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安徒
政府拒絕向王維基的香港電視發出免費電視牌照，引起全城轟動。短短數日，網上支持撐發牌的群組人數，直撲五十萬大關，一場「電視革命」一觸即發。筆者不會天真到預期梁振英政府會因此倒台，然而這場運動會帶來香港深層及長遠的文化意識的轉變，則是可以期待。
日前王維基在中大新亞書院圓形廣場參加講座，有近三千人出席，不期然令筆者想起三十年前的往事。筆者與王維基份屬同期同學，他也是學生組織的活躍分子。他的活躍範圍在聯合書院學生會，筆者出入於中大本部的范克廉樓。一九八二年香港前途問題浮現，中英雙方展開外交談判，中大校園內學生對這問題反應熱烈。論壇與講座往往座無虛席，而持不同立場的同學，也積極利用張貼大字報的形式，各抒己見，煞是熱鬧。
大學時代的廣義自由派
印象之中，王維基雖然不是寫大字報的常客，卻是在大字報上批註小字報的知名評論家。一個意見，引發連番相互辯駁，各方可以銜戰數日，甚至催生新的大字報出現，循環不息。他當時的立場屬於廣義的自由派，與持民主回歸論者每每針鋒相對。當時大學校園內說理爭辯，關心家國的氣氛，既孕育了王維基，也孕育了那「後嬰兒潮時期」的一代。我們或可稱之為見證香港踏上「過渡及回歸」路途的「六十後」一代。
「後嬰兒潮時期」的一代香港人，充滿了理想主義。他們既沒有「嬰兒潮世代」那種分享「和平紅利」的福蔭，也沒有受冷戰時代僵化的意識形態對抗所束縛。他們更相信香港晚殖民時期的務實思維和自由主義，也誠惶誠恐地認為鄧小平的「開放改革」年代，是新的理想中國的寄望所在。所以，雖然那個年代有過民主回歸和王維基所代表的自由主義批評者之間的爭辯，這一代人在中英聯合聲明簽署之後，都沒有依戀前朝的退縮心態。而是各奔前程，用各自的方式為自己，也為香港的前途打拼。
賺錢為樂卻非人生目標
三十載塵土功名。當日和王維基論戰的，一些反成了人權鬥士，民運先鋒，一些成了新朝新貴，而王維基就成了百億巨富，當過浙江政協，也是當下的風雲人物。
三十年來，王維基的「魔童」之名不脛而走，無可置疑地是因為他不靠庇蔭，獨闖天下卻又屢創奇蹟。從這個意義上，他是典型的「香港仔」，一個不難找相近例子的港式「成功企業家」。但他也是非常獨特的「六十後」世代，因為比起那些香港「富二代」，王維基是一個敢玩敢輸，充滿專注和敬業樂業精神的人物。他既體現了韋伯所講的「創業精神」（entrepreneurship），也展露一種典型的「波布族」（Bo-bo）的輕灑。他以賺錢為樂，但錢卻非他的人生目標。他拒絕要為自己建立家族的商業王國，卻選擇浪遊南極、深海，結合了波希米亞和布爾喬亞這兩極。雖然，這不代表他就是一個完美（或者仁慈的）資本家，但他的確擁有一份如神話人物一般的氣質，走進新一代香港人的夢幻世界。
如果說，戰後嬰兒潮世代的「五十後」要靠建立一種「獅子山下精神」為自己造像，自我敘述為在艱難的環境下掙扎，刻苦奮鬥，並且能同舟共濟、守望相助。那麼，「六十後」所要為自己描述的精神世界，就需要一種更加強調不依庇蔭、獨立思考、公平競爭，更加個人主義，能夠出入於物質世界，兼有務實精神的理想主義者造像。作為個體的王維基，的確是這種「後嬰兒潮」香港人的代表。
失敗的不獨王維基一人
可是，歷史表明，追求特立獨行的香港人一直都只能「戴着腳鐐跳舞」，沒有一點世故，沒有一點識做人、識講說話的技巧，沒有一點親中人脈，很容易就會「輸在起跑線」上。而王維基也長袖善舞，雖早早就有自由主義者疑慮回歸後前景的深層意識，而面對八九年的六四巨變，他也務實而靈活地決定遠走加國彼邦。（雖然事後證明，原來他這一驚一走，卻是天賜給他的一個創業良機，藉開拓「長途回撥」服務而創了電訊業奇蹟，從而邁向致富之路。）他為平衡家族人脈，親中關係之不足，他不會充當民主鬥士，甚至也隨大流，當過一個地方政協。
可是，就是連這一種充滿了務實平衡的考慮、戒慎恐懼的個人創業夢想，今天也仍然被政府和權貴封殺。失敗的就不是王維基一人，而是整個見證過渡與回歸的一代「六十後」香港人。
電視行業，本就是一個產製夢幻的行業。夢幻之為當權者所用，是為「意識形態」。電視之服務於製造夢幻，乃因它是逃避主義者的安樂窩。香港人在人心動盪的一九七○年代，如非靠急劇興起的電視文化、歡樂今宵式的大眾娛樂的安撫和發泄，早早就熬不下去，起來造反。可是，當社會不單大量消費夢幻，以致人們以夢幻的方法去看待社會本身，用夢幻的尺度去檢視周圍的事物，就會更期待在社會現實中出現夢幻式的英雄人物。因為只有這樣，社會才能不斷以「讓夢幻理想成真」的方式延續下去。當代資本主義的秘密，就在於繼續讓社會如夢如幻般延續下去，以致到達一個程度，延續夢幻變成了資本主義的一種責任，因為創造夢幻英雄，證明奇蹟是可能的，已經變成大眾的期待，視為理所當然。
從熒幕走上街頭的真人騷
王維基踏足電視這個造夢的行業，試圖充當白武士，扭轉乾坤，打破壟斷，把昏睡了三十年，接近沉悶至死的觀眾叫醒，這本身就是一齣蕩氣迴腸的浪漫戲劇。九億投資，四年苦待，就只欠一個大團圓結局。可是，一聲「叮走」，理由「無可奉告」，這又是如何可以收拾的anti-climax。如果任何一個選拔遊戲的真人騷可以如此輕易地更改遊戲規則就一聲把人叮走落幕，觀眾不把電視機也摔破才怪。
所以，香港當前所面對的，與其說是一場醞釀中的「電視革命」，不如說是一場從熒幕走上街頭的、穿了「崩」的「真人騷」，危險的不再是摔破誰的電視熒幕，而是政總的那幾塊玻璃。
當世界上第一個人因為電視節目結局荒謬而摔破電視機，上帝就向我們透露了一個關於人類的秘密，那就是：做（造）夢原是人的基本權利。當然世界最荒誕的是，雖然真實世界比一個爛透的電視節目還要荒誕，人們卻只會去摔破一部電視機。
王維基要去為香港人造更好的夢，卻同時是在真實世界認真地演繹着一個關於哥利亞可以打倒財閥家族巨人的「香港人夢」，這樣，他就悲劇地注定像《真人Show》（Truman
Show）裏面那個要揭開電視機背後真相的人，結果，就是把夢幻的現實結構（或者現實的夢幻結構）瓦解掉。
王維基的「罪」與「過失」，正正就是他過分認真地演繹這種「英雄香港人」的故事。
我們面對的是赤裸裸的在夢幻結構瓦解掉後的「現實」，赤裸裸地面對連造夢／做夢的權利都被剝奪和嚴密監控的令人難堪的「現實」。如果，現實就僅如一部只會重複播演「維基叮走錄」的電視機，敢問你會不會把它摔到地上？
三十年一覺維基夢，夢醒之後，香港人往何處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