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安徒
過去幾個星期，雖然是炎炎夏日，議會關門，高官政客每多外遊避暑，可是香港街頭卻接連上演令人驚心動魄的政治戲劇。一位休班教師在街頭出於義憤以髒話罵警，竟然導引出一場近三千人在旺角街頭互相叫陣和對罵，場面瀕臨失控。特首梁振英還竟火上加油，嚴辭責難當事人，更要教育局就事件提交報告。梁的話說在天水圍一場他去作秀的會場當中，而門外卻有一大堆形似三山五嶽之輩，突然現身勇武「支持梁振英」，與反對梁振英的示威者發生激烈衝突。黑道挺梁之說，甚囂塵上。大眾嘩然，紛紛思索「香港點解會搞成咁？」……
顯而易見，香港政治局勢正面臨一個重要拐點﹕一九八○年代以來香港大體上存在的政治共識正在徹底瓦解，社會重返一種類近五、六十年代「左」「右」意識形態對抗的狀態。可是，和當年不一樣的是，當年「左」「右」雙方都是「國共鬥爭」在香港的伸延，所以雙方均不會動搖整體香港的格局，可是，今日在街頭上演的這些對抗，卻標示一種決定香港未來的終極角力。
如果說，一九七○年代以來香港建立的社會抗爭傳統，是以批判殖民政府施政不足為主的「官民對抗」模式，那一九八○年代形成的「九七政治」，也因為香港人是被排除在談判的過程之外，所以社會抗爭和民主運動，都仍是針對當權的政府出發，「民間」往往被假想成是同質和團結的。
戲劇性變化出現在基督教教會
九七政權易手之後的初期，利益集團結成建制聯盟，與泛民政黨及公民社會，延續對立的格局。然而，隨民主訴求日趨高漲，依靠不公平的政制並不能服眾。真正可以讓宗主政權管控大局的，倒是那個和「政治」有一段距離的社會空間，例如教會、學校、街坊組織和其他社團。但這正好是泛民政客及活躍社運分子往往忽視的廣義的「公民社會」。
泛民派和社運分子對於街坊組織的趨向建制當然不會不認識，因為區議會成為建制派的天下已不是新鮮的事，以利益收買基層民心也不是公開的秘密。這些日常生活遠離政治的基層百姓也不需要特別的政治理論去動員。可是，這不表示「建制」在公民社會領域打的「陣地戰」，就僅限於那些非中產的基層街坊。相反地，回歸十多年以來，公民社會領域中最戲劇性的變化出現在基督教教會。
道德保守主義到政治保守主義
數年前因為情色議題、同性戀議題，人們見到一些以「道德保守派」形象出現的教會領袖，不少人以為他們的目的就只是宣揚「文化保守主義」。可是，這兩三年間頻頻成為網上熱議焦點的更是一些「河蟹牧師」、「維穩長老」。他們積極而又毫無遮掩地把道德保守主義再進一步連結到政治保守主義。而這種保守態度也不僅是謹慎、守成、尊重傳統的意思，而是順服當權者，為當權者祝福，為當權者們驅除他們眼中的「歪風邪氣」的那種露骨的「政治維穩主義」。
的而且確，構成今日基督教會中流砥柱的中產階級，很難以「蛇齋餅」去收買，然而他們的日常生活也一樣充滿非物質的焦慮﹕例如對道德敗壞的焦慮、對子女失卻上進鬥志的焦慮、對秩序瓦解的焦慮……一句話，就是「怪獸家長」現象展示出來的那種中產階級不安感。這些焦慮正好就是今日環繞一句教師粗口而爆發出來的整個沒完沒了的鬧劇背後的原因。
不假思索就跑上街頭來牽引這場道德民粹主義公審老師的是李偲嫣。這個並不偶然，因為她長期以來，不但頻頻力撐基督教道德保守主義團體「明光社」，也曾走去政府總部力撐國民教育，與學民思潮打對台。她也曾以「苦主」身分，在今年初一個反對同志平權立法的集會上，聲稱受到死亡威嚇，場上數萬個信徒為她喝彩和祈禱……卻原來，她這些工作大部分都是受聘於梁美芬底下的期間做的，而梁議員則是香港政壇裏同時得到傳統左派和部分大型基督教會所大力支持的人。這些教會支持擁護建制的基督徒，推薦蘇錦樑、陳茂波、梁美芬等。
關鍵在保證保守主義永遠得勝
模仿和改裝自美國「基右」的「新保守主義」，緊密地將「道德恐慌」和「政治保守主義」掛搭起來，恰好補足了香港親共的傳統左派拙於經營意識形態綱領，以打動中產階級的空白。他們把傳教變成另一種右翼的保守主義社會運動，所操作的場域，正是泛民政客和大部分社運人士都長期棄守的公民社會地帶，即家庭和學校。當年羅范椒芬主理的教育改革，正是一套以「新自由主義」改革為名，內藏「新保守主義」玄機的佈置。例如「直資計劃」就內含了一種中產精英主義、家長消費主義。苦果於今才漸遭發現。這場教改令校政權力滑向以消費者身分出現的家長，也同時有利於親建制的道德主義，加強對學生和教師的雙重規訓。
這場在公民社會領域發生的微觀權力巷戰，一直進行了十多年，形勢一直是一邊倒，新保守主義予取予攜。今日突然呈現成為一種高調張揚的意識形態，說明它已具備成熟條件，成為一種不需再掩飾的政治意識形態。它直接出來呼召民眾支持，動員「沉默大多數」，正因為香港頭上的宗主政權和建制力量已經明白到，依靠不公義的政制來維繫特權的日子已經無多，所以要公然出來搶說他們才是大多數。給予香港真普選與否是一回事，保證保守主義永遠得勝才是關鍵。
訴諸「沉默大多數」的一種手段
事實上，以沉默大多數的代言人自居，差不多已成為世界不同種類的保守主義者所用的陳腔濫調（clich），毫無新意。一九六九年，尼克遜面對強大的反戰浪潮，乞靈於動員沉默的大多數。美國基右組織Moral
Majority也是以代表所謂道德的大多數自居。這一類新保守主義正好不是固守傳統的保守主義，而是結合了民粹動員，以搞社會運動的方式來佔據代表「人民」發聲的位置。因此，他們不會只說財閥和政府是建制，而會說媒體評論人、持異見的學者、搞社運的NGO是「建制」，他們是「人民」，他們才是「大多數」。
在民主國家，右派保守主義會訴諸「沉默大多數」的修辭術來進行民粹動員，戰場還是選舉。但在專制政體瀕危的後期，也往往要訴諸操控甚至製造這種民粹主義來抵消要求改革的聲音。例如，一九七一年台灣政局風雨飄搖，一方面是保釣運動衝擊，另一方面是面臨被迫退出聯合國。台灣自由派知識分子發出了要求開放學生運動的呼聲。官方所控制的《中央日報》卻刊登了一篇長文《一個小市民的心聲》，大肆抨擊要求開放學生運動的主張，是和大多數人的生活、想法，甚至和常識脫節，只是知識分子為了建立偏激的「思想體系」而陷社會安定於不顧。文章充斥對知識分子刻意的攻擊，卻又要以那種所謂「普通小市民」的犬儒、苟活的語調混在一塊。這篇鴻文受到官方大力吹捧，翻印成十多萬份小冊子全國上下傳閱。顯見，訴諸所謂「沉默大多數」、「小市民的心聲」，往往就是一種手段，讓急速沒落中的專制統治者挪用「小市民」之名作其擋箭牌，為拒絕改革而塗脂抹粉。
「幫閒」為權門提供意識形態服務
可是，歷史畢竟不是以人的意志為轉移，丟棄了「三民主義」理想，拾起了「小市民主義」的國民黨政權，最終也要解除戒嚴，開放民主選舉，接受政黨輪替。而當年執筆僭稱「小市民」的作者「孤影」（敏洪奎），也竟反過來支持台獨。
魯迅對於那些專門為權門提供意識形態服務的文人，有過深刻的觀察﹕「世間只要有權門，一定有惡勢力，有惡勢力，就一定有二花臉，而且有二花臉的藝術。」這些「二花臉」（二丑）也叫做「幫閒」。他說﹕「幫閒，在忙的時候就是幫忙，倘若主子忙於行凶作惡，那自然也就是幫凶。但他的幫法，是在血案中而沒有血，也沒有血腥氣的。譬如罷，有一件事，是要緊的，大家原也覺得要緊，他就以丑角身分而出現了，將這件事變為滑稽，或者特別張揚了不關緊要之點，將人們的注意拉開去，這就是所謂『打諢』。」
筆者不知道，香港究竟有多少個真心願意「幫港」的「閒人」，只見到一批又一批絡繹於途的牧師、家長、教授，名嘴……或以神之名，或以父母之名，或以「小市民」之名，為你「出聲」，為的就是把要緊的事化為笑話，變作滑稽……使你最終忘記，要緊的事不只是有沒有真普選，而是縱使有了真普選也可以令香港繼續沉淪不醒，打極都輸的「新保守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