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日話題﹕我們最幸福 順民心態澳門製造

文  譚蕙芸

兩周前，我登上了往澳門的水翼船。這次旅程有點不一樣，以前只會到食店，豬扒飽、燒乳豬、水蟹粥，通通今次要照去，順路經過葡式古蹟，還要扮文藝青年留影。但不同的是，這趟我特意要求澳門朋友增加兩個景點：立法會選舉票站及候選人競選總部。

我知道，這是一個莫名奇妙的「政治考察」。澳門選舉在港人心中，除了千奇百趣疑似「賄選」手法（如派發印有候選人頭像的薯片，託兒所寄學生手冊給家長時夾競選單張，包起酒樓任飲任食，出動電單車載員工投票）。然後，就只剩下鄉親派商人惡鬥民主老手的老掉牙戲碼。簡單一句，香港人「看不起」澳門選舉。

這一種「看不起」，是基於澳門政治局勢，整體比香港建制得多。香港廿三條引發二○○三年五十萬人遊行；澳門廿三條卻在二○○九年悄悄通過。香港政改明年或會引發劍拔弩張的佔領中環；澳門去年完成的政改，立法會直選議席比例沒加，特首選舉基本上還是小圈子。澳門民主派也曾就政改掙扎過，搞了一場數千人的民間投票，但瞬間愛國陣營卻可急召十萬份意見書力撐，可見澳門反對派猶如螳臂當車。今次澳門選舉民主派敗陣，也窺見澳門建制勢力牢不可破。澳門的和諧似乎輸入了電腦程式，自動埋位，叫阿爺安心，叫隔鄰港人震驚。

與其說是震驚，更多是大惑不解。和內地不同，澳門人可自由閱覽香港傳媒，家家戶戶看香港電視新聞，而且原汁原味，不像內地遇到政治禁區會插播廣告。不少澳門的士司機收聽香港的電台；不少澳門人讀「反動」的《蘋果日報》。澳門人上facebook沒問題，不像內地要翻牆。但神奇地，澳門人大量飲用香港傳媒奶水，對民主抗爭信息似乎免疫。學者發現，澳門人不但比港人更愛國，亦較順從政府。我的澳門朋友多次說：「澳門人係怕事。」學者也戲言，澳門猶如「半個解放區」。

我跟身邊的港人談這事，大家闊佬懶理，更形容「澳門跟大陸一樣吧！」我聽到這裏有點忐忑。明明只隔一小時船程，不少澳門人在港求學工作，收看一樣的傳媒，我不相信，香港人天生叛逆，澳門人基因裏就是和諧。我認為，當香港媒體聚焦討論澳門賄選、民主派失利這些表徵，不如問一個更深層的問題：澳門這些疑似賄選，建制大勝的格局，即使不是澳門人主動選擇，也是澳門人默許的。我會問：為何澳門人如此馴服，接納這種社會現狀？

抱這個疑惑，我赴澳兩次，參加了一個「選舉檢討會」，訪問了澳門民主派人士和多位年輕人，透過學者介紹閱讀相關文獻。我發現，澳門人的「順民性格」源遠流長。澳門公民意識乾涸，源自多年政治文化土壤貧瘠。原來，香港和澳門像孿生兒，同樣經歷殖民，走的路卻近乎相反。連串事件，一環扣一環，孕育了一代又一代比港人更馴服的澳門人。

（一）他們的「六七暴動」

一九六六至六七年，受內地文化大革命影響，港澳均發生群眾運動，結果卻相反。一九六七年在港人記憶是「土製菠蘿」滿地、商台廣播員林彬被燒死。港英政府成功鎮壓，定性事件為「暴動」，事後左派經歷低潮，港人一般覺得左派人士「搞搞陣」、「思想偏激」。

一九六七年前後，澳門同樣發生一場運動，卻是「反殖抗暴」勝利。一九六六年底，澳門華人因建校問題跟葡政府衝突，左派乘勢進行「反殖抗爭」，引發流血事件，八名華人死亡，是為「一二‧三事件」（事件發生於十二月三日）。抗爭期間大量紅衛兵從內地準備入澳，反而中國政府不想於當時「收回澳門」，派解放軍鎮守邊界，再派廣東官員斡旋，最後葡國政府向澳門華人道歉，更賠款告終。自此澳門華人覺得「鬼佬唔夠華人鬥」、「祖國是保護華人的」。

（二）他們的「調景嶺」被消失

回歸前，十一和雙十兩天，香港街頭可見兩種旗幟，共產黨和國民黨在香港社會互相制衡，勢均力敵。老一輩記得，調景嶺寮屋區未拆前，聚居了親國民黨人士，山頭還有「蔣總統萬歲」大字。

相反，澳門的親台勢力，早早被清洗。一九六○年代中「一二‧三事件」後，葡政府應愛國社團要求，把澳門境內國民黨員全部驅走。澳門「關前街」一帶至今有不少丟空舊樓，據老澳門說，是國民黨員敗走澳門時留下的，業權不明，現儼如死城。故此，數十年殖民澳門，親台勢力幾近消失，親北京陣營獨領風騷。

（三）他們沒有「陳日君」

港澳同為殖民地，有深厚教會傳統，兩地天主教徒佔人口比例相近（6-8%）。然而香港天主教較多涉及政治，如回歸前教區公開支持彭定康政改，「天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常參與社會行動。回歸後，前主教陳日君多次論政，教區近日亦表示，若公義不彰顯，可接受如佔中等公民抗命。

相反，澳門天主教卻與中共關係友好。本身是修女亦是學者的梁潔芬分析，澳門教會自一九六○年代「一二‧三事件」後，因在事件裏受到左派人士衝擊，從此少涉足政治。到了一九八○十年代，澳門天主教主教獲邀為基本法草委，是唯一的宗教界代表；相反，香港這邊草委有佛教和基督教代表，唯獨沒天主教。梁潔芬形容，澳門教會傳統上和親中勢力關係「融洽」，相反香港教區偶與中共唱反調，教徒亦較多介入社會，擔當「社會良心及希望」的角色。

（四）他們沒有「黃之鋒」和「華叔」

被稱為「澳門社運女神」、本身為澳門小學教師的甘雪玲，今次替民主派助選，她留意道：「澳門年輕人收到傳單時眼神空洞，像不知道發生什麼事。」她估計，香港通識教育培育了一批關注社會的年輕人，卻難以想像澳門會孕育出一個像黃之鋒這樣的學生。余振等學者亦發現，澳門中學生「愛國」程度高，對民主政治欠深入了解。

身為老師的甘雪玲解釋，澳門學校少談政治，即使有公民教育科，亦只談品德教育和愛國教育。兩地教育界風氣也不同，香港教師工會如「教協」有數十年爭取民主傳統，相反，澳門九成學校是私校，老師要每年續約，工作欠保障，教師對社會議題敢怒不敢言。即使大學也缺乏自由開放風氣。二○○八年澳門推廿三條，四間大學的學生會借澳門大學舉行論壇，主辦單位卻受壓取消活動。

（五）殖民政府的能力

港英政府在六七暴動後，改善施政，吸納民間意見，設立廉政公署，推行免費教育。港人不一定要借助人脈，也可直接與政府部們接觸，辦理生活所需手續。但葡國政府行政效率低，貪污嚴重，加上沒推行葡文教育，華人生活遇上困難，需靠愛國社團「出頭」。余振等學者舉例，澳門以前民間嫁娶要放煙花，棺木要運回內地埋葬，也要靠社團向葡政府周旋才獲得批文。故此，澳人習慣左派社團「庇護」，到了選舉支持社團背景議員亦順理成章。

回歸後，香港經濟表現未如澳門，亦可能引發「港人抗爭，澳人順從」兩種心態。澳門民主派議員歐錦新和吳國昌均指，香港回歸後經濟一般，港青面對「下流社會」，薪金沒上升，更要住房，易生怨氣；相反，澳門回歸後因賭權開放，財源滾滾，二○○六年澳門人均國民生產總值更首次超越香港，澳門人自覺「站起來」，濠江似乎進入了「盛世」，物質生活充裕，民主變得不重要。

澳門年輕人跟我說：「祖國對澳門很好，回歸後開放賭牌，又成功申請世遺，經濟大好，要比『衰到貼地』葡國佬好很多。」也有一說：「以前向葡政府申請證件拖很久，現在政府效率好，公務員『面色』（服務態度）也好了。」當香港青年懷念港英時代，高舉英國旗；澳門華人極少懷念葡萄牙，類似「港獨」或「本土自治」論述，難以在澳門生根。

一個澳門人的心路歷程

在澳門土生土長，後赴香港讀大學，現於香港傳媒工作的L，跟我解釋「一個澳門人的心路歷程」。她說，小時候在澳門只知努力讀書，對社會毫不關心：「六四，我覺得不關我事，好似旁觀者，覺得香港好煩。」即使澳門人大量收看香港傳媒，但大家總有辦法「視而不見」。

我問她，澳門人不抗爭，是害怕打壓嗎？她努力回憶：「連害怕也說不上，更接近是『沒感覺』。」L來港求學工作後漸漸發現自己開始認同香港價值，覺得澳門愈來愈陌生，心裏頗難受：「覺得自己兩邊不是人」。今次特意回澳門投票，結果民主派失利，很失望：「澳門如今『窮得只剩下錢』，跟北韓人活在極權下仍自覺『我們最幸福』的心態差不多。」

怕涉政治飯碗不保

澳門人怕涉足政治，其中一個原因是擔心飯碗不保。在澳門期間，不同場合有人認真問我：「為什麼戴耀廷不會因佔中丟掉教席？」「為何學校不向黃之鋒施壓？」聽到這些問題我訝異不已。問的人，一個是留學回來的澳門人，另一個也是知識分子。

原來，澳門是一個小城，數十萬人口，大家互相認識，行頭很窄，一旦因政治原因失工作，很難東家唔打打西家。近日活躍澳門政治的甘雪玲老師說，已感到學校給她壓力，有心理準備丟工作。我跟澳門人解釋，在香港若戴耀廷被解僱，黃之鋒無書讀，媒體必群起採訪。但澳門人說，若有人因參政被炒，犧牲會是靜悄悄的，因澳門主流傳媒不會報道。事實上，澳門傳媒噤聲，已不是新聞。余振等學者也發現，過去澳門選舉，傳媒會多點報道建制派，少點報道民主派。澳門民主派議員吳國昌說，近年他愈來愈難登上澳門主流媒體，有選民說：「今屆不投你，因為在傳媒看不到你，覺得你冇做，我寧可投給陳明金。」

今次選舉傳媒寵兒，要數拉票招數甚有台灣味的「福建幫」生意人陳明金，其名單取下三席大勝，有人分析，財雄勢大商家有資源派禮物，且打「福建人」同鄉牌吸引新移民，香港應引以為鑑，並指向香港同樣龐大的新移民票源，以及建制派「蛇齋餅」攻勢，悲觀地預言：今日澳門，明日香港。

然而，我卻從澳門故事，看到港人更應堅持。相比澳門，香港幸運得多。我們有更廉潔的政府、更開放的傳媒、更有牙力的議會（澳門立法會直選議席少，權力亦不及香港）。連基本法，香港那一張也寫得較寬鬆。原來，澳門基本法條文上沒寫「普選」，香港基本法卻因當年草委爭取而寫入「最終達至普選」。可見，濠江的戰場更艱難，香港卻比澳門擁有更多有利爭取民主的籌碼：如廉政、司法獨立、新聞自由等，這些橋頭堡，港人未來必須捍衛，半寸不能讓。

港澳命運脣齒相依

澳門不是沒希望的。這次往澳門採訪遇到很多有心人，他們都是土生土長、有學歷的年輕人，寧可放棄賭場或政府工等高薪厚職，在小城涉足吃力不討好的政治，或幾個有心人搞獨立媒體，為的是對澳門的一份感情，我在他們身上看到理想、衝勁和希望。看到澳門朋友在那麼艱難的條件下仍然堅持，香港人更沒藉口放棄。誠如澳門民主派議員吳國昌說過：「香港二○一七年會否有真普選，不是澳門人能干預的。反而，香港二○一七政改的過程和結果，對澳門政改下一步，必有重大影響。」

作為一個港人，寫這篇文章我是膽怯的。無論做幾多訪問，讀幾多史料，我仍是一個外人，對澳門的理解或有偏差。然而，澳門同路人都希望我下筆，因為你們說過：「澳門人只能透過港媒『出口轉內銷』知道澳門消息」。作為香港記者，我有內疚，香港傳媒多年忽略了澳門，除了四年一次選舉，五一遊行看看有沒有亂象，平日濠江根本進入不了香港媒體的視角。我想說，香港遊客將來到訪澳門，水蟹粥是要吃的，角子老虎機可以繼續拉，然而大家不要忘記，以澳門為家的六十萬人，和香港這邊七百萬人，有唇齒相依的命運。

參考資料：

余振、婁勝華、陳卓華《澳門華人政治文化縱向研究》

吳國昌《民主派‧濠江論政》

Moises Silva FernandesMacau in Chinese Foreign Policy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1966-1968

梁潔芬「非殖民地化：港澳天主教會的回應」

果欄 ﹕《半沢直樹 》到《 巨 輪 》為何還要講港劇？

文  阿果

這個星期，為看兩套電視劇集而弄得雙眼分叉。本來打算寫的，是《半沢直樹 》 。

《半沢直樹 》 ，日本TBS電視台周日連續劇，由堺雅人擔綱主角，講經濟泡沫年代入行的銀行家，如何與銀行內外的宿敵競標鬥爭，攀爬向上。自播映以來，劇集收視同樣一直向上，深受觀眾歡迎，大結局收視更達到42.2% ，超越曾讓多少港人心動心碎的《美麗人生》，成為本世紀最高收視日劇。

日經濟泡沫情節觸動打工仔

過去星期，我連夜凝視屏幕，專心「煲劇」，照鏡時發現自己雙眼嚴重發光，拇指「半集直豎」，面容全程繃緊。我肯定，《半沢直樹 》是令人開眼、讚歎、肉緊的佳作；朋友聚會上，人人眼袋隆起，口沫橫飛：「你追到第幾集？」一眾電視迷滴血相認，四目交投，我知道，這是又一波（來得快去得快）的香港熱潮。

熱潮興起，媒體自然興奮拍掌，戮力追捧，於是從生產、文本、觀眾的角度，逐一剖析劇集——日本專家作出政經分析，解構劇集的創作背景，如何反映日本經濟金融泡沫的大時代；文化評論人現身說法，分析文本，重溫金句，解釋故事情節如何觸動打工仔，令你我每日默唸「以牙還牙，雙倍奉還」；普羅劇迷從觀眾角度奔走相告，訴說自己喜愛劇集的因由。我本來打算講《半沢直樹》，因為「流行文化評論人」有責任勸勉大眾，放開懷抱，欣賞優質文化產品。

正要下筆，又踟躕不前，因為這個星期，我不小心（其實是全神貫注）看了《巨輪》。

文化評論依舊避談狠批

《巨輪》，香港TVB製作的時裝倫理電視劇，陳展鵬、蕭正楠當主角，以港澳雙城近三十年的大事為背景，講一對兄弟的命運，如何因應時代巨輪而逆轉。劇集本周首播，收視未知，但觀眾反應頗為冷淡——網民照舊捉錯處，在一九八年的香港看見二一三年的垃圾桶與的士；文化評論者集體冷對，認為劇集製作求其，情節犯駁，不值一提。

文化評論人冷對電視，警戒世人要向（令人盲目反智的）劇集說不，已非新鮮事。過去幾年，隨無一邊壟斷市場，一邊製作垃圾，對此知識分子採取兩種態度——（一）堅持「三不」（不看不評不分析），然後轉移視線，搜索各地優質作品，向大眾身推介；（二）狠毒批判。即使已經少看電視，但每逢大眾關注，例必冒出頭來，罵上幾句，內容不是製作求其、創意凋零，就是文本垃圾、觀眾反智；不是對內新不如舊，就是對外無還擊之力……總之論據寥寥，結論多多。

這些說法，我十分認同。無線劇集質素低劣、影響力大不如前，都是事實。不過，這是否代表文化評論人應該從此抽身，掩臉罷看，甚至沿用樣板，重複狠批，妄下定論，不停慨嘆？看過《巨輪》，我對此很有保留。

先旨聲明，《巨輪》絕對不是令人開眼、讚歎、肉緊的文化佳作。它一如其他無線劇集，充滿沙石，教人莞爾；但它同時有兩大特點，令我決定睜大雙眼，認真「煲劇」。

《巨輪》營造時代感

第一，它講時代。《巨輪》開宗明義，述時代變遷，論人心轉變。它的故事由一九八年抵壘政策實施開始，途中經歷港澳回歸、金融風暴、沙士疫症，一直講到二一三年。年初的《老表你好》曾輕輕帶過近年的中港矛盾，但要隆而重之去講「香港三十年來的時代變遷」，上一齣大概已是二十年前的《大時代》。近年電視台劇集的時空設定，往往抽離社會、經濟、政府環境，脫離現實——劇集的背景通常似是香港，但除了在香港取景，角色講的是廣東話，其他基本與香港無關。《巨輪》這種以時代為題的創作，甚是罕見。

Raymond Williams 說 ，電視像一條永不止息的節目長流，而在長流之中，連續劇每集重複出現的「片頭」與格式，是識別節目的重要工具，也為潛藏的媒介論述提供了一種詮釋脈絡。馬傑偉曾經按此思路，分析《大時代》，指出該劇以維港夜景作背景，然後打出「大時代」三個大字的做法，暗示「劇集是關於香港一段重要時期內發生的故事」。

無線倘未棄述我城歷史

《巨輪》既講時代，亦有類似的做法支持：劇集主題曲的背景是一連串社會大事片段，當中有的甚至跟劇情無關（如反國教事件）；每集開首，都會加插真實的新聞片段或報章頭條，由旁白鄭重讀出……明顯試圖營造時代感，引起共鳴。

作為流行文化評論人，看過《巨輪》，我很好奇：無線既然老早放棄社會背景的創作，那為何突然又會出現《巨輪》？是製作組的構思，還是另有旨意？《巨輪》縷述的時代大事，有港澳回歸、金融風暴、沙士襲港，那為何沒有六四集會、七一遊行、國教風波？當中有何考慮？文本敘述的時代更替，跟平民百姓真正經歷的究竟有什麼分別？它的論述究竟是大是小？無近年常被批評脫離現實，遠離群眾，那這次嘗試觀眾又有何反應？

第二，它觸及香港故事。無線有輝煌歷史，因為它曾經落力為香港人講故事。平民百姓亮小箱子，既窺見其他港人生活，又明白普羅百姓為何喜為甚憂。至於最近十年，無線劇集令文化評論人頭痛，甚至耍手擰頭，同樣因為它拒絕再講香港故事，大眾電視媒介與港人的身分、文化認同逐漸脫。

這幾年我聽過專家說，時移世易，無線已經毋須再拍《大時代》、《網中人》式的「實況劇」，再去講什麼香港故事；它只會專注製作《半直樹》式的類型劇，以各種專業為題材，談愛情、親情、友情，不痛不癢，就已大功告成。結果《巨輪》令我和專家同跌眼鏡——它向現在仍然為新移民問題吵得不可開交的香港人，呈現三十年前偷渡客到市區登記一幕；跟九十後訴說回歸前後，香港人的複雜心情……總而言之，《巨輪》的出現，意味電視劇集仍然試講關於我城的歷史故事（當然成效未明，版本亦可有爭議）。

留給評論人的（大堆）疑問

馬傑偉曾經對《大時代》做過文本分析，認為該劇故事重溫「香港傳奇」，再次確定資本主義在香港故事中永不言敗。那麼《巨輪》創作人流露的意識形態又如何？這如何從文本中看出來？再次嘗試講香港故事的電視媒介在刻下政經環境有何局限？觀眾（尤其是年輕一代）又有何反應？我肯定，這些都是值得文化評論人思考的問題。

以上所寫，結論寥寥，疑問多多，作者明顯是個不負責任的電視迷。所以未來一周，他決定暫且（忍痛）放下《半沢直樹 》，（忍笑）觀看《巨輪》，盤點記錄，分析總結，只因港劇雖然夾雜沙石、充斥垃圾，但同樣有歷史，有意外，有啟示，仍值得你我留意。

《巨輪》没有什麼驚喜, 阿果似乎比較寬容, 這類劇種在電視及電影屢見不鮮, 故事以時代歷史為主軸, 大事件為時間的註腳, 老套講是『大時代小故事』, 用一個家庭穿起 ( 通常不超過三代), 亦合乎口述歷史的取材原則, 當然編劇們沒有咁認真啦! Forrest Gump 是此類片的表表者,  香港電影如金鷄亦是一例, 最重要是故事的虛構人物能否掀動觀眾的共鳴, 再活一次那時代的衝擊° 問題反而是現在編劇考慮多了, 在故事所觸及的題材顧慮重重, 避重就輕, 就算不是刻意亦自然出現了『河蟹』結果, 而這種方法亦間接扼殺了創作°  以《半沢直樹 》為例, 電視台會否怕冒犯了金融機構, 會否因暴露了不當行為而在商業上蒙受損失, 這種種計算會令劇本要做到面面俱圓而變得平淡, 此種態度成為劇本創作的原則, 鑄成窠臼同時亦宣佈『創新』的死亡°

明報社評: 城管惡行引發民憤 應早疏導提防燎原

遼寧小販夏俊峰因在爭執時刺死兩名城管人員被判死刑，儘管夏堅稱自己當時是正當防衛，不少社會知名人士更為他四出奔走，結果他仍遭處決。事件並不因為夏俊峰處死告一段落，民間反彈四起，認為法院判夏死刑的決定不當，台灣演員伊能靜公開宣布認夏之子為義子。一宗因執法不當引發的社會事件，中國政府若不理順民間的強烈不滿，怨氣一旦無處宣泄而爆發，更大的衝突隨時到來。

城管全名是「城巿管理監察大隊」，由於成員個人質素低劣，執法粗暴，衝突頻生。城管方面辯稱個別「刁民」強悍，難以執法，不過，連官方傳媒都指出，「城管打人」令民眾義憤填膺，「城管被打」卻大快人心，被官方授予「維穩」作用的傳媒亦如此批評，事態便不是城管單方面說的「刁民抗法」那麼簡單。

城管暴力對待小販例子不勝枚舉，今年7月，湖南郴州農民鄧正加路邊擺賣西瓜時被城管人員驅趕，8名城管圍毆鄧，有人更用秤砣重擊鄧頭部致死。地方宣傳部稱鄧是「突然死亡」，引發數千人上街示威，更與警方爆發大規模衝突。內地稱這類事件為「群體事件」，卻鮮有道出事件背後原因，往往是由於公義不得彰顯之故。

街頭擺賣圖個溫飽   區區小事何以毒打

城管令人痛恨之處，除了其暴力行為，更深的一層，是受害小巿民在官方「整治管理」大旗下無以討回公道的絕望。城管管理對象繁多，但遭魚肉的多是沒有討價還價能力的小販。眾所周知，國企1990年代末大刀闊斧改革，內地稱為「下崗」、即香港所說的失業者，在最高峰的1998至2000年，平均一年有700萬至900萬人。他們知識水平不高，且年事漸長，加之勞動保障有欠周全，很多就在路旁擺賣圖個溫飽。這些社會最低下的一層，在權力不對稱的環境飽遭打壓﹕城管及政府以執法暴力及司法暴力對付胼手胝足的小商販；一旦告到官裏，司法系統良莠不齊人所共知，冤案日多，這才有對城管「國人皆曰可殺」的不滿情緒。

內地小販問題是經濟而非單純巿容因素，香港1950年代至70年代亦是滿街小販，那是經濟騰飛前的破曉時分，大量內地移民南下，人浮於事，不少就在街頭把布一攤做起小販，不靠政府，自力救濟，養起白髮高堂和待哺幼兒一家。到了70年代大興土木，建設多層式街巿，小販上樓，亦有轉投方興未艾的製造業，小販管理隊才逐漸結束歷史角色。內地當局看不到小商販是解決失業良方，以高壓管治對付，若把小販都從街上打跑，這些人無路可去，把心一橫幹起不用本錢的買賣，那才是更大的隱憂。

城巿管理是一門學問，不是動輒以強制懲罰措施甚至暴力行為便了事，解決之前必須了解巿容混亂從何而來，否則事事施以專政權威，只會適得其反。在內地大一統發展觀之下，老百姓的個人利益要服從更大的國家利益，稍有不同意者即遭強硬手段對付，城管橫行就是最明顯例子。

今天人們討論的夏俊峰只是冰山一角，鄧正加也不過是萬千在街頭在窮巷受到城管打壓的窮苦百姓其中一人，更多的慘案人們還未知悉。近年內地提倡科學發展觀，講究民意溝通，但城管臭名遠播，反映這兩條都是門面工夫，距離文明大國仍然遙不可及。

國家利益凌駕個人   茉莉花革命前車可鑑

星星之火， 可以燎原，小商販的不幸遭遇，在其他國家足以改朝換代，中共高層應以此為鑑。人們印象深刻的是2010年底北非國家突尼斯引發的茉莉花革命，推翻在位23年的總統本阿里，事件燃點就是一名小販被警察沒收生財工具，憤而自焚而死，觸發大規模反政府示威，最終推翻政府，打響中東北非革命浪潮第一槍。中共政權亦是靠群眾起家，應知民可載舟，亦能覆舟的道理。解救之道，只要把逾7000億元人民幣的維穩費用撥出一小部分，用在巿政建設及就職安排，到時小販有路可去，城管不再擾民，衝突自會減少，社會也會較為穩定。

愛家姐妹: 一個女人承受之重

九月二十五日，凌晨二時○二分，我被夏俊峰妻子張晶的電話從睡夢中驚醒。「我在網上看到消息說，明報報道了夏俊峰死刑核准了，是真的嗎？」她的聲音有點緊張，但是這幾天都在休假的我，完全不知道發生什揦事，後來才知道因為內地傳媒九月二十四日晚提前收到宣傳部禁令，把事件在互聯網上先傳開了，但夏俊峰家人和律師都沒有收到消息。

「我真的不知道，因為我在休假，我也要問問我的同事。」「不要緊，你就告訴我好了，我已經做好心理準備了。」「我真的不是故意隱瞞你，如果我知道我會告訴你的，但是我真的不比你知道得更多。」張晶似乎有點失望，「那好，你早點睡吧。」我後來翻查微博，發現竟有人發了一條「明報今天將出街的報道已證實」，估計張晶是看到此條才打給我。

收線之後，我久久不能入睡。微博上還有很多人討論此事，希望能在最後關頭做一點事。雖然當刻仍無確切消息，但是通常宣傳禁令很少出錯，我也感覺事情不妙，但是到這一刻，再喊「刀下留人」也無力回天，我給她發了一條消息：「張晶姐您一直很堅強，無論明天的消息如何，請您一定要保重！」她回覆「謝謝，我會的」。

我與張晶見過四次，說來慚愧，四次都是做其他採訪時「順路」去看她。在二○一○年第一次見時，我原定搭上午十點的飛機離開瀋陽，她早上六點起脇等我，我們談到八點，那是她第一次告訴我有關夏俊峰的整個案情。她的家有點昏暗，感覺很久沒有好好收拾過，每次去都差不多——房間堆滿了兒子夏健強的畫布、畫框和顏料，廳正中是神䒷，夏俊峰母親就是天天燒香拜佛，祈求兒子可以平安歸來。

每一次見她，除了談談家庭近況，張晶還把我當成「消息靈通人士」，例如十八大之前她問我，政法委書記不入常委，是不是表明司法改革會開始？是不是案子會有希望了？兩會之後，她又猜測新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周強上任，是不是會有轉變？這些問題，我其實回答不了，不想給她虛假的希望，但又不忍告訴她「其實沒有什麼影響」的真相。

「他當時說，要殺便快點殺」

「看守所裏關覑他的那一間都是重犯，沒有人能夠活覑出來。」 最近一次見她就是月初， 她當時透露，自己七月時曾到看守所探望夏俊峰，當時夏已經因為案件拖了四年有餘，對自己的命運已生絕望之心，「他當時說，要殺就快點殺」。二人中秋節前的九月十三日又再會面，不料兩周後就收到噩耗。

兒子夏健強一直是張晶的最大希望所在，夏健強熱愛繪畫，被認為對於色彩的把握有超乎同齡兒童的天分。夏健強的畫作中有不少是關於父母，有父母攜手，也有三人同行，也有他「想像」能和父親重逢的場景。他從小學升讀初中後，所有同學都不知道他是「殺人犯兒子」，張晶原本希望這有利孩子成長，但是如今事件再度炒起，這個希望恐怕很快也會破滅。

在北京、上海均曾有藝術家願意為夏健強辦畫展、指導他畫畫等等，甚至歡迎他到北京讀書， 但是在北京居住和讀書的費用高昂，沒有生活經濟來源的張晶獨力難支。 她也想兒子有更好的發展，「他成績也就中等……但我並沒有什揦要求，我只想他能做自己喜歡的事，在北京肯定是更好，現在他在瀋陽的少年宮，高級班（繪畫）都學完了」。她甚至想，假如成功爭取到夏俊峰改判死緩，他們每月可以去探望的話，如果搬去北京，就只能兩個月才去一次，「如果兒子和老公讓我選，我肯定選兒子，我都跟兒子說，你一定要有出息，以後爸爸老了出獄，你要養得起他」。

夫死了 還有癡呆的父母

丈夫已死，兒子尚小，張晶還要照顧老年癡呆的父母。她就如萬千平凡的中國女人，支撐起整個家庭。她的父親已是重度癡呆，不認得兒女，也不記得回家的路，不記得自己吃過飯，經常發脾氣……敬老院嫌麻煩，張晶和三個姐姐唯有把父親接回家中輪流照顧。而老父親最記掛的，就是小女兒「晶兒」。張晶說，每次她的姐姐去照顧父親，父親一時發火、一時流淚，說「叫晶兒回來」；她自己前往，父親卻不認得她，把她誤認為她的二姐，「有一天我和二姐一起去了，爸爸才認出我，說『晶兒啊，你終於回來啦』，他拉覑我的手說，『等我死了，你不要火葬我，我好害怕……』，我就說『給你挑副好棺材，好不好？』，爸爸說『好、好！』」講完這番話，父親才安心一點。張晶這才意識到，原來父親是只願對她交代後事，之前對其他人發火，都只是為見她一面。

我有時想，如果換了我是張晶，我可能已經崩潰了。單是九月二十五日那個難熬的凌晨，就不知道該如何度過。作為妻子、母親、女兒，她已經承受了一個女人能承受的各種沉重，還要是微博上廣受關注的公眾人物，噩耗真的傳來時，她還能接受眾多傳媒訪問、發微博通報最新狀。

真心地說，我知道這判決本身是難以推翻的，一是因為夏俊峰殺了兩個人，二是因為根據內地法例，「正當防衛」需在受到侵害的地點實施才能成立，即是如果城管在街上毆打夏，夏當場把城管刺死，才能視作正當防衛，同時街上眾目暌睽，也有較多證人；但夏是在被帶到城管辦公室後才動手，雖然他稱在辦公室也有被打，但此時也缺少目擊旁證，對他不利。打個比方，一個人如果被匪徒持刀打劫得手，次日在路上重遇那匪徒，並將他刺死，也不能當作是正當防衛。

法理無情 不阻人們同情

冰冷的法理不近人情，但這並不能阻止人們對張晶抱以極大的同情。有些人說，張晶和律師團隊企圖通過輿論操縱司法最後失敗，是她「害死」丈夫，而應該向受害人取得原諒云云，我認為這是對一個沒讀過多少書的普通下崗女工的苛求。張晶曾經到受害城管家中磕頭道歉，表示願意賠償，但對方不開門、不接電話。她從來沒有期待過高，只是想丈夫從死刑改為死緩，讓兒子有個（即使一生在獄中的）爸爸，給全家人一個精神支柱，不過現在都已灰飛煙滅了。有一天，外界的關注也會消減，希望她能繼續堅強地走完餘下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