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6月9日星期日

謝林: 在左右之間徘徊的本土




從最近一連串事件看,無可避免,香港的社會運動,本土議題已經成為主流。而且在可見的未來,這個議題會揮之不去,任何政黨必須修正其立場和選舉策略,原因很明顯:一天中共這個威脅存在,香港人必然抗拒中國,而中國又漸漸發現香港愈來愈不受自己控制,就會變本加厲企圖干香港的事務,而結果是迫使香港本土意識更加抬頭,形成一個惡性循環。

然而,這裏的本土,籠統來,其實可以有兩層意思。從2007年開始的保衛天星、皇后、反高鐵、保衛菜園村,可以對土地、文化、環境、史記憶、城市空間的關愛生。這種本土主義不需要外在敵人,他們以愛先行,敵人只是破壞這些環境和史的勢力。他們以苦行、懺悔為號召,以蕉葉為誓,企圖以大愛感動公眾。這種本土慢慢往左走,他們反對地霸權、反對功能組別裏的特權階級。所以,雖然是強調本土,但這一派仍以階級特權為反對的對象,以關愛弱勢為出發點,可以是出自對本土的愛。

從恐懼中建立本土

另一方面,自2010年以來,雙非、反蝗蟲、光復上水、城邦自治,成為另一條本土政治的主流。相對於上面的左翼,這種本土可以籠統地以右翼稱之。所謂右翼者,他們以外來群族和政權為敵人,是源自對身分和優勢漸漸失去的恐懼、焦慮和仇恨,甚至帶有本土沙文主義的味道,即凡是香港都是好的,都要守護。從香港的殖民史、繁體字、語、粗口、普及文化等,都是要維護的對象,任何威脅這些本土勢力都是敵人。簡單地,這種本土是來自對外來侵犯者的恨而建立起的本土意識。這種右翼是反動的,因為它需要敵人、需要仇恨的對象,是從恐懼中建立本土,從「不」中建立身分認同。他們守護的是本土文化符號,其象意義多於實際,如龍獅旗的目的是挑釁中共、反對中國殖民,大家可不必認真考究是否真地主張回歸殖民統治。所以,這種本土認同,是多於建立在政治符號之上,而少於關懷本土的人民,如弱勢社群、被壓迫階層、窮人、城市空間、農業、社區關係等等,可以是典型的右翼本土,與西方右派政黨十分類似。

焦慮香港核心價被蠶食

然而,如我們看深一層,卻發現不能簡單以西方左右的政治光譜,硬套在這種分野之上,尤其後者的右派政治,若然輕率地就把它歸類為排外、極端民族主義、法西斯、民粹,更是扣錯帽子。其中一點港式本土右派和西方右派的重要分別,就是前者不是純粹排外,不是種族主義者,他們不仇恨菲傭、不歧視印度人、更不會針對西方人,他們唯一針對的對象是中國大陸的政權和人民,他們甚至會視那些土生土長、能流利語、接受香港核心價的印度或巴基斯坦人,比不會講語的大陸新移民更為香港人。(那些反對外傭居港權的是另一類的民粹主義,跟這裏所講的無關。)所以,歸根結柢,這種右派是通過對中國的排除建立出本土意識,而中間必然的根據是所謂的核心價:自由、法治、禮貌、文明。他們視大陸人為中共殖民、控制香港的工具,是來種票、滲透的、要把公務員和學術赤化的。這種對香港核心價被蠶食的焦慮,並非空穴來風,而有中共對付新疆和西藏的前車可鑑。所以,跟西方民族主義右派政黨不同,這種港式右翼的本土,固然有及群族矛盾,但並非純粹排外,而是對自由生活方式珍惜,雖然以反面為基礎,卻又不乏正面的元素。這重要分別必須明確指出,萬不可籠統歸類。

我是什麼?我不是什麼?

香港如此獨特的左右政治光譜,探究其原因,必須從新思考香港近十年本土意識上升的客觀因素與涵。這裏牽本土意識出現的基本邏輯:但凡一個國家或社群出現本土意識,愛和恨兩種情緒往往如孿生兄弟一樣一起出現,因為純粹的大愛不會生本土意識,只會造成一種國際主義;純粹的仇恨則是沒有基礎的犬儒和憤世嫉俗,令認同的符號變得空洞和缺乏涵。這簡單的道理,歸結到所謂本土認同的兩個主要問題:(一)我是什麼?(二)我不是什麼?兩者必須並行,才能得出身分的結論。在政治上,前者牽我愛我認同的東西,如我的土地、人民、文化史;後者牽我否定那些侵害我所愛的人和事物。而不幸的是,在政治動員上,仇恨和恐懼往往比關愛有效,因為關愛多是個人的行為,恐懼和仇恨卻可以迅速變成集體行動,這也解釋了為何一些平常對政治不關心,對民主普選沒有興趣的人,對雙非、奶粉,卻又有切膚之痛,正因為恐懼和仇恨,乃人性的基本情緒。

本來這兩種情緒的互動,在政治實體的建立,屬平常不過的事,而上述這些問題,都牽到本土政治實體建立的兩個基本目的:(一)保護本國人的利益和資源;(二)這些利益和資源在本國的分配要符合公義。可以看到,上述這兩種本土運動,並非簡單對號入座,即右派關心第一個問題,左派關心第二個等等,而是跟這兩個問題交接重疊,如右派雖然比較關注第一個問題,但對港英留時代眷戀,卻無可避免及公義、法治和自由等;左派似乎多關注第二個問題,但又在反對被規劃的同時,則又必然碰到中共對香港的干預。

兩條本土之路 根本毋須對立

經過上面的分析,我們其實發現,這兩條本土之路,除了意識形態和人事的原因之外,根本不需要對立,他們根本面對同樣的敵人、同樣的問題,而只是因為香港的本土政治實體並不成熟,甚至難,本土意識在左右之間徘迴,才令兩派還沒有把問題清楚,就過早進入分黨分派、黨同伐異的階段,你罵我是「左膠」、「大中華膠」,我你是「法西斯」、「排外」、「挑撥群族矛盾」,把真正問題模糊了。

香港本土政治實體的難,在於香港的政治格局和政權的本質,未能做到權力從人民中來,政策往人民中去。香港有一個半開放選舉的立法會、一個小圈子選出的特首,選舉過程受中共高度干預,權力來自中共和少數特權階級的地財閥,其政策被這兩股勢力騎劫,必然不會以本土利益或民眾福祉為考量,形成一個貌似港人治港、實質是外來加諸於香港的政權。於是,在政治辯論的議程裏,只停留在「應該起多少公屋?要不要蓋新的焚化爐?」等層次,一些核心的本土利益,如移民政策應接受多少大陸的移民?長遠的人口政策如何?龐大財政資源如何運用?是否需要中港融合?是否需要建港珠澳大橋?新界的農地應如何運用?香港是否需要本土農業?供水是否需要自給自足?等等,從來沒有在選舉或政治辯論中提上日程。所以,問題的癥結是香港政權的本質,成為這兩種本土的共同敵人,但雙方都沒有把焦點校準,卻已經起了路線之爭。難聽點,兩大黑幫早已閉門談好如何分肥,而外面沒有權力的兩班人還在爭論你對還是我錯。

以選舉開放讓公眾大辯論

如此,香港要建立一個真正照顧本土利益、和維護社會公義的政治實體,或用另一句話,要建立一個西塞羅(Cicero)所,即「依據關於公義的共識、和共同的利益聚合起來的共同體」,除了普選之外,更必須讓一些關於香港本土利益的基本政策,如人口政策、移民政策、與中國大陸的關係、土地資源和財政資源如何分配、城市空間如何規劃、香港的經濟政策還是不干預還是增加福利開支等等根本問題,通過選舉開放給公眾進行大辯論。可惜的是,四年一次的立法會選舉只是政黨之爭,五年一次的特首選舉更是假作聽取民意的偽選舉,而從無發揮這種資源和正義問題歸還人民辯論的作用。所以,一天香港的政治格局不變,一個照顧本土利益的政治實體尚未建立,所謂左右之爭,都只是意識形態的符號之戰而已。

那麼,我們可否看遠一點,即香港會否有建立一個真正照顧本土利益的政治實體的一天?顯而易見,香港民主化最大的阻力,甚至香港自由法治的威脅,是來自中國。然而,弔詭的是,中共獨裁的存在,卻是香港尋求自治最大的推動力,因為中共的威脅一日存在,才會有更多香港人尋求擺中國的干預;相反,如果中國變成民主國家,大中華民族主義則可能淹蓋本地人尋求自治的意志。那麼,即使最理想的情出現,中國有了民主,但香港面對中國龐大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力量,也未必能建立一個真正捍衛本土利益的政治實體,可能只是所謂民主中華裏一個相對自治的城市而已,它的人口政策、資源分配、與大陸關係,可能依然要看大陸的臉色,甚至會是芬蘭化。左右兩派如果關心本土的話,這也是他們要思考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