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拜讀鄭赤琰教授八月二十三日在本報的大作〈沉默大多數是安定最大能量—回應「打手」論〉
（下稱〈回應打手論〉）與早一天署名「一寶」、以廣告形式在本報刊出的〈致《信報》林行止先生公開信〉，筆者不能不說幾句話；以時序分先後，先從一寶的公開信談起。
「公開信」認為筆者有關「幫港出聲」的論述，有五點「有商榷的餘地」，對於前四點，筆者只能「無詞以對」，所以如此，皆因不願介入不盡不實、無益無建設性的「語言藝術」漩渦。關於「公開信」的第五點，在很多人看來，或許是無關重要的高滔之論，誇誇其談；不過，筆者卻心生感觸，有幾句不吐不快的話要說。
「第五點」的「重中之重」是這兩句話：「負責任之論政者應提出香港在中國發展中尋求共生共存之路，將中華民族帶向穩定光榮之大道。」
筆者從《信報》開辦之日，可說「全年無休」地撰寫代社論的「政經短評」，到數年前開始每周三篇的「林行止專欄」，前後超過四十年，篇數不止上萬，字數當在二千五百萬至三千萬之間，除了不成比例的少數近似讀書劄記和生活趣味的龐雜文字（不算是「雜文」），其餘十之八九，均為議論本地及海內外政經的文字。有此「資歷」，筆者固然自視、相信讀者亦視筆者為時事評論者或論政者。不過，捫心自問，寫了數十年「政論」，卻從來想不出有像一寶那種對「負責任的論政者」的看法！
筆者不會妄自菲薄，把論政文字視為遊戲筆墨，斷事論人，因而從不「隨便道來，妄加月旦」；另一方面，更不敢狂妄自大，以為政論真有足以興邦、喪邦的威力。作為寫政論的文工，筆者力求務實理性，勤讀勤思考，不懈追求深闊的人文知識，且以之作為立言的根基，條陳事理、認識表裏兼顧分析，無論是引中外前人所見或是一己所得，發而為文，從來不以其為個人的「主張」，僅是一些經推敲後以為可供讀者參詳、思索、比較和取捨的見解。一寶建議「負責任
的政論者」需「將中華民族帶向穩定光榮之大道……」，佔據「愛國愛港」的高地，可是在筆者看來，全是大話荒唐、不及理性的廢話！過往數十年，尤其是在內地改革開放後的二三十年，和本報大部分作者一樣，筆者有關中國政經的論述，有哪一篇哪一段的用意是與之反其道而寫？
未被「愛國愛港」這句識時
務者十分中聽的口號「污染」前，很多人，包括筆者在內，看到這句口號式的「指引」會失笑，且會感到當中的虛妄；但是九七回歸之後，尤其是在梁振英上台這一
年多來，這種也算是人家自掏腰包、也許受到「贊助」而又可能是報社免費「納言」的廣告，兩句看來不經意甚或是好意的提點，卻令筆者意識到，香港已與「過
去」漸行漸遠，現在的香港已和筆者這一二代人成長、發展的生態不大相同了。城市大學媒體與傳播系主任及傳播研究中心主任李金銓教授近著《報人報國—中國新
聞史的另一種讀法》（中文大學出版社二○一三年）的代序說「王芸生（《大公報》創辦人）目睹國民黨大勢已去，擔心共產黨不要他這種人，很快就跟上時代，對
自己和對《大公報》都是上綱上線，罵得一文不值，既自譴、又自賤……」，又說「很多『民主』報人（如徐鑄成、蕭乾、儲安平）也都經歷這種扭曲」。王芸生為
求存為報毛澤東「特殊關照」之恩而「扭曲」自己和他代表的報紙，李教授因此質問：「難道這是一般自由知識人共同的歸宿？」筆者可算是「自由知識人」，但絕
不希望追隨上述諸位報界先進般無端打倒昨日之我，更不會把所創報紙及同事拖落水！
一寶的「共生共存」，要不是共產黨的「生」、共產黨的「存」還罷了，若是黨八股般如「經濟要為政治服務」的餘緒，文人要為國家而非忠於自己的識見，這樣的轉變，筆者「轉」不過來，自己已過了「迎難而上」的年齡，擱筆不寫也許是眼前的選擇。
二、「打手」論「中傷」了「發聲」幫，看來還傷得真不輕，否則不會有那麼多「駁斥」文章一篇接一篇地列序上報；雖然反駁聲雜，卻完全無法說服筆者對其墜入「打手」角色的觀感。
不打算就沒什麼論點的「反攻」再添筆墨，只有鄭赤琰教授的回應，具有進一步探索、討論的意義。鄭教授用心解釋，讓筆者理解更多有關他為什麼會站到人前「發聲」的用意。
〈回應打手論〉分段解說「發聲」不是打手集團、不是「打手」層次，其不論政、不組黨、不遊行，為的是希望藉公開呼籲，發動沉默的大多數齊聲叫停「佔中」。換句話說，他們「發聲」，是因為他們害怕香港會因此而動亂！
筆
者無意研究「發聲」的真身是否打手，但是他們的亮相，確實予人以不堪的印象，主要原因，恐怕是受環境烘托所「累」。當前香港最令人吃驚、憤怒、擔憂的歪
風，就是在不同層面的不同意見人士之間，湧現了經過刻意「分流」並加組織而拉開的敵我對陣式戰線！從權力核心的「梁營」、「官辦」，盯着泛民黨派而抬頭的
愛護香港力量、愛港之聲……。媒體固然有兩種意見的穿插，就連學生家長，也在聲援和反對教育政策上，變成對頭人！
筆者無法確定歪風的緣起，
究竟是北京的意旨還是港英的策動，反正他們全在梁振英掌權之後才現身，那是徹頭徹尾破壞香港的和諧、必將生亂的禍害之尤。很多人，包括筆者在內，並不害怕
共產主義，卻實在不能不怕共產黨，因為共產黨為了執政、為了穩固權位，往往會把一些原屬形而上的、應當憑理性化解的思想鬥爭或階級矛盾，全部從意識理念層
次，化為具體的、形而下不人道的殘暴鬥爭和政治運動，對社會和經濟必然造成災難性破壞。當年的「前途談判」，香港人被北京「鐵定收回主權」嚇得魂飛魄散，
就是驚懼共黨治下那些有理說不清的血腥鬥爭和昨非今是、今非昨是的政治鬥爭和人性改造運動。
中英談判，兩國各有立場，卻能同樣體恤港人的憂
慮，出了《聯合聲明》、出了港人日後賴以安身立命的《基本法》。順利過渡說明香港人相信一國兩制的承諾、接納中國是共產黨專政並為香港「宗主」的政治現
實。港人深切明白，香港只不過是個統屬共產中國及獲北京保證一定期限內自由開放的特別行政區。
回歸以來，無論董建華還是曾蔭權，他們作為特
區領導的表現，縱有不足、招人話柄、受到罪詬，卻總不致好像今天的梁振英般把香港變成一個處處要分敵我的戰場般可怕。突出矛盾、硬分敵我、失去「和衷」，
哪來「共濟」？港人害怕共產黨管治下的人人鬥、處處鬥、天天鬥，梁振英的管治，卻予人以港共（？）治港、高度「共」治的印象，那是因為社會現實反映了共黨
管治不離鬥爭的特色！
《基本法》是否仍然可倚靠？北京會否繼二○○七年雙普選的一再拖延後，再次在普選行政長官（及立法會議員）方面遲疑？
怎樣的選舉制度才足以體現中國絕對擁有香港主權的威儀、同時切合香港的實情？由於梁振英在政改事務上蹉跎歲月，一再避而不談，港人的焦急，又豈止於一班泛
民黨人和學者？
正因為「發聲」中人不乏「不是沒腦的論述」，他們站出來卻劈頭便說不論政、不組黨、不遊行，只是對準未必出現、或會出現的
「佔領中環」行動，而那行動的計劃根本不是什麼陰謀造反、武力對抗，只不過是強調打不還手，罵不還口的秀才（秀才領導牽頭的公民）抗命！「發聲」卻針對
「佔中」可能出現的行動，飽以重拳，極盡鞭撻，那豈是筆者所認識所尊重的其中數位學者的氣度？真難相信那是他們自發的組合和思路。除非「主謀」心存忌憚，
為了避免不是沒腦的讀書人意見參差、在未經拍板的政改上說三道四、添煩添亂，於是在號召斯文人與斯文人「對決」的同時，刻意點明他們不會介入政治討論，亦
不爭取怎樣的真假選舉，光以打擊「佔中」行動為唯一的單薄任務！
對於鄭教授對後殖民者管治的想法，下周
—
天天談政治，筆者亦有點膩的感覺
—
再議。
都是那些日子：香港赤化漸近、林行止無奈封筆？
《信報》創辦人林行止先生被譽為「香江第一健筆」，自《信報》創辦至今仍不斷撰寫政經評論文章，童工記得林行止先生甚少揚言擱筆，印象中只有當年的《基本法》23條立法時，林先生表明一旦成功立法，他亦要封筆不再寫評論。
想不到10年之後，一場佔領中環行動，林先生一篇對反佔中提出質疑的文章，引來反對聲音，令他再萌擱筆之念頭。
話說林行止先生一篇〈正邪蛙噪亂視聽
眾情激盪難太平〉評論，批評「幫港出聲」為「意識層次很低的『打手』工作」，引來一些反佔中人士撰文反擊，包括署名「一寶」以廣告形式在《信報》刊出的〈致《信報》林行止先生公開信〉，當中提及「負責任之論政者」，「應提出香港在中國發展中尋求共生共存之路，將中華民族帶向穩定光榮之大道。」這句話，令林先生大感香港世道之變，在今天評論《論政負責當如何
怕亂怎能防害生》中，大嘆不知何時寫評論也要為「愛國愛港」這些識時務的「大話荒唐、不及理性的廢話」服務！
「一寶建議「負責任的政論者」需「將中華民族帶向穩定光榮之大道……」，佔據「愛國愛港」的高地，可是在筆者看來，全是大話荒唐、不及理性的廢話！過往數十年，尤其是在內地改革開放後的二三十年，和本報大部分作者一樣，筆者有關中國政經的論述，有哪一篇哪一段的用意是與之反其道而寫？」
林行止更覺得自特首梁振英上台，「香港已與「過去」漸行漸遠，現在的香港已和筆者這一二代人成長、發展的生態不大相同了。」
「未被「愛國愛港」這句識時務者十分中聽的口號「污染」前，很多人，包括筆者在內，看到這句口號式的「指引」會失笑，且會感到當中的虛妄；但是九七回歸之後，尤其是在梁振英上台這一年多來，這種也算是人家自掏腰包、也許受到「贊助」而又可能是報社免費「納言」的廣告，兩句看來不經意甚或是好意的提點，卻令筆者意識到，香港已與「過去」漸行漸遠，現在的香港已和筆者這一二代人成長、發展的生態不大相同了。城市大學媒體與傳播系主任及傳播研究中心主任李金銓教授近著《報人報國—中國新聞史的另一種讀法》（中文大學出版社二○一三年）的代序說「王芸生（《大公報》創辦人）目睹國民黨大勢已去，擔心共產黨不要他這種人，很快就跟上時代，對自己和對《大公報》都是上綱上線，罵得一文不值，既自譴、又自賤……」，又說「很多『民主』報人（如徐鑄成、蕭乾、儲安平）也都經歷這種扭曲」。王芸生為求存為報毛澤東「特殊關照」之恩而「扭曲」自己和他代表的報紙，李教授因此質問：「難道這是一般自由知識人共同的歸宿？」」
林行止自覺也是「自由知識人」，「但絕不希望追隨上述諸位報界先進般無端打倒昨日之我，更不會把所創報紙及同事拖落水！」，若「文人要為國家而非忠於自己的識見」，這樣的轉變，「筆者「轉」不過來，自己已過了「迎難而上」的年齡，擱筆不寫也許是眼前的選擇。」
童工看到林行止先生在文中散發的無奈與痛心，眼見世道走上歪路而無能為力，亦不想同流合污、必要時只能選擇擱筆以作無聲抗議、以存知識份子的氣節。
當林行止也要封筆的時候，究竟，港人是否知道我們正面臨如何巨大的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