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6月9日星期日

明報社評: 對話好過對抗 但對話平台在哪?




佔領中環運動昨日舉行商討日,標誌行動進入新階段。佔中不是搗亂,而是反映香港連和中也對2017年的特首選舉能否有真普選感到擔憂,並且忍無可忍,不惜公民抗命;特首梁振英昨日指佔中是「為犯法而犯法」,並非對症下藥。

社會上很多人都認同對話好過對抗,香港回歸前連制訂《基本法》這樣艱巨的工作,也可以透過對話和諮詢達成共識,如果政改能借鑑制訂基本法的經驗,應可為日益升的大規模對抗探求一條較佳的路徑。為了避免危機進一,當局有責任盡早建立對話平台,讓各方持份者可以透過和平理性的對話方式,為2017年特首選舉模式建構共識。

最近3年,社會的討論氣氛不斷劣質化。首先是激進泛民不斷攻擊和泛民,而且不止言穢語,還有肢體衝突;近月,激進建制冒起,開始向泛民發動攻擊。上個星期,更有人在街頭的李旺陽悼念會附近被人用摺苐襲擊受傷,社會的對抗由動口到動手,這只會進一撕裂香港,非社會之福。一個負責任的政府,應該對症下藥,以對話代替對抗,化解矛盾,盡量尋求社會共識。

或許有人認為在當前的氣氛下鼓吹對話,根本不切實際,但史告訴我們,即使在最惡劣的對抗環境下,對話仍是可以發揮積極作用的。1980年代,中國決定收回香港之時,不少人感到不能接受,社會掀起移民潮,在這樣的社會氣氛下起草基本法,是極為艱巨的任務,但當時基本法起草工作決定以起草委員會及諮詢委員會的方式進行,並發表求意見稿,廣納港人意見,最終建立各方都接受的共識,完成基本法草議。

連香港的小憲法,也能以對話的方式讓港人與北京達成共識,政制改革應該參照這個模式,建立讓各方持份者對話的平台,這將有助避免香港的民主運動進一激進化

淡化中史助長去中國化 教育局應亡羊補牢

【明報專訊】教育局2000年取消中史科為必修科之後,中史科的退修率高逾三分之一,中四學生選修人數更跌破1萬,建制派議員和民主派議員都普遍認為教育局要認真看待,例如將中史列為必修科;然而,教育局的回應令人非常失望,所造成的遺禍會愈來愈嚴重。

教育局對中史科執迷不悟,回應稱「回歸後中國史的教學不斷與時並進……片面誇大高中學生對中史課程失去興趣的法,對提升中史教學的質素與中史教師的士氣,實無裨益」。

諷刺的是,教育局一方面淡化中史科,另一方面卻炮製「國民教育科」,並於去年推出,結果被質疑為強推「洗腦」終告鎩羽。不少教育界人士都指出問題的根源不在「國教」,而是「中史」;當前急務,不在開設「國教科」,而是重開「中史」為中學必修科。

龔自珍在《古史沉論》寫道,「欲知大道,必先為史。滅人之國,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宗。」教育局對中史科的處理,令莘莘學子逐漸「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數典忘祖,起「去中國化」的效果。教育局未能實事求是看待中史科,不禁令人對特區政府的「官僚政治」(bureaucracy)和公共政策的「路徑依賴」(Path dependency)深感憂心。

所謂「官僚政治」是指,這種政治制度在日常行為中表現為:把應盡的行政職責全然當做例行公事處理,在這些職責面前他們沒有工作的原動力,遇事拖拉、猶豫不決、敷衍應對、不重實際、事非到非處理不可而不處理。而在日常事物的處理中,又經常把一切政治措施,作為自己圖謀利益的勾當。

所謂「路徑依賴」則指一旦人們做出某種選擇,就如走上一條不歸之路,慣性力量會令這一選擇不斷自我強化,輕易走不出去。對官僚體系來,政策一旦落實,便自動轉化為法律文件、辦事程序、規章條文,又或者常規慣例,有關部門便成了現行政策的受益者,改變現有做法就自然會傷害到這些利益集團。這類利益集團傾向相信存在便是合理,不變才是常規,形成了一種惰性,對任何改革建議猜疑猶豫,拖延甚至抗拒推行。

有關中史科的社會討論已汗牛充棟,教育界的意見結論也多有共識,但教育局仍執迷不悟,令人費解。孔子曰「人非聖賢,孰能無過」,「知錯能改,善莫大焉」。教育局對中史科的淡化處理,客觀上助長了「去中國化」,我們不相信這是教育局的原意,但,教育局應有勇氣正視現實,作出補救。官僚體系的「異化」是因為背離了施政的本意,由「為民」變成了「為官」或曰「為面」,於是執著於程序、慣例,對政治缺乏敏感,對民意缺乏體認,既無聞過則喜的胸襟,又無有錯必改的決心,聽不進社會諫言,只會千方百計搪塞、敷衍,如此只能令施政的路愈走愈窄,距民眾期待愈來愈遠,我們期望教育局盡早為中史科亡羊補牢,將之列作必修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