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令讀物﹕通識科的寶藏

開學的首個星期過去了，明天又要上學了。

開學之前，立法會議員梁美芬提議取消通識科，因為擔心會有強烈政治立場的通識科會在課堂中強迫學生接收其政治觀點，又擔心課程內容太艱深，學生難以掌握云云。與此同時，又有團體提議中史科、通識科教師要申報他們的政治立場。一時之間，通識科及通識科教師成了眾矢之的。

今個星期就邀請了三名任教不同中學的通識科教師，請他們推介一些通識書目。

他們的推介，恰恰讓人看到原來「通識科」不止是一科「吹水」科目，更像是一個打開了的寶盒，而寶盒中的「獨立思考」、「普世價值」及「公民素質」等，為何會令某些成年人恨不得要把這個寶盒關上，讓學生們碰也碰不得。

文明正義說通識

庫斯克

（中學通識科教師、《通識我主場》作者及網上通識節目頻道《三師會》主持之一）

龍應台（下簡稱龍）的《請用文明來說服我》可以說是一本通識入門書籍。《請》一書以散文形式寫成，龍寫來不亢不卑，亦有其一套思考方式。書中有討論台灣民主的篇章〈為台灣民主辯護〉，討論到民主社會的素養，文字淺白，適合中學生閱讀。

民主是一普世價值。如果因為有「學民思潮」等學生組織出現，就說高中通識科是「教學生去反抗、抗爭」，這是不公道的。現在中學通識科教師在課堂所做的，就是帶領學生討論不同的社會議題。很多學生都享受上通識課，因為這一科不用死記硬背資料，而且有很大空間去思考不同話題，不只是說政治。例如課堂會討論人工受孕的道德問題，也可以引用《衝上雲霄2》中胡定欣替好友作代母的劇情來與學生討論，引起他們興趣。

《正義》是一本進階書籍，因為書中討論的題目較深入，但也較有趣。這本書的特色是可到互聯網觀看Michael Sandel親自演講的哈佛課，也有好學的學生先看短片，再回校跟我討論問題。書中討論的題目包括倫理、公義、美德等，學生會覺得這些議題的討論很新鮮；作者亦提及效率思維佔上風對社會的影響，這些內容學生都能看得明白。這本書也可以說是一本哲學入門書籍。

教育家典範

曾瑞明（中學通識科主任、哲學博士）

書名《先生》是指對教師的稱謂，時下的說法是「教育家」。但「先生」這稱謂要突出教師也擁有，強調個人修養及獨立的人格，而非只是一門販賣知識的職業。書中展現了胡適、蔡元培等先生的人格特質，或是稱為「風骨」的東西。每個年代，因為社會環境的變化，不同界別都需要典範人物，如現今教育界就有小思老師。

《先生》書中的故事，對每位人物的描寫並不浮面。北京大學前校長蔡元培給人的印象是一位能兼容不同想法的儒者，但其實他的兼容並不是自然而來的，也受過挑戰，他當校長期間也不是無風無浪。書中提到蔡元培曾向大學請辭五次，對權位不戀棧，自有其灑脫。他當校長期間，曾要求學生交印講義費，但遭學生反對。他要學生交費的理由是﹕如果講義免費，學生便不會用功讀書。先勿判斷他的理念是否正確，但他處理這「技術性」問題有背後的理念。

梁美芬似乎將「取消通識科」說成是技術性問題，但她其實迴避通識教育背後的教育理念。學校每一科的設立，都有其背後的教育理念。

書中的「先生」每位都有鮮明的政治立場。胡適便是自由主義者，最近有團體要提出要通識、中史科老師申報政治立場，證明自己「政治中立」，怕且是借「中立」來扼殺多元化的思考。

沒人能逃避政治  潘詠詩中學通識科老師

我會介紹每月一期的書誌《Breakazine! 》 ，而每期都有一個與通識有關的主題，如最新一期講述精神病患者。很多學生看過都發現自己對他們的認識是這樣的少，平日也很少關心精神病患者。

又例如今年七一那期《Breakazine!》的主題叫「踩界公民」，內容有探討個人在社會的政治角色，例如社會上有些公民好激，會與人衝撞，為何會有這樣的情出現？結論是社會上沒有人能逃避政治。

通識科的本質就是教導學生身處不同意見，立場之中，大家應該如何討論，如何培養出獨立思考去分辨是非真偽。老師們縱有個人立場，但會讓其他聲音、意見表達出來。其實所謂的「保持中立」不也是一種立場？那就是不願表達任何意見的立場。

老師也是社會公民，只是做每個公民都應做的事，自然也會有不同的立場。通識課就是讓學生有自由討論的空間。反對取消通識課，不是老師為了「保飯碗」，而是在「守護孩子」，堅持讓他們有發揮個人意見的自由。

文、筆  錄蔡琇

周日話題﹕長遠房屋策略的假大空

 文 姚松炎

政府委任的長遠房屋策略督導委員會終於推出名為「凝聚共識，建設家園」的諮詢文件，全城萬眾期待，各界珍而重之，對現屆政府視為「重中之重」的房屋政策，市民實在抱有不少期望；甚至有民間團體組成影子長策會，編印一本題為《住屋不是地產》的書（我為之寫序），就長策會的建議，逐一論證，希望找出最佳房策。同時，傳媒爭相探究各項建議的來龍去脈，鉅細無遺，只想為社會尋找出路。正當各方都為這一次諮詢而努力的時候，詎料原來所謂的長遠房屋策略諮詢，不過是一份「假大空」劇本，實在令人失望！

先說何以是「空」。自從諮詢文件出台，聽到最多的意見（包括前地政署長和我）都認為建議屬「空談」或者「空中樓閣」。房屋供應需求必然取決於土地、人口及經濟因素，如今卻在未有土地供應策略，亦沒有人口政策和經濟政策的基礎下，空談房屋供需，何異空中樓閣？

社會無共識？聽話才算共識？

綜觀整份文件，一切需求數字皆屬估算，只根據過去，以推算未來，並無相關政策配合，怎能落實？供應方面，既受私人發展商建屋量影響，更取決於土地何來。但文件只不斷重複，土地供應必須取捨，需要市民共識。然而，其實市民對土地供應早有共識，只是政府不肯接受，翻來覆去，非要接受政府方案不可。去年政府展開有關長遠土地供應的大型諮詢中，其實絕大多數（超過八成人支持，只有5%反對）的被訪者皆贊成以舊區重建作為未來土地的主要供應來源，後來中文大學再做同類型研究，結果不但沒有改變，支持以舊區重建開拓土地的比例更升至九成多，市民共識顯而易見，奈何政府偏聽，硬說市民沒有共識，原來聽話才算共識，其他一切「識」即是空。

再說為何是「大」。諮詢文件一方面既要高度評價2002年的政府房屋緊縮政策—— 「停售、減建、不干預」是做得好，同時又要力證今時必須推行房屋擴張策略——「加售、增建、官主導」一樣做得；但兩政策前後矛盾，卻又同時都對，原來千差萬錯只錯在環境變遷，後果竟與官員決策無關！

房策總是買大開細買細開大

然而，長策會又怎可確定未來十年經濟不會重蹈亞洲金融風暴覆轍？文件內只一句「必須保持政策的靈活性」便輕輕帶過，並無交代具體應變策略。一味估高需求，做大供應（大不代表夠），更可能直接催生泡沬爆破。近年求過於供，皆因經濟有可觀增長，但前車可鑑，房策滯後於經濟變化乃不爭之事實，房策甚至可以促成泡沫，或者加劇爆破威力﹕如六十年代的《建築物條例》尾班車寬限期政策，導致建屋量驚人上升，最終引發供過於求，銀行倒閉（Bristow,1984,97 頁）；八十年代中英猜忌，把每年賣地限制在五十公頃之下，引致九七樓市泡沫，記在春秋（Peng and Wheaton, 1994）；回歸後的「八萬五」增建房屋政策，把亞洲金融風暴的破壞力加深加劇，人所共知；千禧年的「停止賣地，停建居屋」新房策，帶來今日供應不足惡果苦果，已成公論。事非偶然，禍出有因，房策總是買大開細，買細開大。

最後講講何以為「假」。相信大家和我當初一樣，以為長策會諮詢文件，必屬官方建議，既然諮詢市民，必定代表政府立場，起碼表示有關建議已得到政府認同，切實可行。而且，過往由政府委任的委員會所作出的公開諮詢文件，一般都先諮詢政府（提交報告），獲得政府同意後才公開諮詢市民，市民對諮詢文件內的建議有合理期望﹕若果建議獲得大部分市民支持，政府將會落實執行，否則，根本稱不上什麼諮詢。換言之，「長策會的建議就是政府的建議」這一理解，深入民間，包括不少報章的社評都以此為討論基礎，均以「政府的建議」行文。

以民意打壓政府內部理性反對聲？

長策會的職權範圍更清楚列明，「……建議改變，以確保政策與安排能有效率和以具體成效的方式實行行政長官的政策目標和優次」。除非行政長官的政策目標與政府的政策目標有異，否則，長策會不可以也不應該公開提出任何未經政府同意的建議。

然而，今次諮詢文件卻採用先諮詢市民，才諮詢政府（提交報告）的本末倒置程序，變成即使市民對建議有了共識，政府仍然可以不予採納。事實上，運輸及房屋局長張炳良再三強調「諮詢文件並非政府文件」，一切建議對政府均無約束力；更有長策會委員在電台節目中間接承認，政府並未同意文件內容，例如節目中提到地從何來，該委員指出，要靠市民對建議達成共識，然後迫使政府落實建議，到時政府「死都要死『土地』出來！」這豈不變成長策會利用市民來與政府在土地資源運用上角力？抑或是長策會想透過製造美好願景，令市民想入非非，形成民粹，繼而向政府施壓，以民意打壓政府內部理性反對聲音？官方諮詢是假，權鬥爭產是真！

這不禁令人想到巴金筆下的《家》《春》《秋》，各人都在謀老太爺的身家財產，不停召開家庭會議，故意在老太爺病前諮詢家人有關分家產建議的意見，卻都不是老太爺的意願，不過是眾兄弟嫂嬸各懷鬼胎，想逼老太爺死都死副身家出來分。

參考書目﹕

Bristow, Roger (1984) Land-use Planning in Hong Kong: History, Policies and Procedures,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eng, R. And Wheaton, W.C. (1994) Effects of Restrictive Land Supply on Housing in Hong Kong: An Econometric Analysis, Journal of Housing Research, 5(2), 263-291.

陳婉容: 以宗教之名……指不指點江山

近來反佔中陣營悍將傾巢而出，繼宗教領袖聖公會大主教鄺保羅公開以「普選不是靈丹妙藥」反對佔中後，播道會港福堂的牧師吳宗文又出來叫信徒不要受西方個人主義的邪風外道影響，因為《聖經》沒有教導我們要公民抗命，所以佔中並不可取。

這些宗教領袖跟我讀的可能不是同一本《聖經》，因為據《新約‧四福音書》記載，耶穌到了耶路撒冷聖殿，見到販子在聖殿裏大搖大擺做生意，隨即勃然大怒，拿起鞭子就把所有攤子打翻，把販子和他們賣的牛羊鴿子統統趕了出去。

耶穌後來成了羅馬皇帝的眼中釘，這事也成為了把他送上十架的重要罪狀。如果這不是挑戰權威，我倒不知道什麼才是。

後來我一直不好意思坦白，十年前我也短暫去過同一教會某港島區教堂的崇拜。彼時是教會老校的中學生，對基督教尚在半信半疑的摸索階段。去該教會除了因為位置方便，也因為教堂看起來夠簇新氣派，還經常看到明星來做崇拜。十年前的香港政局一樣波譎雲詭，當時還叫「掃把頭」的葉太正在硬銷二十三條，在風波裏我愈發懷疑，這樣的教會到底是不是我要去的地方。戕害自由的刀已經架到頸上，會訊卻建議七一當日信徒們最好休養生息，放心讓耶和華「為我們爭戰」。而幸好我血液裏沒有這種聽話的基因。

教會的政治力量

那些年疫症肆虐經濟低迷，人人在災難裏自然地尋求宗教慰藉，造就了基督教在香港大舉復興，一時間去佈道會聽道成為了周末活動。十年之後，宗教熱潮消退且全城政治化，然而佔中與反佔中陣營都有宗教領袖；即使在香港這個宗教色彩不明顯的金融之都，宗教與政治割裂也成為了不可能的事，主流教會的政治影響力亦不容小覷。

去年因癌症逝世的美國著名作家、記者與新無神論（New Atheism）推動者Christopher Hitchens（暱稱Hitch），曾經帶病跟篤信天主教的英國前首相貝理雅辯論過一條有趣的題目﹕「宗教是一股導人向善的力量。」Hitch在辯論中提到，一旦我們認為天上有神聖的主宰，我們便成為了受眾（subjects），而且是有病的，需要被救贖的受眾，宗教於是對人有了一種神聖不可侵犯的制約，形成一種屬天的獨裁（celestial dictatorship），或者按他的說法﹕「a Divine North Korea（神聖的北韓）」。如果我們需要醫治或救贖，要攀至彼岸或天堂，就必須揚棄獨立和批判思考的能力。

包括Hitch在內，沒有任何人的觀察能夠概括所有教徒，例如黑人民權運動領袖馬丁路德金就是基督教牧師，而他不見得放棄了批判思考的能力，也沒有白白等着神來救美國黑人出埃及。然而把Hitch的論點往前推進，如果宗教讓人放棄思考能力，而上帝又不會顯現跟人類開口說話，那麼教會作為上帝的代言人，就被下放了一部分的神聖權力。這種獨裁的權力如果附庸於政治權力，很容易成為助紂為虐的工具。

主流教會與建制的利益關係

《聖經》記載耶穌在羅馬帝國全盛時期傳教，有人問他，到底應不應該拒絕向羅馬皇帝繳稅？當時耶穌說過一句話﹕「凱撒的歸凱撒，上帝的歸上帝。」這句話似乎表示了世俗政權與宗教應該被區分開來，然而教會被建制收編，跟政權合作和向權力傾斜的例子，在歷史上比比皆是。隨手拈來俄國沙皇收編俄羅斯東正教為國教，將教會歸入成為國家機器之一；歐洲歷史上不少教皇可以隨意廢立帝王，甚至安插自己的私生子作皇帝。西亞的伊斯蘭教自創教起，就有極深的政教合一傳統；而基督教與西方政治的關係也早已分不開，香港作為前殖民地自不例外。

香港教會的影響力植根自殖民地時代，港英政府跟晚清時期來華宣教的教會合作提供教育和醫療等福利，而且提供種種方便和援助，許多主流教會因此染上親建制的色彩，不敢批評政府和富商。及至一九七、八○年代，幾個最大的教會已經成為了官政商名流的俱樂部，而且聖公會等教會在殖民地早期開辦的學校逐漸成為所謂名校，多年來培育的學生也結成了社會精英網絡，影響了在地化的教會向建制靠攏。香港基督徒學會出版的《香港教會與社會運動》，也清楚指出八九民運以後，教會向紅色政權傾斜的態度。兩年前某著名牧師在「全球禱告日」高調要會眾拍手歡迎「基督徒高官」入場，而且形容他們為「耶穌的代表」（我想像耶穌一定氣得半死）；又有教會不肯為無辜鋃鐺入獄的大陸維權人士禱告，卻禱告感謝上帝令中國富強，火箭升天之類。至於教會牧師在立法會選舉中為建制派議員背書，甚至公開引導信眾投票，利用宗教賦予他們的制約力左右選民意願，已經是政教勾結成熟期的事了。

教會在殖民地時期是特權階級，尤其一九六、七○年代，港英政府利用教會培養親西方的精英，用以壓制蠢蠢欲動的左派分子和紅色滲透。然而主權移交令教會必須尋找新的生存空間，而許多主流教會的做法，正是與新政權合作以換取資源。其實主權移交後，由於特區政府銳意實行校本條例，干預教會在制訂學校教育政策的權力，主流教會與政府稍有齟齬；然而這條親建制的尾巴早就甩不掉。政府在反同性戀立法等道德議題站在教會一方，教會又可以利用重新闡釋教義來為威權背書，令宗教成為建制勢力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經常背逆主流民意。

宗教的本質是否就是反動的？

那麼宗教是不是幾乎一定會跟權力同流合污，成為反動勢力？在世俗的民族國家尚未崛起以前，歐洲的歷史就是教權比主權更大的歷史，而一切由查理曼大帝的父親丕平與羅馬教廷的契約開始。公元八世紀，丕平開創了卡洛林王朝，請得羅馬教宗來為他加冕，開始了君權與神權以後盤根錯節的利益關係；後來丕平打敗了倫巴泰人，又將得來的土地奉獻教宗，形成了所謂教宗國，「丕平獻土」是羅馬教廷獲得世俗權力之先。教廷自始成為了歐洲最大的一股反動勢力，擁有龐大世俗利益，君主也以馬基列維利式的思維利用教廷，「君權神授」的觀念塑造了整個歐洲歷史。直至啟蒙運動以後的十八世紀末和十九世紀初，法國大革命和意大利民族統一運動（Risorgimento）相繼席捲歐洲，教廷的權力被一波又一波的群眾運動淹沒，才逐漸沒落。

很多人喜歡提及的相反例子，是教宗若望保祿二世（Pope John Paul II）聯同列根政府，一同推翻了東歐的共產政權。研究東歐共產主義興衰的歷史作家Anne Applebaum認為，東歐的馬克思主義是崇尚進步的，主張破除一切舊有的傳統與歷史，然而教宗不論有心無意，卻處處提醒波蘭民眾基督教與波蘭的悠長歷史，間接動搖了共產政權。但其實教廷的權力正植根於歷史，與共產政權剛好相反，而且教宗代表的是來自梵蒂岡的天主教核心權力，在地化的歷史並不深厚，可以跟政權保持距離的空間自然較多。且根據社會學家Max Weber說法，資本主義的興起根本與基督教道德觀有莫大關係。教宗與西方資本陣營的意識形態親緣性自然強得多。

反宗教論者如Christopher Hitchens認為宗教對人類社會有害，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點是因為宗教與權力的關係太密不可分。然而基督教教義與歷史，本身是一股極之進步的力量，例如摩西的出埃及記足證世俗政權絕非不可侵犯，造就了後來許多政教對立的例子。只是在地化的教會經常因應當地的政治氣候變化被收編，難以就此斷言宗教在本質上是一股反動勢力。

兩星期前，我去了約旦河畔的伯大尼。根據《聖經》記載，約二千年前在這個地方，施洗約翰為耶穌施行浸禮，耶穌自始踏上了短暫的傳教之路，基督教與眾生開始有了一點世俗的聯繫。按照宗教的說法，是人類和神之間因為耶穌而再次搭起了一道互通的橋樑。即使我不曾被宗教感動，這樣跨越時空的意象依然叫人驚歎。約旦河的水本身就渾濁不清，世俗的手要再渾水摸魚，為它添加一點泥濘，可能還是可以逃避世人的耳目。

在世俗社會，宗教團體可以是公民社會的有機部分，例如沒有國教但基督教傳統深厚的美國，就相對體現了普世精神如自由民主與宗教權力的健康融合。教會可以有效支撐公民社會，成為一股社區甚至社會的自治力量，香港也早就有新興基督教團體批評主流教會依附建制，嘗試回歸基督教教義裏，對建制存有批評懷疑態度的精神。歷史上末世說盛行之時，打着宗教之名指點天下的總是特別多，但我想這個關係是辯證的——是我們對社會的盼望已經漸漸被磨蝕，香港才落得一片群魔亂舞之末世景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