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至今，可謂二十年過去，彈指一揮間。而過去幾年，6.4燭光晚會的參加人數持續處於高位，但同一時間，港人對自由行、雙非產婦、高樓價等帶來的矛盾，感受亦都愈來愈深，一方面引起「蝗蟲論」，另一方面又不時有中國內地人質疑，要是沒有國家支援，香港的零售業不可能如此興旺，甚至認為港人連水都沒得喝……
究竟，在中港兩地矛盾下，六四事件與港人對自身身份的體會應如何扣連？港人要真正的高度自治，又能否在不顧「中國因素」的情況下達致？
二十四年過去，今年悼念活動的主題為「愛國愛民，香港精神；平反六四，永不放棄」。惟在反對洗腦教育之聲剛過，支聯會卻談「愛國」，難免招來話柄，「本土派」更藉此質疑支聯會搞的是「大中華主義」，強調港人應着眼於爭取香港而非中國的民主，並掀起港人應否到維多利亞公園出席燭光集會的爭論。
就此，八九學運領袖王丹在其Facebook專頁正點出問題所在：「今天妨礙香港的自由的，正是中國的不民主。一方面說要爭取香港的自由，另一方面又迴避爭取香港自由面臨的最大阻礙，這不是自相矛盾嗎？」對於本土派提出不用管中國的民主的事情，王丹坦言，這樣激憤心理可以理解，但他不能同意。
無可否認，爭論的重心，其實就是如何對應這個「中國因素」。而關於應否參加支聯會6.4悼念活動的爭論，則令筆者想起「芬蘭化」此一歷史名詞。
芬蘭在冷戰期間因接壤強鄰蘇聯，須討好及避免觸怒對方、與對方妥協、保持友好關係，影響更至民間，傳媒自我制約、自我審查，避免批評蘇聯，迎合蘇聯倡議的價值。芬蘭化（Finlandisation、德文Finnlandisierung）一詞最初由兩名西德學者採用，描述當時憂慮西德以至其他西歐國家或會變得如芬蘭一樣。
人權、自由、民主、法治，都是700萬港人擁抱的普世價值。這些價值不止須在香港奉行，更要藉人民之間的交往而向其他人推廣。再說，在「巨人」的影子跟前，「大衛」無論怎樣，都沒有理由奢望能夠在不顧「巨人」的情況之下獨善其身。
要爭取香港民主，捍衞港人的價值，總不可能忘掉6.4、置「中國因素」於不顧，否則便等同坐視香港芬蘭化，等同對內地發生的種種事情袖手旁觀，如同大衛向巨人俯首稱臣。這樣，別說要挑戰「歌利亞」，「大衛」連能否獨善其身都成疑問。
一句話：關心香港的人，都無法接受香港芬蘭化吧？
金針集 : 「不反對通知書」並非遊行必需品
學民思潮上周日舉行「六四遊行」，事前已強調為捍衞公民權利，只會知會警方活動細節，但不會申請「不反對通知書」。學民成員表示，自己甘願「犯法」，就是希望凸顯法例的不公義，引起市民關注。然而，筆者必須指出，「遊行前須先申請『不反對通知書』」的說法並非事實之全部，學 民可能根本從未犯法。
首先，港人常以為遊行前要「申請」，本來就是一個謬誤。筆者翻查2000年10月10日的政府新聞稿，政府發言人當時為了澄清「不反對通知書」並非變相的牌照制度，明確地指出「遊行毋須事先向警方申請牌照。主辦者只須於七日前通知警方。」整個公報的內容非常清楚，大家可 隨時在網上翻看。
事實上，筆者讀畢整條《公安條例》，根本找不到「申請」二字，反之，市民其實只有知會警方之責任。根據《公安條例》第 13A及14條，遊行主辦者須在舉行遊行前一個星期，以書面方式通知警務處處長。假如處長認為該遊行會影響國家安全、公共秩序或他人的權利和自由，可以反對遊行。然而，14條（4）項列明，假如處長不反對該遊行，應該盡快以書面方式通知主辦者；而假如警方沒有在時限內（正常為遊行前兩天）提出書面反對，「即當作警務處處長已發出不反對公眾遊行通知。」換言之，「不反對通知書」從來也不是示威者必需之物，條文說得清楚，只要警方沒有明確地反對，則主辦單位 絕對有權如期舉辦遊行。
由此可見，有沒有「不反對通知書」並非是次遊行有否犯法的關鍵，真正的焦點，反而是究竟學民有沒有依法通知警方。筆者問過大律師陸偉雄，他指警方對通知的事項有非常嚴謹的規定。根據《公安條例》，通知的內容須包括（一）主辦者的名稱、地址及電話；（二）遊行的目的及主 題；（三）日期、路線、開始及結束時間；（四）預計的參加人數等。陸偉雄指出，只要團體沒有嚴格跟從以上規定，則警方仍然可以「大條道理」對遊行作出干預。
然則，究竟學民有沒有做足以上規定？根據其官方面書，可見召集人黃之鋒早在遊行前七日（5月19日），已經在面書公布遊行詳情，並在內文中標籤（tag）了警方的港島總區公眾聯絡主任馬耀祖。筆者問過學民成員黎汶洛，他指遊行前幾日也有與警方以WhatsApp溝通。根據《公安條例》， 主辦者作出的通知可以是「親自交付或由他人代其交付主管警署的人員」。事實上，中西區副指揮官陳綺麗見記者時也說過，警方早就得悉學民會舉行是次遊行。
既 然如此，學民此舉算不算已依法在七天前知會警方？陸偉雄認為此說比較勉強：「法例強調通知必須是書面（in writing），即是要正經的白紙黑字，但面書始終有點兒戲，我認為不能符合法例的要求。」不過，筆者必須指出，雖然網絡是一個非實體平台，但每人都須為自己的言論負法律責任，例如網民在面書以失實資料抹黑某人，也可能會被告誹謗，一點也不兒戲。何況，現時以電腦打印出來的文件，嚴格來說也早已不算 「in writing」，因此學民在此點上是否毫無理據可言，筆者認為在法庭上有可辯之處。
不過，翻看學民在面書上的資料，似乎未能滿足上述通知警方時的四項必須資料，難以在法律上站得住腳。筆者曾經聯絡警察公共關係科，希望可以得到他們對以上問題之回應，可惜截稿前未獲回覆。
筆者希望公眾能從今次事件上，對《公安條例》以至自己的權利有更多認識；也希望經常強調依法辦事的香港警察，能夠灌輸公眾正確的訊息，不要再經常以遊行沒有「不反對通知書」為由作出干預，令市民對法律有錯誤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