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2月4日星期三

練乙錚: 福澤諭吉、張之洞與三中全會的中體西用論




上月21日筆者為文指出,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的新一輪經濟改革路線,竟與所謂的「華盛頓共識」一一對應,若合符節。不過,大家也知道,習近平主導的那個會,除了一點門面功夫,在政治上大體是保守甚或倒退的。因此,會議的精神,實可與晚清張之洞、馮桂芳等人倡導的「中體西用」等量齊觀。所不同者,張、馮說的「中體」,指傳統中華儒家思想(統治者版本),而上述三中全會的「中體」,則是赤裸裸的馬列史毛權力論。故後者雖曰「中」,其實無半點中國文化味,指的不過是和現今所有發達國的政治文明背道而馳罷了。百多年來的變法維新,中國依然落後「小日本」一大截;箇中原因,可從日本明治時期思想家福澤諭吉的文集《勸學篇》與張之洞的同名作的對比中清楚看出。

1853年的「黑船事件」打開了日本鎖國之門;越明年,日美締結《神奈川條約》(日文漢字正式名稱是《日本國米利堅合眾國和親條約》)草約。又六年,日本軍艦「咸臨丸」全程護送外交官到美國加簽《日米修好通商條約》。日艦該次出航,比解放軍戰艦1997年首次成功橫度太平洋抵美訪問,早了137年。「咸臨丸」艦上當艦長助理兼翻譯的,乃一粗通英語的年輕學者;此人便是福澤諭吉。2004年,他的肖像印在每一張新發行的一萬日圓(最大面額)紙幣上面。

福澤諭吉的啟示

福澤諭吉(1835-1901年)生於大阪附近一個藩國的下等武士家庭;出生當晚,寒微而好儒學的父親剛巧獲得一本記錄大清乾隆法令的《上諭條例》,遂給他取名為「諭吉」。兩歲不到,父親就死了。由於家貧,諭吉很遲才上學,但進步很快,打下堅實的漢學基礎。19歲,慣於特立獨行的他,一個人跑到九州長崎,修習蘭學。日本人說的「蘭學(rangaku)」,和蘭花無關,更完全不是什麽「調理農務」的東西(一笑),而是指「荷蘭學」,即日本最早的「洋學(西學)」。

荷蘭人早於16世紀末葉已經到了日本,落腳點就是在九州西南一帶。大家記得,明朝末年,流竄於福建海域一帶的海賊鄭芝龍,便是跟隨荷蘭人經商到日本,在九州平戶娶了一位日本女子生下鄭成功的。當時的荷蘭,是歐洲貿易最發達、科技最先進的國家,經濟起飛比英國還早。由於蘭學和基督教的傳播,日本於1718世紀已經不斷接觸西方文明;後來儘管鎖國禁教,卻是鎖而不封,和荷蘭人通商不絕,更輸入各種技術和科學,包括化學、物理、醫學等等。到了福澤諭吉的時代,由於美國兵臨城下,日本人更需要荷蘭當時高超的火砲船艦製造技術,對懂荷蘭語的人才需求相當大。上述日本軍艦「咸臨丸」,便是於1857年從荷蘭買回來的。(這令人想起141年之後,1998年大陸向俄國購買「瓦格良」航艦、後改名「遼寧」號那回事。)

福澤諭吉在九州學得荷蘭語之後,到了東京,開設了一間教授荷蘭語的蘭學塾,後改授英語,1868年改名慶應義塾(「慶應」是明治之前的天皇年號。此義塾是慶應義塾大學的前身;後者是當今與早稻田齊名的一流私立大學,畢業生包括豐田汽車的CEO豐田章男、日本前首相小泉純一郎、橋本龍太郎、犬養毅等;民國志士林覺民亦於此校畢業。慶應義塾的校訓是「獨立自尊」;這在集體觀念濃厚、等級名分意識蓋過一切、幾乎沒有獨立人格可言的日本傳統文化中,饒有意義。

福澤諭吉美國行之後,又到過歐洲諸國;回來之後,寫了明治維新時期最豐富深入的一套十冊洋學啟蒙書《西洋事情》,很快賣了二十萬餘本,牽動了年輕人當中的洋學熱。1871年,明治天皇頒布「廢藩改縣」令(猶如秦始皇廢封建、改郡縣),維新進入決定性階段。翌年,福澤開始發表《勸學篇》(日文原名《學問のすゝめ》);文章連序共18篇約8萬字,又是洛陽紙貴,估計當時每10個日本人便有一個看過至少其中一篇。

大家從上面的介紹可以看到,福澤諭吉和張之洞的確是兩個背景截然不同的人物。張之洞生於河北一個官宦家庭,父親是鄉試舉人,官至知府(古稱太守,很高級的地方官,管一個城市;相當於今天一個地級市如石家莊等的市長);他自己是進士探花(殿試第三名),當過兩廣總督、湖廣總督、光緒及宣統的軍機大臣,官至大學士。福澤則除了做過幕僚,從未當過官;明治曾經要他出來做官,他婉拒了,寧願一生當一個私塾老師。科舉出身的、當官的,往往傾向維護統治階級、政統、道統。學者,只要不是利欲熏心,比較能夠客觀地看長遠、全局問題。

還有一個分別:張之洞沒有出過國門,根本沒有對外國的第一手見聞。福澤多次在歐美遊歷,每次回來,見聞豐富了,而且總是書刊滿載而歸,可以著書立說。眼界有高下,張之洞在他的《勸學篇.遊學》裏,勸喻習西學者要出國觀察,但提議去的地方,「上為俄,中為日本,下為暹羅」;這個提議,真是好打有限。

中國大文化的優越感

不過,最重要的差別,大概是二人的大文化背景和心態。中國文化發達得早,國人從來認為自己最優越,是「天下」的中心;外來者頂多不過是會點奇技淫巧的蠻夷;這種「以我為主」心態,顯得非常自然(喜歡稱呼「小日本」,就是反映)。日本人則不同,千百年來當慣了學生,向別人學習,不會說是「下問」,更不會覺得羞愧,一切以實用為原則,連自己的文字裏,也加進了大量漢字以及用「片假名」拼出來的各國外來語詞,而不覺得有什麽大問題。魯迅先生倡導的「拿來主義」,很可能有他的日本淵源。日本人以這種心態學習、模仿外國事物,同時有一種「忘我的自信」,所以,學了人家所有的東西,卻依然能夠把自己的文化精華保存。

張之洞的《勸學篇》分內篇和外篇,內篇九篇放在前面,跟着才是外篇十五篇;每篇兩千字左右,合共四萬餘字。內篇,不消說,就是「體」的部分;外篇,就是「用」的部分。如果用今天大陸流行的黨八股來形容,內篇就是那些「牢牢」什麽、「堅決」什麽、「絕不」什麽的意識形態劃了紅線碰不得的東西;外篇就是如三中全會《決定》裏的那一組「華盛頓共識」條條,即可以靈活運用、因時制宜、因地制宜的事物。福澤的《勸學篇》,當然也有要批判和要提倡的東西,但通篇看,沒有張之洞的那種結構堅硬的二分法。

那麽,到底張之洞的《勸學篇》和福澤的《勸學篇》,內涵的主要分別是什麽?篇幅關係,今天只能簡單交代一點筆者認為是最重要的【註】。

張之洞是純粹的國家主義者,個人並不重要,民權是個壞東西,平等就會生惡。內篇第一篇講「同心」,就是統一認識;任務是「三保」:保國家、保聖教、保華種。國家是機器;聖教是意識形態;華種是集體。「保種必先保教,保教必先保國。……國不威則教不循,國不盛則種不尊。」這和大陸近數天所有官媒高調宣傳的一篇「網文」《沒有了祖國你將什麽都不是》的觀點完全一致。(這篇「網文」裏的一句口號:「沒有國,哪有家」,則跟本地左派政黨中人的那句口頭禪一模一樣。)這種思想再發揮,就是文革時期的「小小螺絲帽」理論:個人只不過是社會主義大機器裏的一顆螺絲帽,不合規格擰出來扔掉就是,一切個人的思想感情都是不必要的、危險的。

強調個人獨立重平等

福澤當然認為國家重要,但他的《勸學篇》裏卻把起點放在個人上面。第一篇講平等;跟着講自由。然後講個人的獨立;這點福澤講得最多最透徹:「沒有獨立精神 的人,就不會深切地關懷國事。人人沒有獨立之心,專想依賴他人,那麽全國就都是些依賴他人的人,沒有人來負責。……依賴別人的人一定怕人;怕人的人一定阿 諛諂媚人。若常常怕人和諂媚人,逐漸成了習慣,他的臉皮就同鐵一樣厚。對於可耻的事也不知羞耻,應當與人講理的時候也不敢講理,見人只知道屈服。一見上面 的人,就說不出一點道理;叫他站就站;叫他舞就舞。那種柔順的樣子,就像家裏所餵的瘦狗,真可以說是毫無氣節和不知羞耻之極。……只要有愛國心,則無論官 民都應該首先謀求自身的獨立,行有餘力,再幫助他人獨立。父兄教導子弟獨立;老師勉勵學生獨立;士農工商全都應當獨立,進而保衞國家。總之,政府與其束縛 人民而獨自操心國事,實不如解放人民而與人民同甘共苦。……人人獨立,國家就能獨立。」如此講求人格獨立,就呼應了慶應義塾「獨立自尊」的校訓。

中日兩國都曾試圖維新,日本成功了,中國卻一次又一次失敗,到今天還是擔心亡黨亡國、害怕西方列強顛覆。中國人不比日本人笨;資源不比日本人少。意識形態的差錯與頑固,也許是失敗的最重要原因。

作者為《信報》特約評論員

註:兩篇《勸學篇》在網上都可免費閱讀;都不太長,大半天可讀完。至於,張之洞的文章則見 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3636335/ ;古白話寫的,不太難。福澤諭吉的中譯本見http://www.zhlzw.com/lzsj/mz/8794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