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信，此城還有不少人仍記得又被稱為「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
相信，大家還當記得，1967年文革蔓延越過邊界，引發六七暴動。
或者，即使近在咫尺，還曾經有不少香港人只是隔岸觀火。又或者，香港其實有不少人親身經歷過文革，在文革過程中或告一段落之後，才南渡香港。
對香港來說，雖然已相距四十多年，雖然邊境猶在，但其實，文革雖是那麼遠，卻還是這麼近。
林慧思老師在街上不滿警方處理「青關會」所為時執法不公，向警方查詢，並詢問設立封鎖線的法律依據，卻被編號47325的警員及一名督察喝斥，遭惹怒後說幾句粗言，反被抹黑為辱警，大批警務人員和「愛國」組織成員集會聲討，警方卻否認該集會屬政治性，否認該集會打擊警隊中立公正形象。
行政長官梁振英更要教育局局長吳克儉提交報告，要曾發表「小小沙石論」去形容六四屠城而引發嘩然的常任秘書長謝凌潔貞，檢視應否吊銷其教師註冊。
當行政長官不再在辦公時間偕家人「微服出巡」買魚、食咖喱，改以「大駕光臨」姿態光臨天水圍召開「諮詢會」會見「街坊」，卻原來須大批「地區人士」「候駕」，以至在場外「出手」「護駕」，而在場穿着制服的疑似「警務人員」卻還在實行「親疏有別」。
而在場內，行政長官則要到廉政公署舉報其閣僚張震遠和林奮強的人士向他們道歉，又聲言絕不姑息「少數人」向警方宣洩個人不滿。
這樣子藉「地區人士」大規模、且並非針對個別目標人物行使「武嚇」，甚或在「警務人員」眼底下動武，或者還算是特區取代香港以來的破天荒第一次。不過，對於「文攻」，處身特區的港人根本就不陌生。
九年前（即2004年初），港人齊聲爭取07/08雙普選，就曾上演一場「愛國論」的爭議，宣傳機器大力宣揚管治香港者必須是「愛國愛港」，支持台灣以至其他地方的自決權者則被歸類為「台獨」、「港獨」分子，甚至連上一代當過國民黨將領的，都被批評為「賣國」、「從他父親開始就和共產黨鬥爭」。
到2007年，社會要討論2012隻普選，則輪到「權在中央論」。當年更是由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吳邦國和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先後在訪港時「放話」，說明特區的權力都是來自中央授予，強調「一國」是「兩制」的大前提，政制方案必須符合「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律地位」。
2008年，時為國家副主席的習近平在香港提出「三權合作論」，要特區政府「通情達理，團結高效」，「行政、立法和司法三個機構互相理解、互相支持」。
所以說，「文攻」已不是什麼新鮮事物。今年年初的「新愛國論」，指行政長官候選人必須為「愛國者」，都只不過是重複過往伎倆，港人的反應已遠不及當年強烈。
就像抗生素，亦像鉛華，這些「文攻」的「劑量」只能夠一次比一次重，而效果卻只會一次比一次低。「武嚇」的出現雖象徵着新版的文革已降臨香江，但就正如對流行性感冒的抗體一樣，同類的流感病毒要是幾十年後再次肆虐，經歷過、見識過的人，骨子深處都會帶着「抗體」，再毒，也難侵。
惟只恐怕，解決政制問題不是目的，將政制擱在不解決狀態卻是手段，以便每隔三兩年就來一次新版文革，三兩年就革一次香港的命、革一次港人緊抱的價值。港人的「抗體」再難侵，都難再久留。而此城，則只會是求生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