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怡：菲人質事件何以解決無望

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接見梁振英時，指示內地部門跟進人質事件。接着中共外交部發言人表示支持香港特區政府與菲律賓政府就此事保持密切溝通和協商。這就是中共的跟進了。於是一直冷待梁振英的菲總統，終於額外開恩與梁談了二、三十分鐘，會後菲傳媒報道，菲總統阿奎諾三世表示，不會就馬尼拉人質事件道歉，因為錯誤是騎劫旅遊巴的槍手造成的，在菲律賓文化中，不會代其他人的過錯道歉。阿奎諾還說，梁振英對這文化差異表示明白。

這是甚麼文化？是哪門子的差異？兩個月前，菲律賓總統派出代表佩雷斯到台灣，向今年5月被菲國海巡人員槍殺的台灣漁民洪石城的家屬道歉，兼賠償約260萬港元。這難道不是菲國海巡人員的錯而是菲總統的錯乎？人質事件中殺人的固然是槍手，但菲國官員處理失當也是人所皆知的事。任何文化，掌權者都要為自己下屬或子民的過錯扛起責任，儘管過錯與掌權者本人無關。

菲總統表示會安排受害者家屬與菲律賓總領事會晤，但內容只是「解釋菲國法院的處理」。道歉賠償既已被菲總統拒絕，也就是說，會晤也不會有甚麼成果了。

十九世紀英國啟蒙思想家John S. Mill（1806-1873）說過：「集權和獨裁統治，政權的主要精力是對付內部人民的，他們害怕內部勢力遠甚於外部勢力。自由社會也一樣，只不過民主政府被剝奪了壓迫人民的權利。」

集權統治害怕內部勢力很清楚，這說明為甚麼中共國的維穩費大於國防開支。掌權者不是害怕人民，他們有壓迫人民的權利。他們是害怕反對勢力形成組織。民主政權的主要精力也是用來對付內部人民，但因為政權被剝奪了壓迫人民的權利，所以必須不斷對應人民的要求，必須應付國會、媒體和不同利益的社會組織。美國總統在國際社會呼風喚雨，似乎不可一世，但在美國國內，就一天到晚求國會、見媒體，還到餐館輪外賣，見不到在國際上的叱咤風雲矣。

同一個菲律賓，為甚麼海巡人員槍殺台灣漁民事件，短短三個月，菲國即轉軚道歉兼賠償；而香港人質事件拖了三年多不予理會？真正原因就是台灣當局在民間壓力下，為維護尊嚴，對菲律賓實施11項經濟制裁，其中包括凍結菲律賓勞工申請赴台工作，三個月總計影響14,000多名菲傭赴台。而香港的制裁只是無關痛癢的發個黑色旅遊警示，菲律賓真是睬你都儍。

香港菲傭人數有15萬，遠多於台灣。菲傭是菲律賓的外匯來源和經濟命脈，香港最有本錢向菲律賓施壓。倘若香港也凍結菲傭申請，不需兩個月，菲政府在人民壓力下豈能不跪低？可是別說港府，連一般市民、社會輿論、立法會議員都沒有提過這樣的制裁措施。老百姓既沒有權，從政者也擔心若要市民犧牲一點請不到菲傭的不便，會丟失民心。政府覺得沒必要向外國政要爭取自己內部人民的權益和尊嚴，人質事件也就這樣拖延至今。

中共表面很有強國體面，實際上在香港人質事件中對付不了一個菲律賓。因為香港人處於無權狀態，對特府沒有壓力；特府對中央只有順從也全無壓力。死幾個香港人，在北京、在特府高官眼中只是個數字。要經濟制裁菲律賓，得問過北京；北京從中共國在東亞的戰略考慮來看，也是中菲關係重要，不會把人質事件看重。事實上，中共自建政以來，從來沒有重視過中國人的生命與尊嚴。大陸的種種倒行逆施的苛政不用說了。1975年在金邊，1998年在印尼，大量華人遭屠殺，中共國的大使館拒保護，中國政府沒有發表任何聲明，倒是美國政府發聲明要求印尼停止屠殺，否則美國會發動戰爭來制止。兩次都有當地華人拉起橫額，上寫：「寧做美國狗，不做中國人」。

中共國有外交嗎？外交是內政的延伸。沒有民主的政權，對內就有壓迫人民的權利。延伸至外交，就是面子最重要。不惜犧牲土地求和，以及要百姓勒緊褲帶去援外。香港沒有民主，市民缺歸屬感，只是自顧自，很少人願犧牲些小利去維護香港人的尊嚴。因此儘管有15萬菲傭作籌碼，也沒有台灣人那種承擔。人質事件使我們想到，只有立足於本土去爭取民主，香港才有將來。

安裕周記﹕山崎豐子之逝帶來的肅殺

香港版「白色巨塔」正在般咸道上演之際，原作者山崎豐子去世了。香港大學過去兩天的爭鬥，以日本民俗所稱「米壽」八十八歲高齡大去的山崎豐子恐怕也寫不出來，當中的政治絕不是《白色巨塔》中的那所醫學院所能想像。作者已矣，如何能將香港版白色巨塔清楚勾勒，這個瀕於爆發的海港城巿，正期待有著山崎豐子般世界觀以及鍥而不捨努力的公民社會。

　山崎豐子去世在日本帶來震動，我在日本雅虎鍵入「山崎豐子」，出來的是至少盈百訃聞及追憶。以日本社會的快速嬗變，一個六十年代崛起的作者何以能夠長期成為暢銷書榜常客，這是相當有意思的一回事。要知道，日本出版業在亞洲以至世界都是名列前茅，兩大文學獎純文學的芥川獎及大眾文學的直木獎一年各頒兩回，新銳冒出氛圍裏山崎豐子依然令人期待，那不純粹是如風筆觸，而是字裏行間說出真相的大勇。

　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作者，山崎豐子的年代是日本追求由內而外蛻變的時代，那是六十年代。當我們今天在《1Q84》尋找村上春樹企圖在書頁之間突顯的時代及理念，山崎豐子和同年代的本多勝一便是最好的註腳——新聞記者與作者二而一的身分在他們的作品滲現出來；那是統治者稱為「天下大亂」的六十年代中葉，一批批從舊式制度破繭而出的社會派年輕作者把日本自身翻了個底朝天，「覺今是而昨非」的自省滿溢，改變了文壇也改變了日本。

　山崎豐子著作等身，香港日本書店的山崎豐子文庫本長賣長有，台灣也翻譯過幾部她的作品，包括《白色巨塔》以及《不毛地帶》等。十幾年前中國大陸曾與日本合拍《大地之子》，黑澤明御用演員仲代達矢是主角，片中幾段對白是以中國話唸出來，驟聽與東北口音無異，老派演員的功課做得深足令人激賞。不過，姑勿論作品主人翁是誰，山崎豐子的巨大歷史跨度是特點——《大地之子》是侵華戰爭後日本少年松本勝男流浪中國被老百姓收養的故事；《不毛地帶》是關東軍軍官壹岐正在蘇聯戰俘營收監後回到日本的變化。這些跨國跨年代的巨構（《不毛地帶》中譯本三冊，每冊厚逾吋，以質以量而言堪稱巨著）比諸小眉小眼的私小說確有從外表到內涵的巨大分野。

　大小說與私小說的分野

　山崎豐子作品很多帶有這種大時代況味，不獨她一人，六十年代日本作家很多有著從戰後悔懺走向自我新生的社會派特色。同年代的女作家有吉佐和子與山崎豐子一樣閃亮，一九六三年的長篇小說《並不因為膚色》至今膾炙人口，說的是一個日本女孩嫁給美國黑人士兵隨夫回到美國的遭遇，東方婦女眼中觀察美國種族歧視的社會不公；更有挑戰複雜社會問題的長篇小說《綜合污染》，一出即銷百萬。這些女性作者俱是在戰後的新日本時代成長，她們目睹為期五年、日本戰後曇花一現的政治多元，也看到美國艾森豪威爾政府的亞洲政策如何令右翼思潮重臨扶桑，然而一九四五年到一九五○年雖是短暫的五年，但日本人民眼睛從此開張，看到自己也看到世界，社會派作者在反美反越戰大纛之下奮起，先對準日本，再對準世界。

　這是一個絕不容易的成長歷程，從作為美國附庸起而挑戰並反對美國為核心的親西方意識形態，這需要志同道合的民間聲援。六十年代初的第一次反對美日安保條約示威深深觸動社會，戰後第一代社會派作者躍然而出。在長長的名單中，必須提到兩個名字，一是《朝日新聞》記者本多勝一，一是推理小說家森村誠一，兩人有時間上的先後，但終極如一，以不懈努力及無比勇氣，對戰後美日協作的政治格局以筆桿寫出挑戰書。

　《朝日新聞》當年是日本銷量第一大報，是日本政治所言的「護憲派」，以力守和平憲法為己任。兩年前公映的電影原著自傳體裁小說《我愛過的那個時代》，書中主人川本三郎出身東京大學法學部，卻一心要做《朝日新聞》記者，第一年考不上，留在東京打散工不考律師試。一年之後，川本再考《朝日新聞》，主考官見他去年曾來過，二話不說就取錄，「好，我們一起來幹吧」。那是戰鬥的年代，於是才有本多勝一這樣的優秀記者。現實裏，本多勝一曾於六十年代受《朝日新聞》委派四度到越南採訪，從一九六六年起撰寫大量戰地通訊，他看到美軍在中南半島叢林的慘敗，更看到美軍恣意屠殺手無寸鐵的越南人民，於是想到一個問題：日本皇軍在中國是不是也做過這樣的惡行？

　本多勝一的時代意義

　一九七一年，本多勝一首訪南京，進行大量大屠殺倖存者訪問，回來之後在《朝日新聞》第一版刊載南京大屠殺真相。這是當時戰後近三十年日本主流傳媒公開屠殺實的第一次。本多勝一的做法掀動有良心的日本作者挖掘真相的動機，雖然在右翼思潮濃烈的日本他們被人告上法院，但一部一部揭露日軍在華暴行的新書仍是接連出版。之後，推理小說作家森村誠一經過長時間蒐集證據，多次親訪中國東北，寫出更駭人的《惡魔的飽食：石井七三一部隊》。可以說，日本侵華期間在中國東北以老百姓做生化武器試驗品，第一個完整並有系統揭露的是森村誠一。時至今日，讀者仍不能忘記書中引述日本軍方把用來試驗化武的中國平民代號為日語拼音「馬路大」；把有毒物質注入人體後看活人顫抖至死的詳細紀錄，都在書中一一出現。

　六十年代日本社會便是這樣充滿思想重建色彩，社會派作者躍躍欲試改變一九五五年建構的自民黨「五五體制」保守主義，從而給予日本新的意識形態定義。山崎豐子與有吉佐和子作品一紙風行的原因，便是在拆卸日本舊有體制的同時建構多元意識形態。《白色巨塔》是說一家大學醫學院的爾虞我詐，然而放在日本社會架構，醫學院的潔白乾淨旁人不敢侵擾的特質，客觀上就是東京霞關以至皇宮一帶政治中樞的「閒人不得擅進」；表面平和的醫學院揭出來的竟是如此惡濁，權力政治混雜不堪，都是密之下的臭屎一陀。至於《大地之子》及《不毛地帶》的隱喻就更明顯了，是對若干年侵略戰爭的自我救贖。今天回看，山崎豐子及本多勝一以至森村誠一的作品當年洛陽紙貴，客觀上日本社會當時處於蓄勢待發年代，多元文化在經濟高度發展之下日益遠颺。

　主觀上，山崎豐子等作者一力推動的大小說或恢弘歷史觀，是帶出像《華麗一族》、《大地之子》甚或《不毛地帶》的不甘埋首私小說的強大企圖心。這就必須源自作者自身的世界觀體驗，山崎豐子曾是《每日新聞》記者，觸覺敏銳，大阪出身的關西人細緻性格建構了觀察入微的特質（這裏推薦她的散文《我的創作，我的大阪》，比小說更高成就的大阪民俗學）。有吉佐和子六十年代初曾獲洛克斐勒基金會資助訪美考察，回來寫出刺中美國隱性階級設限的《並不因為膚色》。視野的調節帶動思想巨變，一整代日本作者在六十年代這十年跟上世界潮流班車，給自己的寫作生命賦以新章。

　日本最有活力的十年

　今天日本再無這種活力和土壤，四十年間的總保守思潮帶來戰後最保守時期，自由主義作者死一個少一個，留下是村上春樹碩果僅存的少數。也許，在日本國外的巨大支持聲音當中，村上春樹可以自由游弋於《1Q84》批判昭和時代的「一九二六年大正天皇駕崩，年號改為昭和。在日本黑暗的陰霾時代也即將拉開序幕」，也可以接連以反對日美安保條約作為作品主線。我一直在想，一天村上春樹擱筆，兩次安保鬥爭的故事誰會繼續筆耕，先不說已無人對南京大屠殺和七三一部隊再深挖下去。山崎豐子去世，大小說作者是否後繼有人，作為異國讀者，初秋時分明媚陽光裏的肅殺心情揮之不去。

　後記

　這是後話。

　山崎豐子六十年代曾發生被指抄襲事件。因為年代久遠，年輕一代也許不得而知，這裏不妨提出來以供一閱。

　一九六八年，山崎豐子的《花宴》在雜誌《婦人公論》刊登期間，被人投書指摘涉嫌抄襲美籍作家雷馬克（Erich Maria Remarque）的《凱旋門》，後來又有人說某些內容與日本作家芹澤光治良的《巴黎夫人》相似。當時山崎豐子因為《白色巨塔》面世後人氣極盛，《花宴》在連載期間好評如潮，未結束連載已獲「讀者獎」，詎料就在此時有讀者投訴。當時的解說是秘書蒐集資料不當，山崎豐子隨即退出日本文藝家協會，一年後復歸。到底事件真相如何，山崎豐子、雷馬克和芹澤光治良都先後去世，是一個永遠不會有答案的質疑。

林行止: 佔便宜基因世代相傳

一、自從中共制定八項規定以來，內地各級官員一時適應不來，「吃喝玩樂頂風違紀」受查處的個案，時有所聞。據三月二十日本報「兩岸消息」版消息，官場中大吃大喝，早是常象，所以如此，皆因「官員多認為公務接待利升遷」。這種浪費或利用公帑「益人利己」的現象，可說是我國「固有文化」一部分，如今北京三令五申，即使「殺雞儆猴」，恐亦難收治本之效，以官員數千年來動用「納稅人的錢」送往迎來吃喝玩樂的基因，已深深融入「國魂」之中，因此，除非革新公務員制度、大幅度提高官員薪津及各項福利（特別是「離休」後的福利待遇），加以在意識上須通過長期教育及領導人的「身教」，同時一定得鏟除當官不是為了個人私利（承認人是自利挂帥的「經濟人」即選擇當公務員是對本身最有利的決定）而是作出自我犧牲以服務人群的封建思想，惟有如此，中共要求公務員「堅持勤儉辦一切事業，堅決反對講排場比闊氣，堅持抵制享樂主義和奢靡之風」，才有望收到一點效果（肯定不能根絕）。從「務實」層次看，以公帑作種種足以利他惠己有增進個人福祉的享受享樂，是貪腐的一部分，是變相（in kind）的賄賂。事實告訴大家，內地官場貪腐手段全面化，由來已久，成為傳統，升官發財此一「古老思想」深入民心且有事實為証，那正是何以內地有約百分之七十六大學畢業生的志願是當公務員的底因。一句話，當公務員是增進個人物質福祉的快捷方式，不必諱言，內地大學生大多是阿當．史密斯筆下的「經濟人」或是佐治．史特拉（G. Stigler）所說的「最大福祉追求者」（utility-maximizer）！順便一提，俄羅斯大學生選擇當官為第一志願的比率亦相當高，在百分之五十上下﹔反觀歐美，比率與經濟盛衰逆向而行，經濟旺盛時少人樂意為「人民服務」，反之則上升，以美國為例，二○○九年「願打政府工」的應屆畢業生達百分之十六，至去年已降為百分之六（對五十州五百九十九家大學一共三萬五千四百零一名學生的調查）﹔歐陸和英國的比率在百分之五、六之間﹔新加坡更低至百分之二點二—新加坡部長級官員薪津優厚冠寰球，但一般中下層公務員薪津不高且有很多公務員守則必須嚴格遵守，因此少人樂意做小官。

二、大概從秦朝（公元前二百年左右）開始，政府便改變戰國時代（公元前約五百年）「養士」（只為下屬提供膳宿）的做法，對官員發放俸祿（薪津），而為表示體恤下屬，仍供膳食，唐朝崔元翰（鵬）的〈判曹食堂壁記〉指官辦食堂古已有之：「古之上賢，必有祿秩之給，有烹飪之養，所以優之也」。有了薪給，飲食當然貴官自理，但當年交通不便，官員大多留宿官府（前官廳後宿舍），其飲食或自行處理或由家人送來，俱非善法，以至有的官員三餐不繼，不得不「枵腹從公」，皇上「體察下情」，才下旨辦「烹飪之養」。對某級別以上的官員供應三餐……。「食公家」的傳統，由此而來。由公家供養日常飲食之外，據〈春秋時代的財政狀況〉（出處見八月二十二日本欄）的考証，凡鬼神祭祀、出師餞別、興工典禮、朝聘慶吊、盟會交際等「敬鬼神」或社交應酬，莫不以飲宴形式出之，有關官員趁機大祭「五臟廟」，一切開銷皆由公帑支銷﹔隨著「時代進步」，公帑還用於慶祝四時八節的游宴，而這類節日的節目數不勝數，如元正（皇帝正月初一〔元正〕見群臣稱正會亦稱元會）宴、冬至宴、寒食宴、中秋宴、重陽宴，還有改元建號的定鼎宴、皇上慶生（「聖節」）的萬壽宴、皇后生辰的千秋宴、文科大試的鹿鳴宴、武科大試的鷹揚宴、慶賀同僚升官的燒尾宴（紅燒鯉魚尾象征鯉躍龍門之兆）、勸農春耕的耕田宴（還要為「出郊」〔下鄉〕勸農的官員設「公筵」）、親民敬老的千叟宴以至「旬設」（每十天用公帑「宴犒」駐地將校並由「處局級」文官作陪）。吃免費全餐，在「腰帶漸寬」是福相而高血壓膽固醇不知為何物的年代，眾官員拚命大快朵頤，吃得腦肥腰圓……。官員飲宴的開支雖以千奇百怪的名目出之，但千裡來龍，最後必定由公帑「結賬」﹔這種大吃大喝的官場常規，經濟多元發展後，還有「歌舞助興，小姐勸酒」，把程朱「存天理滅人欲」的教誨拋諸腦後。完顏紹元在《趣說百代官場生態》引清道光年陝西糧道張集馨的《道咸宦海見聞錄》，說當時官場「大宴會則無月無之，小應酬則無日無之……（官員）終日送往迎來，聽戲宴會……」，以至「官寺（衙門）空曠，無人案事（無人辦公）」。每當「太平盛世」，這類飲宴娛樂便「大躍進」，至明代更是窮侈極奢！「終日酣嬉淋漓，徹夜不休」，不少官員因此「公事例案，閱之不甚了了」……。官風不正、官箴不彰、綱紀蕩然，「政由賄成」，貪污腐敗由是而生。雖然各朝都有地方官不得與鄉紳商賈勾結的禁例，但「下有對策」，自古已然（當然於今尤烈），台灣史家巫仁恕在《品味奢華—晚明的消費社會與士大夫》（台灣中央研究院叢書）一書記之甚詳（據作者的界定，士大夫指在職官員與退休鄉紳，同時包括舉人、監生及生員等）。晚明吏治昏暗，以至在社會矛盾激化中崩潰……。事實上，歷朝的衰亡的導因，大都由貪腐至民不聊生而種下禍根。

三、歷朝官場假借種種名目以「納稅人的錢」大吃大喝並於飲游宴玩樂場合上達成「官商互通有無」之象，未因改朝換代而有改善，以公務員體制只是換湯不換藥，陳陳相因、一如舊貫。造成這種現象的一個原因是俸祿菲薄，到了清朝亦是如此，雍正因此頒旨給地方官一份「養廉錢」，希望透過這種額外補貼收「高」薪養廉之效，結果當然全無（這命題日後再作一文）。即使到了科網時代亦然，現今內地官員假公濟私於盜佔公帑並向生意人強索金錢之余，用公帑吃喝玩樂之風燒遍神州各地，據本報一月三十日題為〈一天六場飯局血壓暴高〉的報道：「內地官場飯局講的是面子、任務和仕途……。」「請你吃飯，請的不是你這個人，而是你的位置、權力，你能給的資源」……。習近平主席三令五申要「禁奢去侈」，藉以「改進工作風、密切聯系群眾、貫徹八項規定的新要求」，所謂「三公消費」（公款吃喝、公款買車、公款出國）急煞車，馬上令今年首季餐飲收入比去年同期跌百分之五點一，看情況跌幅必會加速……。不過，以內地仍打出「為人民服務」的旗號，公務員制度尤其是津給福利等既未大幅提高亦未制度化，官場飲宴娛樂之風，看來會與貪污一樣，在「風頭火勢」過後又重燃！內地（和以清高自詡的台灣）公務員扒錢猛吃，「情有可原」，以他們要為「人民服務」或立誓要「計利只計天下利」（變相的利人不利己），因此表面不嫌低薪少福利，可惜貪婪之心長存，見白花花的銀子和山珍海錯，便自然而然地上下其手、張口大吃……。和內地（歷朝以至國民黨〔大陸和台灣〕和共產黨治下）比較，現在香港公務員的「廉潔度」不算差，但「過去」完全不一樣。眾所周知，在七十年代以前，香港官場貪腐之厲害，大小商人（巨賈以至街邊小販）莫不深受其苦，升斗小民更無一幸免﹔但自從廉署成立後，為令其「竟全功」，公務員待遇（薪津升遷福利醫療等）大幅提高，貪腐之風果然有明顯收斂但遠離根除之途（不然廉署的重要性會淡化其編制亦不必像今日之龐大）。然而，饒是物質（偶然還有無形收益如勛名如社會知名度）報酬非常優渥，仍出現前廉政專員涉嫌濫用公帑於酬酢、饋贈及外訪（豪飲豪送禮兼游埠）等滿足一己口腹之欲及虛榮心的「丑事」，頗有「古風」，華人的劣根性盡現。港官在有形無形收益高於常人的情形下仍如此「不長進」，筆者只能歸因於國人的基因確有問題！在權力獨大（毋須受法律及守則規限）或監管不足的情形下，心智不純、心志不堅的公務員，其「吃公家」佔便宜的基因便很易發作。「湯顯明事件」亦可作如是觀。

馬嶽﹕從埃及到香港 ——民主的實質和程序價值

兩年多前，「阿拉伯之春」令全球支持民主的人大為振奮，某些多年的專制政權被人民運動推翻，打破了中東人回教徒不支持西方民主政制的迷思。但最近部分這些中東國家的民主發展並不順利，西方學者紛紛討論轉型期管治（transitional governance）的問題。特別是埃及的形勢出現大逆轉，民選的總統穆爾西被大規模示威及軍人逼下台，軍人控制局面後除了大幅鎮壓抗議的穆爾西支持者，帶來大量傷亡外，並大力打壓穆斯林兄弟會，最近更禁止穆斯林兄弟會公開活動。可以說，埃及短暫的民主窗口已經關上。

不少人在埃及的大規模衝突及民主逆轉後，便藉此提出對民主的質疑，例如質疑埃及民眾以群眾運動推翻專制，這種「激進」的手段不能帶來長治久安，又或者是那種「民主不能一蹴而就」的質疑，以至「普選非萬能論」等。從西方民主化理論的角度看，埃及的經驗是民主價值和民主制度如何鞏固的問題，反映了埃及人仍未內化民主的程序價值，但難以就此否定民主政制的價值。

程序價值還是實質價值？

有些人支持民主，是因為相信民主的程序（procedural）價值，包括經由公平的選舉產生政府、政府權力受憲法制約、平等的人民政治權利受到重視、政府依憲法和法律程序運用權力、公民權利得到保障等。有些人支持民主，是因為相信民主的實質（substantial）價值，包括民主政制可以帶來更好的管治、更好的政策、令自己的生活可以改善，以至民主可以帶來法治或其他政治層面的改善等。

埃及民眾不滿穆巴拉克的管治，要求其下台並推行民主選舉，可以是同時相信民主的程序價值和實質價值，在支持民主普選時，亦希望和相信民主普選可以改善施政和生活。問題是當民主選舉產生的穆爾西政府表現不似他們預期，沒有帶來他們心目中的實質的（substantial）改善或好處時，他們是否選擇用符合民主程序的方法來更換政府。

政治學者會認為，只有人民相信民主的程序價值，才是真正認同民主政體的核心價值。因為部分民主政制可帶來的實質好處（substantial values），有時在其他政體下也可能落實，而且如果人民要的只是實質的利益，他們便容易接受以不民主或合法範圍以外（extra-legal）的渠道獲得這些利益，而選擇放棄民主原則或程序。

埃及的故事正是：埃及民眾可以接受以合法範圍以外（extra-legal）的渠道，包括援引軍方的支持趕穆爾西下台。軍人介入後示威民眾不單沒有抗議，反而額手稱慶。但當軍方大權在握，可以隨意鎮壓穆斯林兄弟會的抗議者、封閉其報紙，甚至禁止其公開活動，民主的程序價值便岌岌可危。如果人民只重視結果而不懂珍惜程序價值，到了軍方可以恣意侵犯結社自由時（穆巴拉克年代甚至未有禁絕穆斯林兄弟會），便完全不能保證民主社會了。

台灣是鮮明對照

一個鮮明的對照是當年的台灣。陳水扁貪腐引來「天下圍攻」，但台灣民眾並沒有以暴力或憲法以外的手段趕陳水扁下台，而是用了成熟民主體制中的常用方法：在下次選舉中以選票令執政的民進黨下台，然後在陳水扁落任後，以司法程序將其繩之於法。（這裏當然有台灣總統制下的憲制局限：如果在國會制下是可以嘗試去用不信任動議的，但在台灣總統制下如果不能通過彈劾動議，總統又有在任免訴（immunity）的權利時，便只能等下次選舉了。）

從研究民主化的學者的角度看，台灣經此一役便已進入民主鞏固（democratic consolidation）的階段，因為台灣人民已經確認民主選舉是唯一更換公權力的手段，達至民主is the only game in town的階段。在2008年以後，民主作為和平地撤換統治者的制度，已經在台灣落地生根了。

「普選不是萬靈丹」論

另外一類質疑，就是所謂「普選不是萬靈丹」論，指出普選不能解決所有問題，例如不能幫助埃及解決深層次的社會矛盾，所以不要把民主看得這麼重要云云。其實任何這種「ＸＸ不是萬靈丹」的說法，差不多沒有認知意義。沒有認知意義的語句（包括恆真句），有時是很難駁斥的，很多人都看不到明顯的問題（因為太對了嘛）。普選能不能解決香港所有問題？當然不能！因為世界上沒有一樣東西是可以「解決所有問題」的！但這並不代表這不是好東西，不值得爭取。信某個神也不會替你「解決所有問題」吧？那為什麼傳道呢？

這情正如某人生了病去求醫，醫生作出診斷後建議他吃某種藥，然後這人問醫生：「你的診斷是否一定對？這種藥是不是能保證醫好我的病？是不是所有病都可以醫好？」或者甚至問：「你能不能保證我吃了藥就不會病？以後就不會病？不然的話我就不會吃這藥。」我不知道有醫德的醫生對覑這種「有病」的病人可以怎樣做（沒醫德的很簡單：由他不吃藥算了）。

回到香港的實際情，從香港種種文化和價值現象顯示，香港會出現埃及的亂局的可能性極低。香港人對秩序、和平和程序理性已經達到一個迷信與迷戀的程度，在街講一句粗口都要出重案組。有次開會跟縱橫世界各地研究民主化經驗的Larry Diamond談起，他說他覺得他沒見過一個城市比香港更適合推行民主（大意），因為香港人極其平和文明理性，而且香港沒有主要的宗教種族分歧，要以民主政制控制社會衝突相對容易。

愈早落實愈易適應

埃及給香港的重要啟示之一，是像Dankwart Rustow在他1970年的經典文章所言，建立民主政制是需要一段頗長的時間各方適應（habituation），學習用民主程序去解決社會各項矛盾的。從這個角度看，民主政制落實愈早愈好，因為要各類社會政治力量學習如何創制及在民主政制下解決各項問題和社會矛盾，是要不斷嘗試的。拖延制度改革，付出的代價便會愈大愈多，對香港的發展的影響亦會愈大。

◆延伸閱讀

1. Dankwart Rustow, "Transitions to Democracy: Towards a Dynamic Model," Comparative Politics (April 1970), pp.337-363.

2. Larry Diamond and Leonardo Morlino eds., Assessing the Quality of Democracy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