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最近一連串事件看，無可避免，香港的社會運動，本土議題已經成為主流。而且在可見的未來，這個議題會揮之不去，任何政黨必須修正其立場和選舉策略，原因很明顯：一天中共這個威脅存在，香港人必然抗拒中國，而中國又漸漸發現香港愈來愈不受自己控制，就會變本加厲企圖干涉香港的事務，而結果是迫使香港本土意識更加抬頭，形成一個惡性循環。
然而，這裏說的本土，籠統來說，其實可以有兩層意思。從2007年開始的保衛天星、皇后、反高鐵、保衛菜園村，可以說對土地、文化、環境、歷史記憶、城市空間的關愛產生。這種本土主義不需要外在敵人，他們以愛先行，敵人只是破壞這些環境和歷史的勢力。他們以苦行、懺悔為號召，以蕉葉為誓，企圖以大愛感動公眾。這種本土慢慢往左走，他們反對地產霸權、反對功能組別裏的特權階級。所以，雖然是強調本土，但這一派仍以階級特權為反對的對象，以關愛弱勢為出發點，可以說是出自對本土的愛。
從恐懼中建立本土
另一方面，自2010年以來，雙非、反蝗蟲、光復上水、城邦自治，成為另一條本土政治的主流。相對於上面的左翼，這種本土可以籠統地以右翼稱之。所謂右翼者，他們以外來群族和政權為敵人，是源自對身分和優勢漸漸失去的恐懼、焦慮和仇恨，甚至帶有本土沙文主義的味道，即凡是香港都是好的，都要守護。從香港的殖民歷史、繁體字、粵語、粗口、普及文化等，都是要維護的對象，任何威脅這些本土勢力都是敵人。簡單地說，這種本土是來自對外來侵犯者的恨而建立起的本土意識。這種右翼是反動的，因為它需要敵人、需要仇恨的對象，是從恐懼中建立本土，從說「不」中建立身分認同。他們守護的是本土文化符號，其象徵意義多於實際，如龍獅旗的目的是挑釁中共、反對中國殖民，大家可不必認真考究是否真地主張回歸殖民統治。所以，這種本土認同，是多於建立在政治符號之上，而少於關懷本土的人民，如弱勢社群、被壓迫階層、窮人、城市空間、農業、社區關係等等，可以說是典型的右翼本土，與西方右派政黨十分類似。
焦慮香港核心價值被蠶食
然而，如我們看深一層，卻發現不能簡單以西方左右的政治光譜，硬套在這種分野之上，尤其後者的右派政治，若然輕率地就把它歸類為排外、極端民族主義、法西斯、民粹，更是扣錯帽子。其中一點港式本土右派和西方右派的重要分別，就是前者不是純粹排外，不是種族主義者，他們不仇恨菲傭、不歧視印度人、更不會針對西方人，他們唯一針對的對象是中國大陸的政權和人民，他們甚至會視那些土生土長、能說流利粵語、接受香港核心價值的印度或巴基斯坦人，比不會講粵語的大陸新移民更為香港人。（那些反對外傭居港權的是另一類的民粹主義，跟這裏所講的無關。）所以，歸根結柢，這種右派是通過對中國的排除建立出本土意識，而中間必然的根據是所謂的核心價值：自由、法治、禮貌、文明。他們視大陸人為中共殖民、控制香港的工具，是來種票、滲透的、要把公務員和學術赤化的。這種對香港核心價值被蠶食的焦慮，並非空穴來風，而有中共對付新疆和西藏的前車可鑑。所以，跟西方民族主義右派政黨不同，這種港式右翼的本土，固然有涉及群族矛盾，但並非純粹排外，而是對自由生活方式珍惜，雖然以反面為基礎，卻又不乏正面的元素。這重要分別必須明確指出，萬不可籠統歸類。
我是什麼？我不是什麼？
香港如此獨特的左右政治光譜，探究其原因，必須從新思考香港近十年本土意識上升的客觀因素與內涵。這裏牽涉本土意識出現的基本邏輯：但凡一個國家或社群出現本土意識，愛和恨兩種情緒往往如孿生兄弟一樣一起出現，因為純粹的大愛不會產生本土意識，只會造成一種國際主義；純粹的仇恨則是沒有基礎的犬儒和憤世嫉俗，令認同的符號變得空洞和缺乏內涵。這簡單的道理，歸結到所謂本土認同的兩個主要問題：（一）我是什麼？（二）我不是什麼？兩者必須並行，才能得出身分的結論。在政治上，前者牽涉我愛我認同的東西，如我的土地、人民、文化歷史；後者牽涉我否定那些侵害我所愛的人和事物。而不幸的是，在政治動員上，仇恨和恐懼往往比關愛有效，因為關愛多是個人的行為，恐懼和仇恨卻可以迅速變成集體行動，這也解釋了為何一些平常對政治不關心，對民主普選沒有興趣的人，對雙非、奶粉，卻又有切膚之痛，正因為恐懼和仇恨，乃人性的基本情緒。
本來這兩種情緒的互動，在政治實體的建立，屬平常不過的事，而上述這些問題，都牽涉到本土政治實體建立的兩個基本目的：（一）保護本國人的利益和資源；（二）這些利益和資源在本國的分配要符合公義。可以看到，上述這兩種本土運動，並非簡單對號入座，即右派關心第一個問題，左派關心第二個等等，而是跟這兩個問題交接重疊，如右派雖然比較關注第一個問題，但對港英留時代眷戀，卻無可避免涉及公義、法治和自由等；左派似乎多關注第二個問題，但又在反對被規劃的同時，則又必然碰到中共對香港的干預。
兩條本土之路 根本毋須對立
經過上面的分析，我們其實發現，這兩條本土之路，除了意識形態和人事的原因之外，根本不需要對立，他們根本面對同樣的敵人、同樣的問題，而只是因為香港的本土政治實體並不成熟，甚至難產，本土意識在左右之間徘迴，才令兩派還沒有把問題說清楚，就過早進入分黨分派、黨同伐異的階段，你罵我是「左膠」、「大中華膠」，我說你是「法西斯」、「排外」、「挑撥群族矛盾」，把真正問題模糊了。
香港本土政治實體的難產，在於香港的政治格局和政權的本質，未能做到權力從人民中來，政策往人民中去。香港有一個半開放選舉的立法會、一個小圈子選出的特首，選舉過程受中共高度干預，權力來自中共和少數特權階級的地產財閥，其政策被這兩股勢力騎劫，必然不會以本土利益或民眾福祉為考量，形成一個貌似港人治港、實質是外來加諸於香港的政權。於是，在政治辯論的議程裏，只停留在「應該起多少公屋？要不要蓋新的焚化爐？」等層次，一些核心的本土利益，如移民政策應接受多少大陸的移民？長遠的人口政策如何？龐大財政資源如何運用？是否需要中港融合？是否需要建港珠澳大橋？新界的農地應如何運用？香港是否需要本土農業？供水是否需要自給自足？等等，從來沒有在選舉或政治辯論中提上日程。所以，問題的癥結是香港政權的本質，成為這兩種本土的共同敵人，但雙方都沒有把焦點校準，卻已經起了路線之爭。難聽點說，兩大黑幫早已閉門談好如何分肥，而外面沒有權力的兩班人還在爭論你對還是我錯。
以選舉開放讓公眾大辯論
如此，香港要建立一個真正照顧本土利益、和維護社會公義的政治實體，或用另一句話說，要建立一個西塞羅（Cicero）所說，即「依據關於公義的共識、和共同的利益聚合起來的共同體」，除了普選之外，更必須讓一些關於香港本土利益的基本政策，如人口政策、移民政策、與中國大陸的關係、土地資源和財政資源如何分配、城市空間如何規劃、香港的經濟政策還是不干預還是增加福利開支等等根本問題，通過選舉開放給公眾進行大辯論。可惜的是，四年一次的立法會選舉只是政黨之爭，五年一次的特首選舉更是假作聽取民意的偽選舉，而從無發揮這種資源和正義問題歸還人民辯論的作用。所以，一天香港的政治格局不變，一個照顧本土利益的政治實體尚未建立，所謂左右之爭，都只是意識形態的符號之戰而已。
那麼，我們可否看遠一點，即香港會否有建立一個真正照顧本土利益的政治實體的一天？顯而易見，香港民主化最大的阻力，甚至香港自由法治的威脅，是來自中國。然而，弔詭的是，中共獨裁的存在，卻是香港尋求自治最大的推動力，因為中共的威脅一日存在，才會有更多香港人尋求擺脫中國的干預；相反，如果中國變成民主國家，大中華民族主義則可能淹蓋本地人尋求自治的意志。那麼，即使最理想的情出現，中國有了民主，但香港面對中國龐大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力量，也未必能夠建立一個真正捍衛本土利益的政治實體，可能只是所謂民主中華裏一個相對自治的城市而已，它的人口政策、資源分配、與大陸關係，可能依然要看大陸的臉色，甚至會是芬蘭化。左右兩派如果關心本土的話，這也是他們要思考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