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四日要不要去維園？為何要去？
在「愛國」與「愛港」之間與之外，總應有其他選項吧？香港既是個自由社會，亦是個自主城市，本來沒打算去的可以忽然找到去的理由，一直出席的亦可突然不想去或去不了，所謂「出席的論述」往往只是虛幻得無以復加的框框，套在自己頭上無妨，若同時想讓別人跟隨，恐怕不易，也沒啥太大意思。
如果從「新社會運動」的角度看，出席的理由就更豐富多元。不同的國族認同，不同的身分立場，不同的階級處境，以至不同的性別與性取向，在同一個晚上，在同一個空間，卻可喊著不太一樣的口號或在心裡有著自己的主張，最重要的是種種口號與主張皆指向狂妄的建制，要求公道，冀望公平，召喚公義，一個不大不小的公園權充集結的平台，我們在其上移動、游走、流轉，誰也別想把誰框住。
這叫做「遊牧鬥爭策略」，個人是主體，個人選擇主體，主體拒絕單一，來了五萬人便有五萬個主體，來了十萬人便有十萬位主人，在高聲的吶喊裡，在沉默的念頭裡，我們有我們的尊嚴，誰都沒法把我們定義，誰都無權把我們鎖定在某個固定的戰鬥位置。千萬別小看任何人，我們更當然不可能小看自己。
好吧，且把出席的單位還原到個人。站在當時當下的個人，某群人，或出生於六十年代，或出生於五十年代，或遲至七十年代，曾經在一九八九年的某個血色深夜，被一場殺戮深深震撼，因為被殺戮的不僅僅是廣場上的陌生的年輕人而更是生活在當時仍是殖民地的香港的這群人，精神的殺戮，理想的殺戮，像星沉大海，回歸於一片黑暗的死寂。但這群人偏偏不甘於死寂，所以，自此以後，每年六月的第四個晚上，不管多忙多累，都要抽出時間前來這個擁擠的公園，為的不一定是什麼愛國，也不一定是什麼愛港，為的可能是前來追悼自己失去的理想精神，也是為了追悼那些突然失去的陌生人，因為當年透過電視屏幕和新聞版面，這群人和那群人曾經隱隱是相識的朋友，未曾謀面的朋友，卻又永遠不可能謀面。
於是，這群人來了，並且堅持每年前來，彷彿為了實踐一個未曾親口說出的盟誓，這盟誓裡，有我們自己的青春。站在公園裡，我們吶喊，是吶喊盟誓，是吶喊逝去的青春，是吶喊逝去的亡者，那是如此單純與基本。
個人，我們仍然挺住，我們出席得非常驕傲。
呂秉權﹕一個定必出席「六四」燭光晚會的理由
今年六四集會，支聯會以「愛國愛民、香港精神；平反六四、永不放棄」為主題，引起部分本土派不滿，他們甚至呼籲港人杯葛今年的「六四」維園燭光晚會。
對於這口號，筆者亦認為很「娘」，很不討好，有點避重就輕，到時肯定不會跟覑大會喊。
但這裏我要說出一件中共官員打壓傳媒報道六四集會的醜事，讓大家想想要不要在維園燃起屬於自己的一點燭光。
2009年暑假，「六四」20周年後，筆者仍為有線中國組記者，駐北京兩個月。一天，突然收到分管香港傳媒的國務院新聞辦六局一位女副處長的電話，說有要事商談。地點相約在國新辦附近的華僑大廈的咖啡廳。
碰面後，大家一輪寒暄熱身不贅。而她則安排助手坐到咖啡廳一隅，暗示有密話要談。
未幾，這名副處長單刀直入說：「六月初，我們的領導在香港，看到你們的電視台不停轉播維園燭光晚會，感到很不高興，覺得很有意見，你們能不能不播或少播一點？」
此時，我故作從容，但內裏非常火滾，心想此等黨官竟敢在光天化日下，對傳媒張牙舞爪，在大是大非的問題上，要求香港傳媒收聲？
我遂即回應說：「你領導懂廣東話嗎？知道我們在電視講什麼嗎？」
女副處說：「他不怎麼懂廣東話，主要看維園的畫面，每半小時又播一次，覺得太多太刺眼。」
我說：「第一，香港人年年爭取平反六四，不是你說不播就不播。第二，香港的電視台是商業經營，不是國營，依照新聞原則運作，如果我們不播，香港人是不會放過我們的，那電視台就要倒閉。」
有關女副處的干預言論，周六再續。筆者最希望到時能在維園給她點上蠟燭。
作者是浸會大學新聞系客席高級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