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公共討論，「階級政治」概念一直並不常見，甚至有點避談。在公眾討論裏，較為常見的階級論，可能只有各種圍繞覑中產階級的認同、期望、焦慮與挫敗。例如，1980年代開始，有新中產階級論，認為剛晉升至中產位置的本土新一代是未來經濟的中流砥柱，以及民主化的動力。近年有人擔心香港，也認為是新一代無法向上流晉身中產，造成各種怨氣與衝突。
大概由於不少港人深受文革之苦，所以談「階級政治」色變。而中共自1970年代末，在鄧小平領導下，否定文革階級鬥爭路線。中共不止淡化階級鬥爭口號，甚至對資產階級示好，吸引海外資本設廠投資，在黨國羽翼下培育國營與民營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變成用來「忽悠」全國人民的幌子，而香港也早被併合在這種利益及意識形態結構之中。在這種政治形勢下，有鬥爭味道的階級概念，很難上口，更難讓大眾覺得有分析意義。因此，我們不難理解，為何本土大資產階級代表李嘉誠家族企業，會向它的對手送上文革與「階級鬥爭」這些有點殘舊的帽子，扣在罷工工人及工會頭上，打擊工人運動。
新自由主義難再無堅不摧
透過李嘉誠，我們可窺視香港社會的意識形態構成，與英美近幾十年的階級政治消退歷史的微妙關係。談到這裏，無法不想起哈維（David Harvey）的《新自由主義簡史》（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一書的封面：在列根、戴卓爾夫人之間，有一個香港人不大熟悉的智利獨裁者皮諾切特，另一個則是人所共知的鄧小平。前不久才過世的戴卓爾夫人，至今仍然被英美左翼人士視為新自由主義的始祖，自1970年代後期開始，摧眦戰後社會民主共識，打壓工會及工人階級力量，關閉國營企業及私有化公共服務，打造一個表面中產，實質階級日益不平等的資本主義社會。地球的另一面，異曲同工，由鄧小平領導的中共，掃除國營企業職工與農村集體的反抗，跌跌碰碰建立起專制資本主義。非常巧合地，在此中能左右逢源，被中英兩國奉為上賓的，恐怕只有李嘉誠先生，既是保守黨的捐款人，亦是獲邀出席戴卓爾夫人喪禮的貴賓。
可是，時代畢竟變了。新自由主義難再無堅不摧，反抗的聲音也不再是微弱。這可以從兩年前出版的一本書看到端倪。這本通俗讀物名為《Chavs: 妖魔化工人階級 》，作者是專欄作家鍾斯（Owen Jones），他指控英國社會如何在文化、制度及政策上，延續戴卓爾夫人打擊工人階級的新自由主義傳統。鍾斯坦言，沒有想過書賣得那麼好（當然，跟最流行的暢銷書還有很大距離），階級議題一般不是票房毒藥，亦是冷門貨。有點意外，該書竟得到美國《紐約時報》評為2011年度十本好書之一，亦獲英國《衛報》提名「首作獎」。因此，去年出版社Verso馬上出版增訂本，而他亦正在寫新書。
英國流行語「Chavs」作起點談階級
鍾斯以英國流行語「Chavs」作起點來談階級，盡見他的靈巧。這個詞在絕大部分字典裏還是找不到，英國人卻早已常掛嘴邊，指的是一群衣著及品味俗套沒文化的年輕人。他在書首舉了一個例子：一群中產友在餐廳聊天，某人說：「Woolworths（相對廉價的連鎖百貨店）要關門大吉了，真令人難過，你叫那些chavs去哪裏買聖誕禮物？」同桌的中產友全部笑翻天。
香港人也許不懂得笑，因為那是英國的階級笑話。鍾斯發現，英國人頻繁使用「chavs」一詞，說明了一種階級歧視（或自我貶抑），深植在人們的日常語言及感覺之中。「Chavs」通常指藍領階層，它不是指所有工人，但是工人階級的新刻板印象：沒有錢、沒頭腦、品味低，常被人嘲弄卻依然故我。在流行文化中有許多虛構的象徵人物，例如在電視劇《小小小英國》（Little Britain）中，有一個外形、動作及衣著惹笑的胖女子Vicky Pollard角色，成為深受歡迎及嘲笑的chavs代表。
階級政治正在慢慢「復仇回歸」
對chavs的攻擊（chavs-bashing）通常都充滿詼諧與嘲諷，可是，卻經常構成了人們思考社會政策時的概念，在突發的社會危機中更會成為假想敵。例如，不管中產還是低下階層，也會認為社會上有一群chavs工作不認真，沒腦筋，經常靠政府救濟。2011年的倫敦騷亂，許多人更認為有這麼一群chavs在搗亂作反，他們無藥可救，警察應該鐵腕鎮壓。顯然，這不是一種日常偏見而矣。鍾斯認為，chavs是一種妖魔化工人階級的現象，逃避社會經濟不平等的幌子。這始自戴卓爾夫人對工人及工會的鐵腕手段，並由貝理雅的新工黨以至今日聯合政府接棒，打造中產化的英國，推行蔑視窮人的制度與政策，推崇新自由主義下的工作倫理及責任自負。
鍾斯的目的，不是要天真地回歸到1970年代以前光輝的工人階級傳統（也許那些光輝亦只是神話），而是指出要組織新經濟新型工人階級的需要，例如服務業工人，以扭轉對工人的妖魔化，爭取社會及經濟平等。不過，從他的行文，我感到他最初在撰寫此書之時是頗感悲觀的。在2012年增訂本的前言中，他才稍為有點樂觀，這大概是由於2011年由華爾街開始的佔領行動，後來倫敦騷亂及其引發的爭議，再加上這本書竟然得到垂注，這都令鍾斯覺得，階級政治正在慢慢「復仇回歸」（back with a vengeance）。
一句「我們都是工人」 說明一個好開始
讓我大膽與粗疏地講一句，相對英國，香港可能還不算太差，我們也開始打破長期以來對階級政治的沉默。碼頭工人罷工雖然在爭取加薪上得到不多，但是，一句「我們都是工人」似乎說明了一個好開始，即階級矛盾與衝突是為大眾所感受的，有廣泛社會意義的。香港或許不及英國或其他國家過去悠久的工人及工會傳統，但起碼我們社會並不存在如英國般普遍與嚴重的階級歧視。香港社會也漸漸走出恐懼階級鬥爭的陰影，以至我們能在貨櫃碼頭工潮中產生了工人與公民運動的匯流，並獲得媒體輿論罕有的支持。在運動過程中，有點像19世紀的憲章運動，平民百姓指認出剝削我們的外判商背後的話事人，媒體的操控者，與政治上的特權階級，其實都是一伙的。我沒有資格討論香港這次工潮的策略優劣及成敗，也難說出一個很清晰的階級政治計劃，但我看到了一種新嘗試，正在瓦解香港與中國版新自由主義的強勢共識。
不無諷刺的是，我們要多謝李嘉誠，他教曉了我們「階級鬥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