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天（八月二十日）寫「八十後搞亂半邊天」，說後生小子「搞革命」近事，拙文見報後十二小時，二十日美國的slate.com竟有〈美國開國元勳不少是二十餘歲後生〉（Many of the
Founding Fathers were Actually Twentysomethings During the American Revolution）一文，何其巧合也。有關十八世紀美國革命的事，不必細表，筆者有興趣的是這批「革命者」的年歲。細數本文開列一百四十一位「開國元勳」名單，其中九歲至二十歲有十四人、二十一歲至三十歲共二十五人；年紀最輕的只有九歲、最老的六十三歲。「自古英雄出少年」，真是所言不虛。
七月三十日拙文提及「面子」問題，引美國牧師明恩溥的話，文章刊出後，憶有比裔美籍神父亦曾及此國人弊病，翻書，果於柏楊《醜陋的中國人》附錄見之：〈你這樣回答嗎？〉，為張香華女士訪問司禮義（Paul L-M.
Serruys）神父的紀錄（原刊一九八五年七月一日《百姓半月刊》）；神父對中國人的「醜陋面」認識透徹深刻不遜牧師，對國人之死愛面子的劣根性，鞭辟入裏。司禮義如何援引儒學「理論」的分析且不去說它，他就「處境」的觀察，具體生動，相信不少讀者曾面對、有同感。張女士的筆錄如下：「司神父和我坐定後，女侍把前面客人吃剩的菜肴撤去，就在染了一攤醬油污漬的白桌布上，加鋪一小塊橘紅方巾……。司神父等女侍走開後，指着露出醬油污漬的白桌布說，你看，這就是面子！加上一塊小紅布，就有了『面子』，下面是什麼，骯不骯髒，就不需要計較了。」
基督教及天主教神職人員談及同一問題，見解無異，絕非巧合這麼簡單。
六月二十日拙文談及毫不「信雅達」的翻譯，見報後想起清末「文化怪傑」（眾多綽號之一）辜鴻銘(一八五七－－一九二八年)《張文襄幕府紀聞．卷下》（筆者在《信報月刊》介紹此書，應是二十年多年前的事）有關翻譯的一段話，上窮碧落在書架上找出（與英文本Papers from
A Viceroys Yamen綑綁在一起，因而不算難找），果於〈不解〉一節見這段妙文：「昔年陳立秋侍郎名蘭彬，出使美國，有隨員徐某夙不諳西文，一日持西報展覽，頗入神，使館譯員見之訝然，曰：『君何時已諳悉西文乎？』徐答曰：『我固不諳。』譯員曰：『君既不諳西文，閱此奚為？』徐答曰：『余以為閱西文固不解，閱諸君之翻譯文，亦不解。』同一不解，固不如閱西文之為愈也。」
（年事已長記憶未衰，苦事也，以對「小時候」翻過的書，「記憶猶新」，經常為找書忙得滿頭大汗，「明明記得此書此文」，找不到又不甘心……。如果記憶衰退，什麼都不記得，便可免去找書之煩而樂得「清閑」。）
寫到此處，記起劉紹銘教授在本報發表的〈天朝通事：買辦英文〉（刊二○一一年九月十日及十七日），引述王宏志在〈第一次鴉片戰爭的譯者〉中這段話：「在缺乏合格和受信任的譯者的情形下，中方無論在戰爭情報以及談判過程中，完全處於被動位置，這實際上也影響了戰爭的成敗及後果。相反，假如清廷能認識到翻譯在戰爭和外交中的重要性，他們又是否會這樣一敗塗地？」清廷譯員錯譯誤了戎機，當時清兵屢戰屢敗，翻譯與有「功」焉。劉教授今年三月十日在《蘋果日報》的〈翻譯的話語權〉，引經據典，進一步說明滿清譯員的顢頇（代表耆英出席「中英談判」的竟是其「英語文盲」的家僕張喜！）。英帝船堅炮利且有「話語權」，滿清不輸得這麼徹底才是怪事。
辜鴻銘所記，豈止「至今傳為笑柄」？簡直是清代外交的「痛史」！近今內地《環球時報》及「中評社」屢次誤讀外國新聞（如視北韓金正恩為「俊男」、把黃色電影《致命針》（Lethal
Injection）中「被縛待姦」女郎當作「女囚死刑實錄」及據冒斯諾登之名在twitter上形容俄羅斯庇護斯諾登，有如俄羅斯太空船捷足先登月（蘇聯太空船〈月球二號》一九五九年九月「撞擊月球」，美國《阿波羅》載人太空船一九六九年七月成功登陸月球），誤解為斯諾登揭發「美國登月造假」的「驚天秘密」……。與清末譯員的「烏龍百出」，何其相似！
數天前有友人於閑聊間提及巴陵郡太守滕子京（宗諒），說他以治下「政通人和，百廢具（俱）興，乃重修岳陽樓」。「形象工程」也。樓成，囑范仲淹「作文記之」，這便是著名的《岳陽樓記》，其中的名句「銜遠山，吞長江，浩浩湯湯（按 意為水流甚急）」，「湯湯」，友人指不讀湯而讀「商」（諸君「小時候」背此文時老師若沒指出此字的「正音」，便「不夠班」）。
提及滕太守，想起不久前提及完顏紹元那本《趣說古代官場生態》，有記滕子京為何「謫守巴陵郡」始末，翻書果見。作者引《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四六》這段話：「岳州滕宗諒曾差士兵一百八十七人，用驢車四十輛販賣私鹽三百餘籠」；滕並簽署公文，要求各關卡不得收稅……。原來這位以《岳陽樓記》留名的滕太守，亦是一名徇私舞弊的貪官！
我國貪污之風，源遠流長。楊聯陞《國史探微》（台灣學人據楊著Studies in
Chinese Institutional History〔哈佛大學出版社一九六一年〕翻譯；譯文有的很不順暢）的〈從經濟角色看帝制中國（Imperial
China）的公共工程〉，引述根據宮廷《邸鈔》紀錄編成的《皇朝政典類纂》資料，指出「公共工程之貪污在十九世紀達到驚人（的）程度」。一八八三年（清德宗光緒九年），禮部侍郎寶廷上奏摺給皇帝，報告他在「萬年吉地」監工的經驗。他說，早在赴任之前，便聽說有「幾成到工」（幾成經費實際上用到工程上）的傳統。寶廷負責的這項工程，朝廷撥出的「預算」為八千五百多両銀子，地方官把它分為十份，一份由「決策層」高官朋分，一份由監督施工的低級官員朋分，這二成經費叫做「節省錢」。按道理，「節省錢」之外的八成「預算」，應該用到工程上，事實不然，實際「到位」的資金少至四成以下，以層層剝刮即各級官員各類與工程有關的人等都要撈點油水，實際用於工程的資金便「賣少見少」！
馮桂芬光緒十年（一八八四年）刊印的《校邠廬抗議．內篇》，提及的貪污事例更驚人。他指出，維修大運河和黃河的官員，貪婪無厭，其時每年治此兩河的「預算」為五百萬両銀子，可是，實際用到治河工程的，不到「預算」的百分之十至二十，「其餘的都裝到總督（巡撫）以下各一班人的口袋裏去了」。能有三成「預算」到位的，已算是清廉勤政的官員。舊中國年年有水患，「原來如此」；但新中國似乎亦好不到哪裏，不然便不會有那麼多被前總理朱鎔基形容為「豆腐渣工程」的公共建設了。
筆者是外行人，惟隨意瀏覽閑書所得，便知歷史上我國官場與貪污是孿生物，所以如此，根本導因在政府從來沒有健全的財政制度，中央的撥款固然不足（課稅制度未建立不健全加上皇室搜刮太甚朝廷根本沒有錢），而宦官因得寵信「飛擒大咬」，經手的大小官員（書吏、衙役等）以至工匠商人甚至車夫亦都要扣除一點「使費」，結果可動用的資金遠遠低於實際需要，負責實務的地方官員只有自己設法籌款，眼見面前白花花的銀子，中飽私囊、圖利親友，便屬常事。當今中央定下經濟增長標的，要達標便要大搞公共建設，可是中央撥款不足，地方官員便只有靠賣地、舉債籌款大興土木，結果GDP增長目標「超額完成」，經手大小官員亦「袋袋平安」，不在話下……。
讀《食貨半月刊》第四卷第六期（民國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八月十六日）高耘暉〈春秋時代的財政狀況〉，可知其時（公元前約八百年前後）政府的財政全無「紀律」可言，朝廷「預算」不足而中央部門及地方官府支出浩繁，資金不足，各級領導便只有「貴官自理」，「自理」的辦法不外是巧立名目，向民間刮糧索錢、苛捐雜稅；而由於官俸菲薄，經手官員不上下其手簡直無以養家，朝廷既管不了、不能管，久而久之便成習慣，至今不衰、不可改。華人社會貪官何其多（港官若是例外，廉署會被廢掉或早已萎縮成為小衙門），貪污基因作祟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