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5月19日星期日

葉蔭聰﹕打破對階級政治的沉默




香港的公共討論,「階級政治」概念一直並不常見,甚至有點避談。在公眾討論裏,較為常見的階級論,可能只有各種圍繞級的認同、期望、焦慮與挫敗。例如,1980年代開始,有新中階級論,認為剛晉升至中位置的本土新一代是未來經濟的中流砥柱,以及民主化的動力。近年有人擔心香港,也認為是新一代無法向上流晉身中,造成各種怨氣與衝突。

大概由於不少港人深受文革之苦,所以談「階級政治」色變。而中共自1970年代末,在鄧小平領導下,否定文革階級鬥爭路線。中共不止淡化階級鬥爭口號,甚至對資階級示好,吸引海外資本設廠投資,在黨國羽翼下培育國營與民營資階級,社會主義變成用來「忽悠」全國人民的幌子,而香港也早被併合在這種利益及意識形態結構之中。在這種政治形勢下,有鬥爭味道的階級概念,很難上口,更難讓大眾覺得有分析意義。因此,我們不難理解,為何本土大資階級代表李嘉誠家族企業,會向它的對手送上文革與「階級鬥爭」這些有點殘舊的帽子,扣在罷工工人及工會頭上,打擊工人運動。

新自由主義難再無堅不摧

透過李嘉誠,我們可窺視香港社會的意識形態構成,與英美近幾十年的階級政治消退史的微妙關係。談到這裏,無法不想起哈維(David Harvey)的《新自由主義簡史》(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一書的封面:在列根、戴卓爾夫人之間,有一個香港人不大熟悉的智利獨裁者皮諾切特,另一個則是人所共知的鄧小平。前不久才過世的戴卓爾夫人,至今仍然被英美左翼人士視為新自由主義的始祖,自1970年代後期開始,摧眦戰後社會民主共識,打壓工會及工人階級力量,關閉國營企業及私有化公共服務,打造一個表面中,實質階級日益不平等的資本主義社會。地球的另一面,異曲同工,由鄧小平領導的中共,掃除國營企業職工與農村集體的反抗,跌跌碰碰建立起專制資本主義。非常巧合地,在此中能左右逢源,被中英兩國奉為上賓的,恐怕只有李嘉誠先生,既是保守黨的捐款人,亦是獲邀出席戴卓爾夫人喪禮的貴賓。

可是,時代畢竟變了。新自由主義難再無堅不摧,反抗的聲音也不再是微弱。這可以從兩年前出版的一本書看到端倪。這本通俗讀物名為《Chavs: 妖魔化工人階級 》,作者是專欄作家鍾斯(Owen Jones),他指控英國社會如何在文化、制度及政策上,延續戴卓爾夫人打擊工人階級的新自由主義傳統。鍾斯坦言,沒有想過書賣得那麼好(當然,跟最流行的暢銷書還有很大距離),階級議題一般不是票房毒藥,亦是冷門貨。有點意外,該書竟得到美國《紐約時報》評為2011年度十本好書之一,亦獲英國《衛報》提名「首作獎」。因此,去年出版社Verso馬上出版增訂本,而他亦正在寫新書。

英國流行語「Chavs」作起點談階級

鍾斯以英國流行語「Chavs」作起點來談階級,盡見他的靈巧。這個詞在大部分字典裏還是找不到,英國人卻早已常掛嘴邊,指的是一群衣著及品味俗套沒文化的年輕人。他在書首舉了一個例子:一群中友在餐廳聊天,某人:「Woolworths(相對廉價的連鎖百貨店)要關門大吉了,真令人難過,你叫那些chavs去哪裏買聖誕禮物?」同桌的中友全部笑翻天。

香港人也許不懂得笑,因為那是英國的階級笑話。鍾斯發現,英國人頻繁使用「chavs」一詞,明了一種階級歧視(或自我貶抑),深植在人們的日常語言及感覺之中。「Chavs」通常指藍領階層,它不是指所有工人,但是工人階級的新刻板印象:沒有錢、沒頭腦、品味低,常被人嘲弄卻依然故我。在流行文化中有許多構的象人物,例如在電視劇《小小小英國》(Little Britain)中,有一個外形、動作及衣著惹笑的胖女子Vicky Pollard角色,成為深受歡迎及嘲笑的chavs代表。

階級政治正在慢慢「復仇回歸」

chavs的攻擊(chavs-bashing)通常都充滿詼諧與嘲諷,可是,卻經常構成了人們思考社會政策時的概念,在突發的社會危機中更會成為假想敵。例如,不管中還是低下階層,也會認為社會上有一群chavs工作不認真,沒腦筋,經常靠政府救濟。2011年的倫敦騷亂,許多人更認為有這麼一群chavs在搗亂作反,他們無藥可救,警察應該鐵腕鎮壓。顯然,這不是一種日常偏見而矣。鍾斯認為,chavs是一種妖魔化工人階級的現象,逃避社會經濟不平等的幌子。這始自戴卓爾夫人對工人及工會的鐵腕手段,並由貝理雅的新工黨以至今日聯合政府接棒,打造中化的英國,推行蔑視窮人的制度與政策,推崇新自由主義下的工作倫理及責任自負。

鍾斯的目的,不是要天真地回歸到1970年代以前光輝的工人階級傳統(也許那些光輝亦只是神話),而是指出要組織新經濟新型工人階級的需要,例如服務業工人,以扭轉對工人的妖魔化,爭取社會及經濟平等。不過,從他的行文,我感到他最初在撰寫此書之時是頗感悲觀的。在2012年增訂本的前言中,他才稍為有點樂觀,這大概是由於2011年由華爾街開始的佔領行動,後來倫敦騷亂及其引發的爭議,再加上這本書竟然得到垂注,這都令鍾斯覺得,階級政治正在慢慢「復仇回歸」(back with a vengeance)。

一句「我們都是工人」   明一個好開始

讓我大膽與粗疏地講一句,相對英國,香港可能還不算太差,我們也開始打破長期以來對階級政治的沉默。碼頭工人罷工雖然在爭取加薪上得到不多,但是,一句「我們都是工人」似乎明了一個好開始,即階級矛盾與衝突是為大眾所感受的,有廣泛社會意義的。香港或許不及英國或其他國家過去悠久的工人及工會傳統,但起碼我們社會並不存在如英國般普遍與嚴重的階級歧視。香港社會也漸漸走出恐懼階級鬥爭的陰影,以至我們能在貨櫃碼頭工潮生了工人與公民運動的匯流,並獲得媒體輿論罕有的支持。在運動過程中,有點像19世紀的憲章運動,平民百姓指認出削我們的外判商背後的話事人,媒體的操控者,與政治上的特權階級,其實都是一伙的。我沒有資格討論香港這次工潮的策略優劣及成敗,也難出一個很清晰的階級政治計劃,但我看到了一種新嘗試,正在瓦解香港與中國版新自由主義的強勢共識。

不無諷刺的是,我們要多謝李嘉誠,他教曉了我們「階級鬥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