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經濟成功，賴於每個人均精於計算自己的利益，但太多的個人利益考慮卻帶來了今日的政治敗局。
若我們把香港目前所面對的社會分裂和對抗，簡單地歸納為一場貧與富、有與無、對與錯，甚至是正與邪對決的時候，香港社會只會逐步行近崩潰和瓦解的邊緣。紛爭的最後解決方法，若不是直接透過武力來解決，就是間接地由武力在背後撐腰下，用由上而下的高壓方式來「和諧」或鎮壓。
無論誰勝誰負，勝利的一方也不會光彩，絕對得不到另一方的認同和信服，而落敗的一方則在內心仍充滿覑憤怒與仇恨。單純用武力或權力換回來的平靜和安穩，一定是短暫、表面和脆弱的，矛盾和危機依然在社會存在，只是等候另一個機會再爆發出來。
我們非常害怕和擔心，香港爭取民主化的運動，特別是當前正進行得如火如荼的「佔領中環」行動，會走上以上兩極化赤裸裸權力對決的軌道，或被理解或矮化為如此性質的低層次行為。
若佔中被誤解為鬥人多的「逼宮」行動
若「佔領中環」最終淪為或被誤解為在兩極化下，一個只是鬥人多、向中央和香港商界展示實力的「逼宮」行動的話，這將會帶來兩個嚴重的問題和憂慮。
首先，這只會最終把整個「佔領中環」行動自我矮化為一場權力的鬥爭，失去了它的道德力量，也迷失了當中的深層意義。在雙方只在乎展示實力而又不排除以武力結束的情下，局勢只會不斷升溫，帶來無意義的犧牲。當1萬人的「佔中」變成了10萬人「佔中」的時候，另一邊廂政府的處理級別，便由一般的警察躍升為梁振英口中的「防暴隊」。而當10萬人「佔中」增至50萬人「佔中」的時候，特區政府的防暴隊，又可能由中央駐港解放軍所取代。
第二個憂慮是，若我們把香港的整個民主化及當前的「佔領中環」行動，簡單及低層次地理解為一場權力對決，其實也同時跌入了一個道德的陷阱，大大削弱了行動的價值意義和感召力。理由是，在以上的情下，爭取權利的人士和他們要打倒的權貴，基本上是同一類人，同樣是從自身的利益角度來考慮問題和決定自己的取態。他們和權貴不同的只是既得利益的多少，沒有權力和利益的人自然想爭取權力和利益，已經擁有權力和利益的人自然不甘放棄，盡最大努力把它保留，甚或進一步擴大。
在「天下烏鴉一樣黑」的情下，爭取自由和民主的人士，不但會被自己的權貴對手鄙視，認為是一班跟自己一樣地自私和醜陋但能力又低的「可憐蟲」，更得不到世人的同情和支持，最後在被孤立和遺棄下，一步一步地步向瓦解和滅亡。
香港社會目前所面對的撕裂和爭論，是基於我們往往只慣於用自己身處的利益角度來思考當前的問題和糾紛。從這一個角度出發，香港永遠也不可能走出現時的困局，只有不斷在利益爭逐和權力鬥爭下輪迴與循環。
脫離既得利益局限的框架
要改革社會，走出紛爭的第一步，就是每個人先脫離由現有的個人既得利益所局限的思考框架，來反思何謂「理想生活」（What
is a good life），一個在政治哲學上極其重要的基本問題，再而透過政治的過程，集合社會上每個人的力量，把這個理想生活變為現實。
在追尋理想生活上，哈佛大學著名政治哲學家Michael Sandel其中一本全球暢銷著作《正義》（Justice）（見延伸閱讀1），便是探討這個重要的問題。我們每個人均想活在一個公平和合理的社會當中，問題是我們每個人對於什麼是公平和合理，往往有不同的看法。更差的是，世人往往用自己現有的利益立場來判斷是非對錯。凡是對自己有利的便是對，應該支持，凡是有損自己利益的便是錯，要堅決反對。
香港就是因為這樣的迷思，陷入了今日的困局。
在Sandel的《正義》一書中，正義的一個重要理解，就是要找尋一個被認為是公平和合理的制度，來分配社會上重要的資源。但是，由於每個人由出生一刻起，所得到的資源就已經有很大的差別，有人生於大富之家，有人卻生於貧窮家庭。因此，在眼前已知的已有利益的情下，每個人均很難不受影響而作出公正和客觀的決定。
戴上「無知的面紗」
所以，Sandel便引用了另一位知名政治哲學權威──已故的John Rawls的《正義論》（A
Theory of Justice）（見延伸閱讀2）的提議，當我們要討論何謂「正義」的時候，應該在思考的過程中，戴上「無知的面紗」（veil
of ignorance），回到平等的起步點（original position of equality），即是一無所有，不會被自己現有的利益，利慾薰心，影響到對現實世界的客觀判斷。在「無知的面紗」下，每個人均像回到了未出生前的一刻，不知道自己將會在世界上扮演什麼的角色，會是美？是醜？是富？是貧？統統也不知道。
Rawls認為只有在以上的無知的情下，每個人均有機會成為社會上最弱小的人的時候，我們才會認真地和無私地思考何謂公平，實現正義，從而在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原則下，給予每一個人在社會上應有的權利和尊嚴，達至一個所有人均可接受的理想世界。
香港要有出路，便要認清今日我們所要面對的並非是一場權力的對決、貧與富的對立、有權和無權的人的戰爭。要解救撕裂的香港，我們最迫切需要的不是更多人參與的集體行動，而是我們每一個香港人均可暫時放下自己的既得利益，自己的階級，自己的身分，放棄自己慣常用來了解世界事物的個人，甚至是有時自私的角度，用一個更高和無私的層次，來界定何謂理想的生活，從而思考香港的未來，建立一個公平的社會和合理的政治制度。
否則，在困於鬥爭和對立的思考模式下，無論誰勝誰負，得到的頂多是既得利益者和被壓迫者的角色互換，而社會的矛盾和仇恨只會有增無減，輸了的仍是香港。
◆延伸閱讀
1. Sandel, Michael. (2009) Justice: What is the Right Thing
To Do? London, Penguin.
2. Rawls, John. (1971) A Theory of Justic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作者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中文大學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