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括而言,
Mahler (1860-1911) 的交響曲透視作曲家的人生心路歷程,
Shostakovich (1906-1975) 的交響曲則是作曲家生逢大時代的歷史見證。Shostakovich的祖父是俄國大革命的革命黨人，被放逐西伯利亞；父親是政府工程師及工會成員，母親也是西伯利亞回流聖彼德堡的中產階級，Shostakovich忠黨愛國的家庭背境，加上他早熟的音樂創意，立即被蘇維埃政權看中，展開了他一生依違順逆於藝術良知與委曲求存兩極之間的不斷鬥爭。
青年人民藝術家
1925年的第一交響曲是一篇劃時代的創新作品，正好讓蘇聯對外展示他們這位十九歲的人民藝術家如何了得。結果，Bruno
Walter在柏林首演，Stokowski和
Toscanini分別在美國首演，大受歡迎。在國內，Shostakovich備受當權者禮待、人民愛戴。1927年他寫成第二交響曲《向十月致意》，紀念革命成功十周年，1929年再完成第三交響曲 《五一勞動節》，反映出這位年青藝術家對共產主義的理想充滿憧景。兩首交響曲的終章都加入合唱，路線正確，深受官方嘉許。
反建制與悔過書
然而 ，Shostakovich 的創作慾始終關不住，開始與體制正面衝突。同一時間，他公演了歌劇
The Nose，以政府官僚為諷刺對象，踩着當權者的神經，被點名批判。1934年的寫實歌劇 Lady Macbeth of Mtmensk內容涉及通姦、謀殺，和聲配器「過度前衛」，最終被禁上演。藝術創作的夾縫越收越窄，Shostakovich獲發的政府津貼銳減四分之三。二十九歲那年，他剛完成第四交響曲，一部深受 Mahler (第七)
影響的傑出作品，但礙於風頭火勢，沒人敢演奏。為了糊口，Shostakovich轉向電影配樂發展，藉着政治宣傳影片，保住自己的政治籌碼。
音樂畢竟不是白紙黑字，每個人都可以有（或者沒有）自己的想像力去加以詮釋。1937年的第五交響曲以「傳統」手法寫成，「一個蘇維埃藝術家的悔過書」獲得當權者接納，首演當日，聽眾欣喜若狂，指揮Mravinsky謝幕時高舉總譜。這首交響曲不但被欽點為俄國大革命二十周年慶典曲目，Shostakovich更藉此重獲信任，在音樂學院教授作曲。1937年，Shostakovich也完成了他的第一弦樂四重奏，這種更加需要想像力去理解的創作形式給予他更自由的抒發空間，是研究Shostakovich交響曲的最佳輔助工具。兩種體裁他都寫成了十五首。
抗戰與抗暴
1938年Shostakovich籌劃創作一首有獨唱、合唱的 Lenin交響曲，但始終沒完成，翌年僅發表了三個樂章的第六交響曲。1941年9月德軍對列寧格勒展開圍城戰，在炮火連天之下，Shostakovich完成了第七交響曲的頭三個樂章，撤離列寧格勒之後再完成整部交響曲。樂音化成振奮民心的愛國熱血，在堅毅、苦難之間奔流，Shostakovich成了廣大人民英雄的象徵。
1943年紅軍節節反攻露出勝利曙光，蘇維埃認為是時候在政治宣傳及音樂文化陣線上乘勝追擊。不過Shostakovich第八交響曲的回應卻着眼於戰禍加諸人類的精神苦楚，不但俄國人未能理解（Mravisnky指揮USSR
Symphony首演），連西方也大失所望（Rodzinski指揮紐約首演）。
1945年的第九交響曲在蘇維埃最高統帥Stalin心目中，本應是對他歌功頌德的抗戰勝利頌讚，他甚至聽到傳言這首合唱交響曲將會與 Beethoven的第九同樣名留青史。殊不知Shostakovich 用了輕如室樂的配器，風趣幽默如
Haydn的第一樂章令Stalin聽來更覺得是諷刺。
委曲與抗衡
1948年 Shostakovich第二次被點名批判（同時還有Prokofiev、Myaskovsky、Khachaturian和Kabalevsky），褫奪一切特權，津貼撤銷，終止教職，還要公開悔過。猶幸 Shostakovich在美國有了知名度，政府未敢公然迫害，而且
Shostakovich也知情識趣地繼續為官方電影寫配樂，甚至委曲求存寫了清唱劇 Song of the
Forests，歌頌 Stalin 為偉大的園藝工人。與此同時，內心矛盾交煎的
Shostakovich 仍然秉著藝術良知創作了第一小提琴協奏曲和聯篇歌曲 From Jewish Folk
Poetry，為蘇聯戰後排猶政策下被壓迫的猶太人抱不平，這些作品要等到 Stalin死後才能公演。
1953年Stalin逝世，Shostakovich寫成第十交響曲，與上一首交響曲相隔了八年，樂曲呼吸着自由的空氣，萬物在新翻的土壤茁長新芽，陰霾驅散，青天耀眼，粗暴狂野的第二樂章狹義上是
Stalin的畫像，廣義上是人權與惡勢力抗衡，正義的勝利在終章裏得到伸張。
公民抗命交響曲
令 Shostakovich真正獲得平反的是1957年的第十一交響曲，標題《1905年》，是指俄國最慘痛的歷史教訓 「血腥星期日」：和平請願的民眾巡行到聖彼德堡冬宮向沙皇訴求，被腐敗無能的將領下令鐵騎屠殺驅趕，促成了日後的暴力革命。這首史詩式的交響曲四個樂章一氣呵成，描繪力極度震撼，因而被稱為
「毋須電影的電影配樂」，Shostakovich亦憑此獲得 Lenin Prize。在所有交響曲裏，這是最直接，最易明白的音樂語言，而且巧妙地穿插了許多俄國民謠及當年的革命歌曲。
官方喉舌反政府
1960年政府高姿態收買（實情是要脅）Shostakovich加入共產黨，委任他為作曲家聯盟總書記，捧為官方喉舌。1961年的第十二交響曲《1917年》紀念革命成功，向 Lenin致敬。1962年Shostakovich再次挑戰當局的反猶太政策，寫成第十三交響曲 《Babi
Yar》，配以男低音及合唱團，悼念二次大戰期間烏克蘭首都基輔的納粹大屠殺死難者。
此後幾年，Shostakovich不斷為被政治迫害的藝術家和詩人抗辯，同時他的健康亦開始退化，晚期的弦樂四重奏和1969年的第十四交響曲都滲入了死亡的訊息和不協和弦。1971年的第十五交響曲充斥着對立的主題，有借自
Beethoven、Rossini 和 Wagner的旋律和他的前作，加上墓誌鉻般的第二樂章，恰如其份成了Shostakovich最後的交響曲。
時代使命，民主輓歌
如果不是在那個年代，不是在那個國度，便不會有 Shostakovich這樣的交響曲。兩次世界大戰，一次內戰，兩次革命，還加上大獨裁者的政治大清洗，與及蘇聯戰後的種族迫害與霸權擴張，令肩負時代使命的
Shostakovich交響曲更添迂廻曲折，亦憑空架構重疊出無窮的詮釋空間，就連第十一交響《1905年》也有人 (包括 Kondrashin) 解讀為借古諷今，暗喻1956年蘇聯鎮壓匈牙利革命。可以肯定的是，第十四交響曲確是
Shostakovich 對1968年蘇聯入侵捷克搗碎布拉格之春民主改革的回應，由女高音、男低音、弦樂團與敲擊樂演出，以十一段俄國詩作為歌詞，賦成一篇民主輓歌。
推薦錄音：
Shostakovich
: Complete Symphonies
Roman
Kofman / Beethoven Orchester Bonn
MDG 937
1200-6 (11 CDs / 錄音年份2003-2006)
要選擇一套 Shostakovich交響曲全集，我以前有個不成熟的想法，一定要俄國指揮、俄國樂團，所以我選了Kondrashin/Moscow
Philharmonic（當年是Le Chant du Monde發行，現在由
Melodiya原廠出版）。到今日，我仍然承認，粗豪的風格製造出粗微粒的音響效果，份外痛快淋漓，（實際上只是不修飾的
analog氣氛，音質並不粗）。演繹風格相近的是 Rozhdestvensky/USSR Symphony
(Melodiya)，他也有全集，但我只有第十、十一、十四。正宗俄國傳統刺激火爆，近年有 Valery
Gergiev，請聽他的第七（Philips 470 845-2）已知梗概。而非俄國傳統的Paavo
Berglund（EMI CDC 7-47651-2）鞭策速度更加不留餘地，同樣令人喘不過氣。Bernard
Haitink的第八和第十三（Decca 425 071-2 / 425 073-2）讓我初次嚐到音色平衡、意味深長的 Shostakovich。而現在MDG這套特價CD可謂更進一步（初版是單片發行的多聲道2+2+2 SACD），這是音效最清晰、平衡度最均稱、層次最通透的 Shostakovich，這不僅是錄音的成效，更主要是演繹。
Kondrashin的演繹和 Melodiya的錄音間中會有些過火（例如第十二首的第一和第三樂章的銅管），但Roman Kofman完全均稱，對比合度，但又不能說沒有氣勢，帶合唱的樂章如第三及第十三交響曲就明顯以平衡度取勝。
客觀演繹，感情自然
Roman Kofman加上 Beethoven
Orchester Bonn，可能令人忽略了這位指揮家其實是烏克蘭人。他在基輔出生，畢業於當地的國立音樂學院，2003年受任Bonn之前是 Kiev Chamber Orchestra藝術總監及音樂學院教授。在德國，有樂評人將他比作 Mravinsky。Mravinsky的 Shostakovich我沒有聽過，但我覺得 Kofman頗接近另外兩位新一代俄國指揮 Vladimir Ashkenazy的第1、第6（Decca 425 609-2）和Mark
Gorenstein的第5（Pope Music
PM1009-2），他們同樣注重音樂層面，讓音樂自然帶出感情，而不是將感情 preload於音符之上。Shostakovich有時是刻意隱晦，目的就是要讓每個聽眾自己去感受、去詮釋。客觀的演繹會不會反而更直接？
條理分明，單純有力
例如配器龐大、千絲萬縷的第四在 Kofman 抽絲剝繭之下，變成效果精細，條理分明的純音樂，又何必將政治化的解讀附會其上？西方國家最喜歡將第五解讀為Shostakovich陽奉陰違，Kofman 理智的手法沒有誇張諧謔曲樂章，可能
Shostakovich根本上只是想用傳統技法寫一首同樣有感染力的交響曲，我們又何必多心？再聽肯定未經政治洗禮的第一：Kofman
直接了當陳述 Shostakovich 的音樂詞彙: 幽默得近乎荒誕的第一樂章，娛樂趣味如芭蕾音樂、配上鋼琴的諧謔曲樂章，幽怨孤寂的第三樂章，(啊！聽那小提琴獨奏！) 還有終章史詩式的大氣魄、現代化的電影感，軍鼓般的敲擊，軍號般的銅管，完全是單純有力的音樂創意，毋須刻意渲染。
理性客觀如紀錄片
即使當年真是有諷刺意味的第九，現在已經時移世易，Kofman 也決心拋開歷史包袱，開開心心地給我們一個充滿娛樂趣味的交響曲，五個樂章就像五幕芭蕾舞。至於兩首史詩式鉅鑄：第七《列寧格勒》和第十一《1905年》無論在激烈澎湃的高潮，或悲天憫人的慢樂章，都保持着理性的客觀，感染力就如忠實報導的紀錄片。Beethoven
Orchester Bonn的高度準繩與敏銳反應更加令人動容，不但音效色彩比 Stokowski
(EMI565206-2) 更通透，戲劇效果亦絕不比 Rozhdestvensky (Melodiya/JVC
VDC-1042) 或 Gergiev 遜色。也有同感的朋友更不可錯過這兩曲的SACD版，享受包圍感的音效，尤其是《列寧格勒》第一樂章近15分鐘處，象徵紅軍反攻的附加銅管組，Kofman將他們安排在後聲道，與前聲道的德軍正面交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