為封殺真普選，此君可以去得幾盡，可以要多曖昧有多曖昧，要多過分有多過分。
例如，袁國强引用到普通法中的expressio unius原則（此拉丁文全句本為expressiounius est exclusio alterius，意指當條文已具體列出某件事的一項內容，則代表已排除沒列出的其他情況 ），去「解釋」《基本法》第45條的寫法「只明確指出由提名委員會提名，其他人士或機構不可能同時享有提名權。」
此一說法，在文章刊出當日同一日的《信報》報道之中，已被香港大學法律學院首席講師張達明「秒殺」。張達明舉例，《基本法》第158條規定，若香港要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釋法，應由終審法院在判決前提請，但1999年的特區政府卻堅持自行提請釋法亦符合《基本法》。
袁國强的文章使出expressio unius這個原則，一方面顯示他為封殺公民提名，就連打倒「昨日的特區政府」都在所不惜。而且，袁國强更選擇在終審法院1999年就港人內地子女居權案（吳嘉玲案）頒下判決的15週年正日，在11份報章及政府網站刊出他的「鴻文」。
或者袁國强還嫌expressio unius這個普通法詮釋原則不夠明白，因此還要舉例。他稱，《基本法》第59條說明特區政府是香港的行政機關，第62條則列舉特區政府的職權，「《基本 法》雖然沒有明確指立法會不能行使行政職權，難道可辯說立法會有權取代政府行使行政職權嗎？答案顯然不是」。
只要稍讀過一下《基本法》的人都可按同一邏輯反問袁司長，《基本法》第73條詳細列出立法會的10項職權，但其中卻不包括成為選委會組成部份，可是過去4次行政長官選舉之中，全體立法會議員都是選委會的當然成員，毋須再行選舉或互選晉身選委會，這樣安排有否超越《基本法》給予立法會的職權？
究竟，是expressio unius只對《基本法》某些條文適用，甚至只在袁資深大律師認為適合的時候適用？還是，過去4次行政長官選舉根本都是在違反《基本法》的情況之下舉行？
而如果過去4次行政長官選舉都沒有違反《基本法》，那麼為何將《基本法》第45條解讀為可以包括由提委會提名以外的其他提名方式，卻是違反《基本法》？
此外，這位大律師公會前主席更在「鴻文」中點出，「由於該條款的文字十分清晰，政府一直強調提名委員會擁有實質提名權。若任何提名方法繞過提名委員會的提名程序，或削弱其實質提名權，都可能被認定為不符合《基本法》。」
而同一時間，他又引述終院首席法官馬道立在2013年4月一次演講中的話，指出「若文字清晰及不存在模稜兩可之處，則也許沒有空間或需要去作進一步推敲。」
惟試問，《基本法》哪裏有提到提委會的提名權是實質的？各位《852郵報》的讀者大可跟我們一同翻遍整部《基本法》，試試尋找《基本法》裏頭哪兒曾出現過「實質」一詞或任何相同意思的字詞，證明《基本法》關於提委會提名權的規定，是「文字清晰及不存在模稜兩可之處」。
找到的話，請聯絡金鐘道政府合署高座的律政司司長辦公室或山頂施勳道19號律政司司長官邸，看看有否獎品或獎金。
若然《基本法》真的沒有指明提委會的提名權必須是實質的，那麼同時容許公民、政黨、及／或立法會議員平衡地提名候選人，又或由他們聯署後交由提委會確認為提名這些候選人，又如何與《基本法》的條文相違背？
袁國强除了是律政司司長和資訊大律師，還當過大律師公會主席兩年，並在第一年任期快將完結時獲委為廣東省政協委員。此外，他還當過高院原訟庭特委法官和暫委副司法常務官，和樹仁大學法律與商業學系兼任教授。
如此履歷在官場之中相當完美，卻不代表袁國强就是intellectually honest（知識上具誠信）的人。
為阻截公民提名，袁國强不惜以「有意見認為…」、「亦有意見強調…」這些字眼，去不具名引述並且反駁前首席法官李國能在1999年吳嘉玲案的判辭的內容。
李官當年在判詞中提出，《基本法》是一份「活的文件」（living instrument），應透過詮釋相關條文確定其立法目的（purposiveapproach）。袁國强則認為「這些意見雖然符合解釋《基本法》的基本原則，但卻忽略了《基本法》第45(2)條的清晰文字」，繼而再藉先前提到馬道立的話去駁斥。
李官那份判辭，在1999年1月29日頒下，翌日有親北京報章在社評中指出，「毫無疑問﹐終審法院昨日就港人內地子女居港權問題作出的裁決﹐是本港在「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下﹐按照「基本法」有關規定﹐行使終審權力的一次充分體現﹐是司法獨立精神的一次高度展現。」
不過，這份「充分體現」、「高度展現」的判辭，在5個月後，亦即6月26日，便被全國人大常委會以「釋法」為名變相推翻。
而至到15 年後的同一天，在忽爾出手封殺公民提名的律政司司長眼中，已變成「有意見認為…」、「亦有意見強調…」。如果，袁國强出手就是意味特區政府正式宣告「有商 有量」、「一齊講、一齊聽」都不再，那麼，同一份判辭15年後的再遇，是否就正意味着法律、法治，都已淪為包裝政治的遮醜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