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大商會反對佔中所打出的經濟牌及法治牌，理據陳套浮誇，根本沒有說服力。
兩大商會中華總商會及中華廠商會周一齊齊於報章刊登全版廣告，分別打出經濟牌及法治牌，為反佔領中環製造輿論攻勢，不過理據陳套浮誇，訴諸恐懼多過理性，欠缺一份「擺事實講道理」的說服力。
打經濟牌的是廠商會，其廣告強調佔中會如何以香港經濟作賭注，破壞繁榮穩定。當中提到港股可能因佔中而無法正常運作，「每小時的交易額損失可達百億元」，又說若出現激烈抗爭，會波及跨國企業、中小企及小商戶，長遠削弱本港競爭力。
交易所停市 機會甚微
首先，佔中是否一定會令交易所停市，是一個大問號，照計港股的交易活動，已不需倚賴交易大堂，而在九一一事件後，港交所（388）亦必定會有一個恐襲級別的應變方案，可以在交易所無法開門之下照常開市或處理交收。
隨着港交所的將軍澳數據中心投入服務，我想港交所擔心黑客佔領將軍澳多於市民佔領中環。
退一萬步說，就算港交所真的要停市，但停止交投的損失，是否就是現兜兜的損失？如果按照廠商會的邏輯，成交額等於經濟損失，則經紀便不應對於延長交易時間這樣抗拒，每天延長一小時便多了100億元生意呀！商界也應該遊說港交所，不要動輒叫公司停牌，年中白白令交投流失了不知凡幾。
當然，停市最實際的損失，是經紀佣金，但涉及金額立即由百億元急縮至幾百萬元的規模，以及可能要延遲出入市的機會成本。在我而言，這損失不會多於打八號波的損失，打風的影響可能更大，因為連貿易、物流都停頓，更可能會有財物設施損毀，但有多少人會擔心打風太多（心實喜之的打工仔倒有不少）會影響經濟增長、損害繁榮？
確立普選 助保障法治
至於中總則打法治牌，廣告祭出「尊重法律，依法行事」的口號，認為佔中鼓吹以違法手段進行抗爭，「對本港一向貫徹的法治精神造成嚴重衝擊」。
經濟與政治、法律，從來不是獨立運作的板塊，暢銷書《Why
Nations Fail》的作者、經濟學家Daron Acemoglu便在書中，反覆強調政治與經濟制度的互動，一個剝削性的經濟制度，需要一個剝削性的政治制度配合；相反，包容性的經濟制度，也要有包容性的政治制度支持。
經濟同樣不能獨立於一地的法律框架來分析，有經濟學者指出，市場經濟要運作暢順，永遠需要一個法律框架，使參與者的行為受到規範，這是為何經濟學之父亞當史密斯同時是一個倫理學的學者。自利原則要做到裨益整體社會，必須假設這個法律框架是完美的。一旦法律框架有不足，而執法又存在漏洞，自利原則便很容易會肥了一班人，而犧牲了整體利益。此所以種種「賺到盡」的鑽法律空子手段，將自利發揮得淋漓盡致，但不代表個餅大了，符合社會利益。
法治確實重要，但更重要是不斷完善法治的環境，而普選權的確立，正正是要保障法治長遠自我健全的空間。
看看最近港府高官一件接一件的醜聞，能沒有逼切感嗎？
高瞻遠矚的商界，沒有理由看不到這層關係。
王岸然: 「非法集結」風險有限
「非法集結」風險有限「佔領中環」作為一項全民社會行動，要違法作公民抗命「咁大件事」，依賴的是一次非暴力、但違法的大規模集會。對普通人而言，第一個問題是違法的後果，會不會坐監而毀了一生？
筆者告訴大家一個事實，是我花了整個周末時間，想找一個基於「非法集結」而被判坐監的案例，結果一個案例也找不到。參加「佔中」者應要正確認識，若然被控「非法集結」罪成，也不須效法某位政客對着法官長篇大論頌讀《聖經》，還要哭泣流淚裝可憐求情那樣失去威勢。「非法集結」罪成最大的懲罰，就已知的案例，只是守行為一年而已；「非法集結」的風險人人承受得來，偉大極有限，不足以拿來著書立說的。
「非法集結」 刑罰不重
民間人權陣線有一本小冊子，叫《公安惡法大解碼──從97到狼鷹》列出由1997年到今天因《公安條例》第十八條被控「非法集結」罪成的案件，大多是守行為一年，最多加上社會服務令；這個程度的刑事紀錄，筆者上星期在本欄已作介紹。據《罪犯自新條例》，過了三年會「時效消失」，即俗稱的「洗底」，所以和平參與「佔中」，只要跟足法學教授戴耀廷的指示，其風險是人人皆可承受得來的公民抗命，這是十分清楚的。
當然，如果遊行示威集會之時選擇追隨一些自稱勇武熱血的隊伍，按教主式領導人的指示進行抗爭活動的話，風險自然高會一些。筆者並非不鼓勵，所謂「沒有抗爭，哪有改變」，這還是我非常同意的口號，只是「教主」雖然表面情緒高漲，其實心中冷靜，亦難逃偶然的失手；教友受其感召，行為很容易超越法紀，「教主」有錢為小案件打官司到終審庭以逃避刑責，教友則要各自對自己的荷包負責。
玩司法遊戲，缺錢是玩不來的，所以從來不是窮人的遊戲。「非法集結」的最高刑罰是入獄三年，若有足夠理由，今天之後任何一案皆可能被判坐監。只是法治講求一貫性，無故重判，告到上級法院時會予以推翻；任何法官判案皆受制於先例，有錢人犯法，法官就算不喜歡，想令有錢人入獄也是十分困難的，因為超標的判刑，極有可能給上一級法庭撤銷的。
「非法集結」罪源於普通法，最經典的案例不在1997年之後，而是在殖民地時期。1979年1月7日，六十七名要求解決「水上新娘」問題的油麻地避風塘艇民和社工，在大角咀渡輪碼頭外乘坐兩部旅遊巴士出發，當巴士過了海底隧道後給警方截停，警方查問是否有遊行牌照，如果沒有，只准兩人到港督府請願，其他人要解散。
不過，眾人不加理會，結果全部帶到中區警署。六十七人當中，大多數為婦女、小童或目不識丁的漁民，最後五十六人釋放，十一人被告，當中包括當時的社區組織協會幹事，現為中大教授的馮可立；而當時相信是義務為漁民辯護的是御用大律師烈顯倫（今為終審庭法官）。
當年的遊行根本還未開始，原計劃是到動植物公園，再遊行到港督府，而集會只在車上舉行。結果十一人罪成，判處守行為十八個月。法官認為無牌遊行已是犯法，只准兩人前往已是足夠，加上遊行示威的目的沒有迫切性。
第二件經典案例而且還作引用的是1992年6月5日零時三十分「衝擊港島皇后大道東新華社」事件，此案被告是陶君行和蔡耀昌，時為學運活躍分子。事件源於當年「六四」晚會後，有二百名學生遊行到新華社外請願，警設一條封鎖線（cordon），學生不能到新華社示威，一些學生散去，一些坐下不走而被警察抬走；陶君行和蔡耀昌則帶領一些學生衝擊封鎖線，結果兩人被控罪成，於1994年上訴到當時的最高法院（The Supreme Court），由三位法官一致裁定駁回上訴，並藉判詞寫下惡法的具體情況。
當年判詞 觀點落伍
三位法官包括麥德高、烈顯倫和包致金，辯方代表為李柱銘。烈顯倫沒有寫下判詞，只同意其他兩位法官。麥官認為警方毋須提供市民作證，以證明受驚害怕有破壞社會安寧的行為（第三十四段）。今天被視為維護人權的包致金，當年還待晉升終院法官，觀點完全支持政府。他認為只要當示威者衝向警方的防線，合理的人會害怕有人受傷或財物損毀，只要有激烈的推拉（violence
crash）就算構成破壞社會安寧（breach of peace），「非法集結」罪就成案（六十二、六十三段）。
上述案例中的法官，包括包致金，觀點是野蠻落伍的，筆者相信法官亦深知理虧，所以容易定罪但不會重判，所以從未有人因而入獄。社運界的人很強調公安惡法，亦很勇敢觸犯此法，並誇大功勞，原因大概是知道判罪不重，風險不高，但過分強調此法的罪惡，會令市民有錯覺而不敢參與「佔中」，所以筆者特寫此文章講解清楚。
社運界被重判的事件，犯事者皆不是精於計算的社運家或政客，所犯的是襲警，或是燒國旗，那是完全不同的行為。梁國雄和黃洋達在前年論壇所觸犯的，是在公眾集會之中擾亂秩序，案件尚有上訴空間，但亦與「非法集結」無關。再說一遍，「佔中集會」應是風險不高的違法行為。