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卓廷﹕我絕不道歉

梁振英、郭文緯、張志剛等早前以「道歉論」，批評舉報政府高層涉嫌貪腐的投訴人（包括筆者），近日林奮強延續「道歉論」，以「受害者」自居，撰文批評傳媒和舉報者對其進行公審。

其實廉署「審查貪污舉報諮詢委員會」主席施祖祥先生早已說明，廉署從來都鼓勵有合理懷疑的市民作出舉報，間接否定梁振英的道歉論。前副廉政專員李銘澤先生亦撰文指，我的投訴有根據，否則廉署亦不會立案調查後，還需要諮詢律政司法律意見。其實，根據廉署一貫做法，案件完成調查，如無證據提出檢控，會向「審查貪污舉報諮詢委員會」建議終止調查，並由委員會確認，而需要諮詢律政司主要屬兩類情：

一、廉署認為案件有足夠證據，建議起訴；

二、案件有一定證據，但不確定是否足以起訴，需要尋求律政司法律意見。

根據律政司的法律意見，林奮強案明顯屬於後者。

當日傳媒指林奮強涉嫌偷步賣樓，林奮強最初自稱賣樓差價會撥歸經紀，但我公開質疑有關安排嚴重損害買家權益，涉及非法回佣，林奮強隨即改稱賣樓差價捐「中原慈善基金」，但「中原」反駁指，從來不會收取客戶捐款，林奮強再改口稱會捐環保團體，之後休假封口，直至辭任行會，都未有公開解釋為何言論多次前後矛盾。

我舉報林奮強，是基於其公開解釋涉及非法回佣，這樣的投訴根據還不夠充分合理嗎？難道日後投訴人要越俎代庖，替廉署查明一切，才能舉報嗎？

未知是否難以解說，林奮強文中居然對其涉及「非法回佣」的重要事實隻字不提。林奮強有否自我反省，其涉及「非法回佣」的解釋根本是「自招罪嫌」？如此諉過傳媒和投訴人是否公允呢？

根據律政署的法律意見，「非法回佣」證據不足原因主要有二：

一、地產代理將「差價歸代理」的安排輸入了中原的電腦系統，代表地產代理無意隱瞞其僱主中原地產；

二、林奮強太太最終只支付了樓價1%作為佣金，並非電腦紀錄的賣樓差價。

然而律政司公布的法律意見，並無觸及問題核心，「買家」作為地產代理另一「僱主」，以及非法回佣的潛在受害者，他是否知悉和同意有關佣金安排？至於第二點，法律意見並無提及一項重要事實，就是我提出非法回佣的質疑後，林太才支付佣金，我如果無提出質疑，佣金的安排又會如何呢？

將證據不足以起訴

扭曲為「證實」被投訴人「清白」

至於林奮強指投訴人和傳媒對其進行公審，更是荒謬。政府加印花稅前，行會的「房屋專家」林奮強售出物業，不受新稅制影響，公眾、傳媒和政黨提出質疑，乃應有之義，當時林奮強亦積極解釋；直至我提出「非法回佣」的質疑，林奮強解釋多番前後矛盾，愈描愈黑才封口休假。按照梁振英和林奮強邏輯，日後傳媒或公眾有理由懷疑政府高層涉貪，為保其聲譽，絕不能公開事件提出質疑，否則就是「未審先判」、「損人名聲」。我認為任何人如經不起傳媒和公眾合理質疑，根本就不應出任公職。

其實當廉署完成調查、林奮強辭任行會，我以為事件已告一段落，因而無意提出進一步質疑，但近月梁振英及一眾梁粉偷換概念，將證據不足以起訴，扭曲為「證實」被投訴人「清白」，繼而攻擊舉報人投訴無理，提出「道歉論」，直接向投訴人施壓，抹黑投訴人；間接指斥廉署遭人利用打擊政府，意圖令廉署日後以雙重標準處理政府高層涉貪案件。我認為香港社會不能被歪理主導，就算多名梁粉不斷重複，歪理亦不會變成真理。我亦絕不會為舉報涉貪行為而道歉。

余若薇：「高層總是卸膊」

這句話來自退休警官劉達強。

近日，香港警隊獲京官與特首公開嘉許，又有官方授予「最佳公眾形象」銀獎，警務處長曾偉雄應大感安慰。

與此同時，剛退休的深水埗區助理指揮官劉達強接受《南華早報》訪問，矛頭直指警方高層。他上月在旺角行人專用區「支持警方嚴正執法」集會站台而聲名大噪。

他在訪問中說，雖然退休了，但瞭解舊同事的困境，有責任為他們發聲。他服務警隊36年，經驗之談是「警隊管理層總是卸膊，不想在退休領取長俸前惹麻煩」(註1)，「高級人員妨礙我們完成工作，多於幫忙」(註2)，「倘若我跟風逐流，就不會25年才由高級督察晉升至警司級別」(註3)。

早前他在《明報》訪問中說得更白。他說，警隊高層對遊行集會的執法指引不清晰，事事要求前線警員容忍、克制，不敢隨便採取拘捕行動，往往要警司級以上甚至總區指揮官(助理警務處長級)才敢做決定，「請示文化」令人覺得警方有延後拘捕、秋後算帳之嫌。不應因為政府失職導致警方成為市民「合法出氣袋」，梁振英當特首後，衝突增加，警方成了「現實政治下犧牲品，無榮有辱」，前線壓力與日俱增，「已到了危險界線」。監警會主席翟紹唐形容旺角衝突後警民關係到了「頗危險」地步，與劉達強不謀而合。

鷹派的曾偉雄一副傲慢相，挖苦部分傳媒對警隊有偏見。劉達強是他的舊下屬，以過來人身份道出警民矛盾惡化與前線人員執法的苦惱。無論成因是甚麼，警民關係空前緊張，保安局局長黎棟國難道又甚麼都不做可以「卸膊」？

余若薇

註(英文原文)﹕

1.“Those who can rise through the ranks to management level are often people who shirk responsibilities when they should be held accountable. They try to avoid trouble before they collect their pension upon retirement.”

2.“From my experience, high-ranking officers are often more of a hindrance than a help when we try to get things done.”

3.“I would not have been stuck at a rank between senior inspector and superintendent for 25 years if I had chosen to go with the flow.”

金針集 : 梁班子變「瞞班子」 屢犯公開資料天條

在美國白宮的官方網站上，有一篇名為「透明和開放政府」的行政部門和機構首腦備忘錄（Transparency and Open Government, Memorandum for the Heads of Executive Departments and Agencies）。顧名思義，美國總統奧巴馬在備忘錄中講述政府致力於創造一個前所未有的政府開放水平（committed to creating an unprecedented level of openness in Government）。要做到標題的「透明和開放政府」，政府就應該要「透明、具參與性及具合作性」（transparency、participatory and collaborative）。

想不到，奧巴馬簡短的一篇的備忘錄，卻道出了現時香港政府一個無法達成的「香港夢」。現時的香港政府，上至行政長官，下至司、局長及各個部門，皆不再以「開放政府」的觀念做事，彷彿慚慚走向一個「不透明、不公開、不開放」這三個字眼不同、意思卻是一樣的困窘中。最明顯不過的，就要數昨天行政長官梁振英的發言。

政府日前毫無徵兆，猶如秘密委任新一屆郊野公園及海岸公園委員會成員，當中警務處前處長鄧竟成擔任主席。在這件事中，政府並未按慣例發出新聞稿公布委任名單，只在一般公眾甚少查閱的憲報中刊登。當梁振英在會見傳媒時，有記者兩次問到「為什麼政府在這安排沒有按慣例發新聞稿通知」，以及「政府為什麼沒有發新聞稿？好像慣例般通知傳媒」？

不過，梁振英猶如突然選擇性失聰，每一次都是選擇性回答了記者部分問題。至於問及為何政府沒有發新聞稿，梁振英通通聽而不聞。第一次聽不到，或許都可勉強說得過去，可是記者一而再提問有關問題，梁振英皆不回答，顯然是有心迴避問題。

政府偷偷繞過傳媒，並不是新鮮事，早前有關行政會議利益申報的新指引亦如此。今年8月1日，特首辦將《行政長官處理政治委任官員涉及潛在利益衝突和接受利益及款待個案的指引》上載至特首辦官方網站。可是，特首辦的動作就只限於「上載」，並沒有按慣例通知傳媒、召開記者會，要待8月8日才被報章「發現」報道。記協亦曾就此事件譴責政府低調發布「既不符合公眾利益，亦反映特區政府透明度極低」。

無獨有偶，昨日同文紀曉風質疑早前警隊獲「最佳公眾形象銀獎」疑造馬，問過公務員事務局有關評分準則，公務員事務局卻不肯公開詳情，令人質疑有關評分是否公正。另外，紀曉風亦質疑發展局局長陳茂波日前撰文指的智庫講座是否存在，亦有問過有發展局這個論壇的舉行詳情。發展局亦以「發展局局長不時會就政策範疇內的事宜與不同團體會面，交流意見」為由，拒絕交代有關事宜。筆者有見及此，再度追問發展局提供該講座的主辦單位（即舉辦講座的智庫組織名稱），活動日期、時間及地點資料，以至詢問「七月獲邀出席一個智庫舉辦的土地供應講座」之說法，是否屬虛構，發展局都一一拒絕回應，但卻沒有否認講座不是虛構出來。

查根據《公開資料守則》1.6，「各部門亦會應要求就其政策、服務、決定及職責範圍以內的其他事宜，提供額外資料。不過，若要求提供的資料屬第2部所載列的範疇，則可予以拒絕」。但是，無論是公務員事務局或發展局不肯提供資料的事件中，既不屬於防務及保安、對外事務、內部討論及意見，又不屬於不完整或未完成的分析、研究或統計有關的資料等屬「可拒絕披露的資料」，有關部門理應公開有關資料。否則，他們極有可能違反《公開資料守則》。而根據申訴專員公署的角色及權責，申訴專員有權就政府部門及公營機構涉嫌違反《公開資料守則》的投訴進行調查。政府現在的行為，是否是迫傳媒、市民上梁山，正式向申訴專員投訴有關部門？

一個政府沒有透明度，沒有與公眾共同參與的機會，沒有與公眾間的合作性，試問又如何向公眾交代政府正在做什麼？正如奧巴馬所言：「透明度促進問責制和向公眾提供政府正在做些什麼的信息」（Transparency promotes accountability and provides information for citizens about what their Government is doing.）。因此，如果說現在的香港政府要在開放政府上「趕美」，筆者只能痛心地說一句：「癡人說夢」。

古德明: 玳瑁筵中 芙蓉帳裏

新華社記者周方最近揭示新中國官商融和的一幕：富商招待高官的筵席上，菜肴除了海錯山珍，還有佇立各人身旁一絲不掛的美豔少婦。主人家待賓客酒餘飯飽，就獻上這道豔女菜：「各位請勿客氣，想喝奶，想嘗娘子關滋味，悉隨尊便。」於是有人擁女入懷，細味雙奶；有人攜女離席，銷魂芙蓉帳裏。周方說：「這些事，中共紀律委員會都知道。」

晉朝初年，權貴淫奢成風。武帝有一天到王濟家吃飯，婢女百多人，「皆綾羅絝𧟌」，川流不息，捧上綺食瓊漿，其中一盤蒸小豬尤其肥美。武帝覺得奇怪，問起來，才知道小豬「以人乳蒸之」，很不高興，拂袖而去（《世說新語．汰侈》、《晉書》卷四十二）。然則舊中國所謂淫奢，和新中國相比，實在差一大截。起碼王濟席上，沒有裸女；而人乳蒸小豬，武帝已覺過分；今天美豔少婦向高官獻乳獻身，中共紀律委員會只當作司空閑事。

四年前，新中國旅遊與經濟電視臺節目主持紀英男被中共中央辦公廳法規室副主任范悅收為情婦，獲贈兩輛豪華汽車，每天更獲零用錢一萬元，月前終於遭拋棄，就上網力數這位高官「道貌岸然，行為其實不如禽獸」，圖文並茂。紀英男說自己「不是貪圖錢財的女人」，但旣然這樣清高，當日怎麼不問問范悅錢從何來。中共國家主席的月薪，據說也不過二萬元左右。

總之，我國傳統禮義，經中共六十多年整頓，已經煙消雲散。周方所述的席上豔婦，應該全部羅敷有夫。但做丈夫的顯然不惜獻出妻子供共幹享用，做妻子的也顯然不惜捨身。幸而她們似乎還沒有說自己「不是貪圖錢財」。

中共政壇巨擘薄熙來現在倒敗，以前所作所為就稍稍暴露人前。他舊日商務部的手下說：「女同事美貌的，獲薄熙來召到房間『教授英文』，教授薄熙來一晚之後，就可以平步青雲。有女同事早上遲到，向大家解釋：『不好意思，薄部長昨晚叫我上房教英文。』」對那些女郎來說，應召絕對不是可耻的事。這是新中國國情。

范悅每天給紀英男一萬元零用錢。薄熙來當年權勢十倍於范悅。他睡過的美女數以百計。而據中共宣布，薄熙來貪污不過二千五十萬元。這叫做不由你不信。

《朝野僉載》卷二有一個故事：唐朝武則天年間，補闕喬知之心愛豔婢碧玉，為之不娶。武則天姪兒武承嗣聽到碧玉豔名，強行奪去。喬知之憤恨成疾，作詩一首，偷寄碧玉，有「意氣雄豪非分理，驕矜勢力橫相干」等語。碧玉讀後，「飲淚不食三日，投井而死」。武承嗣大怒，「斬知之於南市」。這樣的故事不應再有，但想到紀英男，想到席上獻乳獻身的豔婦和他們的丈夫，我寧願再有碧玉，再有喬知之。

 

蔡子強: 麥當勞登陸香港的故事

有「香港麥當勞之父」之稱的香港麥當勞創辦人伍日照，上月23日因長期病患在寓所病逝，享年76歲。

很多報章報道他的死訊時，都有提到他一手將美國麥當勞引入香港這豐功偉業，但卻幾乎沒有一份具體講述和剖析他究竟當年是如何取得成功的。

香港麥當勞之父

對於這樣一個成功個案，究竟伍日照當年有何營銷訣竅？又曾遇過哪些困難？如何把一個外國品牌，在一塊以兩千多年源遠流長飲食文化而自豪的中華土地上，落地生根，開枝散葉？它有否推陳出新？又有否失敗的經驗？

讀者或會說，可惜如今伍先生已經辭世，欲知也無從。但幸運的是，哈佛大學人類學教授James L. Watson，曾經編撰過一本書《Golden Arches East: McDonald's in East Asia》（中譯本：《飲食全球化：跟隨麥當勞深入東亞街頭》），當中有伍先生詳細的訪問，把一個趣味盎然的跨國飲食集團「在地化」個案，活靈活現的呈現紙上。

成功並非必然，1970年代時，KFC炸雞便曾經嘗試登陸香港，但卻鎩羽而歸，直到它相應本地市場作出調整，第二次登陸時，才告站穩陣腳。但與此相比，1975年1月8日，全港首間麥當勞在銅鑼灣百德新街開幕時，每個漢堡售1.6元，首日營業額逾7000元，令一直看淡的人大跌眼鏡，而且更重要的是，消費者的熱情一直持續不減，直到麥當勞分店在本港遍地開花。

為何不改中國化名字？

1970年代香港經濟起飛，新興中產階級出現，教育普及化亦帶來了洋化新一代，伍日照洞燭先機，掌握了他們的消費心理。什麼心理？那就是嚮往西風，憧憬歐美文化和生活。舉些例，中生代定會記得，那時我們聽的唱的，是英文歌，而非廣東歌，穿的也是藍色牛仔褲，覺得只有這樣才追得上潮流。

伍因此要麥當勞標榜美式口味、美式食物、美式體驗，來刺激和吸引這些新的消費族群，讓他們覺得追上時代，時髦有型。就連招牌「McDonald's」，最初亦刻意沒有譯成中文，而索性以英文呈現，到後來一切上軌道，幾年後才譯成中文，而且是音譯。

相反，KFC炸雞首次登陸香港時，它起了一個中國化的名字，叫做「家鄉雞」，本來以為這樣較易打入本地市場，不料反惹來劣評，一些老一輩港人批評「那裏不是我的家鄉」、「我的家鄉沒有這種雞」等。KFC於是鎩羽而歸，到它再次登陸香港時，便學乖了，不再叫「家鄉雞」，而改用音譯的肯德基，或索性叫KFC。

「漢堡」，還是「漢堡包」？

當然，麥當勞不是沒有遇上過困難，而這些困難多與文化差異有關。其中之一，就是當時在港人眼裏，漢堡、薯條都是點心，而不足以構成一頓正餐。尤其是老一輩的港人都有一種偏見，就是漢堡、熱狗、意大利薄餅，都是吃不飽的東西。

廣東話把hamburger慣稱為「漢堡包」，而非「漢堡」，另外加上一個「包」字。在傳統中國南方人眼裏，「包」只是一種點心，而非正餐的主食。就是如此，在香港，漢堡被視為一種麵包；相反，在美國，則被視為一種肉食、牛排之類。

於是，麥當勞要花很大力氣宣傳，去改變港人的想法，才可讓他們把漢堡視作午餐，甚至是晚餐之選，而非下午茶之類，否則的話，其銷路便會受到很大限制，就如當年「家鄉雞」所面對的一樣。

靠廁所招徠女顧客

當然，除了標榜美式口味和體驗之外，麥當勞的主要「食糊」手段，還是靠價格便宜，這裏一頓餐的價格，往往只是中式酒樓的不到一半。但這本書之所以有趣，在於它還指出很多不為人留意的枝節，例如，麥當勞的另一成功法門，竟然是它的廁所﹗

話說，在1980年代以前，在香港的食肆，如果人有三急要去廁所，那可說是一個驚心動魄的歷奇之旅（其實至今仍然在很多食肆仍然都是），而當年麥記卻帶動了一場廁所革命。

伍日照回憶說，他當年便要花費力氣去說服很多員工，因為後者對公司吹毛求疵的標準，紛紛抗議，說其實麥當勞的廁所已經比起他們自家的還要乾淨。而這個高標準，結果亦帶動了消費者的期望，及競爭者對自己的要求，那時很多餐廳的廁所都位於其廚房之中，而在此之前從來沒有人覺得類似的安排不合理，因為兩項設施都必須接近水源。

而後來發現，對於很多顧客而言，乾淨明亮的廁所其實是他們光顧麥記的主要理由，當中尤以女性為甚，她們指出，如果沒有麥記，離開家居或辦公室後，在街上便很難找到可以信賴的廁所。而他們在1994年所作的一項調查發現，顧客中有58%是女性。

除了女性之外，年輕人也是麥當勞的忠實擁躉，這又是麥當勞苦心經營的結果。

除了女性外，還有年輕人

一個人的飲食習慣，主要是在孩童年代形成，而且一旦形成，便很難改變。麥當勞深明此道，便在此下了大量工夫。

相對於美國快餐店並不鼓勵顧客逗留太久，香港麥當勞在下午的非繁忙時間，對年輕人都較為友善和寬容，任由他們在這裏「打躉」，不會像很多茶餐廳和食肆一樣趕客。很多放學後的學生，都會來到這裏聊天、嬉戲、拍拖，甚至做功課和準備考試，這裏沒有嚴厲的老師在旁監督，也不像在球場一樣，要擔心被黑社會分子滋擾，甚至踢入會（就像電影《古惑仔》裏的情節一樣），禁酒和禁煙加強了其安全形象，讓女孩子更加安心。於是，麥當勞就成了學生在這個擁擠的城市中難得的休閒和社交場所，甚至提供「家」的感覺。年輕人只要買幾杯汽水、幾包薯條、幾個包，大家分覑吃，就可以消磨一個下午，直到回家吃晚飯的時間。

除此之外，在1980年代開始，生日派對在香港開始流行，但在擠迫的居住環境下，很少人可以在家中搞生日派對，麥當勞遂引入周末生日派對的構思，只要一點費用，就可以在一間擺放覑只適合兒童的矮苐、小桌子的房間，由電視廣告裏看到的麥當勞叔叔，帶領壽星仔和他的朋友玩遊戲，吃生日蛋糕，當然也少不了吃麥當勞的各式食物作為點心，並會收到與麥當勞有關的各式小禮物。

大家可以看到，消費者從孩童年代開始，就是如此被培養起對麥當勞的歸屬感和依賴。

也有失敗經驗

那麼，麥當勞的文化移植，又有否失敗的地方？答案當然是有。

美國快餐業將部分勞工成本，從企業轉移到消費者身上，例如顧客自行捧餐盤，自行入座，用餐後自行清理桌面。但在香港，用餐後自行清理桌面，卻不是飲食文化的一部分，哪怕麥當勞曾在餐廳張貼告示，甚至在電視廣告中提及，但時至今天，仍很難看到，有哪些人會當個用餐後把垃圾丟進垃圾桶，把托盤拿到收集架，自動自覺的顧客。結果，麥當勞只有一直以低工資，來抵消僱用額外清潔人手的成本。

另外，為了節省人手，美國的快餐店都會讓顧客自己拿紙巾、塑膠餐具、調味品等，顧客亦能表現出消費者應有的紀律，不會濫用。但在香港的麥當勞，紙巾、調味品等都是由櫃台後的工作人員限量配給，這其實與美國總公司的標準工序不同，每次交易的時間和工序都會增加幾秒，減低效率。為何如此呢？因為當年出現顧客（當中很多是老年人），把大疊大疊紙巾，又或者茄汁包和砂糖包，塞進口袋裏的例子，讓麥當勞不得不提防。

不過，總的來說，麥當勞在香港登陸，比起另外一些亞洲國家如南韓，總算是順風順水，在南韓，麥當勞及漢堡長期處於飲食文化、保護主義和民族認同等爭議的核心，這當然得益於香港一直是一個開放城市，但伍日照這位商業奇才當年的營銷智慧，也一樣功不可沒。

如果想知道麥當勞當年登陸香港、北京、台北、東京、首爾幾個亞洲城市的故事，經驗上的異同，我向讀者推介Watson教授編撰的《Golden Arches East: McDonald's in East Asia》這本書，由他牽頭之研究團隊當中的幾位作者，把這些故事說得十分娓娓動聽。

蔡子強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