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下稱60條），由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11月9日至12日）通過。內有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國防和軍隊六個方面的「指導政策」共60條。
60條中的第9部分〈推進法治中國建設〉（第30-34條），是關於「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的表述，其目標是建設「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
這是老生常談的話題。在社會現實中，有法不依的「白條現象」仍難消除；和尚打傘──無法（髮）無天，在不少部門和地方，還是常見的「社會現象」，突顯法治的頂層設計與「落地效果」的落差甚大。
在初級階段 建低端法治
60條提及維護憲法、法律權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第30條），改革行政執法體制（第31條），改革司法管理體制（第32條），健全司法權力的運行機制（第33條），人權的司法保障和廢止勞教制（第34條）。
其中，第34條關於規範查封、扣押、凍結、處理涉案財物的司法程序，對薄熙來重慶「打黑」沒收私人財產事件有「針對性」，其餘均無「新意」，都是許多文件、法規已有的表述，例如1993年11月十四屆三中全會的決定（50條）、2003年10月十六屆三中全會的決定（42條），都有「法制建設」（前者第44-46條）或「依法治國」（後者第38、39條）的規定。
關於嚴禁刑訊逼供的表述，則早就見於刑事訴訟法（簡稱刑訴法）第一次修訂本（1997年1月生效）、第二次修訂本（2013年1月生效）。
中共中央主導、人大操盤制訂的法律和國務院的行政法規，早已汗牛充棟；但有很多已公布的法律、法規，並不等於社會已有法治。
在「一黨領導」體制之下，所謂法治並非香港式的法治，亦不可能搬用西方先進國家的一套。
就「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而言，社會應建立「初級」（低端）的法治，本欄對其意涵的解讀是：
一、對公權力的行使要有嚴格的規範和限制，以防範權力腐敗、侵害民眾和社會整體利益；二、有效保障民眾的基本人權，執政黨既然指示政府、外交部門簽署聯合國的〈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兒童權利公約〉與〈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前兩個已由人大批准，後一個未批准），就應盡可能有與公約「接軌」的規範；三、依據法律和法律程序行事，法律之前人人平等；四、建立司法相對獨立的機制，保障司法程序公正、保護民眾的合法權益。
保人權條款 缺實際效力
與國際先進水平比較，中共中央主導制訂的《八二憲法》和法律，說不上是「良法」，但與毛時代相對而言，有「頂層設計」的一些改革。《八二憲法》有高層職務任期不超過兩屆的限制（第66、79、87、124、130條），也有基本人權的規範，如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第37條）、住宅不受侵犯（第39條）等。刑法和刑訴法也有罪刑法定、罪與非罪由法院裁決、無罪推定等原則。
高層職務任期限制，已形成本欄所稱的「任期邊界剛性約束」，但關於基本人權的保障，大都只是「美麗的口號」。
在地方、部門的「長官意志」下，法律的「白條現象」，使法律失去效力，民眾的人權和其他合法權益往往受到侵害，例如許多官吏在「穩定壓倒一切」的口號下強化專政職能，法律「靠邊站」，「和尚打傘」又來了：一群「維穩人員」可隨意限制、剝奪上訪居民的自由，甚至「進駐」民宅「進行24小時陪伴」，全不管法律的相關規定。
在11月聯合國應對氣候變化的「波蘭會議」前，國務院發改委副主任解振華說：「現在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違法不究的問題還是比較嚴重。」有法不依的「和尚打傘現象」，不只存在於環保範圍，還涉及民眾的收入、生命安全，例如農民工的薪金被拖欠，婦女、兒童被拐賣，未成年人被迫在煤礦當黑奴，都違背法律；許多地方、部門官員未盡責，法律對民眾的保護規定，都成了空話。
執法有決心 法律非丫鬟
呼籲汲取文革教訓的改革家葉劍英，在1982年就建立法律的約束力發表談話，強調制訂了新的憲法就應認真執行，不執行就失去立法的意義。
在關於民眾合法權益的範圍，《八二憲法》頒布後的刑法、刑訴法等，都有相應的規範。地方當局或政法部門如不依法執行，或按「政治需要」扭曲法律，民眾得不到最起碼的司法程序公正，社會便無法走向真正的法治之道。
「一黨領導」體制的長期弊端，是官吏普遍缺乏法治觀，或法治觀很薄弱，習慣於「無產階級專政」和「服從政治大局」的一套，以致形成權比法大、黨官干預或「指揮」法官的「維穩」格局。
《八二憲法》設定的「任期邊界」能形成剛性約束，在於執政黨的執行決心。
「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初級法治能否實現，關鍵就是執政黨實行法治的決心和魄力：依法執政，尊重法律和司法程序，有效保障民眾的合法權益，而不讓法律淪為政治的丫鬟。《三國志．魏書》謂：「百里長吏，皆宜知律。刑法者，國家之所貴重」。當代的社會，不走法治之道，是不可能有真正的現代化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