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漸多事，近日再度牽扯出我的學生陳茂波。陳與我一樣出身貧苦，但他憑意志堅定努力不懈，建立了出色的個人事業，是典型香港晚殖民時期獅子山下的故事。也許，過去賴以成功的商界辦事標準，不再符合今天社會對政治人的要求，以至當上局長的陳茂波不斷遇上麻煩，殊為可惜。也許，有一天，他在這條跑道上走到盡頭之際，回味起陶淵明的詩句，也會興「不如歸去」之嘆。當然，我這個多年前他的授業者，今天難再給他解惑，只能祝願他往後的路走得和以前一樣亮麗瀟灑。
言歸正傳。話說我在海參崴講學，談到敏感的地緣政治問題，學生竟然能夠接受，與我坦誠交換看法；我但覺得「孺子可教」，提出更尖銳的觀點，引導他們反思世上一切強國人加諸周邊弱國及少數民族身上的帝國殖民行為。我說：客觀地看，近現代史上任何一個大國、強國，都是，或者曾經是，正牌帝國主義國家；這不僅包括西方列強，還包括俄國和中國在內。我還說：一些史家認為，「自古以來」，中華帝國，起碼在漢、唐、元、清這四個朝代的全盛時期裏，都是如假包換搞霸權主義、欺負、併吞周邊少數民族的超級大國；她在十九世紀淪為西方殖民主義的受害者，不過是其帝國運程走到盡頭、其統治階級自身衰敗透了的境況下發生的。
大家可以想見，這樣以自省而持平的態度看待歷史，我的俄國學生就比較能夠考慮我提的觀點和史實；換作是以一貫的受害者態度、以復仇心態講人家老祖宗的醜史，效果會很不一樣。在課堂裏如此，在國際關係裏亦然。
在海參崴的第一個周末、一個陽光周末，教完星期六早上的半天課後，我一個人跑到臨海市中心購物區一帶蹓躂，本能地首先進了一間書店，不過，呆了沒幾分鐘便「知難而退」，因為連俄文的三十三個字母還未完全認得，無法辨認書目上哪些與其他印歐語有點共通的字眼。跟着，沿проспект Океанский（望洋道）往南走，經過一間又一間的高級珠寶店，進入其中一間最華麗的觀看，櫥櫃裏擺放着的首飾，只有最普通的幾件有標價，但價錢已經令我吃驚，於是再度「知難而退」。再過幾步路，轉入一間熙來攘往的多層大商場，裏面多是歐美日名牌產品的專店專櫃。這裏，遊客與當地人並肩，混集着講俄語的各族裔當地人一夥又一夥，都陶醉在消費者特有的喜悅和歡笑中，不經意地享受着無國界隔閡、無種族異化的和諧。
一條街名看歷史
望洋道的盡頭，便是東西向的улица Светланская（Svetlanskaya街），過了這條街便是海市中央廣場。Svetlanskaya街的名字甚有來頭。Svetlana是帝俄時期一條俄羅斯戰艦的名字，但奇怪的是，這條街最初叫улица Американская（American街），而Американская也是一條戰艦的名字。原來，1860年《中俄北京條約》簽署的時候，俄、美並未交惡，俄國海軍接收海參崴及鄰近地區的艦隊司令所坐的戰艦，不僅是在美國紐約製造，還因此以「American」命名（史上的「俄屬美洲」，即今美國阿拉斯加州，1733年至1867年還是俄羅斯領土，1867年俄國因財政困難，把該片土地賣給美國，可見當時兩國關係不壞）。
1873年，沙皇派遣其親屬、未來的俄羅斯海軍總司令阿力山德洛維奇大公爵巡視俄羅斯東方領土，此公坐的戰艦名為 Svetlana （「光明」的意思），市府為討大公爵喜歡，於是把American 街改名為 Svetlanskaya街。1924年，蘇聯領袖列寧去世，此街又改名「列寧同志街」；1992年，蘇聯已經覆亡，此街名字又改為老舊的Svetlanskaya街。
我在這條大街上往東走，發覺儘管街的名字改來改去，沒有改的卻是沿着街道北邊聳立着的大批帝俄時期建築群，美輪美奐的古典主義風格讓我驚訝不已，其中的舊俄羅斯西伯利亞艦隊司令部大樓（今天的濱海銀行總部）尤其可觀，已列為國家級文物；街上其他列為文物受保護的建築物，竟不下一百棟！步行約一公里，到達Золотой мост（金橋，即金角灣大橋），乃專為去年APEC海參崴會議所建的兩條大橋之一（另一條連接到海市南面的Russky Island，APEC會議在該處召開，其後整個會址成為FEFU的新校園）。與古建築群比，此等「面子工程」壯觀有餘美觀不足，是我個人偏見。
沿路折返，便到海市的臨海中央公園，中有「保衞蘇維埃政權烈士紀念碑」的銅像群，紀念一次大戰中陣亡的蘇俄士兵，旁邊多的是玩滑板的青少年，我發覺亦是不同膚色的小朋友混集一起。看來，俄羅斯「老大哥」的民族關係搞得比中國大陸上的好：二萬餘公里的陸地邊界上，只車臣一處還有激烈的反俄獨立運動，對比中共治下出現愈來愈嚴重的「四面楚歌」——藏獨、疆獨、蒙獨、台獨，還有最近大陸諸官員大罵的「港獨」——無疑更和諧。此中原因，泰半恐怕是，蘇維埃時代想獨立的主要少數民族，1991年之後都先後獨立了，俄羅斯不得不對他們好一點，不然美帝要進入俄羅斯的後門，便有機可乘。
跟着的周一中午，俄羅斯同事們邀請我和其他幾位客座到市中心的一間飯店吃中飯，東道主是國際關係學系的系主任，一位五十來歲的女士，英語說得非常好；席上，我和她交談，才知道她是哥薩克族人，來自蒙古國以北的貝加爾湖附近的一個小城市（「離這裏兩千公里左右，不太遠」）。哥薩克，又稱哈薩克，在俄國是一個小而又小的民族，人口只有十四萬，佔全國一億四千多萬總人口中的千分之一，其民有勇武善戰的傳統，拿破崙東征俄羅斯，最怕遇上的就是哥薩克輕騎兵；1917年俄國革命前後，支持白俄軍隊對抗布什維克紅軍最力的，就是哥薩克族人。
一份執着到中國
FEFU是俄國最好的五所國立大學之一，在俄國遠東地區更首屈一指，其國際關係學系由一位哥薩克人出掌，箇中或有特別涵義，可惜我未及深挖。飯後，這位系主任對我說：「你從外面來，應該給我們的學生多一點思想衝擊。」此話也許僅僅出於客套，我的回答卻很認真，說希望介紹一個對地緣政治學有用的「新的」歷史觀點。當然，識見所限，我只知道這個觀點已對中國史學界產生衝擊，不知道對俄羅斯有什麽具體影響；研究後者，大概是俄羅斯學生有興趣做的工作。
1988年，新左派學者薩米爾．阿明（Samir Amin）出版《歐洲中心主義》一書，滙集了二次大戰之後的去殖民化運動孕育的思潮，批判了一直以來西方學術界沿用的以歐洲文明為參照中心的觀點，對西方的傳統歷史學和新興的文化論影響巨大。知識界對這回事並不陌生；其實，對歐洲中心主義的批判和反思，在阿明出版該書之前，已經日漸普遍。1984年，美國的中國近代史研究界，也響起一記反歐洲中心主義的槍聲；這一槍，竟是由大師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的一位學生打向老師的，學生名叫柯文（Paul A. Cohen）。槍聲響過，範式轉移。
費正清「學出多門」。他在牛津的老師是H. B. Morse，一位曾經在清政府時期的大清皇家海關總稅務司下面任職的美籍英國人；此老離開中國之後，專注歷史研究，對晚清的外交關係、英國東印度公司等課題，都有權威著作。在北京清華，費的老師是民國有名的歷史學家兼外交家蔣廷黻。不過，他後來建立的中國近代史研究領域所用的「刺激、反應」範式，卻來自英國史學家湯恩比。他認為，與他的老師同時代的學者，研究中國問題過分依賴西方資料，因此包含大量偏見；為此，他特地跑到中國，拜蔣氏為師，在後者指導下研究中文資料、瞭解中國學者的觀點，即「從中國本身瞭解她對西方殖民主義侵華的反應」，並以此為主軸，解析整個中國近代史。他與他的早期拍檔鄧嗣禹合寫的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1954），便貫串着這個觀點。費氏桃李滿門，就偏偏有一個柯文「反骨」。
柯文認為，在費氏範式裏，提供「刺激」的西方，依然是主角，中國就只有被動作出「反應」的份兒；要正確理解那段中國史，非得以中國作為主體入手不可。於是，1984年，柯文出版了他的力作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 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Recent Chinese Past，提出所謂的「中國中心論」。中國兩千年來都是大國，就是到了十八世紀後期，其經濟實力也穩佔世界第一，其歷史發展有不可動搖的內在邏輯，是由她自己內部的社會力量和精英階層裏不同的政經派系之間的博弈決定的，並不是一些「西方列強」在她的周邊上有所動作便能左右。為說明這個觀點，柯文在書中舉了越南戰爭的例子：美國這個頭號帝國主義國家，在全盛時期對小國越南（的一半）發動滅絕性的長期戰爭，到頭來一敗塗地，未能阻止越南走向共產主義分毫。二十世紀的越南如此，何況十八、十九世紀的中國？
一組論斷最顛覆
乍看，柯文的「中國中心論」，靈感來自新左派對「歐洲中心論」的批判，理應受中國史學界、特別是民族主義意識較強的學者乃至一般國人歡迎，但其後發展並不如此，原因有兩個，都是學理邏輯問題。其一，中國既是自己歷史發展的中心或內核，則「成也中國、敗也中國」，列強侵華不過是陪襯、是中國本身這場戲的一些布景板而已。但是，在民族主義者的眼裏，標準論述卻可以歸結為「成功是源於中國自己的努力，失敗是因為西方惹禍搞鬼」，而柯文的「中國中心論」，無異替帝國主義開脫。不過，這一點還比較好應付，學理邏輯推演出的另外一個觀點就麻煩得多。問題出在對清史的態度。
柯文的學生、門人，把「中國中心論」背後的範式邏輯（其實即是「歐洲中心論」的批判邏輯）繼續推演，應用在清史上，得出的結論是：研究清史，必須以滿民族歷史、大清帝國觀點、滿文史料為中心，而不能用漢民族歷史、「中國觀點」、漢文史料代替；否則，犯的偏見，性質就如同以西方的觀點和史料研究中國史一樣。三十年來，持此學理的史家，利用八十年代至今逐步解封的清政府官員以滿文書寫的一手資料（總數一千多萬件，其中二百多萬件沒有當時的清政府官方漢文翻譯），得出一組顛覆性的歷史論斷，提出多個十分尖銳刁鑽的問題，令傳統史家特別是那些不諳滿文的清史家應接不暇。
這批學者異軍突起，很快形成了所謂的「新清史」學派，在美、中、日、韓、台等地都有愈來愈大的影響。在美國，此學派的大本營是巴克萊加州大學歷史系，不過，其實力已經伸展到東岸，連哈佛大學的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前東亞研究中心）的主任歐立德 （Mark Elliot）也是此派的核心人物（老費泉下有知，好氣還是好笑，就要看他的量度！）。
一門學派新登場
1996年，「新清史」學派猛將、匹玆堡大學的Evelyn Rawski首先發難，在全美亞洲研究學會年會作題為《再觀清代》的會長演講，以滿文史料為據，批判史家何炳棣1967年的〈清朝在中國歷史上的重要性〉一文關於滿人入關後全面漢化的結論，認為滿人始終非常刻意保護自身的滿族傳統和文化認同，而所謂的「漢化」，不過是一種統治手段。兩年後，何炳棣以〈捍衞漢化〉一文反駁，一場大辯論由是展開，「新清史」學派於是登場。【註1】
接着，該學派提出一系列看法和問題：
一、傳統看法認為，「清」是一個朝代，是中國歷史的一部分，但滿人自發源地長白山為起點，入關之前的數百年裏，已經侵佔了北至外興安嶺約一百萬平方公里的土地，再回頭南下攻佔中原，建立大清帝國，因此，「中國」這塊戰利品，只能是大清帝國的一部分而不是相反。
二、大清以武力擴張版圖，不是空前絕後，也是世史上少有，是典型的（舊式）帝國主義；其對征服的領土大規模殖民，亦與西方數百年來的殖民手段吻合。列強侵華，大清無力招架，淪為受害者，是她內部衰敗之後的結果（言下之意：這個受害者並不十分值得同情）。
三、大清亡於以漢族為主的革命政權；新成立的中華民國繼承了大清的領土，並以「五族共和」為理論基礎，着手建構「中華民族」這個概念，但觀當時對滿族的壓迫、今天（中華人民共和國）漢人與周邊少數民族的關係的那種緊張，在在顯示「中華民族」並未打造完成；按此，以「中華民族」為根基的「中國」，意義也並不完全清晰。
等等。
我的俄羅斯學生聽這堂課也聽得非常緊張，那麽「新清史」學派在中國史學界引起強大震盪，就不足為奇。【註2】
〈俄羅斯講學記〉．之三
作者為《信報》特約評論員
【註1】兩篇文章都刊在Journal of Asian Studies。Rawski文章見該刊1996年11月號；何炳棣文章見該刊1998年2月號。
【註2】大陸史學界的一些反應，見諸一些學者的文章，如《史學月刊》2012年4月號華東師範大學李愛勇的〈新清史與「中華帝國」問題——又一次衝擊與反應？〉 ，《近代史研究》2007年1月號人民大學夏明方的〈一部沒有「近代」的中國近代史——從「柯文三論」看「中國中心觀」的內在邏輯及其困境〉。
言歸正傳。話說我在海參崴講學，談到敏感的地緣政治問題，學生竟然能夠接受，與我坦誠交換看法；我但覺得「孺子可教」，提出更尖銳的觀點，引導他們反思世上一切強國人加諸周邊弱國及少數民族身上的帝國殖民行為。我說：客觀地看，近現代史上任何一個大國、強國，都是，或者曾經是，正牌帝國主義國家；這不僅包括西方列強，還包括俄國和中國在內。我還說：一些史家認為，「自古以來」，中華帝國，起碼在漢、唐、元、清這四個朝代的全盛時期裏，都是如假包換搞霸權主義、欺負、併吞周邊少數民族的超級大國；她在十九世紀淪為西方殖民主義的受害者，不過是其帝國運程走到盡頭、其統治階級自身衰敗透了的境況下發生的。
大家可以想見，這樣以自省而持平的態度看待歷史，我的俄國學生就比較能夠考慮我提的觀點和史實；換作是以一貫的受害者態度、以復仇心態講人家老祖宗的醜史，效果會很不一樣。在課堂裏如此，在國際關係裏亦然。
在海參崴的第一個周末、一個陽光周末，教完星期六早上的半天課後，我一個人跑到臨海市中心購物區一帶蹓躂，本能地首先進了一間書店，不過，呆了沒幾分鐘便「知難而退」，因為連俄文的三十三個字母還未完全認得，無法辨認書目上哪些與其他印歐語有點共通的字眼。跟着，沿проспект Океанский（望洋道）往南走，經過一間又一間的高級珠寶店，進入其中一間最華麗的觀看，櫥櫃裏擺放着的首飾，只有最普通的幾件有標價，但價錢已經令我吃驚，於是再度「知難而退」。再過幾步路，轉入一間熙來攘往的多層大商場，裏面多是歐美日名牌產品的專店專櫃。這裏，遊客與當地人並肩，混集着講俄語的各族裔當地人一夥又一夥，都陶醉在消費者特有的喜悅和歡笑中，不經意地享受着無國界隔閡、無種族異化的和諧。
一條街名看歷史
望洋道的盡頭，便是東西向的улица Светланская（Svetlanskaya街），過了這條街便是海市中央廣場。Svetlanskaya街的名字甚有來頭。Svetlana是帝俄時期一條俄羅斯戰艦的名字，但奇怪的是，這條街最初叫улица Американская（American街），而Американская也是一條戰艦的名字。原來，1860年《中俄北京條約》簽署的時候，俄、美並未交惡，俄國海軍接收海參崴及鄰近地區的艦隊司令所坐的戰艦，不僅是在美國紐約製造，還因此以「American」命名（史上的「俄屬美洲」，即今美國阿拉斯加州，1733年至1867年還是俄羅斯領土，1867年俄國因財政困難，把該片土地賣給美國，可見當時兩國關係不壞）。
1873年，沙皇派遣其親屬、未來的俄羅斯海軍總司令阿力山德洛維奇大公爵巡視俄羅斯東方領土，此公坐的戰艦名為 Svetlana （「光明」的意思），市府為討大公爵喜歡，於是把American 街改名為 Svetlanskaya街。1924年，蘇聯領袖列寧去世，此街又改名「列寧同志街」；1992年，蘇聯已經覆亡，此街名字又改為老舊的Svetlanskaya街。
我在這條大街上往東走，發覺儘管街的名字改來改去，沒有改的卻是沿着街道北邊聳立着的大批帝俄時期建築群，美輪美奐的古典主義風格讓我驚訝不已，其中的舊俄羅斯西伯利亞艦隊司令部大樓（今天的濱海銀行總部）尤其可觀，已列為國家級文物；街上其他列為文物受保護的建築物，竟不下一百棟！步行約一公里，到達Золотой мост（金橋，即金角灣大橋），乃專為去年APEC海參崴會議所建的兩條大橋之一（另一條連接到海市南面的Russky Island，APEC會議在該處召開，其後整個會址成為FEFU的新校園）。與古建築群比，此等「面子工程」壯觀有餘美觀不足，是我個人偏見。
沿路折返，便到海市的臨海中央公園，中有「保衞蘇維埃政權烈士紀念碑」的銅像群，紀念一次大戰中陣亡的蘇俄士兵，旁邊多的是玩滑板的青少年，我發覺亦是不同膚色的小朋友混集一起。看來，俄羅斯「老大哥」的民族關係搞得比中國大陸上的好：二萬餘公里的陸地邊界上，只車臣一處還有激烈的反俄獨立運動，對比中共治下出現愈來愈嚴重的「四面楚歌」——藏獨、疆獨、蒙獨、台獨，還有最近大陸諸官員大罵的「港獨」——無疑更和諧。此中原因，泰半恐怕是，蘇維埃時代想獨立的主要少數民族，1991年之後都先後獨立了，俄羅斯不得不對他們好一點，不然美帝要進入俄羅斯的後門，便有機可乘。
跟着的周一中午，俄羅斯同事們邀請我和其他幾位客座到市中心的一間飯店吃中飯，東道主是國際關係學系的系主任，一位五十來歲的女士，英語說得非常好；席上，我和她交談，才知道她是哥薩克族人，來自蒙古國以北的貝加爾湖附近的一個小城市（「離這裏兩千公里左右，不太遠」）。哥薩克，又稱哈薩克，在俄國是一個小而又小的民族，人口只有十四萬，佔全國一億四千多萬總人口中的千分之一，其民有勇武善戰的傳統，拿破崙東征俄羅斯，最怕遇上的就是哥薩克輕騎兵；1917年俄國革命前後，支持白俄軍隊對抗布什維克紅軍最力的，就是哥薩克族人。
一份執着到中國
FEFU是俄國最好的五所國立大學之一，在俄國遠東地區更首屈一指，其國際關係學系由一位哥薩克人出掌，箇中或有特別涵義，可惜我未及深挖。飯後，這位系主任對我說：「你從外面來，應該給我們的學生多一點思想衝擊。」此話也許僅僅出於客套，我的回答卻很認真，說希望介紹一個對地緣政治學有用的「新的」歷史觀點。當然，識見所限，我只知道這個觀點已對中國史學界產生衝擊，不知道對俄羅斯有什麽具體影響；研究後者，大概是俄羅斯學生有興趣做的工作。
1988年，新左派學者薩米爾．阿明（Samir Amin）出版《歐洲中心主義》一書，滙集了二次大戰之後的去殖民化運動孕育的思潮，批判了一直以來西方學術界沿用的以歐洲文明為參照中心的觀點，對西方的傳統歷史學和新興的文化論影響巨大。知識界對這回事並不陌生；其實，對歐洲中心主義的批判和反思，在阿明出版該書之前，已經日漸普遍。1984年，美國的中國近代史研究界，也響起一記反歐洲中心主義的槍聲；這一槍，竟是由大師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的一位學生打向老師的，學生名叫柯文（Paul A. Cohen）。槍聲響過，範式轉移。
費正清「學出多門」。他在牛津的老師是H. B. Morse，一位曾經在清政府時期的大清皇家海關總稅務司下面任職的美籍英國人；此老離開中國之後，專注歷史研究，對晚清的外交關係、英國東印度公司等課題，都有權威著作。在北京清華，費的老師是民國有名的歷史學家兼外交家蔣廷黻。不過，他後來建立的中國近代史研究領域所用的「刺激、反應」範式，卻來自英國史學家湯恩比。他認為，與他的老師同時代的學者，研究中國問題過分依賴西方資料，因此包含大量偏見；為此，他特地跑到中國，拜蔣氏為師，在後者指導下研究中文資料、瞭解中國學者的觀點，即「從中國本身瞭解她對西方殖民主義侵華的反應」，並以此為主軸，解析整個中國近代史。他與他的早期拍檔鄧嗣禹合寫的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1954），便貫串着這個觀點。費氏桃李滿門，就偏偏有一個柯文「反骨」。
柯文認為，在費氏範式裏，提供「刺激」的西方，依然是主角，中國就只有被動作出「反應」的份兒；要正確理解那段中國史，非得以中國作為主體入手不可。於是，1984年，柯文出版了他的力作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 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Recent Chinese Past，提出所謂的「中國中心論」。中國兩千年來都是大國，就是到了十八世紀後期，其經濟實力也穩佔世界第一，其歷史發展有不可動搖的內在邏輯，是由她自己內部的社會力量和精英階層裏不同的政經派系之間的博弈決定的，並不是一些「西方列強」在她的周邊上有所動作便能左右。為說明這個觀點，柯文在書中舉了越南戰爭的例子：美國這個頭號帝國主義國家，在全盛時期對小國越南（的一半）發動滅絕性的長期戰爭，到頭來一敗塗地，未能阻止越南走向共產主義分毫。二十世紀的越南如此，何況十八、十九世紀的中國？
一組論斷最顛覆
乍看，柯文的「中國中心論」，靈感來自新左派對「歐洲中心論」的批判，理應受中國史學界、特別是民族主義意識較強的學者乃至一般國人歡迎，但其後發展並不如此，原因有兩個，都是學理邏輯問題。其一，中國既是自己歷史發展的中心或內核，則「成也中國、敗也中國」，列強侵華不過是陪襯、是中國本身這場戲的一些布景板而已。但是，在民族主義者的眼裏，標準論述卻可以歸結為「成功是源於中國自己的努力，失敗是因為西方惹禍搞鬼」，而柯文的「中國中心論」，無異替帝國主義開脫。不過，這一點還比較好應付，學理邏輯推演出的另外一個觀點就麻煩得多。問題出在對清史的態度。
柯文的學生、門人，把「中國中心論」背後的範式邏輯（其實即是「歐洲中心論」的批判邏輯）繼續推演，應用在清史上，得出的結論是：研究清史，必須以滿民族歷史、大清帝國觀點、滿文史料為中心，而不能用漢民族歷史、「中國觀點」、漢文史料代替；否則，犯的偏見，性質就如同以西方的觀點和史料研究中國史一樣。三十年來，持此學理的史家，利用八十年代至今逐步解封的清政府官員以滿文書寫的一手資料（總數一千多萬件，其中二百多萬件沒有當時的清政府官方漢文翻譯），得出一組顛覆性的歷史論斷，提出多個十分尖銳刁鑽的問題，令傳統史家特別是那些不諳滿文的清史家應接不暇。
這批學者異軍突起，很快形成了所謂的「新清史」學派，在美、中、日、韓、台等地都有愈來愈大的影響。在美國，此學派的大本營是巴克萊加州大學歷史系，不過，其實力已經伸展到東岸，連哈佛大學的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前東亞研究中心）的主任歐立德 （Mark Elliot）也是此派的核心人物（老費泉下有知，好氣還是好笑，就要看他的量度！）。
一門學派新登場
1996年，「新清史」學派猛將、匹玆堡大學的Evelyn Rawski首先發難，在全美亞洲研究學會年會作題為《再觀清代》的會長演講，以滿文史料為據，批判史家何炳棣1967年的〈清朝在中國歷史上的重要性〉一文關於滿人入關後全面漢化的結論，認為滿人始終非常刻意保護自身的滿族傳統和文化認同，而所謂的「漢化」，不過是一種統治手段。兩年後，何炳棣以〈捍衞漢化〉一文反駁，一場大辯論由是展開，「新清史」學派於是登場。【註1】
接着，該學派提出一系列看法和問題：
一、傳統看法認為，「清」是一個朝代，是中國歷史的一部分，但滿人自發源地長白山為起點，入關之前的數百年裏，已經侵佔了北至外興安嶺約一百萬平方公里的土地，再回頭南下攻佔中原，建立大清帝國，因此，「中國」這塊戰利品，只能是大清帝國的一部分而不是相反。
二、大清以武力擴張版圖，不是空前絕後，也是世史上少有，是典型的（舊式）帝國主義；其對征服的領土大規模殖民，亦與西方數百年來的殖民手段吻合。列強侵華，大清無力招架，淪為受害者，是她內部衰敗之後的結果（言下之意：這個受害者並不十分值得同情）。
三、大清亡於以漢族為主的革命政權；新成立的中華民國繼承了大清的領土，並以「五族共和」為理論基礎，着手建構「中華民族」這個概念，但觀當時對滿族的壓迫、今天（中華人民共和國）漢人與周邊少數民族的關係的那種緊張，在在顯示「中華民族」並未打造完成；按此，以「中華民族」為根基的「中國」，意義也並不完全清晰。
等等。
我的俄羅斯學生聽這堂課也聽得非常緊張，那麽「新清史」學派在中國史學界引起強大震盪，就不足為奇。【註2】
〈俄羅斯講學記〉．之三
作者為《信報》特約評論員
【註1】兩篇文章都刊在Journal of Asian Studies。Rawski文章見該刊1996年11月號；何炳棣文章見該刊1998年2月號。
【註2】大陸史學界的一些反應，見諸一些學者的文章，如《史學月刊》2012年4月號華東師範大學李愛勇的〈新清史與「中華帝國」問題——又一次衝擊與反應？〉 ，《近代史研究》2007年1月號人民大學夏明方的〈一部沒有「近代」的中國近代史——從「柯文三論」看「中國中心觀」的內在邏輯及其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