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意對梁振英班子而言興許真的如浮雲，瞧都不瞧一眼，儘管港大和中大兩個民調系統這個星期的特首民望數字是失速直線下墜。這些新聞十五個月來在電子和印刷傳媒的位置愈來愈不顯眼，是港事蜩螗沒有誰顧及，抑或是社會也不認為這是新聞，我卻猜這是因為連發與不發電視牌照都弄得人山人海上街抗議，難道特首民望還會高嗎？
民意調查在當權者眼中就像馬克吐溫說的那樣，「世界上有三種謊言：謊言、該死的謊言和統計數字」（There are
three kinds of lies：lies, damned lies, and statistics.） 於是把統計數字視作不堪入目的那種，不值一哂。這就造成了我們看到的那樣，民意縱然是低處未算低，高高在上的那些照舊做他的事而沒有想到觀瞻這回事。於是人們看到一個頗為有意思的情狀：我們的社會以上亞厘畢道為界線從中割開，禮賓府大院裏的做他們覺得要做的事，院子外的不覺得院子裏的擁有管治這城巿的合法性。這從側面說明即便是民望急墜，特區政府依然自我感覺良好，深宮大院自得其樂。
現代政治像梁振英政府那樣與民意割裂的其實不少，日本民主黨菅直人年代民望跌到只有個位數，泰國七十年代也有類似不得人心的政治領袖，但是日本可以提早大選把菅直人攆下台，泰國則是粗暴了一些的發動軍事政變把政客踢走。梁振英卻是由中央任命除非半途退任否則要做到二○一七年六月三十日，這讓我想起美國的尼克遜，水門案和越戰使他焦頭爛額但卻囿於憲法除非彈劾下台，否則他要做足八年任期。《華盛頓郵報》記者伯恩斯坦及伍德沃德寫的另一部合著《最後的日子》（The
Final Days）把自鎖深宮總覺天下與他為敵的尼克遜心理狀態刻劃入微，梁先生的幕僚不妨找來一讀。
尼克遜是帶著一腔復仇怒火在一九六九年上台當總統的，一九六○年大選他慘敗甘迺迪手上，之後在次一級的加州州長選舉又吃敗仗。尼克遜壯志未酬，認定是自由派傳媒毀了他的政治生命，竟然失儀至公開說「諸位傳媒，你們從此再也不能把我搞來搞去了」（You
won't have Nixon to kick around anymore） 。這股怒氣在一九六八年總統大選依然未去，翌年入主白宮，尼克遜火氣中燒不住，決心改變過去八年民主黨治下「一塌糊塗」、「道德敗壞」的美國社會。美國近代史最有雄心壯志的總統就在火遮眼氛圍下走進白宮。
自那天起，尼克遜犯下至今足以堪稱典型、足以讓梁振英記取的教訓、足以讓政治學者用以與台灣蔣家並列的小圈子式政治操作。尼克遜的班子清一色自己人，當中以白宮幕僚長霍爾德曼（H.
R. Haldeman）最強悍，此人與尼克遜相識二十年，政治理念是尼的死忠。白宮幕僚長是總統身邊第一紅人，某程度是總統二號，霍爾德曼當官後，把同是德裔的埃德列曼（John
Ehrlichman）拉進白宮做總統美國本土事務顧問。這兩人對尼克遜言聽計從，尋且抱著一腔為尼克遜赴湯蹈火在所不辭的忠心，白宮的職業官僚對這兩個政治任命的蠻幹一族怕得要命，由於霍爾德曼與埃德列曼都是德國裔，內部暗地把二人稱為「柏林圍牆」（Berlin
Wall），意喻是這兩個德國佬把總統高高包圍在他們中間，旁人根本無法接近尼克遜，遑論在政策或言論向尼克遜進言。這種內聚官僚文化其後證明是尼克遜政權倒台最核心原因，二人近打手的行事作風，指揮竊聽民主黨總部的水門案，在尼克遜身邊獻計剷除對總統不利的各路政客。事實上，尼克遜除了那股眥睚必報的小家子氣，實是雄才大略的政治家，一九六六年已提出與中共建交，更提出要撤出越南的越戰越南化，當時是難以想像的超越視野；尼克遜甚至自信滿滿得把空軍一號機身塗裝「七六年精神」（The
Spirit of 76）字樣，準備以總統之身迎接一九七六年的立國二百周年，可是大業就敗在兩個家臣手上，殊為可惜。
白宮裏的「柏林圍牆」
類似形態的管治團隊小圈子帶來的是狹隘的視野以及剛愎自用的胡來，尼克遜既是「敢教日月換新天」的硬來，霍爾德曼和埃德列曼還不全力追隨？況且，他們仨有一種共同族裔歧見——針對猶太人——尼克遜對國家安全事務顧問、猶太裔的基辛格一度不放信任，他要求的是政治上像霍爾德曼那樣的絕對忠誠，解密後的白宮尼克遜講話錄音有這麼一段，美國作家Ken
Hughes引述錄音："The
government is full of Jews," Nixon said. "Second, most Jews are
disloyal." （政府都是猶太佬，其次，很多猶太佬不忠誠。）這種政治信仰及族裔一元化的內聚形態，普遍出現在政治管治團隊的結構。蔣介石敗亡中國大陸，其中一個原因，即在於前述尼克遜的同一覆轍，蔣在位時江浙系統如魚得水，連近身保鑣都是江浙省籍才獲信任，軍事上蔣只信中央軍，到淞滬戰役把中央軍也拿出來拼光，始獲得其他派閥支持；政治系統方面，蔣系與陳立夫兄弟的CC系勢如水火，最後陳家只得遠走美國新澤西州養雞度過人生晚年。至於宋美齡的「母儀天下」更是蔣介石更加獨裁的關鍵，宋美齡把持台灣空軍及與美國關係，宋的一句「我就是中華民國」把蔣介石的失敗清楚勾勒出來。
撇除成王敗寇的扭曲解說，以及一九四九年以來中共的所謂民國史觀，從沉澱的歷史層積來看，尼克遜和蔣介石都是一等一的政治人物，尼盱衡世局的恢宏視野，蔣的堅忍不拔抗戰決心，都是近世難得一見。然而他們都無法脫離自身性格的局限，尼長年是政壇二線人物，蔣則是半個流氓，加上「柏林圍牆」與「江浙同鄉」排他性極強的本質，無法取得第三方意見，身困思想天牢難以脫出，敗亡而歸。後人汲取經驗，民主黨克林頓啟用共和黨人佩里做國防部長的先例，台灣則是解除黨禁報禁打開大門，終致萬世一見的從獨裁和平過渡民主的優良範例。
蔣介石的江浙幫情結
香港的情況，梁振英上台之後路向接近尼克遜而稍遠蔣介石。這絕不是論述誰人雄才偉略，而是從政治班子結構而言，不必專家，外人都看到梁班子的一元化思考模式。從中性的政治設計及執行而言，有同一理念的團隊並非壞事，然而這一團隊必須兼聽則明視野開闊，我們在香港就看不到這種苗頭。從強推國教科到這次免費電視發牌，今天特區政府處事的指導思想是不理外間觀瞻，梁班子都是走自己的路不理政府總部高牆以外的吶喊，可是這條路愈走愈歪，如今看來，就快要走到頭撞南牆滿是血。無人明白梁班子核心所念為何，只是旁人看到刻下是推一項政策死一項，這其中不純粹如親政府勢力所戟指而責的「反對派思維」，而是梁班子對外間的聲音從來置若罔聞，若早前所說梁班子視反對派如敵我矛盾果是如此，今天政府的政治不彰民心散渙局面，極大地印證了這種自家人的小格局統治學。
政客和幕僚是互為影響，沒有政客的振臂一呼，幕僚亦不可能競以比主子更左或更右的上馬持槍。尼克遜用霍爾德曼是基於長期政治盟友而生的絕對信任，蔣介石用陳布雷也是源於陳的一管筆完全揣摩到蔣的意旨。於官僚而言，霍爾德曼為保尼克遜而不惜一切，包括銷極其關鍵的白宮講話錄音帶，甚至以成為「尼克遜的狗娘養」而感驕傲；陳布雷在蔣介石的《西安半月記》為蔣在西安事變的言行塗脂抹粉，儘管他其後在日記裏自省「余今日之言論思想，不能自作主張。軀殼與靈魂，已漸為他人一體」，但物理上的陳布雷仍然無法走出自己。在尼克遜和蔣介石身邊的幕僚，一個是出賣靈魂及肉體的霍爾德曼，一個是出賣肉體但靈魂保留一點自己的陳布雷，姑勿論兩人有某種程度的分別，但這種以追隨主子利益為終生職志的本質並無二樣。於是，尼克遜在圍牆裏不聽外界聲音，視新聞傳媒為專門針對他的敵人，蔣介石也在江浙官話圍繞之下走向獨夫之途，二人殊途同歸，終致政權滅亡。至於幕僚的下場，在政治失敗後更是悲慘，霍爾德曼干犯妨礙司法公正判刑十八個月，陳布雷則在中共大軍臨城前夕自戕。這不是時代挑選了這兩齣幕僚悲劇，而是幕僚自己領銜主演這兩幕戲。
香港的不聞民聲管治
歷史寫照本質在於折射，尼克遜第二任期美國全國上下都反對他，尤其是年輕一代視其為仇讎；蔣介石在台灣的管治更收縮得只剩下官邸派的一些人如俞國華等， 但尼蔣都在這些日子感覺良好。燈下翻閱歷史，總覺得今天香港與尼克遜蔣介石年代有七分相似——民意低下，政府總部高牆裏是不諳人心不聞民聲的官僚。
Todd Gitlin描述六十年末代美國學運的The Whole World is Watching，其記述的時代背景以及社會躁動與今天的香港頗有相近之處——大示威之下拒絕對執政政權合法性的承認；公民抗命是當年美國的主流反抗模 式，香港看來難以脫離這一循環，即惡性管治——社會反抗——再惡性管治——再社會反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