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震遠事件引起檢討行政會議職能，曾鈺成認為回歸後今非昔比，無法同港英時代港督滙同行政局地位及權力相比，需要檢討。行會地位持續下降是不爭事實，不單止出任議員並非社會翹楚咁簡單，而係同老董年代推行問責制及特首半桶水政黨化有關。
回歸後特首與港督最大分別，係特首有自己一套政綱要落實，而負責執行是問責局長，特首變了政治領導，而非行政首長。好多政策根本無需要行會去畀意見，好似每年重頭戲施政報告，特首與政策局長、建制派主要政黨商討，反而行會是在公佈前一日才知悉內容，要改動也難。
局長權力增 此消彼長
整個殖民地行政主導體制同基本法下慢慢發展的民主化根本夾唔埋，只有在行政獨裁下，行會先可有咁大權力，而港英行政局多少也有用本地精英協助英國外派總督，是英人推行就地自治indirect rule，實行共識政治。但事實上去到92年彭定康來港，行政局已downgrade成高級顧問團，正因為肥彭有自己一套施政綱領，所以權力才集中在港督府手上。回歸後在肥彭軌迹上下行，因為特首政治綱領越來越清晰，曾蔭權十大基建，梁振英建屋大計，此等政治承諾不需要行會協助落實。
行會權力與特首此消彼長，而問責局長也攞走部份權力，因局長要問責，行會議員反而毋須向市民交代，所以局長自然更主動、積極去同各界溝通，內內外外推銷政策，相比之下行會成員自然變成低調。
假如要改組行會，先要處理未來特首與政黨化關係，一日禁止政黨執政，一日就無法理順政治與行政之間權力關係。行會要回到港英權貴代表已無可能，其地位下降，真正精英也未必願意加入。若是高級顧問便找專家，若是政治聯盟便找黨派領導，若政府最終政黨化，便由執政黨成員出任。條條大道通羅馬，問題是香港人根本不知道往何處去。若果2017年普選產生特首，而整個政治架構不作改動，施政困難更大。
要檢討行會職能，恐怕先要檢討整個政治體制結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