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陸有一個電視行業會議「中國電視發展年會」，今年是第三屆，會議由中央電視台承辦，全國各省巿電視台長都參加。既是中央台牽頭，年會主旨當然不是吃喝玩樂，今年的主題包括「服務社會發展的基本職責」；上屆年會主旨則是「探討在紛繁複雜的國內外環境下及競爭態勢日趨激烈的媒體格局中，電視媒體如何進一步增強責任意識，維護改革發展的良好局面」。
之後，找到人民網一條消息：〈央視名嘴談馬克思主義新聞觀〉。今年四月開始，中央電視台在全台展開「信念，理想，責任」為主題的馬克思主義新聞觀教育活動，至今已有七百多人參加，主播級人員三百多人更是第一批接受培訓。這條消息有意思的是 ，那些在全國人民心目中的「國臉」紛紛寫下學習心得。第一篇是芮成鋼，他就是那位在記者會對美國總統奧巴馬說I think I get to represent the entire
Asia的英文台主播﹕
「作為中國的播音員主持人，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新聞觀。如何做到呢？一要有正確的基本定位，二要有使命感和社會責任感，三要加強修養、加強學習，四要正確看待名利問題，五要提高業務水平、增加思想厚度，六要增強創新能力。此外，在屏幕上與屏幕下，播音員主持人的形象應該是一致的，要善用、會用新媒體傳播形式。而作為中央電視台主持人，思想覺悟、政策理論水平和政治敏感性都有更高要求，這就要求我們把這份責任和要求更嚴格紮實地落實在日常工作生活中……」。
香港電視在行政會議取態遽變之下黯然落敗，新聞報道說，去年底政府仍是倡議發出三個免費電視牌照，到如今揭盅獨缺王維基。社會上各種看法紛紜，有說是為了維護另一家現存的電視台，所以不得不把香港電視的申請立斬於馬下；也有說是政治原因，中央一句命令，就把「不聽話」的篩走；也有持相反意見，認為不是政治問題。香港好就好在這，人人都可以發表意見不礙事，是偽命題抑或真議題則是後話。在把這些意見分析之前，鄧小平在六四事件後的「氣候論」或可作為註腳：六四事件「是國際大氣候和中國自己的小氣候所決定的」。把鄧講話中的「國際」改為「中國」，把「中國」改為「香港」，也許更能在另一個角度析義這次牌照事變。
鄧小平的大小氣候論
說出來也許會令支持香港走向更自由民主開放的朋友氣餒，但客觀的情確是令人悲愴。全世界的電視台都是宣傳機器，極權國家電視台大門外更是槍桿子上刺刀武裝衛兵，一旦內亂，所有黨派都搶攻電視台電台，因為誰抓住這些，就能通過電波號令天下或蠱惑人心。對於今天重新溫習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的中共而言，電視台及電台為什麼要服膺「增強責任意識」這要求，也是簡單不已的原因︰從一個政權的穩定以至於一個地方政府的安穩，如果控制不了電視電台，如果這個台及其從業人員不能做到芮成鋼所說的「思想覺悟」，豈不是養虎為患。這一鐵律無分黨派國家，從希特勒年代的國民教育及宣傳部長戈培爾，至斯大林時代的宣傳鼓動部長亞力山大洛夫（這兩個官銜說明一切：一個是「國民教育」及宣傳，一個是宣傳加上「鼓動」）俱係如此。戈培爾是「謊言說一千次變真理」，亞力山大洛夫則是推行愛國主義思想教育，把蒸汽機到無線電的許多科學技術成果的發明權及首創權攬到俄國科學家身上。高壓思想控制以及廉價民族主義，這兩個在二戰期間生死搏鬥的死對頭竟是如此殊途同歸，說明儘管意識形態迥異，卻不一定在執行上各走各路，都是天下一家，不惜一切維護政權。
中央電視台的主播接受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的培訓，很能在側面說明今天的大氣候。從實務操作而言，求真是最根本的要求，但扯到「思想覺悟」就明顯脫離了求真基本原則，因此，近期中共大舉拘捕微博活躍分子的底蘊便不言而喻。這是中國大氣候，一河之隔的北方既然如此，香港可以走得出小氣候的影響不免讓人懷疑了，尤其是如今聲聲向北看，人員錢財都可以在這邊那邊之間來往自如，看不見摸不到的意識形態更容易越山而來。一九六七年的暴動是最佳例子，文化大革命在神州大地狂飆處處，不旋踵來到香港鬥垮港英黃皮狗，極左大氣候帶動了香港的小氣候。今天大陸左傾思潮乍現，中央台帶頭學習馬克思主義是一個不能比這更貼切的實例，香港早已沒有一河之隔的心理障礙，能避得了那股左風嗎？
一河之隔的香港能頂住嗎
說左風，最近北京《求是》雜誌有一文，很有閱讀價值，隱隱然會讓人覺得這是另一次極左思潮先兆。或許有人會爭論說作為思想探索，無不可言之物，可是當微博大V講幾句都被公安找個藉口說他嫖娼捉將官去，「學術自由」真的可以如此自由，並且自由得發表與過去三十年絕大部分時間中共主流思潮相悖的文章？這些人也許忘了，毛澤東當年發動文化大革命，也只是從一張大字報而起。這篇文章題目很大，殺氣騰騰：〈歷史虛無主義歪曲國史須旗幟鮮明反對〉，作者是「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引言開宗明義「近年來，歷史虛無主義打『學術反思』的旗號，借『還原歷史』、『重寫歷史』之名，否定黨史、歪曲國史，這種歷史觀無視歷史現像的內在聯繫和因果關係，無視歷史規律，不僅對我國的歷史學研究造成危害，而且通過大眾傳媒對廣大幹部群眾思想造成干擾」。
先炮打歷史學者，再把傳播這種歷史觀的「大眾傳媒」揪出，前者是挑戰一九八一年中共中央《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之後是把矛頭指向傳播媒體。鄧小平七十年代末重新掌權後，《決議》可被視為中共亟欲重新出發的證言，雖然鄧在批毛這一環拖泥帶水，沒有全面否定毛澤東，但也算實事求是在《決議》指出五十年代末大躍進及反右的錯誤，指出毛發動文化大革命是「既不符合馬克思列寧主義，也不符合中國實際」。《決議》在中共黨史的意義是摒棄意識形態爭端，同心同德發展經濟，可如今大陸極左歪風冒起，對傳媒的控制趨緊，這股思潮全國流竄，會不會對深圳河以南的香港及澳門帶來影響，值得細緻觀察。
中共在極左思潮下對社會的控制，不是一般人可以掌握其力度及覆蓋廣度，這裏頭更不存在「以樸素的階級感情代替黨的政策」，而以更加嚴厲的政策及更加虛無的中央精神取而代之，對裏對外一併如是。一九七二年，意大利共產黨黨員、著名導演安東尼奧尼（Michelangelo Antonioni）應周恩來邀請到中國拍攝紀錄片Chung Kuo, Cina（《中國》）。安東尼奧尼是意大利新寫實主義大師，作品包括至今仍然堪稱經典的《春光乍泄》（Blow Up），他在中國跑了五個城巿，拍成二百一十七分鐘的紀錄片，以一個西方人的視角說明中國社會人與家庭、人與群體的關係。香港國際電影節前些年曾放過這片子，如今網上也有這片的意大利語版。觀眾印象至深的，包括片子開始時以複雜、緩慢的長鏡頭朝向假日的天安門廣場，留著辮子的少女等待著拍照和啃雪條，寧靜之中透現文革年代中國人民對攝影機和外國人的好奇及矜持，細膩圓潤，確是大師出手。
宣傳在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
這部紀錄片一年後被中共猛烈批評，指摘安東尼奧尼「沒有拍出中國人民美好的一面」，而是專挑中國落後的鏡頭包括紮腳老太太，以當年《人民日報》的用語是「惡毒的用心，卑劣的手法」。香港一些親中共雜誌也有幾篇類似文章，全國一年之間，宣傳機器眾口一詞譴責這個意大利人是「反華小丑」、「是對中國人民的猖狂挑釁」。五年之後的一九七九年，外交部向國務院及中共中央提交《關於肅清「四人幫」在批判〈中國〉影片問題上的流毒，撥亂反正的請示》；再一年後，文化部長向安東尼奧尼道歉。
作為意共黨員，我猜安東尼奧尼會明白宣傳（propaganda）在共產主義意識形態框架中的重要角色。基辛格訪華的驚訝，除了隆冬北京街頭白雪全無，便是中美談判拚到昏天暗地之時，周恩來仍要抽時間看翌日見報的《人民日報》清樣。這是馬克思主義新聞觀﹕播報內容對革命有利抑或對革命不利，這或會有助拆解今天七百萬港人百思不得其解的謎團——這件事出來，到底對誰有利？改革開放至今三十年，中共仍難脫列寧式政黨本質，巨大經濟成就的經驗主義更使得它缺乏勇氣出走。閱讀今天的中共，必須閱讀過去的中共，此一框架一九九七年之後延伸到香港。職是之故，要理解今天香港的一些人一些事，就必須知道中共刻下在想什麼、做什麼，以及颳什麼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