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1月7日星期四

明報社評: 投票部隊又完成任務 高度自治再一次挫損




立法會援引權力及特權法向政府索取增發免費電視牌照文件的議案,一如所料,未能取得功能組別過半數議員支持下被否決,梁振英政府的管治危機暫時得以紓緩。綜觀此事的發展歷程,除了政府橫柴入灶暴露管治能力差劣之外,中聯辦的影子又浮現出來。就香港內部事務,近年頻繁地看到中聯辦介入和發功,使人質疑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還剩下多少?一國兩制的偉大試驗,正在十字路口徘徊,是成是敗,正處於關鍵時刻,值得關心香港前景的人士關注和思考。

中聯辦接觸議員   介入香港內部事務

醫學界功能組別的梁家騮議員,投票支持以特權法索取文件,他接受傳媒訪問時,表示中聯辦人員曾經就發牌事件與他聯絡,梁家騮形容為「交換纒意見,睇纒睇法問題」,他說中聯辦人員很客氣,並未施壓,他也「唔覺得有壓力」。除了梁家騮之外,中聯辦據稱還接觸過謝偉俊,至於是否還有接觸其他議員,就不得而知,不過,建制派議員就這次投票嚴陣以待,出席率百分之百,齊心以赴的陣勢,較為少見,宛如有一隻看不見的手在統合領導;所以,有理由相信,中聯辦就此事接觸的議員,應該不止梁家騮和謝偉俊,只是其他人都不現身向公眾交代而已。

據梁家騮表示,以往就其他事項,中聯辦人員也有與他聯絡,進行游說,反而特區政府就不一定找他,今次發牌事件,梁家騮說政府沒有人游說過他。政府對取態游離的議員,理應盡量游說爭取才對,現在只有中聯辦「做梁家騮的工作」,政府中人對他不瞅不睬,事態使人感到奇怪。這種情況,至少有3個可能:(1)政府官員失職;(2)中聯辦與政府有分工,分別對特定議員做工作;(3)游說議員的工作,政府「外判」給中聯辦「負責」。無論是哪一種情況,都不能接受,特別關於聯絡、游說議員方面,政府與中聯辦之間的關係,耐人尋味。

近年在多次選舉中,中聯辦介入協調,是公開的秘密,若中聯辦對立法會議席的分配,有決定性影響力,則建制派議員成為中聯辦的「子弟兵」,特區政府難以調動他們,也就不奇怪了。因為這樣的議員,若要繼續享受權力的滋味,則接受權力賦予者調度、替權力賦予者服務,他們大概會認為理所當然,而在這樣的權力組合中,客觀上特區政府被邊緣化,就是必然結果。日後,即使特首經由普選產生,只要畸形的政治體制依舊,即:政府在立法會仍然沒有固定、穩定支持票,中聯辦仍然在選舉擔負決定性作用,特區政府在立法會仍然是無兵司令,則中聯辦透過建制派議員「領導」特區政府的局面,依然不變。

一些港人為個人原因   協助毀棄「一國兩制」

「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由」這12個字,是當年使港人歸心,順利收回香港的國策和特殊方針政策,回歸17年之後,這12個字已經漸行漸遠,中聯辦介入香港事務似有加深擴闊之勢,令香港變調變味。最使人不安的是,本來應該捍衛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港人,卻因為種種原因而妥協或放棄原則,任由香港被改造,甚至協助權力當局改造香港。

以梁家騮為例,對於中聯辦人員與他的接觸,他視為游說,認為在歐美民主社會,在合法情況下也有游說,云云。梁家騮的混淆,使人震驚。香港內部事務與中聯辦無關,已知中聯辦的做法為《基本法》所不容,梁家騮把中聯辦介入香港內部事務,等同歐美民主社會的游說,若只因他的認識不足,情有可原,若認為理所當然,則中聯辦在香港內部事務若隱若現的「領導」,梁家騮的「中聯辦游說正常論」就提供了答案。

1997年回歸之時,港人對中聯辦介入香港內部事務極其敏感,稍有風吹草動,都會鳴笛示警,但是久而久之,時移世易,許多港人如被溫水煮蛙,對香港獨特性之淡化和褪色,不僅滿不在乎,不少人還是使香港與內地趨同的推手和協助者。香港社會就此會否覺醒,難以預估,不過,目前情況的後遺症,已經見到一些負面苗頭,就是:一國兩制向「一國一制」過渡、港人治港向「京官治港」過渡、高度自治向「低度自治」過渡。設若沿覑這樣的趨勢發展下去,必然偏離一國兩制構思的原旨,也必然使一國兩制的偉大試驗以失敗告終。

昨日立法會辯論援引特權法索取政府文件時,支持議案的衛生服務界議員李國麟的一些發言內容,很有意思。他說,「政府猶如壞孩子,經常犯事,但是每次回到家(立法會),卻總能獲得這兒的怪獸家長庇護。特區政府以為有這種怪獸家長文化的保護,可以安逸生活自得其樂,不過,這只會令到特區政府永遠長不大、無法自己生存。」他希望政府能汲取教訓,云云。李國麟沒有點出「怪獸家長」是些什麼人?他們為何要這樣做?現實上,怪獸家長就是建制派議員,他們經人為組織保護特區政府,客觀效果是使特區政府無法自行治理。所以,中央對香港現況,應該作實事求是的評估,針對管治困局,設計一套符合香港實際情況的政治體制,放手讓特區政府高度自治,則香港和特區政府才會真正成長起來,才可以擺脫成為國家包袱和負累的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