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幫港發聲」的鄭赤琰教授，對殖民者撤離殖民地的後續危機，有再而三的親身體會，心以為危，在接受電子傳媒訪問或在本報撰文，均提到馬來西亞獨立之初，種族矛盾激盪，新政府為求穩住亂局，不惜停止國會運作，凍結人權、收緊自由，以非常手段控制大局，換取政權和平交接的空間，以釐定三大種族共融發展的路向。當局「落重藥」，獨立後的馬來西亞政局終於危危百事成，雖然建政未臻民主的至高理想層次，卻已成為南非民權領袖曼德拉日後前往取經研究多元族群和諧相處的可鑑前車。
脫「馬」而出的新加坡，在李光耀的領導下，定下以圍剿肅清共黨（馬共新共）為首要任務，新加坡政府又全力培訓防暴警力，以凌厲手段鎮壓學潮，華校學運領袖孫羅文陷獄，共產黨員逐一被捉上電視認錯、悔改。做好這些基礎工作之後，新加坡成立「國家青年領袖訓練學校」，對學員灌輸如何履行國家社會責任，那些昔日共產黨員或其同路人，則以公開打倒昨日之我的自我批判，換回人身自由；少數「冥頑不靈」的政治人物如南洋大學出身、新加坡社會主義陣線的謝太寶，遂以政治犯之名被判刑坐穿牢底（刑期比曼德拉的二十七年牢獄之災還長）。事實上，李光耀雖然勵精圖治，全力撲殺反政府的政治勢力，但直至上世紀八十年代該國獨立（一九六五年）後十多二十年，還有天主教徒因為反政府而被投獄，累及教會的宣教工作。作為開國之君（該國雖是民主國家，但此字不必加上括號）的李光耀，並未因為建政之初對付政敵手段橫暴、不遺餘力而損害其領導新加坡躋身世界經濟發達國家之林的歷史地位。
鄭教授借新興政府打擊敵對力量絕不手軟的經驗，指出組織和誓言參與「佔領中環」行動的公民抗命諸君子，隨時會被中央聯同特區政府定性為不可容忍的挑釁者和反動派，因而極可能闖下彌天大罪。鄭氏雖然未明言（未預測）「佔中」一旦成為事實會否招來防暴警察甚至駐港目的並非「對內」的解放軍的強力鎮壓，但廣大港人只要記得「行政長官落選人」、全國政協常委唐英年與梁振英角逐行政長官的電視辯論中透露有關「出動解放軍」一節，再看梁氏上場後頻施辣招（非僅對物業市場而言）而面有得色，市民有「佔中」成事時當局可能使出狠辣手段應對的聯想，是很自然的。
和親身經歷三次殖民地獨立的鄭教授不同，不少對新興獨立國家早期歷史不甚了了的香港人特別是「中環人」，他們亦有「佔中」生亂甚至癱瘓中區的憂慮，因為在他們的經驗和印象中，共產黨人大都有「世界愈亂愈好」的「紅衞兵基因」，際此港共緊抓權力、做好隨時出動爭取本身優勢的時刻，特區政府定出狠辣對付「佔中」的策略，不足為奇。
萬一「佔中」終成事實，筆者相信三位發起人和「十位死士」，都是心智成熟明白後果嚴重且已作最壞打算的市民，他們仍然無畏地踏上「征途」，展示的正是不惜付出代價（也許傷亡也許牢獄之災也許事業職業受挫）力爭公平普選的決意。不過，一般跟隨者，特別是年輕一輩，卻未必人人明白此舉的嚴重後果。習慣了香港向有上街示威表態的文化，不論元旦、七一，不管六四、國教，都可見浩浩蕩蕩人頭湧湧的示威群眾，為香港贏得「示威之都」的「美名」；正因為這些遊行集會莫不在平安和平的情形下進行，即使警方為維持秩序進行不算手軟的干預，並未見不可收拾的警民衝突，對於「佔中」可能以流血收場的推測，根本不在後生一代想像之中，而這正是參與「佔中」可能釀成悲劇的危險處。
二、造成當前社會混亂且可說險象環生，近因為梁振英政府人謀不臧，遠因卻起自董建華急於求成的不成熟管治。
回歸以來，無論什麼人當上行政長官，都有管理不好香港的懦弱和難堪。董建華作為「開區（特區）之首」，有抱負、有主張，可是缺乏「治港之術」（statecraft），駕馭不了港英調教出來績效良好的公務員隊伍，更加忍受不了公務員系統那種有規有矩、重重檢視、步步設限、事事記錄的行政規範和布局。為了擺脫這種無形「枷鎖」，於是在政黨實力仍未建基的情況下，魯莽地引進政治任命的半部長制，化行政主導為行政長官主導，希圖藉此形式之變擺脫公務員系統的羈絆。若以有無違反《基本法》的角度考慮，此一偷天換日的權責大挪移是不易成事的，可是，董氏那時正當時得令，深獲北京信任而得以順利改制，打翻了港英百數十年來行之有效的管治模式和體制，站在中國人能比英國人做得更好的民族自豪和愛國立場，這種制度革新曾受鼓勵。
不過，經此嬗變，中央過去支持特區政府施政，便於不經意間變為支持在任行政長官的施政，這種看似無關宏旨的微妙變化，使不滿任何一位行政長官施政的香港市民，不知不覺地站到中央政府的對立面！如果中央同情港人處境，那麼，上無北京授命下乏群眾支持的行政長官再死皮賴臉，亦難以立足台上了。
董建華放棄行政主導，向受倚重的公務員系統的行事程序、方法和傳統便再不管用，官員已無舊「職」可稱，改而成為以行政長官馬首是瞻的「馬仔」團隊（他們中確有人視上級奉京官為「老闆」），為行長官所用而非各有本分、各司各職。這又是一項後患無窮的變化—行政長官權責一把抓，打亂了過往民意是由不同部門分頭蒐集、整理，然後經專業部門小心因應進而提出不同看法和意見，然後才上呈政策科撰寫利弊兼俱利害紛陳的政策報告，最後經由行政、立法二個議會的諮詢和辯論，才有定奪、才出定案。從下而上的治事程序，改為行政長官主導後，政令主張由上而下，屬下官員難得有迹可尋，更無思路可追，層層傳達，並無添益，只增誤解，以致政策出台，因思慮不周錯漏百出而四方驚恐。曾蔭權主政期間，由於行事形式仍沿舊貫，貼近行政主導的程序而較少「驚人之舉」（曾氏管治表現因循卻中規中矩，其鞠躬下台不算光彩，另有故事，亦與制度相關，日後有機會再加分析），而辛勤任事的梁振英團隊，新猷愈多愈嚇怕港人，不止吃力不討好，簡直是惹人厭煩擾民傷生計！
焦頭爛額的梁振英班子，不再倚重公務員團隊的管治實力，改而鞏固擁立他的政治實力，拉攏一班出自基層的港共及其同路人，一些以經營「天光墟」識見的新貴，竟有指點金融中心國際都會的氣魄，在拉近貧富懸殊的藉口下，香港變為一個不是照顧全民整體利益的社會，而是一塊旨在惠及新移民和多福利而未必厚生的雜居地。
從前香港，人窮志不窮者多的是，自力更生，不要施捨救濟的風氣已不復見。代之是窮兇極惡、不住墮落。警方與黑勢力一起亮相維護中央支持的梁振英施政，不同階層、不同範疇的社會爭拗和矛盾，對壘嚴峻激化分歧。香港管治已到了非要撥亂反正不可的地步。縱使不少人認為，及早商議普選，補足人事任用的缺陷，可能是安穩人心、給人們以管治必將進一步改進的思想出路。可惜梁振英卻屹然不動，把很多市民等待得心急如焚。「佔中三子十死士」以公民抗命展示爭取「真」普選的決心，可說是被逼出來的。
本來，香港的雙普選是按《基本法》的設想綱領，由特區政府推動商議，繼而由人大拍板定案；這等於說選舉法的擬議是香港管治制度當如何完善的問題，與鄭教授提及的殖民地後續危機導致爭奪政權的交鋒從而引發的鎮壓打擊，是風馬牛不相及的兩碼子事。可是梁振英政府有港共的「紅衞兵基因」暗裏鼓動；再加上前述北京支持梁氏（或任何行政長官）的立場沒有轉圜空間，「佔中」會被中央視為抗中，便屬茲事體大，以機關槍掃射蜜蜂的場面，亦就不能掉以輕心完全抹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