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6月28日星期五

練乙錚︰ 往奴役之路的盡頭處




七一臨近,梁氏政權對香港管治失控,無法對香港作出有效的政治領導和政策指引,無法對一個多元社會裏的人心作最低限度、必要的整合;這兩個「無法」,再加上梁班子及其背後的板塊勢力和人物不斷胡八道、胡作非為,終於把香港打「散」了。

  社會散而不亂,只因香港底子好,港人質素一般比較高,政府的各項日常功能,大體可在原有基礎上依靠公務員體系繼續運作,尚不至於像大陸那樣,出現各級黨政幹部對人民巧取豪奪,引發愈來愈多的群眾性暴力維權,需要勞煩中央作高成本暴力維穩。


權與力嚴重


  然而,根本的問題是,
聰明、高資的梁氏及其班子,為何依然困於上述兩個「無法」?解釋不止一個,例如訴諸行政與立法之間的體制矛盾,等 等。筆者今天提出另一觀點,不僅能解釋梁氏為何無法有效管治香港,還有助了解大陸部出現的同樣困境。畢竟,一國專制之下,衍生出的管治問題,關鍵處都 一樣。


大家知道,《基本法》賦予特首很大權;所謂「行政主導」,簡單而言,其實就是「行政長官主導」。此外,還有其他很多個別法規,也賦予特首各種重要權柄。由 於行政長官非民選而是由中央欽點、交小圈子奉命推舉生,故特首權大,其實就是中央權大。這其實一點也不奇怪,而是港英外來政權遺留下來的體制的最專制那 部分而已,只不過九七年由北京接收,做了點改頭換面的功夫。

  因此,特首除了制定政策、主導立法,還可以直接或間接委任重要公職人選、法官、大學校長,等等。帶紅色背景的梁氏,因此幾乎可在香港
一重要權位上替黨插上紅旗,而事實上他也正在辛勤地做這個工作。

  不過,有權不等於有力。我們習慣把權和力連在一起混為一談,但細想一下便知道,就算梁氏多找幾個高靜芝,委出一個又一個「紅旗牌梁粉」,奪盡 獅子山下
一權位,但只要民心背向,力就無法使出,甚至只能看到反作用,而梁政府還是會和一年來那樣,一籌莫展,事事反彈、到處碰壁。

  事實上,這將會是香港的一個顯著政治趨勢:梁氏的權不斷膨脹,重要位子愈佔愈多,但民心愈來愈背馳,管治力於是愈來愈弱。大如整個政府,小如一所大學,都會有這個趨勢。某一天,當權與力完全
鈎,特區政權便是到了崩壞的前夜

為何民心背向今年特別急促?

  梁氏把紅旗遍插,其支持者吐氣揚眉非常得意,而香港的一般市民、反共人士、本土派、民主派,卻因此憂心忡忡;筆者卻認為,無論是得意還是憂 心,都是捉錯用神。特區當權者愈是仗權佔位倒行逆施,民心愈是背向,管治力就愈弱,之間有直接的負面因果關係。這才是大家(特別是北京和本地當權派)都應 該擔心的事。

  十年一輪迴,對比三七一後
台的董氏和今天的梁氏,必有所啓發。當年董氏雄心萬丈,但多做多錯,經濟上的最大失誤,是任由當時在行會裏分管 房屋政策的梁氏搞了個「八萬五」,製造出無數負資;政治上的最大錯誤,則是聽從另一個梁氏(女)慫恿,硬推「二十三條」,嚇煞愛自由的港人。

  這些一級錯誤,加上執政不逢時(遇上禽流感、「沙士」),終令董氏執政七年光陰
擲,最後成為北京高層政治鬥爭的犧牲品。然而,儘管管治能力 有限,論人品,董氏卻堪足稱道。撇開政治觀點不談,他失敗的主觀原因,如輕信小人、執迷不悟、喜替部下護短,等等,都可是性格缺陷。這種缺陷,經年累月 方能看出,所以董氏管治失敗,市民對他失去信心,有一個比較緩慢的過程。

  相比,在大多數市民心中,梁振英的各種缺陷,卻是以人格缺陷最為突出。這種缺陷,視乎運程,有時顯露得很快,做一兩件錯事壞事,或給政敵
一些陰私,馬上現形,無可葯救。而且,人格缺陷和性格缺陷不同,容易物以類聚;因此,梁氏身邊的同志當中,有同樣缺陷者,他大概都不以為意,甚至相處的時 候,可能感覺特別舒服、無拘無束。


搞中港融合適得其反

  但是,領導人身上的人格缺陷,港人最難容忍;曾蔭權不過貪了點小恩小惠,港人便視之如敝屣。是以梁氏上台不足一年,儘管實事未見多做而大錯未 見多犯,他和他領導的特區政府,聲望卻跌至回歸後新低。一個以不正當、欠誠信手法上位獲得最高權位的人,港人理性估計他可能會同樣為了一己政治私利出賣港 人利益。事例之一,就是所謂的「中港融合」。

  「中港融合」這個詞,回歸之後不久,已經十分時髦;當時把這個口號提得最響亮的,是好一部分商界人士。的確,從經貿觀點談中港高度融合,不一 定是壞事,大多數人明白這點,所以商界當時提出這個口號,港人並無特別不安;但梁氏上台後,由他以特首身份再推「中港融合」,市民則疑心頓起,怕他為了一 己政治利益,搞的不只是經貿方面的融合,而是蓄意引入、強化大陸政治、文化、作風、價
觀乃至跨境殖民,最終實現把香港全方位「溶合」於大陸。

  市民的這種恐懼,在月前國教事件和廉政公署被大陸「隊」酒文化攻陷這兩起危機之中得到印證;梁氏倡融合,結果反而加深中港矛盾,助長了本土主義和港人的
北傾向,震動中南海,反過來連特區「高度自治」的根基也打散

這是香港政治現實中一個非常特異的「蝴蝶效應」:一個地方領導人小小一點人格缺陷,能引發巨大回響和破壞力。這個事例,亦正好明上述觀點:權因民心背向而與力鈎,力無法有效使出而只見其不良反作用。

  香港如此,大陸的管治亦出現權與力嚴重
鈎。「政令不出中南海」之家寶時代已有傳聞。中共搞中央集權,權不可謂不大;黨員人數今年估計 已達八千五百萬,不可謂不多;在一黨專政之下,政府裏、社會上的一切重要權位,除了少數幾個政治花瓶之外,全部由黨員包辦。儘管如此,中共的權與其管治力 依然節。

  論原因,當然比香港複雜;論結果,大陸社會開始紊亂,亂象已比香港嚴重,因為社會底子弱,人民教育和公德水平一般比較低,公務員隊伍貪
(後者本身就是導致社會昏亂的一個根源;之外還有更黑暗的黨和軍隊貪,都是香港所無、港人因此無法想象的事情)。

  維持社會基本秩序,中共主要倚靠對經濟發展成果分配權的壟斷,以及在必要時實施政權暴力──這就是具現代中國特色的「恩威並重」。中國經濟改 革之所以走回頭路搞「國進民退」,就是因為需要保證黨擁有「施恩」的
對能力。然而這正正就是海耶克的「往奴役之路」;此路盡頭處,盡是一輛一輛坦克和 沒有橡皮子彈的衝鋒槍。


大陸這兩套「解決」無法有效管治社會的路數,看來很可能通過梁氏政權的通力合作引進香港。梁氏一邊搞「大政府」,解放軍駐港部隊一邊搞演習。當特區政府進入有權無力時代之際,大陸的「恩威並重」香港版,對梁政權而言,不僅愈來愈有需要,要搞還的確愈發有條件。

  黑夜快將來臨,你要不讓子彈飛,還得靠自己兩條腿,靜靜地走到中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